第一章：概說
1、所謂國學
“國學”這個名詞產生於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誰所創造。有人說，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組織“國學講習會”,劉師培(申叔)也有“國學保存會”的發起，大概他們就是“國學”這兩個字的最初使用者。這是不是正確，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國學這個名詞，是因為歐美學術輸入才產生的。它的範圍，是把西學輸入以前中國原有的全部學術包括進去的。
和國學相當的名詞，還有國粹和國故。“國粹”二字，似乎有點誇大中國學術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點選擇精粹部分而拋棄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們覺得不甚妥當，改稱“國故”。“國故”,就是本國文獻的意思。不論精粹不精粹，過去的文獻總是可寶貴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國故範圍裏麵去，這樣看起來，國故這個名詞總算是公平而完備了。但它也有它的缺點，就是隻能夠代表研究的對象，而不能代表研究這種對象的學問，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國故學的名稱來代替它，最後又簡化而稱為“國學”。
可是這個名稱還不是十分合理的，因為學術沒有國界，當代各國都沒有特殊的國學，而我們所謂國學，從內容上看，也就是哲學、文學、史學等等。都是可以作為世界學術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實上外國也已經有研究我國古代文化的人了，我們為什麽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稱，如中國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等類的名詞呢？而且對於具有種種內容的學術，為什麽不加以個別的名稱而必須采用籠統的總名稱呢？這都是值得考慮的。但我們為了依從習慣，並且因為中國各科學術還沒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學術融合為一的緣故，隻得仍舊采用國學這個名稱。
2、國學在清代
中國學術，以周秦諸子時代最為發達，當時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不相剿襲。自漢代表彰六經，儒家定於一尊，諸子之學衰落，而經學成為唯一的學術。兩千年來，除解釋經書外無學問。但到了清朝，似乎從解經之中有開辟一條新路的趨勢。過去漢儒解經，注重字句的解釋和製度的考證，但宋儒反對漢儒的方法，主張依經義而修養心性。清初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諸儒無補時艱，於是起而批評宋明心性之學的流弊，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然而他們所謂實學，仍然以通經致用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當世之務的顧亭林，也不敢稍為懈怠他的經學研究，並由經學而奠立了清代考證學的初基。顏習齋(元)、李恕穀(琳)繼起，提倡實踐，反對空言，無論性理考據，都在排擊之列，但由於他們要實行三代政治，最後也不得不歸於考古。其後戴東原(震)出來，一方麵以新理學姿態批評宋明思想，一方麵繼承顧亭林的考證學而加以發展。同時惠定宇(棟)亦標榜漢學。惠、戴以後，繼起有人，考證學派於是占了學術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統的考證學派繼承東漢經師為學而學的精神，埋頭研究，不談現實政治，到道光、鹹豐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不容許士大夫脫離現實，於是正統漢學又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興的於是有繼承西漢學者經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中的康(有為)、梁(啟超),最後亦不嚴格地遵守西漢經說，而直接以己意解釋孔孟，以做維新運動的根據，清代思想如再進一步，就有解脫孔孟束縛的可能。本來正統派中著名的學者如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以及最後的章炳麟，都是對孔孟以外的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們開始的時候隻是“以子證經”,拿子學做經學的工具，其結果便使擱置了幾千年的諸子學說也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譚嗣同，更主張“衝決一切網羅”(見《仁學》)。這種發展的趨勢，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顯然的。因此梁啟超曾說清代很像是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但是有一個問題。歐洲的文藝複興，是研究希臘羅馬的古學，解放中世紀的思想鐐銬，其結果引起了近代科學的勃興；中國的文藝複興，是闡揚周秦時代的古學，解放秦漢以來儒家思想的束縛，其結果應當也引起科學的發達，可是我國的科學為什麽沒有發達起來呢？這是清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及反動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說，清代考證學派本來是因糾正性理學派的缺點而起，性理學派的缺點是空疏而不切實用，考證學派以客觀態度研究經書，就解經而言，誠然不空疏，但是流於瑣碎支離，解經也終於不得要領，至於國計民生之現實問題，更是他們所不了解的，他們學問的不切實用，仍然同性理學派一樣。晚清諸學者因為受了列強入侵的刺激，及外來思想的影響，大家對於現實問題有所主張，如康有為的倡導維新，章炳麟的參加革命，他們各自代表考證學派的一分支，作為兩千年來經學的光榮的殿軍者。辛亥革命以後，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學者的眼裏，已經回複到與諸子同等的地位，國學不應用，所以我們不能忽視。
3、國學的分科
中國學術向來無所謂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萬能博士自命，他們常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所以那些學者的全集裏麵，也有詩詞歌賦的文學作品，也有評論史事的論文，也有代聖賢立言的經書注疏，可說對整個學術範圍內的各方麵都有所貢獻。但就個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淺深說，本來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學人仍然隻能以一種專長著名，如朱熹以理學著名，李白以詩著名，人們決不會指朱熹為詩人，指李白為理學家。所以事實上，國學仍然是分了部門的。
曾國藩把學術分成“義理”(性理之學或理學)、“考據”(考證學)、“詞章”三大部門(戴東原亦曾如是分類),他寫給他弟弟的信說：“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為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在這個指導讀書方法的信中，我們看到他怎樣說明三大部門的學術，怎樣主張選科，並且指出在義理一門之下，還可以按照經書的種類及史書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過三大部門的研究對象，都是經史，整個學術範圍，非常狹小。諸子百家，隻當作參考書，全部學術集中在儒家一派的範圍以內。三大部門的重要性，是義理第一，詞章第二，考據最末了，他的話完全是宋明以來儒家正統派的傳統意見。
義理之學，照理應該還有老學、墨學等的專科，但因儒家的獨占，就沒有它們的份兒了。詞章之學，包括詩及古文兩個主要部門，其次有賦、詞、曲、駢文等。
現代文學所尊重的小說及戲曲，過去不被重視。
考據之學，除按照經書的種類分科外，又按照問題性質而分科，如專門考名物製度的狹義的“考證學”及專門考文字訓詁的“小學”,以及專門考書籍源流真偽的“校讎學”,是三大科別，此外還分出許多獨立的部門，如小學內分出音韻學、訓詁學，以及金石學、甲骨學等，校讎學又分成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等。
4、國學的派別
講實證的學術，分科繁而派別少，尚玄思的學術則相反。國學以古書為對象，文字艱深古奧，又不免有遺漏和錯誤，後世的人無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來質疑，就隻好憑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因解釋的不同，派別便產生了。以前說的“義理”“考據”“詞章”三種學術，雖然是三個部門，但同時也是三個派別，因為學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對於同一古書的解釋會得到相異的結果。所以曾國藩說他們“各執一途，互相詆毀”。
在考據學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謂桐城派詞章之學也抬頭起來。桐城派文人以“載道之文”相標榜而譏誚考據學的支離破碎，無補於聖道。考據學者則譏誚桐城派文章沒有內容，根本無所謂“道”。考據學者批評義理之學的空疏，可是義理學派也譏誚他們的破碎支離。這幾派之中，考據派在學術界雖然稱霸，但清政府所獎勵的卻以義理之學為主。
義理學派即所謂宋明道學，因其解釋經書遇著難解之處，不去找許多古書參證，考查原來的意義，隻是“望文生義”,照字麵去講，所以人們說它空疏。其實這個學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義，不是完全不注意古書的遺漏錯誤，我們一看《四書》的朱注便知。這個學派的特點，是在於借孔孟的話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朱熹(晦庵)的《四書注》,就是宣傳他的理氣二元論。陸九淵(象山)更公然說“六經皆我注腳”。的確，他們表麵上是注解經書，實際上是拿經書注解自己。可是朱熹還不敢公然這樣講，他的意思隻是說，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這些話應當這樣解才對。朱氏是主張“格物致知”的，這就是從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為這一點，使朱陸又分成兩派。朱氏的學術，淵源於程頤(伊川),所以這派叫程朱派。陸象山之學，到明代王守仁(陽明)而有徹底的發展，所以這派叫陸王派。程朱之學，講求窮理盡性，稱為理學。陸王也講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觀性，而陸王的理是純主觀的，陸氏說“心即理”,所以人們為與程朱的理學分別起見，又叫陸王之學為“心學”。
義理之學大致和現代所謂哲學相同，所以有派別，無分科。考據之學和現代所倡社會科學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別。可是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古書，所以考據之學的派別，不是從理論上分的，而是從古書的傳授係統上麵分的。漢代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提倡經書的研究，許多儒生都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經書進獻，據說是因為古經原本已不容易覓取，他們這些儒生都是憑著口耳相傳的方法，一代一代地傳授下來的。後來卻有人貢獻古本經書了，那些書據說是藏在什麽古建築物(如孔子故宅)的夾壁中間，或者什麽山岩裏麵，被人家發現出來的。有了這一套古字的原本，於是就有一班儒生來研究它。由於這種版本和前麵那種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於是在研究者方麵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實兩者的分別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內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別是思想方法方麵(這點後麵再說)。這兩派經學家所做的事，或係考證古書的真偽，或係考證古書上的名詞器物和製度，或係探討古代文字的意義，或係探討經書的微言大義，所以一般稱為考據之學，因為考據之學創於漢朝，又稱漢學，而和漢學相對待的義理之學，因為創於宋朝，就叫宋學。
在詞章之學方麵，古文和駢文不但是兩個門類，同時又是兩個派別的名稱。駢文是四六對偶的文體，古文(這個古文和經學上的古文，名同而實異)是不要對仗的散文，研究駢文的就反對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對駢文，因而形成兩大派別。清代除這兩大派對立外，古文派內部又有桐城派和陽湖派的分別。
5、進步的方法與貧乏的內容
考證學派所用的方法是歐洲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從考證學大師戴
東原的治學方法可以證明。梁啟超曾舉出它的十大特點，大意如下：
(一)凡建立一個主張，必須依靠證據。
(二)選擇證據，以時代為標準，時代越古的證據，就越認為可靠。
(三)孤單的證據不能建立確定的結論：其無反證者暫時保存之，得有
續證則漸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拋棄之。
(四)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都認為不道德。
(五)最喜歡集合許多同類的事項，做比較的研究，而探尋其一般的
規律。
(六)采用舊的學說，必須明顯地引用，反對暗中偷用。
(七)彼此見解不同，盡量發展論爭，弟子也可以駁難本師，被批評者
並不生氣。
(八)論爭以本問題為範圍，采客觀的理智的態度，對於對方意見亦同
樣尊重，反對謾罵譏諷及牽涉題外。
(九)喜歡專門研究一個問題，做深入的探討。
(十)文體主張樸實簡潔，反對囉囉唆唆。
以上這十種方法，顯然是西洋所謂實證主義的具體應用。
胡適也曾經說過清代考據之學的特點有兩個：
(一)大膽地假設；
(二)小心地求證。這兩者就是科學方法的要點。
清代學者所用的方法雖然是進步的，但所研究的對象非常狹隘，所獲得的成果非常微末——雖然有極可寶貴的收獲，但就多數學者所耗費的精力而比例地說，那成果是相對地小。除天文學及算學外，廣大的自然科學領域完全不被清代學者涉及。即就古學而論，所謂名物製度的考證是很少有輝煌的成績的。最大的收獲隻是在文字訓詁方麵。當時以考證著名的有戴東原及惠棟兩派，戴派比較地富於批評精神，研究的成績就比較多，文字訓詁方麵的收獲是他們的功勞，惠棟派拘守漢儒傳統，缺乏批評精神，其考證支離瑣碎，不得要領。
6、歐美學術的影響
歐洲自然科學的輸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開始了。從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OO)之百餘年間，西洋教士來到中國的有七十四人，著書二百七十種，除關於宗教者外，還有關於數學、天文學、地理學、農學、倫理學等科的。中國曆法，因受這個影響而有所改革。經學家因受這個影響而將天算之學納入經學的範圍，他們認為，經書裏麵有說及天象及曆法之處，研究天算專門之學，正是通經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當時考證學大師戴東原，對於天文及數學，有相當的造詣。因此，考證學派采用科學方法以研究經學，也不能不說是受了西學輸入的影響。這個影響如果擴大，各種自然科學都有從經學裏麵逐漸生長出來的可能。例如從《禹貢》的研究，已產生了地理學的一部分(沿革地理),從《毛詩》草木蟲魚的研究，可以產生動植物學。但因為當時社會經濟沒有新的發展，政治方麵又為雍正帝的高壓政策及乾隆帝的懷柔政策所籠罩，加之，羅馬教皇禁止中國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項舊的習俗，大為中國士大夫所不滿，以致歐洲來華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為之中斷，所以西學影響，僅達到古書研究方法上的革新為止。
7、“五四”以後的國故整理
傳統的經學，到了康有為，已經發展到了頂點，正統的考證學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過此以後，人們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來研究中國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觀點來整理國故，是從“五四”以後開始的。“五四”以後與“五四”以前的不同，在於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對於流俗之見雖然敢於批評，終於不敢徹底推翻傳統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傳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則始終不肯逾越漢代古文經學家的範圍(他談文字學，以許氏《說文》為絕對可靠，反對旁人根據甲骨文、鍾鼎文以批評許氏之說)。“五四”以後，胡適、梁啟超、顧頡剛諸氏的整理國故，是沒有絲毫偶像觀念的。胡適曾說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學術的思想，采取評判的態度，分開來說，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他解釋第三點說，整理是從亂七八糟裏麵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麵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麵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第一步是條理係統的整理；第二步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麽影響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學的方法，做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說前人研究古書，很少具有曆史進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見《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這一點尤其足以區別今人與前人研究國學的精神。現在一般學者都具有曆史進化的眼光，所以再沒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義者，也不因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謾罵他。《新青年》雜誌及《吳虞文錄》上麵的評孔文章，雖然不免缺乏曆史觀念(因為它們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會背景),但是它們的主旨在於反對不合現代生活的傳統思想，並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曆史上的價值。自顧頡剛著《古史辨》以來，許多學者應用社會進化史的理論來整理中國古代史，考古學方麵，也有若幹創獲，整理國故的工作在社會學幫助之下更開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學者支離破碎的毛病是決不會再犯的了。
8、國學與世界學術
我曾說過，國學非中國人所能私有，它應當是世界學術的一部分。這點在外國人眼中，早已不成問題，如他們將我們重要的經典翻譯過去，對於我們近年研究國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擇優翻譯，而且他們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專家，咬著牙讀我們佶屈螯牙的古書，或者不遠萬裏而來，發掘我們地底下的古物而帶回他們的博物館與圖書館去，他們又不斷地考證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為文章與專書發表出來。另一方麵，我國有見識的學者也早已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采用世界學術上的新方法、新工具來研究國學，並且也利用外國的材料，例如研究音韻學，則采用ABCD之類的音標以代替舊有的“見溪群疑……”那一套工具，參考耶費孫、高本漢那些外國人的著作，並且也采取那些外國人以西藏語、蒙古語、緬甸語等東方語言與漢語比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學，而與西洋的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哲學相比較，研究我國解釋《易經》的象數之學，而與希臘畢達哥拉斯學說相比較(以及應用技術方麵，拿新醫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整理國醫，研究國產藥材；應用會計學、簿記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改良中式簿記等項):都可以說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沒有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陋儒習氣。
然而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坐井觀天的人，機械地把國學和西學或科學對立起來，以為研究國學就可以不讀外國書，甚至可以不要科學知識，那實在太可笑了!
不待說，現在國學和世界一般學術還是沒有打成一片，浩如煙海的四庫典籍，隻是一堆雜亂混合的曆史材料，亟待我們整理，我們固有的農、工、商、醫等應用技術盡有其特長之點，亟待我們的科學工作者自己加以發掘。凡此種種，都是我們對於本國學術的應盡之責，但必須了解國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確的研究方針。
9、專門研究與基本知識
整理國故是專門研究的工作，必須分工進行，例如研究哲學的就整理哲學方麵的材料，研究文學的就整理文學方麵的材料，而且在哲學或文學裏麵，還可以做進一步的專門研究，如專門研究一派的學說，或一個時期的作品。
進行專門的研究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一點是在現代一般學術中早已選定了專攻的部門，而且有了相當的了解；一點是對於國學的各方麵先有一個大致的認識。
不但整理國故者先須有一個對於國故的大致認識，而且連不去整理國故的一般知識分子，也須有一點關於國故的基本認識。為什麽呢？因為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應該知道一個大概，才可以免掉“數典忘祖”的譏誚，這是一；尤其是因為過去的曆史，與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關聯，不懂得過去就不能理解現在，這是二。
10、研究的態度及準備工作
初步研究國學，不能做局部的精深研究，而應當涉獵各方麵，做一全盤的鳥瞰。研究國學也不可與研究國文混同，研究國文是研究閱讀及寫作本國文字的技術，隻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作參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麵。研究國學的基本知識，可以涉及各方麵，但也不必耗費過多的時間去讀古書，隻須把最重要的幾種瀏覽一下或大致翻閱就很夠了，有的人以為研究國學就是學作古文或駢文，那當然更錯。王國維有雲：“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學為後世所莫能繼，就不必勉強地鑄造假古董。我們大可以參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創造我們這一代的文學。至於說能作古雅駢儷之文，就可以作高級的應酬文字，為幹祿的工具，那又更把學術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視國學而頭腦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經致用的古話，以為當今之世，還是隻要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這是宋代趙普的話),甚至於想考訂《周禮》,行之今日。這種思想當然也不合現實需要，不是我們所應保留的。
我們尊重先民的文化遺產，同時了解它的曆史意義，凡可以供現代采用的當然繼續發揚，而不合現代需要的，則不必勉強繼續，隻須知道它在過去一定時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書的討論限於常識的範圍，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講整理工作，隻是關於國學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嚐試而論，也得做做兩種準備的工作。首先要讀一讀關於文學、哲學、史學、社會學的基本書籍，例如哲學大綱、文學概論之類，使自己對於現代學術中和國學最有關係的幾個部門先有一個概念。其次是讀一讀近日出版的中國社會史，使自己對於本國文化演進的背景有一個輪廓似的認識。假使這種工作早已做過，那麽巡禮一下國學的園地，便不是毫無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