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胡亂華（下）

1／爛糟糟的東晉帝國

從317年司馬睿（晉元帝）在琅琊王氏王敦、王導的擁護下建國直到公元383年苻堅南征，東晉帝國已走過六十六年。這六十六年中，北中國金戈鐵馬，打打殺殺，東晉帝國所掌控的南中國也沒消停，一片爛糟糟。

作為流亡到南方江浙一帶的政權，東晉帝國注定先天不良。江浙本是孫權東吳帝國的老巢，即使經過了東吳帝國多年開發，在北中國人眼中，仍是文化水準極低的蠻荒之地。晉帝國曾滅亡東吳帝國（280年），吳人對晉有亡國之恨，短短的三十餘年，這種仇恨根本沒有消融，當初的征服者如今卻來此避難，吳人又喜又怒，再加上雙方語言有異，溝通有極大的障礙，所以，逃亡來的北方人不可能和吳人相處融洽，大家各懷心思。

跟隨東晉逃亡來的北方世家大族有一百餘個，還有數不勝數的北方流民，東晉政府為了解決這些難民的問題，在南方各地設置“流亡政府”來管理這些難民。難民沒有生活來源，南人又不肯救濟，為了生存下去，北方難民隻能和南方人爭奪吃食，激烈的衝突在所難免。同時，流亡政府過多，且根本不聽東晉中央政府的話，這就導致東晉中央政府無法做到集權，成了幌子帝國。

司馬家族的運數被司馬懿父子全部用光，早在西晉時期就已有白癡司馬衷和八王之亂這種荒唐的表征。進入東晉帝國，司馬家族運數更是慘不忍睹。東晉帝國共十一帝，壽命一百零三年。除開國皇帝司馬睿還算正常外，其他皇帝要麽短命，要麽就是被司馬衷附體的白癡。第二任皇帝司馬紹（晉明帝）活了二十七年，第三任皇帝司馬衍（晉成帝）和第四任皇帝司馬嶽（晉康帝）都活了二十餘年，第五任皇帝司馬聃（晉穆帝）活了十九年，第六任皇帝司馬丕（晉哀帝）活了二十五年。這些皇帝壽命短，在位時間自然不會長，所以很難有大規劃，即使有也難以實現。

好不容易有活得略長一些、在位時間久一點的皇帝，竟然又是白癡，比如第九任皇帝司馬曜（晉孝武帝）是個酒徒，喝酒還能說人話，不喝酒就如行屍走肉般，他的兒子司馬德宗（晉安帝）更離譜，能心外無物得不知冷暖，也不會說話。東晉帝國有這樣一群皇帝而又身處南人的仇恨中卻能不迅速滅亡，簡直就是奇跡。

但這個世界上沒有奇跡，如果有，那一定是人創造的。東晉帝國沒有迅速滅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北中國胡人政權的無能和互相殘殺，所以北方政權不能南征，東晉帝國得以苟延殘喘；二是世家大族對東晉的加持。

司馬睿是被琅琊王氏家族的領導人王敦、王導牽頭勾連北方幾十個世家大族共同推上龍椅的，所以司馬睿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傀儡開國皇帝，帝國大權都在王氏家族手中，於是當時就有東晉帝國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流言和事實。

王敦和王導雖出身富貴，卻很有才能。他們擁護司馬睿剛到南方時，南方的一批世家大族對他們恨入骨髓，但王敦和王導通過許諾其中最大的家族以超級特權，再幹掉一大批小家族，從而穩定了南方上層社會。他們的思路自然是站在自己身份的基礎上：代表貴族世家利益，共同對付下層百姓。

東晉的皇帝全是傀儡，一方麵是因靠世家大族立國而沒有拿到主動權，另一方麵則是當時政治思潮的影響。魏晉時期，老莊思想複活，一批知識分子在此基礎上宣揚“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宣揚“虛君”，甚至是“無君”的政治信仰。竹林七賢的阮籍就是“虛君”和“無君”政治思想的鼓吹者，一大批知識分子認為，皇帝集權專製是所有帝國覆亡的禍根，若想中華天長地久，必須讓皇帝無事可做（虛君），甚至可以沒有皇帝（無君）。

在這種政治事實和思想事實麵前，東晉帝國的皇帝成為傀儡是既成事實，無力改變。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是多麽強大，它要比堅船利炮強悍一百倍，可以摧枯拉朽，開天辟地。中華世界的思想，從魏晉開始即由之前的儒家後退為道家，你以為它隻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在過嘴癮，其實它能血淋淋地影響天下。

王導和王敦一文一武，一內一外，堅不可摧地控製著東晉帝國。對於開國皇帝司馬睿而言，這根本無法忍受。司馬睿一直沒有品嚐到獨掌皇權的神奇滋味，但他了解曆史上那些有獨立意誌的帝王乾綱獨斷時的巨浪般的快感，他也想品嚐這種快感。

於是，東晉皇帝和權臣的鬥爭，在所難免。

司馬睿窩囊透頂地做皇帝的第五年，他下詔給鎮守武昌（今湖北鄂州）、都督六州軍事的王敦，責備他擁兵自重。王敦簡直不能相信這個傀儡敢和自己這樣說話，於是起兵進攻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司馬睿這才發現奪回皇權的念頭是幻夢，慌忙讓王導出麵替他向王敦求和，而且還說出了悲慘的話：“如果王敦大將軍認為司馬家的人不配做皇帝，我可以讓賢。”

這番話，連王導聽了都要流淚，王敦攻入建康後，王導好言相勸，王敦才沒有把屁股放到龍椅上，但他任命自己為丞相兼武昌大將軍，不久他退還武昌，遙控中央政府，經此一事，司馬睿憂懼而死，司馬紹即位。

司馬紹認為老爹的死全由王敦引起，所以一登基就準備複仇。王敦當然知道司馬紹不是善茬，於是公元324年，他以帶病之軀決定再攻建康，廢掉司馬紹。司馬紹先發製人，命令效忠中央政府的兵團攻擊王敦，王敦驚恐，一病而死。雖然王敦死掉，可司馬紹仍不敢鏟除根基牢固的王家，於是以王導為首領的王氏家族仍然掌控著東晉帝國。

掌控帝國不等於掌控人民，王導與被石勒殺掉的他的族兄王衍一樣，是清談派掌門人。他能快速地大致穩定東晉帝國在南方的地位，就是采用了“鎮之以靜”的政治策略，這種策略的精髓就是沒有策略：什麽都不管，或者說是，隻把世家大族（南北方）穩定好，看上去歌舞升平，就是天下太平。

眾所周知，他穩定的天下隻局限在上層社會，如果他去底層，就會發現那是個地獄。從北中國逃亡來的小地主蘇峻就在東晉帝國的底層發現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他把這些不革命就隻能餓死的人團結起來，於公元327年，向東晉帝國開戰。脆弱的東晉根本沒有反抗的力量，蘇峻很快就攻陷建康，焚燒皇宮，搶劫強奸，窮凶極惡。直到兩年後的公元329年，隨著蘇峻於一年前戰死和餘眾陸續被消滅，這場動亂才算結束。但帝國首都建康已殘破不堪，如同當年西晉帝國被劉聰攻陷的首都洛陽一樣。

從王敦、蘇峻之亂到苻堅南征的公元383年的幾十年間，東晉帝國內部如同被捅翻的馬蜂窩，到處都是反叛，內戰不斷，帝國隻能不停地對內用兵，才能保證它的存活，然而人人都看得出來，它就像得了肺癆，上氣不接下氣。

不過，它畢竟是被人驅趕到南中國的，喪失江山的恥辱感總能在一些人身上體現。東晉政府不是沒有想過北伐中原，恢複晉王朝光輝。東晉的皇帝全是跑龍套的，當權者則是南逃的豪門世族。這些人初到建康時，常常對著北方抹眼淚，權臣王導每天都哭，哭得兩眼紅腫，最後哭成了蛤蟆眼。可他隻是哭，也隻是嘴上說說，沒有任何行動，典型的知而不行。

真正知行合一的是那些英雄人物，比如聞雞起舞的祖逖。他在公元317年發起複國行動，率百餘人北渡長江，船到中流，他的戰友劉琨看到政府隻給了祖逖百餘人，不禁悲傷地吟詩一句道：“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這句詩後來被用來描述男女愛情中粗獷的爺們對待喜歡的女人時的行為，但在這裏，它的意思是，祖逖北伐的意誌是“百煉鋼”，可惜東晉政府給的支援毫無誠意，鋼鐵般的北伐意誌化為行動上受阻的“繞指柔”。

祖逖沒有劉琨的傷感，他劍眉星目，高傲地立於船頭，用船槳擊打船體矢誌道：“不能清中原而複濟者，有如大江。（我要是不能恢複中原，就如此水，一去不回）”祖逖不幸言中，他後來在中原集結了兩千餘人，就用這兩千餘人把石勒打得痛不欲生。然而，東晉政府始終沒給他支援，公元321年，祖逖在彈盡糧絕後返回南中國，最後鬱鬱而終。

祖逖這樣的英雄人物在中華世界不勝枚舉，如果一件事符合他們心中的正義，他們就堅定地去做。沒有勇氣去做，是懦弱，有勇氣去做，卻考慮成敗禍福，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旦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所有的事，都會去計算成敗禍福，不但對的事不會做，還有可能去做錯的事。人類世界不缺少祖逖這樣才能超絕的人，缺少的是祖逖那種不計身之禍福、見義當為的心。

祖逖北伐失敗的十八年後（339年），掌控長江上遊軍政大權的庾亮決心北伐，但主力軍未出，後趙帝國皇帝石虎就把他的先頭部隊擊潰，庾亮憂憤而死。十年後的公元349年，揚州軍政長官殷浩欲趁石虎去世、中原大亂時恢複故土，但殷浩誌大才疏，屢戰屢敗，這次北伐遂不了了之。

東晉帝國最雄壯的三次北伐由那個和王猛談話的權臣桓溫領導。桓溫也出身北方世族（譙國桓氏），和其他世族不同的是，桓溫在東晉政府內戰中鍛煉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英雄人物。他和祖逖相同的是，都想恢複中華，強烈渴望青史留名，他最被我們熟知的一句話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亦要遺臭萬年。和祖逖最大的不同是，他有壓倒性的兵權（都督四州軍事）。

當然，人都有羞恥心，遺臭萬年是最後選項，桓溫的首選自然是流芳千古。於是，他在公元354年、公元356年、公元369年分別對前秦帝國、羌族首領姚襄、前燕帝國進行北伐。公元354年，他戰敗撤退；公元356年他占領洛陽，因得不到東晉中央政府的明確指示，所以撤回；公元369年，他慘敗於前燕帝國慕容垂。

三次北伐兩次慘敗，再加上祖逖、庾亮和殷浩的失敗，足以說明東晉帝國根本沒有北伐的力量。

首先，東晉帝國由南逃的世家大族維持，世家大族不希望再回到戰亂時代，所以對北伐極不支持。桓溫兩次北伐失敗，全因為沒有後續支援，而後續支援全部掌控在世家大族手中。

其次，東晉帝國的意識形態是“無為”，所有人都認為不爭鬥是最好的治國理政方式，自然瞧不起那些胡亂折騰的北伐，帝國由此形成輿論，北伐是罪惡。

再次，主張北伐的人全是鋒芒畢露之徒，桓溫說要麽流芳百世，要麽遺臭萬年，殷浩則到處鼓吹“殷浩不出，奈天下蒼生何”的口號，這在要求做人要低調、明哲保身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沒有市場，沒有市場自然就沒有流量，沒有流量自然就沒有支持。

最後，東晉帝國是一盤散沙，政府和民眾不是魚水關係，而是仇敵關係，所以永遠不可能以舉國之心力辦成北伐這樣的大事。軍民魚水情，這句話可真不是隨便說說的，想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必須和百姓融為一體，唯有一體，才能爆發令人驚悚的動員力量。

還有一點就是，北伐組織者的動機不純。除祖逖北伐的動機和行動合一外，庾亮和殷浩隻是想借北伐撈取政治資本，至於桓溫，他固然有青史留名的渴望，但青史留名的資本不一定是北伐，也可能是取代東晉帝國。把北伐本身當成手段，注定沒有結果。就比如把拖布當成清掃房間的工具，拖布就隻是拖布，也隻能是拖布。

桓溫並沒有把拖布使用明白，但他還是想占據房間。第三次北伐失敗的兩年後，桓溫憤憤不平地帶兵進入建康，廢掉皇帝司馬奕（晉廢帝），立司馬昱（晉簡文帝）為帝，又是兩年後，司馬昱病逝，朝中兩大家族王氏和謝氏都不敢擅自對下一任皇帝的人選做主，桓溫再帶兵入建康，這一回，他想親自做皇帝，然而，天不遂他願，公元373年，他一病而死，沒有遺臭萬年。

桓溫在曆史上的評價並不好，人們認為他有篡位企圖，這是典型的劉秀思維（任何偉大的人物都不能廢掉皇帝，否則就是篡權，是亂臣賊子）。拋掉劉秀思維，對於脆弱不堪的東晉帝國來說，桓溫自然是偉大的英雄。

然而英雄全部逝去，剩下的全是飯桶。公元383年，苻堅對東晉帝國發動全麵進攻時，帝國就掌握在一群飯桶手中，大名鼎鼎的宰相謝安是他們的大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