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選民群體

選民群體是指有權選出某人擔任某項職務的集體，它也屬於異質性群體，但他們的行為僅限於一件規定十分明確的事，即在不同的候選人中做出選擇，因此他們隻具有前麵講到過的群體的少數特征，如群體的推理能力極少，沒有批判精神、輕信、易怒並且頭腦簡單。此外，在他們的決定中也可以找到群眾領袖的影響，和我們列舉過的那些因素——斷言、重複和傳染——的作用。

讓我們來看一下說服選民群體的辦法。在最成功的案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他們的方法。

選民中的多數都是工人或農民，他們很少選出自己的同行來代表自己，原因就在於這種人沒有聲望。即使他們偶然選出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般也是出於一些次要原因，如為了向某個大人物或有權勢的雇主——選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憤，或是因為通過這種方式能讓他們生出當家做主的幻覺。

若想保證自己取得成功，候選人隻有聲望是不夠的。選民特別在意他是否貪婪和虛榮，在表現得非常清高的同時，他還必須用最離譜的哄騙手段才能征服選民，要毫不猶豫地向他們許諾幸福，哪怕這些許諾隻是異想天開。

如果選民是工人，侮辱和中傷他們的雇主是不二法門，其言論再多、再尖刻也不過分。對於競選對手，必須利用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竭力讓人相信這個對手是個十足的無賴，他惡行不斷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為任何表麵證據而費心是沒有用處的，對手如果不了解群體心理，他會用各種證據為自己辯護，不懂得用斷言來對付斷言。如此一來，他就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了。

候選人寫成文字的綱領也不可過於詳細和絕對，不然他的對手將來會用這些文字來對付他。但是在口頭發揮中，再誇誇其談也不過分。可以毫無懼色地承諾最重要的改革，這些誇張的承諾能夠產生巨大的效果，但對未來並沒有約束力，因為這需要不斷地進行觀察，選民一般懶得為這事操心，他們並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究竟能在他所讚成的競選綱領上走多遠，雖然他們以為正是這個綱領使他們的選擇有了保證。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就能夠看到所有說服群體的因素。各種口號和套話有著神奇的控製力。一個明白如何利用這些說服手段的演說家，能夠用刀劍成就的事情，用這種辦法照樣可以辦到。像不義之財、卑鄙的剝削者、可敬的勞工、財富的社會化之類的說法，永遠會產生同樣強大的效果，盡管這些陳詞濫調早已被重複過無數次。此外，如果候選人滿嘴新詞，其含義又貧乏抽象極為模棱兩可，因而能夠迎合完全不同的各種願望，也必能大獲全勝。

由於這種套話的含義複雜，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釋，於是引發了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一位曆史學家描述了這一現象：

激進派發現，集權製的共和國其實是改頭換麵的君主國，於是為了遷就它們，議會全體一致宣告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雖然投票者中誰也解釋不清楚自己投票讚成的是什麽，但這個說法讓眾人皆大歡喜。人們無比高興地陶醉其中，似乎看到美德與幸福的王國已在地球上誕生。如果共和主義者被對手拒絕授予“聯邦主義者”名稱，就會認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在大街上相遇時，人們常用的問候語是“聯邦共和國萬歲！”然後便會響起一片讚美之聲。他們認為軍隊沒有紀律是一種美德，他們對士兵自治大唱讚歌。人們對“聯邦共和國”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人認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國和行政分權製相似的製度；有人則認為它意味著消滅一切權力，迅速著手偉大的社會變革。巴塞羅那和安達路西亞的社會主義者讚成公社權力至上，他們建議在西班牙設立一萬個獨立的自治區，根據他們自己的要求製定法律，並在建立這些自治區的同時禁止警察和軍隊的存在。

叛亂很快便開始從南部各省的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從一個村莊向另一個村莊蔓延。有個村莊發表了宣言，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破壞電報線和鐵路，以便切斷與相鄰地區和馬德裏的一切關係。處境最可憐的村莊注定隻能寄人籬下。

聯邦製給各種自立門戶大開方便之門，到處都在殺人放火，人們無惡不作。這片土地上充斥著血腥的狂歡。

理性幾乎不可能對選民的頭腦產生影響。要想對這個問題不產生懷疑，就千萬別去讀那些有關選民集會的報道。在這種集會上，言之鑿鑿、痛罵對手，有時甚至拳腳相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種驚人的言論此起彼伏，絕對沒有論證。即使有難得的片刻安靜，也隻是因為有個粗魯狂躁的人在場煽風點火，宣稱自己要用一些讓聽眾開心的麻煩問題難倒候選人。但這些愚蠢的反對派製造的平靜是短命的，因為提出的問題根本無人聆聽，他那點可憐的聲音很快就會被對手的叫喊聲壓倒了。報紙上有上千宗類似的事例，從中選出來的關於公眾集會的以下報道，可以作為這方麵的典型：

在一次公共集會上，會議的組織之一請大會選舉一名主席。全場立刻騷亂起來，無政府主義者跳上講台，粗暴地占領了會議桌；社會主義者極力反抗；人們相互扭打，每派都指責對方拿了政府傭金，是人民的奸細，無數人因此受傷。

因為騷亂，會議拖延了很長時間，說話的權利轉移給了X同誌。

這位演講人開始激烈抨擊社會主義者，群體則用“白癡、無賴、流氓”等詞罵他。針對這些髒話，X同誌則非常巧妙地用一種理論來反駁，根據這種理論推理，社會主義者全成了“白癡”或“可笑之人”。

在第二次國際會議中，為給五一勞動節的工人慶祝會進行預演，阿勒曼讓在福伯格宮大街的商會大廳組織了一次大會。為了避免爭論，會議提出的口號是“沉著冷靜”。

社會主義者被稱為“G同誌”，這個詞是“白癡”和“騙子”的隱喻。這些惡意中傷之言，引起大家相互攻擊，演講者和聽眾甚至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變成了武器。

由此可見，這樣的集會中根本不可能有什麽理性，論證和推理完全不能發揮作用。

不要以為這種描述隻適用於固執的選民群體，更不能認為理性與否取決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不管是什麽樣的無名稱集會，即使參與者全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會上的爭論也沒什麽兩樣。我已經說過，當人們聚集成一個群體時，降低他們智力水平的機製就會發生作用，在所有的場合都可以找到這方麵的證明。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財報》就有一篇關於學術集會的報道：

那個晚上，會議越來越嘈雜，眾人的爭吵聲有增無減。任何一個演講者說上兩句話，就會被人打斷。時時刻刻都有人大聲喧嘩，場內喊叫聲四起。演講者在發言中博得了喝彩聲的同時，也會聽到辱罵聲。一些聽眾激烈地爭吵著，有人揮舞著木棒，有人不停地擊打地板。如果有人打斷演講者發言，聽眾不是叫嚷著“把他轟下去”，就是“讓他說”。

一位學者，我們姑且稱之為C先生，此君滿嘴仁義道德，在他發言的時候，張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癡就是懦夫、惡棍、卑鄙無恥或唯利是圖之人，社會充斥著打擊與報複，世風日下，他宣稱要把敗壞道德的東西統統消滅。

人們也許會問，政治或派別不同的選民，意見怎麽可能達成一致呢？問這種問題的人，等於是為群體自由文過飾非，這個奇怪的謬論忽略了群體心理原始化的特征。雖然大眾群體也有意見，但這些意見絕非他們自己的，這些意見不過是被煽動的群體接受的某種暗示，既然是暗示，自然合乎理性的可能性也極低。

這是因為，在類似選舉的事件上，選民的意見和選票都被操縱在選舉委員會的手中。領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向工人階級承諾各種好處——他們尤諳將改頭換麵的個人意願變成群體意識，因此得到了群體的擁戴，十分有影響力。正如民主人士謝樂先生所言：“你知道什麽是選舉委員會嗎？它是我們各項製度的基石，是政治機器的一個傑作，它的零件不多不少。今日法國就長期被選舉委員會統治著。”

隻要候選人能被群體所接受，且有一定的財力的話，要對群體產生影響，就不是什麽困難的事了。選舉委員會之威力由此可見一斑。一位選舉委員口出狂言，聲稱假如有人匯款300萬法郎給他，他能保證布朗熱將軍重新當選。

選民群體的心理學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體一樣，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以上所言並非反對普選的結論。我明白了它的命運，因此出於一些實際的原因，我願意保留這種辦法。事實上，我們是通過對群體心理的調查歸納總結出了這些原因，基於這些考慮，我要對它們做進一步的闡述。

不必懷疑，普選的弱點十分突出，所以我們很難視而不見。無可否認，文明是少數智力超常的人的產物，他們構成了一個金字塔的頂點。隨著這個金字塔各個層次的加寬，智力也越來越少，這些智力低下的人就是一個民族中的群眾。一種文明的偉大，如果僅僅依靠以人多勢眾自誇的低劣成員的選票，是無法讓人放心的。另一件無須懷疑的事情是，大眾投下的選票往往十分危險。他們已經讓我們付出了若幹次被侵略的代價，眼看著社會主義就要大獲全勝，群體正在為社會主義鋪設道路。隻是這異想天開的人民主權論，十有八九會讓我們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雖然這些不同意見從理論上說頗令人信服，但在實踐中毫無信服力。隻要還記得觀念變成教條後有著不可征服的力量，我們就得承認這一點。從哲學觀點看，群體權力至上的教條正如中世紀的宗教教條一樣不堪一駁，它卻擁有和昔日教條一樣強大的絕對權力，它和過去的宗教觀念一樣不可戰勝。

假如有個現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時間，被送回了中世紀，你認為他敢攻擊盛行於當時的宗教觀念嗎？那些宗教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一旦冒犯它們，法官就會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與魔鬼有約或參與了女巫的宴會。他還敢質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嗎？

試圖通過討論改變普選製度，不比群體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對當前來說，普選的教條有著過去的宗教式威力。那些政客和作家提到普選和民主時，他們表現出的阿諛奉承與諂媚之態，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過。因此，我們對待普選製度必須像對待宗教教條一樣，如果不讚同，那就保持緘默，讓時間去改變它吧。

致力於破壞這種教條隻是徒勞無功，因為它有一件偽飾自己的外衣。托克維爾說：“即使在平等的時代，人們也不相信他們彼此之間都一樣的說法，但這種比喻使他們對公眾判斷力的信賴幾乎毫無節製，究其原因就在於，要所有人同樣開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數人手裏。”

有人認為，如果有必要限製選舉權的話，隻讓那些智力優秀的人參與選舉，如此便可解決問題。這樣做真能提高大眾投票的質量嗎？顯然我永遠也不可能這麽想，基於前文已經說過的理由，即一切群體，不管組成它的成員是什麽人，全患有智力低下症。一旦進入群體，人們就變得智力平平了，我一點都不相信在某個普遍性的問題上，40名院士的投票會比40個賣水的人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認為隻讓有知識和有文化的人成為選民，被我們譴責的普選投票結果就會大為不同。一個人不會因為通曉希臘語或數學——因為是個建築師、獸醫、醫生或大律師，就有特殊的智力或能理解深刻的社會問題。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家全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大都是教授或學者，但他們何曾就哪個普遍性問題——貿易保護、雙本位製等——達成過一致的意見？這是因為人類普遍愚昧無知，學問不過是弱化了他們的無知而已，但這拯救不了他們在深度問題上的低能。在社會問題上，由於未知因素太多，從本質上說，教授和農民的無知沒有什麽兩樣。

所以，即使完全由學識淵博之人組成選民群體，他們的投票結果也不會比現在的情況好到哪兒去，他們仍然受自己的感情和宗派精神支配，對那些我們現在必須對付的困難，還是一個也解決不了。而且，我們可以預見的是，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組成的身份團體，將會施加壓迫百姓的新暴政。

大眾的選舉權，無論是被限製還是放任自流，無論是在共和製還是在君主製之下行使，也無論是在法國、比利時、德國、葡萄牙或西班牙，其結果都一般無二。翻天覆地扯了這麽多，我要說的不過是，群體選舉的結果，不過是一個民族意識的向往和需要。每個國家的當選者，他的一般意見都反映著民族的秉性，從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這種秉性不會有什麽顯著的變化。

我們一再遇到民族這個基本概念，由此可見，各種製度和政府對一個民族的生活隻能產生很小的影響。民族主要是受其民族的秉性支配，也就是說，是受著某些品質的遺傳殘餘的支配。所謂秉性，正是這些品質的總和。民族遺傳因素和我們日常之需的枷鎖，是決定我們命運的神秘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