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體意見的多變

我們闡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礎的表麵，還會不斷有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它們的壽命都不長，一些意見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較重要的，也難以延續百年。這些意見的變化總是受某些民族意識的影響。例如，在評價法國政治製度時我們說明，各政黨從表麵上看極為不同——保皇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等，但它們都有著一個絕對一致的理想——建立一個集權製法國。這個理想完全是由法蘭西民族的精神結構決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樣的名稱卻有著完全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為了給那些意見起名稱，還是為了欺騙大眾，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學的熏陶，他們的眼睛隻盯著羅馬共和國，並搬用這個國家的法律、製度，但他們並沒有變成羅馬人，這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有著強大曆史背景的帝國的統治之下。

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麵變化背後有什麽東西支撐著它們，並在這些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民族特性決定的成分來。

如果不做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大眾經常隨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曆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曆史，似乎都證明事情就是如此。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曆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年到1820年這30年，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激進，意圖發動革命，後來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製的支持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不隻是人民群眾的觀念反複無常，他們的統治者也同樣搖擺不定。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他們曾經是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竟會臣服於拿破侖，成為他恭順的奴仆。而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這些人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70多年裏，大眾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19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侖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兩次被法國侵略的俄國，心滿意足地看著法國倒退，最後也變成了法國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為迅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昨天還受著吹捧的藝術家和記者，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麵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麽？一切與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悖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就像逆流不久又會回到主河道一樣。與民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無關係，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隻能聽任機遇的擺布，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它們隻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主要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漸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普及性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曆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群眾的勢力正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製衡力量。我們已了解到，群體觀念極其多變，這一特點在現代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第三個原因是傳媒的發展，它們不斷地把完全對立的意見帶到大眾麵前。每一種個別的意見所產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成了過眼煙雲。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為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寢。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我這裏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數記者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眾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記者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隻反映意見。對於政客來說，他們不要說引導各種意見，就算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采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於是，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於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眾運動的產物。目前有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或皇帝也在同意接受采訪，仿佛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大眾評判。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確，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大眾衝動的支配，而他們又不受理性的影響，隻受情緒支配時，我們還能再這樣說嗎？

至於過去引導意見的報業，就像政府一樣，也不得不向大眾勢力低頭。當然，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這不過是因為它一味地順從大眾的意見。報業既然成了僅僅提供信息的部門，它便放棄了讓人接受某種觀念或學說的努力。它在公眾思想的變化中隨波逐流，出於競爭的必要，它也隻能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讀者。過去那些穩健而有影響力的報紙，如《憲法報》《論壇報》《世紀報》，被上一代人當作智慧的傳播者，如今它們不是已經消失，就是變成了典型的現代報紙，最有價值的新聞被夾在各種輕鬆話題、社會見聞和金融謊言之間。如今，沒有哪家報紙富裕到能夠讓它的撰稿人傳播自己的意見，因為對於那些隻想得到消息，對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所有斷言一概表示懷疑的讀者，這種意見的價值微乎其微，甚至評論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說一本書或一台戲獲得了成功，他們能夠惡語中傷，但不能提供服務。報社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評或個人意見上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於是它便采取壓製批評的立場，隻限於提一下書名，再添上兩三句“捧場的話”。在未來幾年的時間裏，同樣的命運也許會降臨到戲劇評論的頭上。

今天，密切關注各種意見已經成為報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務。它們需要在沒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情況下知道一個事件、一項法案或一次演說造成的影響。這可不是項輕鬆的任務，因為沒有任何事情比大眾的想法更為多變。今天，也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像大眾對他們昨天還讚揚的事情今天便給予痛罵的做法更為常見。

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再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毀滅，其最終結果就是對一切秩序都存在著極端分歧的信念，並且使大眾對於一切不明確觸及他們直接利益的事情越來越不關心。中產階級的下層成員及受過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變成了徹底的懷疑論者，就是抱著極不穩定的意見。

過去25年裏朝著這個方向演變的速度是驚人的。在這之前的那個時期，雖然與我們相距不算太遠，人們的意見還仍然大致存在著一般趨勢，它們的產生是因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隻根據某人是個君主製的擁護者這一事實，即可斷定他持有某些明確的曆史觀和科學觀；隻根據某人是共和主義者，便可以說他有著完全相反的觀點。

擁護君主製的人十分清楚，人不過是從猴子變過來的；而共和主義者同樣十分清楚，人類的祖先就是猴子。擁護君主製的人有責任為王室說話，共和主義者則必須懷著對大革命的崇敬發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語氣中必須含有宗教式的虔誠；而另一些人名，如愷撒大帝、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或法國的拿破侖大帝，在提到時也萬萬不可不予以猛烈的痛斥。連在法蘭西索邦的人，也大多以這種幼稚的方式理解曆史。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官方任命的曆史教授寫下的一些東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們證明了法國的大學教育多麽缺乏批判精神。《法國大革命》一書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獄不但是法國曆史，還是整個曆史上一件登峰造極的大事件，它開創了世界史的新紀元。而羅伯斯庇爾，他的獨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輿論、說服力和道德威信上，這是一種掌握在高尚者手裏的教皇權力。

出於討論和分析的緣故，一切意見都失去了聲望，它們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續的時間短得很難喚起我們的熱情。現代人日益變得麻木不仁。

對於信仰或觀念的衰退不必過於悲傷，無可爭辯，這是一個民族生命衰敗的征兆。當然，偉大的人、具備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眾領袖永遠不會消失。總之，那些真誠的、有強烈信念的人，與專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不過我們切莫忘記，由於目前大眾擁有龐大的勢力，因此如果有一種意見贏得了足夠的聲望，使自己能夠得到普遍接受，那麽它很快便會擁有強大的專製權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於它，自由討論的時代便會長久地消失。大眾偶爾是個步態悠閑的主人，就像赫利奧加巴勒和提比略一樣，但他們也是狂暴而反複無常的。當一種文明讓大眾占了上風時，它便幾乎沒有多少機會再延續下去了。如果說還有什麽事情能夠推遲自身的毀滅的話，那就是極不穩定的大眾意見，以及它對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