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學特征和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對不同時代的某種生物進化進行解剖研究，會看到一些不易改變或隻有輕微改變的因素，它們的改變得以地質年代來計算。除了這些穩定的、不可摧毀的特征之外，也會看到一些極易變化的特征，如畜牧業可以增加某些動物的產肉量，園藝技術可以改變植物的開花方式或果實產量等，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改變的特征，它們甚至能改變得讓觀察者看不到原有的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方麵，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

一個民族，除了有不可變的心理特征外，也有一些可變因素。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意見時，在一個牢固的基礎結構之上，有無數嫁接在上麵的意見，其變化之多比得上岩石上的流沙。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們能保持千百年不變，一個民族的文明也許就是以它們為基礎的。例如，過去的帝國主義、基督教和新教，當代的民族主義原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第二類是一些短暫易變的意見，它們通常是每個時代一些普及學說的產物，隨著時代而自生自滅。影響文學藝術的各種理論就是這類意見，它們就像是一池深水的表麵不斷出現和消失的漣漪，如那些產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的理論。這些意見都是表象的，如同時尚一樣多變。

偉大且普及度較高的信仰數量十分有限，它們的興衰是每一種文明曆史上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是構成文明的真正基礎。

用一時的意見影響大眾的頭腦不難，但想讓一種信仰在其中長久紮根卻極為不易。一旦這種信念得到確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樣困難，隻有暴力革命才能對它們進行革新。即使某種信念對人們的頭腦已完全失去控製力，也得借助革命來斬草除根。革命的使命是清理幾乎已經被人們拋棄的東西，因為慣性阻礙著人們完全放棄它們。一場革命的開始，就是一種信念的終結。

關於某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我們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在它的價值開始被質疑時，它的影響力便走向衰退。一切普及的信念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被理性審察。

不過，即使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根據它建立起來的製度仍有相當強大的力量，這使該信念消失得十分緩慢。當信念的餘威盡失時，建於其上的一切也會被社會摒棄。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不準備更新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自己的信仰。這個民族會在轉變過程中，慢慢接觸新的普及性信念，直到完全為這種新信念停下腳步為止，而在此之前，該民族的群體會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普及性的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著每個民族的思想傾向。隻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形成責任意識入主群體大腦。

各民族一直清楚獲得普及性信念的好處，他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民族衰敗的信號。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文明也走向了沒落。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隻有當他們接受了某種共同信念後團結一致，成為有組織紀律的群體，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捍衛自己的意見時，態度非常不寬容。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態度，代表著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在中世紀，正是為了尋求或堅持普及性信仰，才有那麽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使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為了捍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悲劇，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裏。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便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麽荒謬，它都會進入最清醒的頭腦。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莫洛克，而祭拜這東西，得以兒童作為祭品。如此野蠻的宗教神話，在超過1500年的時間裏，歐洲各民族竟然一直認為它是不容置疑的。當然，僅是從哲學上來看，它是野蠻的。但就是這個如此野蠻的信仰，卻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明，使人類窺見了大量迷人的夢境和希望。是的，群體隻需要夢境和希望，他們並不想知道得更多。

聖父耶和華竟然因為自己創造出來的動物——人不聽話，便進行自我報複，讓其兒子耶穌承受可怕的酷刑。長達1000多年，居然一直沒人發現這個神話荒謬至極，包括有著過人天賦的人，如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英國物理學家牛頓、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等。普及性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性和智慧有著令人汗顏的局限性。

一旦新的教條在群體的頭腦中紮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製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下，它對人們實行著絕對的控製。實幹家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別的想法。

從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但它們都帶著那些信念賦予它們的印記。無論是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還是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因此，幸虧有這些普及性的信念，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人的行為首先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著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最具獨立性精神的人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人們頭腦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為你無法同它作戰。不錯，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羅馬皇帝提比略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默德，卻對人類實行著更深刻的專製統治。推翻一個暴君可以秘密策劃政變，但要反對牢固的信念，我們又有什麽可資利用？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盡管群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盡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人類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曆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為自己編織出來的幻想。

從哲學上論證，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獲勝的障礙。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