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政即觀心

弘治十二年，他二十八歲，春天會試，他本來入了一甲，因“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謂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這個紹興“性僻而野”的青年終於步入“承天之門”（即清朝“天安之門”，亦即天安門）。工部在東朝房，他當時的家在長安西街，跟他父親在一起。觀政，相當於見習、實習。工部管都邑建設、治漕總河、鐵廠織造、屯田鑄錢、植樹造林等等，對想發財的人來說是肥缺美差。曆朝都屬工部最富。但陽明想的是像李東陽那樣一篇文章震撼朝廷，從而幹一番大事業。他是個不甘庸碌爭分奪秒創建功業的性急之人。明朝則是個可以靠一篇文章驟起也可因一篇文章而倒黴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異象，如地震、日食、水旱等等就下詔讓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議。董仲舒嚇唬皇帝的天人感應、災異示警的學說到這時才形式上當了真。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的開頭就先對皇上“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表示感動，因為皇帝這樣做是以天下為重的最有誠意的表現。當然也有把皇帝當順毛驢來撫摸的意思。下麵的內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陽明已很到位。但這些與時俱滅的話頭，不必詳加評說。倒可以作為了解陽明的“時代背景”來細看，自然也顯示了陽明的政治藝術。“邊務”是最讓皇帝頭痛的事情，不僅顯示出皇權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國低能的本質。陽明就從邊務不振乃內務腐敗這個關係展開他的宏論：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

為左右者（主要指內官），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謂之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

這種議論可謂代代有人拚著老命都在講，曆代變法家、改革家都這樣提出問題，說明這是頑症，是體製性結構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實難革治又不得不治。

官已成了“場”，所謂“場”是說其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在結構和功能上都是同源關係。官場中也有因循誤事落職的，但總體上還是因循最安全，遂成為不言之教。陽明想讓皇帝把邊務危機變成“改弦易轍之機”，“痛革蔽源”，是個聰明的建議。但遇上劉備是個好主意，遇上劉禪便是一篇廢話。

弘治皇帝不算壞，但也不是什麽有作為的主兒。皇帝有無足夠的耐心和體力看或聽完他這六千餘字的高論，也是個實際問題。到目前為止，看到關於這篇《邊務疏》效果的評論就是湛若水的《陽明先生墓誌銘》中這樣幾個字：“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所謂“有聲”，就是在同僚中樹立起聲譽。

自然，他白幹的事情比他沒白幹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個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無李白式的華而不實，更不像唐伯虎那麽賴兮兮地不著邊際。當然，也沒有進步到康有為、譚嗣同那樣出手就與現行的行政機製不能合轍。在這點上他是個明白的現實主義者、切實的合理主義者。對政治這一經，他很“入”。既無書生之天真，更無學究之迂腐，幾乎可以說他是個天生的政治家。兵學給了他實用智慧，他最後提煉出來的心學是實用精神哲學。

在一篇與政治沒什麽關係的序文中，他坦陳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基本態度：既不能“喪性”，也不能“失天”。盡管孔夫子罕言“性”與“天”，但每一個人都背著這個“二元論”。王陽明的“心學”打通了這個二元論是以後的事情，現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下去。他說：“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性天卷詩序》）至於知而不為之惑，每個人都須為克服它而進行不懈的努力。他後來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針對這一難題。

觀政通過觀“心”而得之是一以統萬。若挨個兒去積累，今日觀一事明日學一樣，那是“逐物”。大明帝國的衙門成千上萬，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著六部的門樓螺旋式往上轉，誠如龔自珍所諷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耄耋之年，哪裏還有精力和事業心？

觀政工部而上邊務書，是他根本就不想按部就班往上“挨”。在言官權重而活躍的明朝，以陽明現成的才具，他適合大約也希望走這條路。他的朋友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為之“序”：“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以諫官試三輔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又須大用於他時也。”陽明的羨慕之情溢於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將言官與實職的關係看成“知”與“行”的關係。既然能言之在道，則應該行道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