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36、傀儡老板
懷著一種悵然若失的憂鬱，郭巨鹿回到了辦案點。前幾天，齊隆堯一再打電話給他，很關心他的身體，更希望他早點回來工作。分管領導和辦案骨幹一個個都病倒了，齊隆堯心裏發虛，弄不好自己也會垮下去，這個案子可如何收場。
看到諸赤城躺在病**吃力地批閱著材料，又聽聞分管領導也病倒的消息，郭巨鹿不再覺得孤單和憂傷。父親已經永遠離去，不可能再回來。自古忠孝難兩全，和紀委一起長年辦案，也免不了要作更多的犧牲。為了辦案，領導們都這樣拚上了，自己小小的處級幹部，有什麽理由繼續悲戚戚呢？
諸赤城在自己的病房裏，召集齊隆堯、張北、老郭等人一起開會，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他說：“案子辦到這一步，是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我們中央紀委每年都要辦一批省部級大要案，這些年來已經辦了幾百起了，可像蒲承德這樣頑固不肯交代，而且查了一年多還沒有查出他重要問題的，還是第一次。這個結果，給我們打擊不小啊。從腐敗和反腐敗的規律上分析，也是不應該啊。這些天我一直在想，蒲承德究竟把錢放到哪兒去了呢？難道真的是全部都捐給寺院了嗎？不，不是我頑固，我至今還是不敢相信。你們說，這個破綻在哪裏？”
齊隆堯說：“破綻肯定有的，你們有沒有想到一點。”他看了看張北和老郭，道：“你們到許多寺廟去查賬目，每次都發現賬目做得很好，與閻樂亭提供的捐款去向完全一致。這不就是很大的破綻嗎？”
張北讚成齊隆堯的分析：“按理說是不應該。我們一些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賬目都未必做得那麽好，更何況寺廟呢？它們上麵沒有任何監管單位，憑著自律意識就能把賬做得這麽認真仔細，一絲不苟，是有些不符合常理。”
“不是我馬後炮啊，”老郭早就有些急不可耐了，說：“我在五蓮山調查時就發現，做賬的紙張特別新，字也寫得特別工整。我就想，這些賬會不會是最近補上去的呢？”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由大名道：“不僅五蓮山，其他寺廟也有這樣的情況，賬簿都特別新，所有的字跡都一樣，像是同一次記上去的。”
“你們以前怎麽不說呀？”齊隆堯眼睛瞪著小由，實際上也把老郭張北給批評進去了。
“但是，我以前沒敢往這方麵想啊！”小由胡亂辯解道：“剛才聽張處長和郭處長這麽一分析，就激發了我的靈感。藏在我潛意識裏的想法，馬上就冒出來了。”
“好好好！”諸赤城微笑著表揚道：“遲來的靈感也是靈感，今天，你們要有什麽靈感，最好都給我早早都冒出來。時間不等人啊，我們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有一個想法。”老郭總有新的建議：“賬目上雖然有疑問，但明查是查不出來的。我們還是要通過口供來突破。現在閻氏兄妹都在辦案點上關著，他們都希望早一天出去，心理上已經非常脆弱。特別是那個閻新樂，新娶的媳婦正在懷孩子，他比誰都焦急。因此，我們不妨給他們倆多施加些壓力，爭取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
“怎麽打？”諸赤城問：“有方案嗎？”
“我想，還是用我們的一些老辦法，比如，狗咬狗，各個擊破，等等。”老郭笑道：“他們現在認為自己沒責任，所以都不肯說。如果我們施壓加力，要求他們承擔責任，他們肯定會互相推卸，那樣的話，口子就打開了。”
“好，就這樣麽辦！”諸赤城高興道：“我看，就由齊隆堯牽頭，拿出一個具體的談話方案來。你們分頭行動，爭取早日突破。”
齊隆堯和張北老郭一起製定了談話方案，經過反複修改，在零晨兩點鍾開始執行。
“半夜裏找我談什麽呀？你們也不休息？”閻新樂覺得很奇怪。
“半夜裏找你，說明有重要情況。”老郭鄭重地道：“不是我亂打比方，當年我們經常半夜裏被叫醒，一起爬起來學習。為什麽？因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達了，耽擱不起啊。今天，我們也發現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向你核實一下，同樣非常緊急，不能耽誤。”
聽到老郭神神鬼鬼的語氣，閻新樂開始緊張起來。
“什麽新情況？是案子查出結果來了嗎？”
“那當然，你以為中央紀委的人都是吃幹飯的？你們怎麽說，我們就怎麽信？”老郭道：“這些天你們閑著，可我們都沒閑著，一直在外麵跑著，搞外調呢。現在結果都出來了，各家寺院都收到了你們的捐款，可捐的數目上有出入。他們開始想幫助你們隱瞞，可後來一想，就是出了事，關他們什麽事呀？寺廟又不是他們家的財產不是？何必為了公家的事個人去挑擔子呢？和尚尼姑也沒那麽高的覺悟啊？又不是幹革命流血犧牲什麽的，沒那個必要呀！”
“就都說啦？”
“說了，都說了。”老郭順著閻新樂的懷疑，把自己的分析說得有鼻子有眼，但又帶些含糊，不能讓對方看穿。“捐也捐了一部分，但還有相當多的部分被你們截留了，轉移到其他賬戶上去了。原先的功德簿毀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造假的本子，把你們捐的款增加了不少。其實你們這樣做不聰明，賬目太平了，反而露出馬腳來了，你說呢？”
“說的也是。”閻新樂像是很老實的樣子，但他並沒想親口吐出什麽秘密。“但是賬目的事和我無關，這些都是蒲省長和我妹的事，我不清楚呀。”
“好了，先不說賬目的事，我們再說說公司的事吧。”老郭轉移話題道。
“公司又有什麽事？”閻新樂顯得很警惕。
“你不是公司的董事長嗎？公司的事你得負主要責任啊？”老郭道：“剛才，我們已經分別找蒲承德和你妹談了，他們也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他們的口徑很一致，那就是，公司貪汙挪用了企業家的很多捐款，實際上構成了受賄。但責任並不在他們，而主要在於你。因為你是公司的董事長，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哪有的事兒！”閻新樂歪著嘴道，“我這算什麽董事長呀？”
“什麽？你不是董事長？”
“是呀，我是董事長，可我不是法人，法人是我妹。”
“你妹說了，蒲承德也說了，你妹文化比你淺，公司的事主要由你負責，所以讓你當董事長，公司出的問題也主要由你承擔。他們還說了，如果這個案子一定要選出一個人拉出去槍斃，那就是閻新樂，他們最多是從犯。”
“這是人話嗎？”閻新樂生氣道：“如果這個案子一定選出一個人拉出去槍斃，那應該是我妹閻樂亭，其次才是蒲承德，至於我，八竿子夠不著！”
“空口無憑啊，你倒說說看，為什麽你身為董事長，責任卻不在你身上？總不會有人強迫你做董事長的吧？”老郭希望他馬上開口實出實情。
案情進展順利，但也不至於太順利。聽到老郭的話，閻新樂馬上猶豫了起來，覺得自己像是掉進了一個很深的陷阱裏，馬上閉口不言了。
任老郭三寸不爛之舌上下鼓搗，他就是不往下細說。問急了，就是一句：“反正我妹和蒲承德都不可能把責任推給我，他們心裏比我更清楚。你想想看，我會是首犯嗎？”
這時，由大名進來了，把老郭拉到一邊，還塞給他一個錄音帶。
原來，隔壁的張北也和老郭同時如法炮製，在給閻樂亭施加壓力，而且一定要把她確定為為首分子，交司法機關重判。
“我們三個人裏麵的首犯，肯定不會是我。”錄音機打開了，裏麵是閻樂亭的聲音，有些恐怖，又有些尖亮，“如果三個人裏麵一定要選出一個人槍斃，那麽，不是我也不是蒲承德，應該是我哥閻新樂。”
“為什麽？”是張北的聲音。
“他是公司的董事長，當然應該他負責主要責任。”閻樂亭說，“我是總裁，在公司排第二位。蒲承德在背後施加一些影響，幫助公司拉些業務，但歸根到底，主要還是我哥在操作，他是為首分子。”
閻新樂聽傻了，道：“這是我妹的聲音嗎？”
“那還有假？”老郭道：“中央紀委也會像你們那樣胡搞嗎？要不要多聽幾遍？”
“不用了，應該是我妹的聲音。”閻新樂道：“那蒲承德呢？他也這麽說嗎？”
這時，老郭拿出早就準備好的筆錄紙，指著其中一段說：“喏，看見了嗎？這是人家蒲承德親手寫的供述，看這一行，‘閻新樂是公司董事長，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如果說公司是在犯罪，那麽他無疑就是首犯，我和他妹都是從犯，負次要責任。’看清楚沒有？”老郭馬上收回筆錄，又指了指末尾的那顆紅印，說：“這可是蒲承德的手指印，他什麽都供認了，我們正準備對他從輕發落呢。”
其實，這並非蒲承德親筆。那枚指印不是別人，正是老郭他自己的大作。
“他還說了些什麽？你要看就全給我看唄，後麵寫了什麽？”閻新樂道。
“那不行。”老郭道：“這是辦案紀律，隻能給你看與有你關的部分，其他方麵的口供，我們還要一一對應，等你全部供認了，我們可以考慮把其他人的口供給你看。但現在不行，我們之所以要讓你親口說，主要是想看你的態度，如果你不主動認罪，肯定要從重處理，不是我亂嚇唬你，這個案子這麽大，槍斃你的可能性完全有。”
“他蒲承德出事，要拉我去槍斃？”閻新樂有些不信。
“話不能這麽說。”老郭解釋道：“事情是出在蒲承德，但現在案子查得差不多了，你們三個人是窩案，是集團犯罪。數目又這麽大，肯定要拉出一個首犯去槍斃，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嘛。但是，我們也不會把三個人全部拉出去槍斃的，案子總有首犯和從犯的嘛，對首犯重判，對次犯是可以從輕的，特別是態度好，主動交代問題的，我們完全可以從輕發落。”
“不能啊！”聽到這裏，閻新樂突然流下了眼淚，“你們不能斃我呀，我剛剛新娶了媳婦，她已經懷孕五個月了，就快分娩了，正眼巴巴地等著我出去呢！你們不能斃我，我的孩子剛出世就沒了爹，不能啊！”
閻新樂邊說邊哭，最後竟泣不成聲了。
“別哭，大男人一個，堅強些！”老郭遞過去兩張麵巾紙，安慰道。“就當你為了你妹和蒲承德，多挑些擔子吧。現在需要你把事情都說說清楚，究竟你在這當中幹了哪些壞事，人家送來的錢，最後都轉移到哪去了；哪些捐了，哪些沒捐，我們得讓你們三個人的口供全都對上，這是我們辦案的要求。”
“哪能對得上？哪能對得上？”閻新樂紅紅的眼睛怒視著老郭，哭道：“他們根本就是為了逃命，不顧我的死活啊！你想想，蒲承德想害我也就算了，連我親妹子也這樣算計我，把我推下井，她就不替自己就要出世的侄兒想想？不應該啊！這些沒良心的東西！”
“莫非，他們冤枉你了？”老郭用驚詫的語氣問道。
閻樂亭擦了擦眼小鼻涕，道：“公司開始辦時，我是董事長兼總經理，還是法人代表，不久，我妹任總裁兼法人代表，名義上還是由我擔任董事長，但我並不管事，公司大小事務，全是我妹和蒲承德幹的，和我沒多大關係啊！”
“那你介紹一下你們公司的情況吧。”
“我們公司除我和我妹外，還有會計小張，二十七歲，去年我和媳婦離婚後，就娶了她，我們相差二十歲，可她不嫌棄我，就因為我這人實誠哪。除了她，還有小劉，是我妹的秘書，主要工作是侍候我妹，給我們做飯洗衣接電話等。還有辦公室主任、司機等，總共有十幾號人。但是，整個公司包括我和妹在內，沒有一個懂業務的，比如老張，他曾經是王府飯店的書記、經理，被我們招聘來後，工作積極性很高，老給我們提建議要幹這幹那，可我妹一件都沒讓他幹，最後被氣跑了，臨走時對我說：‘你妹不是幹正事的人！’我們公司就是這麽奇怪，反正沒幹過正事。”
“說說看，你們是怎麽想到成立一個公司的？”
“那年夏天，蔡總裁回台灣競選總統沒選上，他搞的其他一些政治活動也不太理想，就比較失望地回到北京。回京後，因為交不起房租，再加上違反了文化宮的規定，主管部門要求他盡快搬走。九月初，他就搬走了。走之前，他嫌我妹沒給他掙錢，把我妹一個櫃子扔出了大殿。我妹回來後很傷心，哭了一回。接著，我們就商量著能不能自己租下來，辦一個公司。但是，文化宮的領導說，按規定文化宮大殿不能租給個人，即便成立公司也不行。如果一定要租，那就得找個主管單位，掛靠的也行。我妹在北京關係好，熟人多，她說那就成立公司吧，掛靠的主管單位後來去找了，是和軍事方麵有關的一個學會，學會的領導都是我妹的熟人，常來找她看病。在學會領導的關心下，我們就注冊成立了這個谘詢服務公司。公司的注冊資金共需五十萬，我妹出三十五萬，我十萬，一個叫大有的員工出五萬元。第二年一月份，營業執照就下來了。”
“你們公司主要經營什麽？”
“經營範圍包括文化、藝術、谘詢、財務、針織品、醫療、器械、煤炭……反正挺全的。是在東城區工商局注冊的。當時工商同誌說，除去販毒、軍火不能搞，這個公司什麽都可以搞。”
“你妹哪來的三十五萬呢？她的工資不高呀，更何況還要日常開支呢。”
“是啊，她哪有這麽多錢呢，我想，這錢應該是別人捐的。大約是三年前的五六月份吧，她得了兩筆錢，一筆是香港一家公司的司老板，他是帶著太太來的。北京一家商報的張社長和一家公司的部門經理陪他們一起來。我妹和他們聊得很投機，還給司太太看病。因為對身體及公司作預測，說對了，司老板和太太很高興，當場表示給她捐五十萬港幣。另一筆是通過保密局的陸局長陪同來的一個尚老板送的。尚老板也帶了太太來。我妹同樣給他們看了病，作了預測，他們很高興，主動提出給七十七萬人民幣。我想，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我妹應該是從這些錢中拿出三十五萬注冊的。因為在公司成立前，這兩筆款比較大，我印象很深。”
“既然公司不幹正事，那你覺得你妹為什麽要成立公司呢？你們平時靠什麽維持生存呢？”
“公司成立以後，確實沒有實實在在做過一筆業務，我妹本人也沒有什麽收入，賬上的錢全是蒲承德的，當然這是我的推測，因為具體情況我並不清楚。”
“你是說，蒲承德讓企業家捐款，都是打到你們公司賬號上來的？”
“不能說全部，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吧。我覺得公司就是個空架子，是個擺設，是個為掩蓋老蒲打錢的公司，實際上這個公司就是他老蒲的，因為用公司遮蓋比用個人賬號要好聽一些，說句實在的，公司純粹就是扯蛋，正事不幹，也幹不了。實話說了吧，公司就是蒲承德個人的公司，當然不是正規公司，不是個依法經營的公司，就像是他個人存款的一個地方，隻是為了打錢方便而已。”
“那你們平時都做些什麽工作呢？”
“我妹是蒲承德的管家，我是個跑腿的。具體說，我妹是出納、管錢的，管金庫鑰匙的，替老蒲管錢。我們的職務，什麽董事長、辦公室主任，都是個空名兒，連花一分錢的權都沒有。”
“那你們的工資呢？靠什麽發？”
“工資有的，哪裏來，誰知道？反正不是靠做正經生意賺來的，因為從來就沒有做過一筆生意。公司的員工，就是這十幾個。開工資時，按月開的少，有時壓兩個月，不過再不濟，也能在年底前補齊。每次開工資的時候，大家都圍坐在文化宮大殿的大會議桌前，我妹一聲吆喝：‘開支啦！’大夥高興得不得了，齊刷刷地圍攏過來。隻聽妹喊一個人的名，多少錢，這個人就站起來，走到跟前領錢，旁邊的會計在白紙上寫上這個人的名字和錢數，比如我：在這些人當中工資算高的，我妹就喊：閻新樂，一千五！我就站起來領上工資。司機的工資高一些，因為他多少還有些事要做。其他人的工資很少，但為什麽還有人願幹呢？就是成天沒啥事幹，一個個都無聊得很。說不好聽，我們公司就像是個扶貧機構，大家在別的地方賺不到錢的，到這裏掛個名，多少還能領到幾個。你想，誰還不願意呢？”
“聽你這麽說，你在公司裏還真沒挑什麽擔子。”老郭皺著眉頭，嚴肅地道：“不是我亂扣帽子啊，我就在想了，你會不會是為了推卸責任，故意這麽說呢？會不會當初都是你在操作，現在卻推得一幹二淨呢？因為蒲承德和你妹都說了，公司的事主要是你幹的。”
“放屁！”閻新樂惱火道：“這兩個害人精，自己幹壞事，還想拉我墊背不成？門都沒有！我閻新樂又不是傻子，又不是二百五！”
“我們憑什麽相信你呢？”
“你們不信我也沒辦法。反正，我妹每月給我開點工資，別的我啥都不知道，也沒插手。就是公司販毒賣軍火，我也不知情。公司裏的大事小事，都是她和老蒲定，我什麽事說了也不算。舉個例子吧，前年底的一天，在慧德苑九樓的房子裏，隻有我們三人，我妹誣諂我，說我偷了她的衣服給她嫂子穿了，我就和她吵了起來。這時，蒲承德走了過來，聽了幾句就忍不住了，批評我道：‘你要分清主次，你有什麽資格跟她吵架？你在我們跟前，就是一個打工的。’你聽聽，這都什麽話！當時氣得我夠嗆，我一轉身就走了。還有一次在文化宮大殿，我又和我妹吵架，還沒吵幾句，蒲承德又開口了，說：‘你跟她爭論啥？你就是個打工的！’差點沒把我當場氣死！”
“照你這麽說，你妹和蒲承德關係曖昧啊？他們究竟是什麽關係呢？”
“肯定曖昧，當然也隻是我的猜測。為什麽這麽猜測呢？因為老蒲每次來文化宮大殿，都和別的人不一樣。他每次來，都打電話讓我出去接他。就是打電話找我妹，也先找我聊幾句，讓人覺得我們是朋友。其實，告訴你們，他大部分時間跟我妹單獨在一起。他倆說話的口氣，也不生疏。比如說，剛才說到的，他說我是給他們打工的，他憑啥那麽說我？那麽幫我妹，他們像一家人，我倒成外人了啊？”
“你覺得蒲承德和你妹辦這個公司，是真的為了給寺院拉捐款呢，還是自己想從中撈一把？”
“可能都有。蒲承德信佛，我們都信佛，但蒲承德和我妹信得更虔誠，更癡迷些，所以捐款的事應該是真的，我印象當中他們捐了不少，要不然那些寺院的住持不會老往文化宮來找我妹，還說我妹能量大，關係廣，是京城第一女大師。要是沒幫他們拉那麽多款，就不可能說那麽多好聽的話。但是，我覺得蒲承德也想利用這個公司為自己撈錢，他一直有這個想法。”
“你是怎麽知道的，有憑據嗎？”
“前年年底的一天吧，老蒲在電話裏對我說：我肚子氣大了，給我治治。當晚他就在慧德苑九樓打電話叫我去，讓我給他治病。我邊給他治（也就是抓抓摸摸），他邊對我說：我這肚子的病都是讓老高、老宋他們給氣的，他倆一直在玩弄黨中央，常委會總把我甩在一邊，我連說話的權力也沒有。提的幹部都是他們自己的人。那些廳局長裏麵真正幹得好的，他們一概不聞不問，幹得不好的，偏要提起來。這些人都是貪汙犯，把國家的錢轉移到自己家去了。然後他說，我也要幹些正事，也要像他們那樣，通過辦實體賺錢。”
“他說要像他們一樣辦實體賺錢？”
“是啊，說了還不止一次，每次見我他都說這幾句話。”閻新樂說，“他說的老高就是前任省委書記、現任省人大主任高邑，老宋就是原來的省長、現任省委書記宋行唐，因為納蘭省長是中央下來不久的，根子不深，老蒲並不恨他。老高和老宋辦公司並不是自己辦，而是讓他們的子女辦，賺的錢早就上億了，這事給老蒲刺激很大，所以，他一直想著辦公司賺錢。”
“那老蒲自己為什麽不讓子女辦公司呢？”
“誰知道呢？可能是兩個兒子都不爭氣吧。”閻新樂道：“他的大兒子像是早就出國了，也不知道是做了白領，還是自己辦了個小公司，反正日子過得沒人家好。小兒子還在老家，連正經工作都沒有，老蒲常把小兒子掛在嘴上，說自己清正廉潔，別人都是貪官，心理很不平衡。”
“你覺得蒲承德這人怎麽樣？”
“老蒲心眼並不壞。”閻新樂不停地搖頭，似乎很難判斷蒲承德的為人。“他堂堂一個省長，能夠看得起我妹，給公司裏打進那麽多的錢，夠情義的。即便公司是老蒲的，我妹肯定也有份。我覺得是我妹害了人家，都是我妹不好。你說，老蒲給錢你就要，要人家的幹什麽？我妹把老蒲糟踐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