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共產黨員應樹立什麽樣的價值觀_第一節　申國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價值觀

第一節　申國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價值觀

中國古代有關自然和人生的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產物，它與精神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起，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真實地展現出了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智慧，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

在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有著儒、墨、道、法等眾多哲學。由於中國古代在社會結構方麵形成了家與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儒家思想則從根本上適應、反映並且體現了中國社會的這一特點，而儒家學者一般也大都強調學術思想必須與政治相結合，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能夠經世致用，為當時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服務，並且還特別強調了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這些諸多的原因，使得儒家文化自從漢代以來，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曆史中，始終都處於獨尊的地位，在中國具有特殊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在曆史的長河之中不斷發展變化的。儒家文化繼承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和倫理道德傳統，並且有著自己的鮮明特征，它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強調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儒家文化一方麵把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維護民族的團結與人際和諧作為重要的政治和倫理目的，一方麵把道德視為達到這些目的的重要力量，力圖通過道德手段，來達到政治管理的目的。

“義利之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重義輕利的儒學思想，是一種理想的道德規範，它通過對義利關係的回答，來體現自己行為的道德價值取向。傳統的“義利觀”包括兩個相互聯係的方麵，這就是義論的義利觀和功利論的義利觀。傳統的“義利觀”既包括道德行為和物質利益的關係，也包括動機和效果的關係。在功利論的義利觀中，“利”指個人私利，而“義”的價值規定則為“利人”、“利天下”。相對於物質利益的“利”，又有公利和私利之分。

義利觀對於強調道德作用的中國傳統思想是一個很關鍵的標準，甚至從取什麽樣的義利觀，就能判斷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傳統的“義利之辯”強調“義以為上”、“義以為質”，而且個人的層次越高，“義”的地位就應該越突出。《莊子》中說：“小人則以身銜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孔子曾提出了著名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孟子則更明確地指出：“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苟子則認為應該“先義而後利”……這些都是儒學中很典型的義利觀。

在中國曆史上也有的學說將義利統一起來，在利的基礎上強調義的作用，墨子說：“義，利也”。這一學說在本質上代表著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它的原則不是為道義而道義，而是以一定的功利為目的，以利集體、利國家、利天下為價值取向。“義貴有功”，功在利國利民。“貴義”就是要把人民、整體、國家的公利放在首位。墨子認為，“義”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兼利萬民，而不必考慮自己是否被重用。還有近代一些思想家如顏習齋、梁啟超等人都極力主張“利”的作用；也有一些思想家認為應該兼顧義利，二者皆不可去，持這種觀點的人有苟子、陳亮、葉適等人。當然，傳統的“義利觀”重“義”，並不表明它不言“利”，相反，它主張義利雙行，因為“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在言利的時候，不能以利害義，要見利思義，當二者不可得兼時，要先義後利，舍利取義。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是非常突出的。當年，李白曾寫詩稱讚魯仲連：“齊有惆僥生，魯連特高妙”，說的就是魯仲連重義輕利的品質。在戰國時代，有一次秦軍圍住郎郭，情況十分危急。魏國派辛垣衍來說服趙國平原君，建議趙國尊秦為帝，指出這樣秦兵就能退。這時別國人都逃走了。可是，魯仲連不但在重圍中不肯逃走，反而去見辛垣衍，曉以尊秦為帝的害處，並證以曆史事實，有理有據，終於說服了辛垣衍。郎嘟民心因此安定下來。秦軍聽說有這樣的能人在幫助趙國，也未敢妄動，退卻了五十裏。後來，魏國信陵君率軍來救援，邯鄲之圍遂解。平原君十分感謝魯仲連，要給他封地，他不接受；要給他千金，他也謝絕了。魯仲連說：“正直的人，應該能夠為別人排除危難，調解糾紛，而不要什麽報酬。要是接收了人家的東西，那就成商人了。我是不願意那樣幹的。”魯仲連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就離開了趙國。其實，魯仲連並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人物，但是，兩千多年以來，他一直為人們所稱頌。這就是因為魯仲連是一個重義輕利的君子，他的高尚行為與儒家提倡的重義輕利的人生價值觀十分相符。

公義無私是體現中國道德傳統的一個重

要標誌。春秋時晉大夫苟息、曾經說過：“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晉人尚公，這在曆史上是很突出的，也是其能成為強國的重要道德基礎。當國家危難之時，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衝突之時，當原則麵對私情之時，甚至當親人做了不德不義的事情之時，道德傳統提倡的都是以公為準，以義為先。據《後漢書·列傳》記載：漢順帝時，蘇章曾擔任冀州刺史。一次，在審理積案的時候，蘇章發現清河太守是一個大貪汙犯，而此人正是他以前最好的朋友。在開庭審理的前一天晚上，蘇章特意備下了酒菜，請來了那位老朋友。兩人一邊喝酒，一邊敘舊，十分愜意。酒過三巡，清河太守對蘇章說：“別人頭上隻有一重天，而我頭上卻有兩重天。”蘇章不解，問此話是什麽意思，清河太守頗為得意地說：“不瞞老朋友講，千裏做官，還不是為了占點兒貪點兒。原先心裏也挺害怕，現在，有你在這兒當刺史，我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這不是比別人多了一重天嗎？”蘇章想不到當年的好友竟然變得如此庸俗卑鄙，他嚴肅地回答說：“朋友之情，是你我之間的私事，守法與執法則是公事。雖然我們過去的友情不錯，但是倘若你真的貪贓枉法了，我是不徇私情的。今天我請你來飲酒，講的是你我私情。明日，我作為冀州刺史來斷案，那必定會公事公辦的！”第二天，蘇章正式開庭審理清河太守的案件，最後將其審判正法。冀州境內的吏民都知道冀州刺史蘇章是一個鐵麵無私的人，大家對他都很敬畏，冀州一帶的社會風氣迅速好轉。冀州刺史蘇章的做法正是繼承公義無私的道德傳統的生動體現。

另一位曆史人物徐有功，也是公義無私、剛正不阿的人。唐代武則天當政時，徐有功是掌管司法的左肅政台侍卿史，他反對酷吏來俊臣、周興等人羅織罪名陷害無辜的做法，常常推翻他們的原判，依法辦事，為被告平反冤案。徐有功不畏權勢，經常為案子的是非曲直和武則天當麵爭論。為此，徐有功時常激怒武則天，武則天甚至氣得下令殺他，但是，徐有功毫不畏懼，仍然堅持真理。許多酷吏和贓官嫉恨徐有功，他們千方百計誣陷他，致使徐有功多次丟掉烏紗帽，被貶為庶人。一次武士們奉命拖著徐有功去午門斬首，他還不住地回頭衝著武則天大喊：“臣雖身死，但法律卻沒有更改呀！”徐有功三次被判死刑，後來又死裏逃生。徐有功知道自己隨時有被抓被殺的危險，但是他深明大義，依然秉公執法，仗義執言，不惜以身護法。徐有功曾對身邊的人說：“我身為法官，判案人命關天，所以不能一味順從聖意，保全自身榮華。”人們對徐有功十分欽佩，在他被重新起用的時候，大家都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激動得落淚。徐有功是誨諫之臣、正直之士，為曆代有識之士所推崇，清朝的著名學者袁枚還專門寫了一篇《徐有功論》，文中說：“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一個人隻有拋開私念，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才能做到不阿權貴，實事求是，公正執法，仗義執言。中國曆史上的“清官”都具有公義無私的共同特點，他們或鐵麵無私、執法如山，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在明代，以寡敵眾擊潰瓦剌軍、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於謙，被奸臣陷害致死後，官吏奉命去抄沒他的家產。在於謙家中，官吏發現根本沒有什麽多餘的錢財，隻有一間屋子的門被牢牢地鎖著，打開一看，原來是早先皇帝因功賞賜給於謙的鱗袍、刀劍之類的東西正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裏。這恰恰是對於謙一世清白、剛正不阿品格的最好說明。

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有體現公義無私、公正廉明這些中國優秀傳統美德的佳話，還因而留下了一些與此相關的詩篇，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有：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後，派侍講劉憬去交州、安南頒詔。劉憬在安南（今越南）宣詔後啟程返京前夕，安南王派人給他送來了黃金、珍珠、犀牛角等珍貴禮物，劉憬一概拒收。上路後，安南王派人截住他，定要他帶走禮物，劉憬仍然堅辭不受。入關後，劉憬感慨作詩說：“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著有安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還有一則關於明代朝官李汰的。有一年李汰到福建主持科舉考試，當時，有人為了求得功名，在夜裏給他送來了黃金等物，當即遭到李汰的拒絕，李汰還就此揮筆題詩一首：義利源頭識頗真，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在清代這樣的事例也有不少。清代張伯行在福建和江蘇任巡撫、總督的時候，非常反對以饋贈為名，行賄賂之實，為此，他曾專門寫過一篇禁止饋送的檄文，文中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

一文。誰雲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二、社會價值決定人生價值

強調以群體乃至民族、國家利益為重，這是中國傳統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在中國古代，有識之士看重的人生價值，是人在與社會結合的角度上實現的價值，也就是人的社會價值。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對人的社會價值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荀子在《荀子·王製》中曾經說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人的可貴之處在於社會性的結合，隻有結合起來，人才能戰勝自然，而一旦削弱了這種結合，則會被自然所降伏。這一思想的實質，是要人們按照“義”的要求來維護群體的利益，維護群體的存在，這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人生價值觀。這一價值觀一方麵強調了個人對群體的依賴，另一方麵，也看到了社會要發展，要戰勝自然界，同樣也離不開個人的組合。這一觀點同時還看到了“利”的作用，看到了社會分工的作用，認為如果人人都盡力於自己的社會職責，社會就會強盛起來。實際上，這種人生價值觀已經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價值選擇，那就是個體利益應該從屬於群體利益。

中國古代的先哲評價人生修養的最高標準就是“止於善”，也就是達到善的最高境界，而隻有家齊、國治、天下平，才能“止於善”。為此，孔子提出克己複禮”，孟子則主張“修其身而天下平”，也就是先使自己有好的修養，才能為社會作貢獻，即所謂的“內聖外王”。

在古代先哲的眼中，“聖”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王”是事業功名的最高境界，而對於聖王的衡量標準則是“用”。這就是後來的“經世致用”的思想，著名思想家王安石、李贄、顧炎武等人，都是這一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和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顧炎武更是將此升華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倫理道德是社會中的一種精神動力，而利己營私、自甘墮落則是人生中最大的恥辱。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不能說不重視人的價值，《孝經》中說道：“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經常總結人生經驗，反省自我，努力認識人與事物之間的主客觀聯係，則是發揮人的精神力量的關鍵之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論及的修養並沒有局限於道德品質的陶冶，而是對思想、理論、方法、技能等各方麵的知識求之以博大，攻之以精深，並且還要使自我認識能力不斷完善。孔子曾經教育他的學生要進行認識能力的全麵反思，他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子則說出了為人熟知的“吾日三省吾身”。可以說，中國人在提倡人的精神作用、完善人的認識能力方麵有著絲毫不亞於西方人的“反”與“內省”。

作為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中注重個人修養、謙虛、忍讓、吃苦、耐勞、崇尚和平、和諧等，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在對待社會、對待人生的一係列問題上，中華民族有著許多高尚的價值追求，像“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的人生責任感和使命感；像“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的人生價值觀和獻身精神；“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的人生追求和道德境界；還有扶困濟貧，見義勇為，尊老愛幼等美德，都是中華民族精神寶庫中的一筆財富。

中國古代明君或有識之士大都深知“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並且引以為戒。三國時的曹操率軍打仗，曾明令：踐踏莊稼者斬。後來，曹操的馬驚了，踐踏了百姓的莊稼，於是他要拔劍自剔，後經部下奪劍相勸，他就割了一段頭發代替。從此，民間留下了曹操割發正軍紀、三軍悚然的佳話。曹操隻是割了自己的一點頭發就足以震懾三軍，正說明了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從唐太宗的“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到白居易的“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以及歐陽修的“以令率人，不若身先”……古往今來，凡受到百姓擁戴的為官者或誌士仁人，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做到正人先正己，言必信，行必果，這樣的人才富有榜樣和人格的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