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_安順場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地

安順場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地

概況

安順場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地位於四川省石棉縣彝族鄉，紀念地由以紅軍頭像為標誌的紀念碑、存放革命文物的紀念館、大渡河紅軍渡口、紅軍炮台、紅軍機槍陣地、紅軍戰鬥遺址、紅軍強渡成功登岸的安靖壩桃子灣、紅軍書寫的標語、保存完好的紅軍指揮樓等部分組成。2001年6月，安順場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地被中宣部評為第二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大渡河是位於長江上遊一條峽穀河流，水深流急，是一道天險。安順場地處大渡河中遊，是大渡河畔的一個重鎮，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1983年5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此全軍覆沒。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渡過金沙江休息5天後，由會理沿安寧河穀抵達大渡河安順場渡口。當時隻繳獲兩隻船，對岸渡口又有一營敵軍防守。為了掃除這一障礙，紅一團挑選了17名勇士，於5月25日冒著敵人的炮火強渡登岸，並陸續渡過了一個師，取得強渡大渡河的首戰勝利。因此，安順場以“翼王悲劇地，紅軍勝利場”而馳名。

翼王悲歌

安順場位於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遊南岸，距雅安市石棉縣城11公裏。安順場原名紫打地，地勢險要，太平天國名將翼王石達開曾在此全軍覆沒，留下一曲曆史的悲歌。

石達開同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決裂後，率領部隊在各地縱橫馳騁，清軍聞風喪膽，清統治者也惴惴不安，一心想除之而後快。1863年5月12日，石達開率軍3萬抵達紫打地（安順場）渡口。清朝四川總督駱秉章調集重兵，據險阻擊。清軍在沿線各地備好滾木巨石，阻塞了太平軍後退的道路。石達開數次強渡大渡河、鬆林河，都因為清軍火炮太猛、大渡河水流湍急而失利。太平軍進退兩難，軍隊傷亡慘重，疾病流行，讓縱橫沙場十多年的一代名將成為籠中困獸。5月29日，當地土司嶺承恩阻斷最後一條山路，使太平軍陷於絕境。

6月初，萬般無奈的石達開作出了“舍命以全三軍”的決定，想以犧牲個人來換取將士們的活命。他忍著撕心裂肺的悲痛自沉妻妾和兩個年幼的孩子於河水之中，發出了“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的悲歎，成為千古恨事。

石達開

受騙被俘後，駱秉章背棄了與他的約定，下令屠殺石達開的200名部將及2000名士兵於大渡河邊，致使滔滔河水血染紅。石達開被押至成都，6月26日，被駱秉章淩遲於成都市科甲巷，年僅33歲。

紅軍勇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紅軍揮師向大渡河進軍。

對於曆史上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悲慘一幕，毛澤東與蔣介石同樣清楚。蔣介石深知，隻要過了大渡河，就再沒有任何天然屏障能夠阻擋紅軍前進的步伐了。為此，他精心製訂了把紅軍封鎖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予以“根本殲滅”的作戰計劃，並放言：“大渡河是紅軍的覆滅之地”。此時的中央紅軍僅剩2萬餘人，而蔣介石部署在大渡河會戰的總兵力有20萬人左右。

“我們不做石達開第二！”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召開的鐵廠會議上，毛澤東堅定地說。

5月16日，紅軍幾乎是沿著石達開當年的行軍路線向安順場急進。24日夜，中央紅軍紅1師出其不意地猛撲河邊的安順場小鎮。25日上午9時，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戰鬥正式打響。從紅1團1營2連抽調出來的17名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開始強渡大渡河。

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衝鋒槍，一支短槍，五六顆手榴彈。第一船由連長熊尚林帶隊，共9人，第二船由營長孫繼先率領另外8名勇士奮勇向前。

嘹亮的衝鋒號吹響了，輕、重機槍一齊向對岸敵人壓製射擊。小船一顛一簸地向河心斜漂過去。劉伯承、聶榮臻都走出工事，為了首長的安全，衝鋒號停了下來。劉伯承命令：“繼續吹！”站在一旁的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肖華忙搶前幾步，從一名司號員手裏拿過號，挺起胸膛吹起來。

有“神炮手”之稱的趙章成拿出僅有的4發炮彈，打出兩發便擊中敵碉堡。小船載著勇士們在彈雨中艱難前行。船靠岸了，黑壓壓的敵人從山上衝下來，“神炮手”又射出最後兩發炮彈，命中敵群。熊尚林率勇士們衝上岸，最終控製了渡口。

劉伯承立即給軍委發電報：大渡河渡口已經被我軍突破！

紅1師1團強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團搶占瀘定橋。很快，紅2師4團又飛奪瀘定

橋，紅軍的千軍萬馬在這裏渡過了天險大渡河，打破敵人的封鎖，粉碎了敵人要讓紅軍“做第二個石達開”的妄想。

自此，17勇士強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跡也流傳開來，也將永遠為後人所傳頌。

然而對於“17勇士”的說法，一直以來存在著爭論。有人認為應為“18勇士強渡大渡河”，這是因為，其實在強渡大渡河時，兩船分渡過去18人。

親曆戰鬥的紅1團團長楊得誌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一段曆史：“我們挑選了17名同誌組成奮勇隊，分兩次強渡，第一船由連長熊尚林帶隊，過9人，第二船由營長孫繼先同誌帶隊，我在第三船上。”在楊得誌1982年發表《強渡大渡河的紅軍勇士是多少個？》的文章中，回顧渡河情況時提到：“我們可以把奮勇隊17位同誌稱為勇士，若把當時的營長孫繼先同誌算進去，稱18勇士也沒有錯。”可見，當時兩船分渡過去的確是18個人，而“17勇士說”與“18勇士說”的分歧點就在於算不算時任紅1團1營營長的孫繼先。

根據回顧與推斷，當時的情況是當第一船返航後，孫繼先營長就在河邊，並根據戰場態勢作出了新的判斷，臨時決定上了第二條船，帶領剩下的8名隊員過了河。長期以來，大多數史料都采用了“17勇士強渡大渡河”的說法，主要是認為孫繼先營長隨奮勇隊一起過河，但作為營級指戰員，他還擔負著指揮其他戰鬥員掩護奮勇隊過江的任務，並不是奮勇隊的隊員。

強渡大渡河的這17名勇士後來都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奮勇隊隊長熊尚林於1942年6月犧牲在河北崇禮縣與日寇的作戰中，而17勇士中的其他隊員最後的蹤跡在哪裏都不為人知。

作為當年強渡大渡河一線指揮員的孫繼先，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的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90年因病逝世。

對於“17勇士說”和“18勇士說”的爭論，孫繼先生前曾感慨地說：“至於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爭論。革命戰爭中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些同誌犧牲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幸存者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應該說在長征路上英勇戰鬥的紅軍戰士人人都是英雄，個個都是勇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