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公共性思想初探——基於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比較視角

譚清華

國內哲學界對公共性問題的關注始於上個世紀末，其出發點與歸宿在於分析和解決政府職能轉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這是國內學界一開始就具有的理論自覺。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如何立足於我國的現實，在借鑒西方公共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符合馬克思思想邏輯和立場的公共性理論，一直都是難點。本文試圖對此做出初步探索。

一、公共性與馬克思思想

雖然馬克思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本身就包含有“公共”的意思，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對公共性進行明確界定，也沒有像阿倫特那樣試圖基於公共性構建一個完整的公共性理論。“公共性”能夠成為重要的哲學範疇，要歸功於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正是他們關於政治公共性、輿論公共性和理性公共性的係統論述，才使得公共性這個範疇凸顯出來，並為理解和解決當代社會麵臨的一些重要問題提供了思路。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公共性的理解是一致的。在阿倫特那裏，公共性是一種人與人通過言語和行動形成相互聯係的共存境況，體現了人的存在的世界性、差異性和不朽性。在哈貝馬斯那裏，公共性表現為一種意見，這種意見是私人借助於報紙等媒介形成的，是以批判和監督公共權力機關為目的的。而在羅爾斯這裏，公共性指的是良序憲政民主社會下公民具備的一種理性推理能力。因此，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對公共性都有著特定的理解，其提出的公共性理論也是針對特定問題的。

公共性理論的多樣性，既給我們理解公共性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我們能夠在公共性的差異比較中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又給我們發展符合馬克思思想邏輯和立場的公共性理論增加了難度。因為任何關於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的論述，其前提都是要回答：馬克思的公共性的內涵是什麽，它在什麽意義上是公共的？沒有這種前提性的回答，或者說，沒有這種與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公共性理論的區分，所謂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就不是自明的。那種單純憑借直覺或者日常經驗來談論的公共性，顯然缺乏理論的清晰性。從理論的具體要求來說，公共性這個概念從來就需要好好界定。而任何對公共性概念的界定，其實也意味著對公共性理論的闡發。

無論是哈貝馬斯的公共輿論，還是羅爾斯的公共理性，馬克思在早年都曾主張過。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馬克思曾經有一個與哈貝馬斯公共輿論思想一致的主張。這個主張認為，在如何解決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官方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統一的問題上，自由報刊作為獨立於私人和官方管理機構的“第三個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在報刊這個領域內，管理機構和被管理者同樣可以批評對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從屬關係的範圍內，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權利範圍內進行這種批評——已經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理智的力量，作為合理的觀點的體現者。‘自由報刊’是社會輿論的產物，同樣，它也製造社會輿論，唯有它才能使一種特殊利益成為普遍利益。”也就是說，馬克思這裏也像哈貝馬斯主張的那樣，把自由的報刊或者說自由輿論視為擺脫利益的特殊性，並使之上升為普遍利益的保障，把報刊的這種輿論理解為公共性的輿論。可是，當馬克思思想逐漸走向成熟，深入到社會存在的經濟基礎之後，這種求助於輿論公共性的幻想也就被揚棄了。因為馬克思認識到，這種所謂的公共輿論隻不過是構成市民社會基礎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訴求，本身就具有階級性和共同利益的虛幻性。“馬克思揭發公眾輿論是錯誤意識：它在自己麵前掩蓋了作為資產階級利益麵具的真正本質。”因此，哈貝馬斯的公共輿論思想，僅僅是馬克思曾經主張過而後又被揚棄的一種思想。這也意味著，馬克思不可能接受哈貝馬斯語境中的公共性內涵和理論。

而對於公共理性主張，由於馬克思受德國古典哲學理性傳統的影響，曾把國家和法律視為絕對理性的實現和人民自由的保障，從而肯定了理性的公共性。在發表於《萊茵報》上的幾篇文章裏，馬克思集中闡述了這樣的理性觀：國家和法都是理性的表現，國家應該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實現”，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手段，而應該是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這種對理性的肯定要求馬克思對康德的理性學說進行辯護，因為康德是德國古典哲學理性傳統的奠基人。所以，當曆史法學派創始人胡果自稱是康德的學生，並把自己的自然法稱作康德哲學的支脈時，馬克思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認為“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師康德”。可以說，早年馬克思就像羅爾斯一樣，也曾相信理性的公共性，相信國家和法律就是理性的體現、自由的保障，可是這種對理性的信仰隨著馬克思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者而受到了批判。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馬克思、恩格斯對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反映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其矛頭直指他曾經為之辯護的康德。作為對康德實踐理性思想發展的公共理性主張，馬克思仍會批判其形式普遍性。

因此，從理論的內在邏輯來說，哈貝馬斯、羅爾斯與馬克思的思想秉持的是完全不同的價值立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是持批判立場的，他正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基礎上說明了無產階級解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這與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是完全相反的。因為後者雖然不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各種矛盾，並試圖從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出發就如何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形成共識進行合法性和正當性說明，但是他們本質上都是試圖通過構建一個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憲政體製來化解包括階級矛盾在內的各種衝突，以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正是在這點上，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所理解的公共性其實也僅僅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而已，是與馬克思的主張和立場相衝突的。也是在這點上，阿倫特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的思想具有更多的“親近性”。因為就像馬克思一樣，阿倫特對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持批判立場的。

當然，阿倫特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具有根本的區別。阿倫特麵對當代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是“向前看”，而是將視角投向了古代，試圖從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中找尋現代政治弊病的根源。阿倫特將現代政治的弊病歸結到勞動和勞動社會的興起。因為在她看來，正是勞動地位的上升和勞動社會的興起，導致了社會領域的繁榮和公共領域的衰落。這樣，阿倫特就錯誤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勞動和勞動社會，而忽視了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導致勞動由人類的自由自覺活動異化為勞動者謀生的手段，並因此而對高度肯定勞動作用的馬克思展開了批判。她在《人的境況》和《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都對馬克思的勞動思想以及解放勞動大眾的政治主張進行了批判。她說：“馬克思在把勞動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的時候，從傳統來看，他並不是把自由的人，卻是把強製的人作為人類來論說的。”因此，阿倫特認為，主張勞動解放本身就是語義矛盾，而勞動解放也意味著其失去了政治上的意義。

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阿倫特的公共性思想與馬克思思想在內在邏輯上存在的矛盾和對立，不難理解阿倫特對馬克思的各種指責和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誤解基礎之上的批判。在論述公共性思想的三位學者中，阿倫特是對馬克思批判最嚴厲的一位，但是她的主張又與馬克思思想最具有 “親近性”，這是矛盾又是事實。其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們都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形成的社會危機和弊端進行了揭示和批判，而且還在於他們都深入到了人的生存危機這個當代社會麵臨的最根本的問題，因而都是立足於人的生存危機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揭示了無產階級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群體的非人的生存危機，並把這種危機的解決歸結到資本主義私有製與社會化大生產這一矛盾的克服上，從而提出了一個沒有私有製、沒有壓迫、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全麵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藍圖。而阿倫特則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普遍的勞動奴役造成的個體孤寂這種生存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民主政治的不穩定，從而主張恢複類似古希臘

城邦公民政治那樣的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參與的，而僅僅局限於那些擺脫了勞動必然性製約的少數人。因此，阿倫特的公共性主張從某種程度上說，又是精英主義的，但是她對公共性的揭示由於是對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回應，因而與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具有了“親近性”。

總之，通過比較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思想，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的思想在價值立場等問題上存在根本的區別，很難將他們關於公共性的界定和主張直接運用到馬克思思想中來，雙方屬於不同的理論譜係。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在馬克思的理論主張中就沒有公共性思想呢？對此，重要的不是簡單地回答“有沒有”，重要的是要思考：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他是否也麵臨著公共性的問題。這就需要對馬克思的思想邏輯和理論主張進行分析，隻有在全麵分析他的思想邏輯和主張之後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而這個分析的過程也就是揭示和闡明問題的過程。

二、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

政治解放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大特點，也是資產階級曆史進步性的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傳統社會裏，政治領域是受宗教、社會等級等非政治因素製約的，甚至在中世紀，財產、商業、社會團體和人都是政治的。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具有高度的統合性。政治解放就是要把政治領域從這些社會因素、身份等級的限製中解放出來，完成從政治等級到社會等級的轉變，使社會領域的等級差別變成與政治生活完全沒有直接關聯的私人生活的差別，即形成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的徹底分離。這樣，國家就宣布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宣告了人民的每一成員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享有者。可是，當國家這樣做時，它隻是以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而這些差別卻以它們固有的方式，即作為私有財產、作為文化程度、作為職業仍然發揮著作用並表現為國家的本質。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隻是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所以，政治解放也就必然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分裂，即利己的市民社會與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國家政治生活之間存在分裂。

這種分裂是資本主義社會局限於政治解放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因此也構成了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公共性理論的現實背景。在他們的公共性理論中，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回應。就阿倫特來說，市民社會僅僅是為生存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相互關係，是一元的，而政治領域作為人們自由活動、展現個性和創造性的領域則是多元的。市民社會的興起是導致政治公共領域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她主張將政治領域局限於那些擺脫了生存需要製約的平等的自由人之間。這樣，阿倫特就將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完全對立起來，並企圖在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之間築起一堵高牆，通過將市民社會擋在政治領域之外來維護政治的公共性。與阿倫特這種違背現代自由民主精神的古典政治傳統主張不同，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則從洛克的自由政治傳統出發，首先肯定了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和多元性，其次肯定了多元化的市民社會有權平等地參與政治公共生活。因此，對於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而言，問題就在於如何解決市民社會多元化與政治領域公共性的矛盾和衝突。他們都試圖從公共性出發構建一套具有合法性的憲政體製來化解這一矛盾和衝突。這樣，無論是阿倫特，還是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這種分裂，他們的出發點在本質上都是政治的，即他們始終是在維持市民社會私人自主性的基礎上，主張運用政治的公共性來化解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裂。

這一點與馬克思的主張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分裂不但造成人自身的分裂，人被分為私人和“公人”，即一方麵個人生活在市民社會中，作為一個有著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而存在，另一方麵由於政治解放使得公共事務成為每個個體的普遍事務，政治職能成為個人的普遍職能，因此個人又是一個公共存在，是一個“公人”，而且這種分裂還造成公共生活的抽象性，個體與類的分裂。因為政治解放並不以市民社會的統一為基礎，反而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利己的私人利益基礎之上。這樣，一方麵政治共同體要求人們統一起來，體現了人們生活的普遍性、人的公共性，另一方麵作為這個政治共同體基礎的市民社會又是一個利己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製。因此，這種建立在社會對立基礎之上的政治公共性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性，而隻能是“形式的普遍性”。所以，馬克思認為，不是政治社會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社會，隻有消除市民社會的分裂才能化解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對立。那種企圖一方麵維持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另一方麵又試圖通過政治權利的公共性來化解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裂的主張，其實質就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上的政治解放來換取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合法性承認，從而促使無產階級放棄解放自身的要求，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統治永恒化。

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統治階級不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統治主要不是基於政治的不解放，而是基於市民社會的內部分裂，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無產階級的一無所有這一“純粹的經濟關係”。“現在的統治不是以‘既得權利’為依據，而是以實際經濟關係為依據，雇傭勞動製度不是一個權利關係，而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關係。”因此，資產階級能夠在無產階級的長期鬥爭中進行政治上的讓步，給予廣大無產者所謂“自由價值”不等的政治權利，而對超出政治解放的進一步要求即社會解放卻以自由優先、權利至上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反對。這就說明了，政治解放與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不是相悖的，而是高度統一的；僅僅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從一些包括正義在內的政治理念出發去提出相關措施，都是無損於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那種隻是要求政治公共化而忽視社會變革以實現社會統一的主張，最終都會落入到資本主義現存秩序的維護中去，有意或無意地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俘虜。

這樣，馬克思與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之間就形成了立場上的根本區別。馬克思並不滿足於政治解放形成的抽象普遍性和公共性，他要尋求的是人的解放以及由此所需要的社會解放。社會解放的本質就是把社會從資本的支配下解放出來，使社會成為共產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個人之間相互排斥，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相衝突的社會，而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聯合體之間因為處於一種自由發展的相互促進中，因而是共享自由發展的社會。這種主體間的相互共享性即是公共性。這樣，從某種程度上說，共產主義社會也即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聯合體之間以及由此形成的聯合體與自然之間處於公共的社會關係之中的社會。因此，馬克思所主張的公共性，從根本上說指的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相互自由和共享發展的公共的社會關係。

但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並不是自發的，它一方麵依賴於社會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麵也依賴於推動社會發展的曆史主體即無產階級。就社會發展進程而言，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與之相適應的理想。它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存在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它通過揚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而建立。具體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克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其他社會矛盾基礎上不得不進行生產社會化。這種社會化過程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否定，是向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發展的一種過渡形式。就曆史主體而言，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了無產階級要解放自身就必須首

先消滅資本主義社會，消滅階級本身。隻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存在，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前提和結果也就存在著，並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激化呈現出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和行動。

這樣，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為了解放自身而推動著社會向消滅資本主義、消滅階級的運動方向前進就實現了統一。這種統一意味著，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既是一場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改造的現實運動，特別是將生產資料從私人占有改造為公共所有由於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需要而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又是無產階級形成階級意識和采取行動，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社會走向滅亡的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形成是曆史主客體統一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意識和行動本身就是推動共產主義社會形成的不可缺少的曆史因素。自從馬克思提出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的命題之後，馬克思不可能接受一個沒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唯物史觀，更不會幻想共產主義社會能夠脫離於無產階級的意識和行動而以鐵的規律性自行呈現。這樣，我們就涉及到了馬克思關於公共性思想的另一主張，即無產階級的公共的階級意識問題。

三、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政治生活

在現實中，無產階級能且隻能通過具體的無產者來意識和行動。無產者是一個個有著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他的解放隻是意味著擺脫無產者的地位，成為其對立麵即有產者。而無產階級則是無產者基於共同的利益和地位組織起來的共同體，它的解放隻能通過消滅階級本身才能實現。這也是無產階級與曆史上其他被統治、被壓迫階級相區別的地方，是無產階級與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趨勢相一致，從而體現無產階級曆史優越性的地方。因此，無產階級不等於無產者，也不等於無產者的總和。它是由無產者組織而來的。這種組織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造成了無產者在生產關係中處於共同的地位和形成共同的客觀利益。其次，就是無產者在與資產階級合作一起反抗封建勢力以及接下來反對資產階級統治和剝削的鬥爭中，無產者對於自己的社會地位、共同利益等等形成越來越明確的意識。這種意識，馬克思曾明確稱之為“階級意識”。後來的盧卡奇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對其進行了集中的論述。

所以，無產者與無產階級之間有聯係，但也存在重要的區別，這是客觀事實。任何忘記這種區別的做法在理論上和在實踐中對於社會主義發展來說都是有害的，也容易導致布朗基主義意義上的專政。“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進行的突襲，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進行突襲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事先又被組織在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專政之下。”因此，布朗基主義意義上的專政絕不等於無產階級專政。前者是個人或者少數人淩駕於整個階級之上，是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專製；後者本質上是整個階級的專政，雖然這種專政需要通過個人，即通過本階級內部優秀成員來實行，但是這些人是服從於整個階級的。

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對於形成無產階級，特別是形成“自為的”無產階級是必不可少的，是把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的靈魂。在馬克思那裏，階級並不僅僅是一種生產關係的人格化，它也是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馬克思曾對法國的小農進行過分析。他說，這些小農就其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但是就他們彼此間隻存在地域的聯係，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係、形成政治組織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馬克思強調，階級不僅是社會生產關係和共同利益的體現，也是對這種關係和利益的揭示和認識即階級意識的體現。就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樣，沒有共同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存在，階級意識是無法形成的。反之，隻有客觀的階級關係和階級利益，而沒有關於這種關係和利益的認識，階級也僅僅是“自在的”。一個自在的階級對於社會結構分析而言也許是必要的，但是對於賦有解放自身使命、從而需要積極參與社會曆史活動創造的無產階級來說，卻是遠遠不夠的。它還必須上升為“自為的”階級。從自在的階級上升為自為的階級，與把無產者組織成為無產階級實質是一致的，其關鍵都在於無產者形成和發展階級意識。

無產者的階級意識並不等同於無產者的個體意識，二者之間既具有聯係又相互區別。從二者區別來說，無產者的個體意識是對無產者局部性社會關係的反映和體現，因此具有個體性。這種個體性在私有製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初期都具有利己性特點。而階級意識卻不是個體的意識，而是一種公共的意識。它之所以是公共的，就是因為這種意識是對無產者之間共同社會生產關係和利益的認識，是個體之間相互共享的意識。也就是說，它不但是所有無產者的共同意識，因此是內在於無產者個體意識之中的，而且由於社會生產關係和利益決定了階級關係的形成，因此它也是體現無產者本質屬性的共同意識。從二者聯係來說，雖然階級意識是公共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脫離無產者個體意識的外在的存在。“工人階級的共同願望和意向是從它所處的現實條件中產生的。正因為如此，這種願望和意向為整個階級所共有，盡管在工人的意識中運動以極其多樣的形式反映出來，有的幻想性較多，有的幻想性較少，有的較多符合於這些現實條件，有的較少符合於這些現實條件。”無產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的意識也不是一塊白板。他們每天都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每天都會對實踐中的問題和挫折有著或多或少的認識。這些認識就是形成公共的階級意識的基礎和條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個體意識自發地就能上升為階級意識，無產者不參與政治就能形成無產階級。

無產者作為一個私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中，既受著局部性社會關係形成的狹隘利益和直接利益的影響，也受著各種與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相矛盾、相衝突的落後觀念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製約。這些影響和製約往往作為重要的因素被包含在無產者不得不生存其間的社會存在中。這種社會存在相對於無產者而言是狹隘的和局部的。它是對無產者意識形成最直接影響和製約的根源。在它的基礎上自發地形成的個體意識與公共的階級意識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幻想和扭曲。因此，無產者要擺脫這種幻想和扭曲不僅需要無產者具有一定的理論批判能力，能夠揭示和認識各種幻想，更需要無產者超越自身的直接的社會存在，與其他的無產者組織起來形成階級存在，即形成公共的政治存在。無產者隻有通過與其他無產者的交往並且通過其他的無產者才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與其他無產者處於共同的階級關係中，自己的命運與其他無產者的命運是同一的。

所以，階級意識作為一種公共意識，是與無產者的政治存在緊密相關的。馬克思曾經指出，雖然經濟條件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勞動者，而資本的統治又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係，從而使得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自在的階級。但要由這種自在性上升為自為性，即要使無產者克服個體意識的種種幻想而發展出階級意識，則隻有當無產者處於政治活動中才能實現。“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很顯然，這裏的“鬥爭”不是指單獨某個無產者而是指無產者組織起來後針對資產階級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反抗活動，它是一種公共的政治活動。馬克思這裏強調了，政治的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治，二者是相互促進和高度統一的。無產者在階級行動即政治活動中形成階級意識，而這反過來又推動著階級行動即政治活動和無產階級的發展。也就是說，無產階級不能離開政治活動而抽象存在，無產階級本身就是政治的存在，任何要無產階級放棄政治的人都終究會被他們所唾棄。

（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作者係郭湛教授2006級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