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出東方_■ 長夜難明

一、日出東方

■ 長夜難明

中國是在19世紀中葉進入近代社會的。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以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君主專製國家。在曆史上，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也曾經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文明，隨著歲月的流逝都相繼衰落、中斷或變異了。唯有華夏文明雖經曲折卻從未中斷，並不斷創造出繁榮昌盛的局麵。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令世人驚歎不已的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對改變整個世界的麵貌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然而，當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者陶醉於泱泱大國的“康乾盛世”之時，卻萬萬不曾料到，比“大清帝國”大得多的世界正經曆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17世紀中葉開始，世界之舟順著彎曲的曆史長河駛進了近代港灣。18世紀60年代以後，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在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

翻開這個時期的世界曆史畫卷，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番景象：當這些國家的蒸汽機在工廠裏轟鳴作響，汽船在內河上劈波斬浪，火車在原野上呼嘯奔馳時，曾經創造古代燦爛文明的中國卻依然是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原來文明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歐美國家，此時已遠遠跑在了閉關鎖國的中國的前麵。

曆史是無情的。一方生機勃勃，一方苟延殘喘，這種反差極大的對比是令人心痛的。為什麽中國會由盛轉衰、漸漸落伍了呢？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製度，阻滯了中國曆史車輪的前行。由這個製度構架的中國社會，日益走向了衰敗和落後。

衰敗源於腐朽，落後就要挨打。1840年，英國侵略軍為維護其肮髒的鴉片貿易，以堅船利炮衝開了中國長矛大刀築起的海防，耀武揚威地開進了這個閉關鎖國的東方古國的大門。鴉片戰爭的結局是正在走向腐朽沒落的中國戰敗，清朝政府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近代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自那時起，西方列強紛至遝來，不斷發動侵華戰爭。每一次的入侵，都使中國山河破碎；每一次戰爭，都使中國人民生靈塗炭。屢吃敗仗的清王朝統治者被迫同西方列強訂立了一係列割地、賠款、讓權的屈辱賣國條約。盡管中國在形式上還保持著獨立，但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係，逐漸形成了被西方列強共同宰割的局麵。在清朝統治者的腐朽沒落麵前，外國侵略者的胃口變得越來越大。他們在中國強行劃分勢力範圍，不僅取得了在中國設立工廠、開采礦山、修築鐵路、設立銀行、經理航運等特權，而且取得了駐紮軍隊、設立租界、領事裁判等特權。這樣，外國侵略者既控製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也操縱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大權，儼然成了“大清帝國”統治者的太上皇。這樣，中國就逐步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馬克思早已精辟地說過：“掠奪是一切資產階級的生存原則。”麵對著大門洞開的中國這塊肥肉，眼看著嘩嘩流入腰包的白銀，貪婪的外國資本家喜出望外，頭腦也變得發昏

了。英國西菲爾特一家公司運來大批刀叉，準備供給習慣於用筷子的中國人進餐之用，結果刀叉在商店裏陳列多年，無人問津。英國倫敦一家公司運來大批鋼琴，設想在有幾億人口的中國，如果每200個婦女中有一個願學鋼琴者，那將是多麽大的一筆買賣呀！其結果鋼琴被堆在倉庫裏，任憑它受潮變質。

這兩個近乎荒唐的故事，分明昭示了外國侵略者對地大物博的中國垂涎已久的目的。他們來中國，不是領略東方古國的風情，更不是旨在傳播資本主義文明，而是要尋求更廣大的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豐厚的利潤。外國資本的侵入雖然促使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解體，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的新因素，引起了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但並沒有也不可能導致中國建立起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與此同時，封建剝削製度不但依舊得以延續，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使封建主義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

中國人民本來已飽受本國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又受到外來侵略勢力的掠奪和奴役，無異於雪上加霜。自那時起，近代中國一步步由封建社會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華民族淪落到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林則徐虎門銷煙，嚴複發出“救亡”的呐喊，魏源幻想“師夷長技以製夷”，洋務派力圖“求強”“求富”……地主階級內部的這一切努力，並不能挽救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大清王朝。

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成為民族災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樣，中華民族就麵對著兩大曆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是為後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對外國的侵略，擺脫封建專製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麵貌，解決獨立、民主、富強的問題，便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也是中國的先進分子反複思考的主要問題。也就是說，救亡和發展成為近代中國的兩大問題。

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

嚴酷的現實，激起中華民族的同仇敵愾。一向富於鬥爭精神的中華民族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麵前從未屈服過，幾代仁人誌士為捍衛民族尊嚴和爭取國家獨立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由於這些鬥爭的矛頭是指向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因此它們的性質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我們把這種革命稱作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區別於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但是，誰來鏟除橫亙在中華民族前進道路上的幾座大山，拯民眾於水火，救國家於危亡呢？在

中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較晚，資產階級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擔當起領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重任。在19世紀後半期，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改良派輪番上陣，都充當過反抗鬥爭的主角。

中國農民最早成為同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勢力鬥爭的主力。從三元裏抗英到太平天國戰爭，血與火的抗爭，生與死的較量，悲壯且悲憤。尤其是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達到了中國曆代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它馳騁14年，縱橫18個省，極大地衝擊和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英勇不屈的抗爭精神，但最終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農民畢竟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革命綱領。他們的鬥爭往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不可能組成起領導作用的政黨。這就注定了他們的鬥爭將最終歸於失敗。

農民鬥爭沒有阻止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和滅亡的直接威脅。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堂堂“天朝大國”慘敗於東洋島國日本，洋務運動中崛起的新式海陸軍迅速潰敗，中日《馬關條約》使中國人蒙受台灣省被割棄、賠款2.3億兩白銀等巨大損失。在這樣的奇恥大辱麵前，中國人隻有再次奮起，救亡圖存。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嚴複在《救亡決論》一文中，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號，奏響了此後中華民族前赴後繼的鬥爭的主旋律。

甲午戰火硝煙未盡，各帝國主義國家又掀起在中國瓜分勢力範圍的狂潮。麵對國將不國的危急境況，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夾縫中成長起來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鬥爭中嶄露頭角。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為“變法圖強”奔走呼號，發起維新運動，企圖在不變動現政權和封建製度的前提下，對社會積弊修修補補。這場運動隻堅持了103天，終亦不為統治者所容而流產。盡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有“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豪邁，但最終帶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哀歎，空灑一腔愛國熱血。譚嗣同悲憤的慨歎，代表了資產階級改良派難逃失敗命運的蒼涼結局。

以上這些鬥爭，同屬於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但是，這些鬥爭最終都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農民、資產階級改良派都不可能擔當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

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雖然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妄野心，在客觀上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但最終也失敗了。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武裝侵占中國的首都北京，第二年清朝政府又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中國人不得不再次蒙受巨大的民族恥辱。

當人類進入20世紀的時候，展現在中華民族麵前的就是這樣一幅瀕臨毀滅的悲慘黯淡的前景：帝國主義列強恣意橫行，滅亡中國的野心路人皆知；清朝政府昏庸腐朽，“洋人的朝廷”的真麵目暴露無遺。

洋人固然可憎，洋人的朝廷同樣令人可惡。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從痛苦的教訓中得出結論：中華民族要生存，中國要發展，必須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朝政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