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實踐呼喚發展新理念_第二節 新機遇需要新把握

第二節 新機遇需要新把握

黨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是今天的戰略機遇期可能跟我們過去已經習慣的戰略機遇期又不太一樣，這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根據“十三五”期間我國發展環境的變化，重申這樣的判斷：“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又提出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正所謂審時度勢是提出新理念的一個重要前提，對戰略機遇期內涵變化的新把握便是五大發展理念提出的一個重要認識基礎。

從國內來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新變化體現在“由原來加快發展速度的機遇轉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由原來規模快速擴張的機遇轉變為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機遇”中，從全球視野來看則體現在世界戰略空間轉移、新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三個層麵。

機遇挑戰相互交織

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是機遇與挑戰的統一。如何從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發展局勢中捕捉機遇，抓住機遇，創造發展的機會，反映著一國治國方略的智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根據“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變化，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麵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具體說來，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又麵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能否把握好機遇、迎接挑戰事關我國發展大局。

從國際環境來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然主導全球形勢。一方麵，盡管世界上仍有局部地區發生一定衝突甚至戰爭，但絕大多數國家合作發展的聯係更加緊密，這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戰爭危機的各種潛在因素，從而營造了更加能夠推進發展的安定環境。另一方麵，伴隨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業態與日俱增，全球經濟麵臨重大轉型，中國經濟結構獲得重要的轉型升級機遇期。而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重要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而且中國“四個沒有變”更是為我國下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認識到，中國麵臨30餘年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諸多風險隱患增加，矛盾疊加，矛盾的複雜性、嚴峻性更加凸顯，具體體現為：一是受價值多元化的衝擊和既得利益群體的掣肘，我們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受到“思想紊亂、力量渙散”等問題的製約；二是安全形勢複雜，地緣政治安全形勢嚴峻化，深藏麵下的傳統軍事強國暗流湧動，隨時借機製造麻煩，牽製中國未來發展；三是資源、人口和政策三大紅利逐漸喪失，未來中國的發展不得不轉型升級；四是腐敗頻發多發，如何打造過硬的執政骨幹隊伍成為“十三五”發展不能懈怠的問題；五是大國地位增強，如何經略世界？雖說“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可以讓中國更加融入世界，但也麵臨世界許多國家的揣測，存在極其複雜的外部發展環境。

麵對機遇挑戰相互交織的複雜環境，麵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如何更好實現中國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這是在新

的戰略機遇期必須深思的問題。

新科技革命孕育新增長源

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作用，互為需求，互為動力。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很多，科技創新是極其重要的原動力。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由此引發的產業革命方興未艾，能否搶抓機遇將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從人類社會發展曆程來看，科技與經濟一直是互利共生的。科技發展既有漸進性變化，也有爆發性突變，前者是常規科技進步，後者被稱作科技革命，包括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現代經濟發展既有普通經濟增長，也有爆發性產業變革，前者是常規增長，後者是產業革命。概要地說，常規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常規增長，科技革命則能引發產業革命，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和重大轉型。當前，世界科技加速發展，21世紀很可能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納米科技的交叉結合部，發生以“新生物學和再生革命”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並催生新的產業革命。屆時，人類文明有可能進入“再生時代”，人類個體將獲得自然人、網絡人、仿生人和再生人四種存在形態。圍繞這四種形態的客觀需求，將形成新的科技群和產業群。

全新方位中，我們正處於戰略機遇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十二五”時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分之一。深化改革的紅利在不斷釋放、全球合作的動能在不斷提升，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構建全球經濟新版圖，戰略方位的變化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如何抓住這些更高層麵上的戰略互動，關鍵看我們把握戰略機遇的能力與水平。

因此，正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的戰略判斷一般，麵對過去與未來的接替、承續和更新，麵對內部和外部的機遇、挑戰和期待，“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在今日中國，我們應該關心的不是有沒有戰略機遇期，而是我們能否始終抓住戰略機遇期。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在變動但並沒有逝去，是在發生變化但在變得更好。在這樣的戰略機遇期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我們也必須大有作為。

理論鏈接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支撐，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進步的強大引領，誰牽住了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誰走好了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誰就能占領先機、贏得優勢。要牢牢把握科技進步大方向，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和頂尖水平，力爭在基礎科技領域有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要牢牢把握產業革命大趨勢，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把科技創新真正落到產業發展上。要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舉措，加強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條件建設，完善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機製，讓各類人才的創新智慧競相迸發。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的講話， 2014年5月24日

時和勢總體於我有利

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已經過去10餘年。今日中國，向外看是一個風雲變幻的世界，向內看有一個急劇轉型的社會。本世紀頭20年的時間窗口，隻剩下最後1/4，同時整個世界在低迷中調整。從中國來看，未來5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到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是黨向人民、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從黨的十六大算起，這個時跨20年的奮鬥曆程，終於到了

衝刺階段。另一方麵，這又是一個關鍵的空間點，中國與世界已經處於“深度互動”之中，2015年，中國經濟保持6.9%的增長率，雖說創下了25年來的最低增長速度，但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仍達到了30%左右。麵對世界經濟的“亞健康”狀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麵沒有改變，經濟新常態下發展方式在加快轉變、新的增長動力在孕育形成。

習近平總書記如此判斷：“時和勢總體於我有利，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而這一戰略機遇期，正在完成“兩個轉變”——由原來加快發展速度的機遇轉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由原來規模快速擴張的機遇轉變為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機遇。能不能準確理解和深刻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轉變，決定著我們能不能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跑好“十三五”這一棒。

一方麵，戰略空間開始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轉移，低端門戶尚未完全關閉，高端門戶已逐漸開啟。自從世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泡沫開始消退，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消費能力開始回落。由於不再有強大的消費能力又不便也無法公開阻止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種貿易摩擦、貿易爭端開始露頭，甚至通過所謂新的貿易規則，比如用TPP部分緩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壓力。當然，TPP的主要意圖是政治而非經濟，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有清醒認知。但不管怎麽樣，中國社會初級產品層麵上大量出口的空間確實收窄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再工業化”更是進一步擠壓了本已收窄的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失去了戰略回旋餘地。發達國家初級消費能力再下降也會有一個基本的底線，這一底線的分量並不小也不少，在這一塊上唱主角的仍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畢竟我們的製造實力與製造成本優勢依然存在，對西方社會來說暫時也不會有可替代選擇。同時我國在中高端產品出口方麵已經開始拓展，像高鐵、造船、包括信息終端等等方麵都已有了不俗的成績。

另一方麵，戰略自信開始從西方社會轉向中國及新興國家，世界政治經濟版圖重構態勢已然啟動。過去30餘年來，西方社會一直自以為是地認為，隻要把中國納入其全球性經濟框架，中國自然會或早或遲進入其社會政治製度框架，其對中國堅持的“中國特色”並不以為然。不問“姓社”“姓資”，那麽你遲早得“姓資”。但經過這麽多年的實踐，“中國特色”以其強大的製度優勢不僅發展了中國，也開始改變著世界，反倒是西方社會政治製度開始捉襟見肘。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其社會製度及其意識形態的自負與自信開始喪失，中國社會韜光養晦的空間在逐漸消失，作為世界“追隨者”的策略也確實不再管用，現在西方社會已經徹底不再把我們當成小跟班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機遇總是與挑戰並存的。當前，尤其是接下來五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麵臨的各方麵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從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到生態環境仍在惡化；從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到地緣政治仍不穩定，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效率與公平、國內與國際，諸多因素錯綜複雜，相互交織成一個風險綜合體。不過，總體而言，時和勢總體於我有利，我們需要保持戰略自信，正確認識我們所麵臨的機遇與挑戰，在這一戰略認識基礎之上更好促進中國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