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發展與延續的年代（1952—1959年）_第三節 基本立場的延續和變異

第三節 基本立場的延續和變異

法蘭克福大會從基本理論和政策原則的高度肯定了“國際社會黨會議”所完成的加入西方集團而與東方對壘的政策抉擇，確立了追隨美國、反蘇反共、支持冷戰的基本立場，從這次大會以後到50年代末，社會黨國際比較頑固地堅持了原定的基本立場，但同時也完成了一些局部的調整或某些方麵的具體化，從而表現了基本立場的某種變異。但兩相比較，延續是主要的、明顯的。

這種延續首先而且主要表現為社會黨國際按照已確定的基本立場，針對具體的國際問題或事件協調成員黨的態度，表明國際內部共同的認識。例如1951年12月舉行的第一次理事會會議，針對同年9月北約理事會渥太華會議的決定，討論了允許聯邦德國重整軍備並使之納入北大西洋防務體係、接納土耳其和希臘加入北約等問題，最後對北約的各項決議表示了幾乎完全的支持。最引人注目的是，會議重點研究了重整軍備的社會意義和經濟影響問題，再次重申加強西方防務的必要。（SI:SII,1951, No 51-52）1952年4月的倫敦理事會會議又討論了同年2月北約理事會裏斯本會議的有關決定，同樣對這些決定表示支持，特別是支持將在5月成立的旨在建立統一的司令部並將聯邦德國正式納入北約的“歐洲防務集團”。（SI:SII,1952, No 15）同年10月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廣泛地討論了歐洲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社會黨國際的集團立場。大會決議在論及“歐洲安全聯盟”時，明白無誤地宣布：“社會黨人決心加強自由國家的防務，大西洋條約簽署國的社會黨人將致力鞏固真正的、不僅是軍事的而且包括經濟、政治內容的大西洋共同體”，同時還希望“那些參與共同防務的國家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通過共同協定在國際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重整軍備計劃”。（SI:SII,1952, No 43-44）大會在評論歐洲聯合問題時，同樣強調為防止蘇聯及其盟友鼓勵和利用自由國家間的矛盾達到削弱自由國家的目的，歐洲的自由國家應當聯合起來。（SI:SII,1952, No 47）所有這些不僅延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強化了法蘭克福大會時確立的基本立場，以至於社會黨人自己在回顧這段曆史時也承認：“在1952年召開的米蘭大會上，社會黨國際已明確成為冷戰的象征。”（Gunscheund Lantermann, p.132）

1953年初，關於朝鮮戰爭停火和遣返戰俘的談判已經開始，3月初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展了一輪新的呼籲和平運動。而社會黨國際於同年4月在巴黎舉行的理事會會議雖對此表示歡迎，但還是強調實現和平的途徑是集體安全，而且聲明“民主國家仍必須加強軍備，提高警惕、團結一致以捍衛自身的自由”。（SI:SII,1953, No 16）同年7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仍強調“蘇聯的擴張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擴張主義”威脅著世界和平，因此，大會“承認繼續加強自由歐洲全會體係的必要性”，認為“西方各國為集體安全而進行防務努力仍然不能中止”，同時“要改善總的福利狀況和消除經濟和社會方麵的不公正”，並以此作為“戰勝全世界共產主義擴張和影響的最有效的方法”。（SI:SII,1953, No 30-31）

基本立場的延續性還突出表現為社會黨國際對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德國社會民主黨從戰後重建開始便確立了保持德國的領土完整、實現德國統一和享有平等權利的對外政策目標和原則，因而對當時的東西方決裂、西方結成集團、組成北大西洋體係、特別是對重新武裝德國、將德國納入大西洋體係等均以是否有利於德國的統一來加以判斷，並由此大都采取了激烈反對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國際多次不顧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對意見發表支持組成軍事集團的決議，在各種會議的討論中還反複勸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放棄僵硬的反對態度。例如，1952年2月的歐洲社會黨會議通過決議，不僅宣布支持“歐洲共同防務條約”，而且直接要求各國黨考慮參與這一條約或與之建立聯係的可能性。其矛頭所向直指德國社會民主黨。（SI:SII,1952, No 8）1954年12月，在有關結束對德占領、接納聯邦德國加入北約的“巴黎協定”等待各國議會最後批準之際，社會黨國際舉行理事會會議，通過了支持這一協定的決議。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強烈的反對意見，社會黨國際主席菲利浦斯曾經明確聲明：“在西歐聯盟的範圍內重新武裝德國無礙於德國統一。”（SI:SII,1954, No 11-12）為了贏得其他國家的社會黨的理解、同情乃至支持，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社會黨國際的會議上也多次洗白自己，反複聲明自己並不是中立主義者或單純的和平主義者，自己從根本上講是屬於西方的，同樣認為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才是緊張局勢的根源等等。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終於發生微妙的變化。到5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逐漸放棄了原先的政策立場。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載明“社會民主黨承認有保衛自由

民主的基本製度的必要，它讚同建設國防”。（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第211頁）1960年11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代會又通過決議，聲明在東西方爭端中，聯邦德國要堅定不移地站在西方一邊。“聯邦共和國需要北約聯盟的保護，它對聯盟要忠誠地履行自己的義務”。（世界知識出版社：第229頁）可以說，社會黨國際的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壓力，是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改變態度的外界因素之一。

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社會黨國際也不能不作出調整或略有鬆動。例如前麵提到過的1953年4月巴黎理事會會議，針對當時出現的和平呼聲和行動，也作出了“民主社會主義者相信，國家之間的分歧可以通過和平方式予以解決”的表示，同時還有史以來第一次試圖將意識形態分歧與具體政策主張區別開來，會議決議提出：“社會黨人不應忘記獨裁統治的蘇聯製度與自由國家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但自由世界不應當放棄由於蘇聯在某些方麵與聯合國多數立場的接近而出現的機會。”（SI:SII,1953, No 16）這種區別對待的趨向後來愈加明顯並成為一種慣例，多少也表現了社會黨國際的靈活性正在加強。與此相類似，社會黨國際也不再一味片麵地主張重整軍備和組成軍事集團。在軍備已達一定水平、軍事集團已經定型，且國際上和平呼聲高漲，社會主義國家自1953年後連續在輿論宣傳和外交實踐中發起“和平攻勢”的新情況麵前，社會黨國際也開始談論和平談判解決問題、裁軍以緩和緊張局勢。1953年7月召開的斯德哥爾摩三大，第一次指出了談判的必要，宣布“和平，隻有通過堅持不懈的談判才能予以實現”，而且提出了有關進行談判的若幹原則。（SI:SII,1953, No 30-31）當然，在社會黨國際看來，進行談判的前提條件是西方的實力、團結，即一定的組織和采取行動的決心。但這與法蘭克福大會、米蘭大會相比仍是一種變化。

上述新趨向和新變化在1955年7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表現得更為充分。這次大會雖然對華沙條約組織的正式建立表示擔憂，但對同年5月“奧地利國家條約”的簽署和蘇軍的撤出以及即將舉行的戰後第一次英法美蘇首腦會談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並表示歡迎；大會決議雖然仍攻擊共產黨人，指稱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是“舊式的暴政，因利用新技術而變本加厲”，但也表示“決心盡力用協商的辦法來謀取和平”，甚至還認為“重整軍備是互相猜疑和緊張的政治局勢的產物，因此，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必須與裁軍的工作一起進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11—15頁）

正是因為這樣，後來的社會黨人甚至認為“這次代表大會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背棄了產生於反共主義和戰爭恐懼的冷戰立場”。（Gunscheund lantermann, p.134）但實際上，這種評價顯然過甚其詞了。四大雖然確實表現了在相對緩和的形勢下社會黨國際對於和平談判和裁軍的願望，但由於其基本立場的製約、由於反共主義傳統和加入集團的限製，社會黨國際的和平、裁軍主張是有偏見的。例如大會決議中還提到“如果依靠調和與警惕相結合的辦法來實現並維持和平共處的局麵則時間有利於民主國家這一方”。（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11頁）同時，它的主張又是有條件的。這意味著和平裁軍是同加入和支持西方集團聯係在一起的，共處隻能是集團間的共處，裁軍也隻能是雙方的對等裁軍。正是因為這樣，這次大會新設立了一個研究裁軍問題工作的小組，而其正式名稱卻是“集體安全和裁軍問題委員會”。

事態的發展很快便證實了這一點。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作為斯大林逝世後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許多方麵給蘇聯帶來了不同於以前的新變化，大會強調和平共處是蘇聯現行的對外政策目標，為推動這種新的對外政策主張的實施，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大會總結報告中公開表示有必要同社會黨人發展行動中的一致，他說“：為和平而鬥爭的利益要求放棄彼此的責難，找出接觸點，並在這個基礎上奠定合作的基礎。”他認為那些在向社會主義的形式問題上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是走入迷途的人，並不構成合作的障礙。他特別強調歡迎那些“讚成進行積極的鬥爭反對戰爭危險和軍國主義，主張同社會主義各國接近，讚同工人運動統一”的社會黨人。（蘇共中央：上）這標誌著蘇共政策的一種重大轉變。在此基礎上，蘇共二十大還專門寫信給社會黨國際，提出了雙方合作的建議。二十大閉幕後的第5天，社會黨國際便在蘇黎世召開的執行局會議和理事會會議上討論了蘇共中央信件以及其中提出的問題。（SI:SII,1956, No 5）同年4月舉行的執行局會議又專門討論了此事。最後作出了題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決議。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社會黨國際隻用了不到2個月的時間和僅僅3次會議討論，這足以表明決議本身難有重大的突破。從決議的內容來看，它一方麵重申了法蘭克福大會的有關基本觀點，另一方麵則總結了自那以後所出現的新趨向和新變化。

這項決議因蘇

共信件而引起，但決議並未提到這個信件。實際上，社會黨國際是要以這種方式既拒絕蘇共信件，但又不致表現出過分的僵死、尤其不致表現出被動消極的形象，同時卻又比較係統地闡述它在與共產黨人關係問題上的原則立場。這個篇幅不大的決議主要包括這樣幾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決議嚴格劃分了社會黨人的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理論與實踐的區別，強調“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沒有共同之處”，由此決議對共產黨人進行了激烈的攻擊，“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損害了社會主義者在持續數代人之久的鬥爭中所贏得的一切自由、工人的一切權利、一切政治利益和一切人類價值”、“不相信民主”、“嘲弄人權”；其次決議追溯了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之間，特別是戰後以來執政的共產黨同本國社會黨人相互關係的曆史，指責共產黨人對後者進行組織消滅和人身迫害；再次，決議估量和評價了共產黨人的新變化，認為當時共產黨國家對斯大林某些錯誤做法的批評並未改變問題的實質，“蘇聯共產黨自稱要同各國社會黨建立某種形式的合作的願望”之類的策略轉變也沒有表現出根本的變化，至少這種變化尚不能使民主社會主義者改變原先的立場。因此，決議最後的結論便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決拒絕同獨裁的黨派建立任何同統一陣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合作”, “社會黨國際拒絕同共產黨建立一切形式的合作”，但是，決議也聲明“讚成各國政府之間建立足以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那種形式的合作”，並且還點明在裁軍問題上，在德國統一問題上，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麵，蘇聯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西方國家應當與之合作。（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24—25頁）由此可見，這個決議明確提出了將意識形態問題與具體的國際問題區分開，將政黨之間的不合作與國家之間就具體問題而進行合作區分開的政策原則。這是決議的要害，也是決議中唯獨不同於法蘭克福大會以及其後一些會議文件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決議典型地體現了基本立場的連續和變異，因而又是對以後一個時期活動的指導方針。它反映了社會黨國際在仍保留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沉重的曆史包袱的同時不能不看到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擴大身活動餘地的必要性。

也正是在這個決議通過之後，社會黨國際雖然堅持反共產主義立場，但又注意使之不致發展到加劇集團對立、惡化集團關係和國家關係的地步；雖然堅持集團立場，但較少以反共主義為之進行辯解；雖然沒有根本放棄支持冷戰的立場，但露骨的擴軍備戰言論少見了，代之以裁軍或緩和緊張局勢的主張。例如，1956年秋波匈事件發生後，社會黨國際積極參與並且推動了國際範圍內反共浪潮的發展，它組織各種集會、多次發表聲明以示抗議；同時還協調各國社會黨籌集資金，組建基金會，從經濟上幫助事後出逃者；它的第二任主席安德生當時出麵擔任了聯合國匈牙利問題委員會主席，負責調查和庇護受迫害者。（SI:SII,1957, No 24-25）但在1957年7月於維也納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無論是會議討論發言還是最後通過的決議，仍然強調國家之間應達成諒解進而消除戰爭危險與緊張局勢的根源，實現和平和裁軍，仍然強調願意同那些“致力於民族自決、尊重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通過裁軍實現和平自由等目的”的人進行合作。大會通過了“關於匈牙利及其政治迫害犧牲者的決議”，但同時又第一次單獨列項通過了“關於裁軍”問題的決議”；而在前一項決議中，還包括批評佛朗哥西班牙及某些拉丁美洲國家中對自由人士的迫害。（SI:SII,1957, No 28）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在國際問題上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的特點。

同樣，1958年11月，由於蘇聯提出撤走西柏林的英、法、美駐軍、使之成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的建議以及隨後表示的不撤軍便封鎖柏林的威脅，又一次“柏林危機”發生了，東西方關係也突趨緊張。（何春超：第234頁）但是在1959年7月，“柏林危機”尚未最後解決之際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六代表大會並沒有像成立之初那樣表現出過分的敏感和抗議。大會雖然討論了這個問題，但在最後通過的決議中既沒有以激烈的言辭攻擊蘇聯，也沒有將此事上升到意識形態對立的角度來理解。大會決議不僅重申了上次維也納大會關於和平、裁軍的許多見解和主張，而且表示希望美蘇擬議中的首腦會晤“使冷戰有可能結束”。（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第2—7頁）這是曆次大會中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而大會討論的重點卻是緩和裁軍尤其是急迫的核裁軍問題；在美蘇正不斷接近、表現出共同主宰世界的意圖之際，與會代表中關於西歐聯合問題的討論也更多地著眼於歐洲的經濟與政治獨立，以及歐洲同其他國家建立更廣泛的關係。與此同時，這次代表大會還第一次使用了“發展中國家”的概念，並取代了過去的“不發達地區”的提法。（SI:SII,1959, No 21-22）

總之，50年代後期社會黨國際政策及其活動的新趨向、新變化愈益明顯並且穩定下來，使得其基本立場在延續的同時又表現出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麵的變異。所有這些在進入60年代後又有新的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