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未能成功的調整嚐試（1960—1968年）_第一節 淺嚐輒止的轉向

第四章

未能成功的調整嚐試（1960—1968年）

進入6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無不經曆著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殖民體係走向最後的全麵崩潰，兩極對立的國際關係格局處在動搖之中。國際形勢的發展與前一時期有顯著的不同。因而從這時開始，社會黨國際針對新的情況進行了一係列調整政策的嚐試，在某些主要方麵逐漸偏離原來的政策立場。但這些嚐試或囿於主觀條件的限製而最終半途而廢，或由於遇到嚴重的困難而未能取得預想的效果，社會黨國際處在一個艱難的、為後來的變化準備條件的時期。

第一節 淺嚐輒止的轉向

二戰後以亞洲率先掀起了的獨立為特征的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推動和促成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走向高漲；50年代初期，非洲各國幾乎都爆發了不同規模的反帝國主義反殖群眾運動，有些地區迅速發展成武裝鬥爭。繼50年代前半期利比亞、蘇丹摩洛哥、突尼斯宣告獨立，阿爾及利亞在武裝鬥爭中建立共和國臨時政府之後，50年代末加納和幾內亞兩國的獨立標誌著獨立運動在撒哈拉以南地區開始取得驚人的發展。由此，6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係列非洲國家紛紛宣告獨立的熱潮，絕大部分原法屬、英屬和比屬殖民地均在此時建立了獨立國家。僅在1960年，便有17個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走上獨立道路。直到1968年，又有另外16個國家先後取得獨立。這些新獨立的非洲國家不僅堅決維護民族獨立，而且力求尋找出適合本國國情、實現迅速發展的經濟道路以及以本國社會構成為基礎的政治發展方向。同時，它們還共同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主張非洲國家團結合作的“非洲統一”。1958年4月，有史以來第一次隻有非洲獨立國家首腦參加的國際會議在加納首都阿克拉舉行；爾後又有3次全非人民大會；到1963年5月， 30個非洲國家首腦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會議，建立了非洲統一組織及其相應的機構。（何春超：第201—203頁）這標誌著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成熟和發展，無疑是一次質的飛躍。

非洲地區大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表明舊的殖民體係的最後崩潰已經到來，與舊殖民體係聯係較多的西歐國家勢必受到重大的影響。顯然，殖民體係的瓦解必將使原殖民國家和新獨立國家的關係推進到一個新時期。一方麵，傳統的殖民關係已被廢除，但曆史的積怨和現實的糾葛並未就此消除，因而怎樣建立以及建立怎樣的新關係便成為工業發達的西歐國家對原料豐富和市場廣大的非洲國家必須迅速解決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麵，這一問題也影響著西歐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現狀。戰後以來到60年代，美國以其強大的實力優勢進入或接管了原歐洲殖民國家的傳統勢力範圍，在印度支那和中東地區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殖民國家。1961年1月，曾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非洲小組委員會主席的約翰·肯尼迪在就任美國總統之際，更是強調集中著大批新獨立國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美國采取行動”的“機會最豐富的地方”，因而大力進行經濟和政治滲透；同時，蘇聯借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之機，利用西方國家對反殖問題的猶豫不決，迅速擴大了在非洲的影響。高度依賴非洲原料的西歐國家既對美國的勢力擴張心懷戒備，也對蘇聯的企圖深為擔憂，不願這個物產富饒且頗具戰略意義的大陸成為美蘇爭逐的場所，成為西歐不得與聞其事的禁區。因此，獨立性已大為加強的西歐國家自然要作為第三者積極介入非洲事務。（陳樂民：第200—202頁）

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走向**的同時，還有一個範圍更加廣泛的不結盟運動正在迅速興起。越來越多的亞非拉國家加入這一運動並極大地影響著國際政治的發展方向。1960年6月的籌備會議提出了參加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的標準，實際上明確提出了和平、中立、反對外來幹涉的對外政策原則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立場。同年9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正式會議，除南斯拉夫外，有24個亞非拉國家的首腦到會。會議通過的宣言即“關於戰爭危險和呼籲和平的聲明”，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與此相應，1960年9月的第十五屆聯大在43個亞非國家的倡議下通過了《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獨立宣言》。第二年的十六屆聯大又設立了貫徹上述宣言的特別委員會即“24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從此，國際政治發展有了新的內容，國際關係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何春超：第173—176頁）

早在50年代初便受到反殖問題衝擊的社會黨國際的敏感地意識到，與新獨立國家建立新的關係，是關係到其自身的未來發展和進一步擴大民主社會主義影響的關鍵所在。因此，進入60年代以後，亞非拉新獨立國家問題便成為社會黨國際最為關注的主題之一。其最初的標誌便是1960年4月在以色列海法市舉行的理事會會議。

實際上，在這次會議正式舉行之前，社會黨國際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準備。1959年7月在漢堡（德國）舉行的六大曾專門討論了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合作的問題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SI:SII,1960, No 1-2）同年11月1日，國際總書記卡西出發赴亞洲訪問，前後共曆時72天，足跡遍及亞洲12國（印度、印尼、斯裏蘭卡、緬甸、日本、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黎巴嫩和以色列）。（SI:SII,1961, No 20）1960年2月初，已卸任的主席菲利浦斯又受命以社會黨國際的名義走訪拉美12國（墨西哥、古巴、委內瑞拉、巴西、巴拉圭、哥倫比亞、危地馬拉、秘魯、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這是社會黨國際的總部代表第一次訪問拉美。（SI:SII, 1960, No 20）同年2月底，社會黨國際執行局舉行會議，不僅設立了一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問題研究委員會”，而且決定了下一步與此有關的工作安排，其中就包括最近將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以研究亞非問題為主要議題。（SI:SII，19

60, No 10）

經過精心的準備和安排，1960年4月海法理事會會議顯然非同小可。它不僅是社會黨國際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歐洲以外地區舉行的大型會議，而且是第一次最為集中地討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問題的高級會議。會議既討論了社會黨國際對亞非拉國家一般政策原則，也分別研究了在各個地區應當首先注意的問題以及社會黨國際的具體對策。會議通過的最重要的文件是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新任務》的宣言。（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第8—10頁）其中明確宣布民主社會主義在60年代的新任務就是要解決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新獨立國家有關的新問題。為此，宣言首先論述了社會黨國際對亞非拉問題的原則態度，提出了一些具有進步性的見解，例如“任何國家均無權使其他國家的人民服從於本國的統治”, “擁護爭取民族自決和政治自由的事業”, “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真正的自由”, “隻有世界各國人民進行自由、平等的合作，才能保證持久的和平”等等。其次則分析了亞非拉不同區域所麵臨的具體問題，例如在亞洲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維護人權和建立民主製度”；在拉丁美洲是要“反對獨裁和反擊反動勢力”；在非洲，是爭取獨立和自由，開發資源和建立民主製度。

海法會議及其文件為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新形勢下確定活動重點以及指導方針顯然具有的意義。但為了強調問題的重要性，它又提出了從原則宣言的高度來論述新任務的工作安排。1961年1月，社會黨國際召開了一次歐洲社會黨領導人會議，會上提出“法蘭克福宣言”通過已有10年，其間世界發展又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有必要在新的10年到來之際起草一項關於新任務的原則宣言。據此，執行局初步設立了由英、法、德、奧四黨及國際總書記組成的起草小組。（SI:SII,1961, No 3）同年7月的又一次領導人會議再次強調新宣言應當分析過去10年來世界重大事件的發展並指出與此有關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作用問題。（SI:SII,1961, No 3）這兩次會議不僅提出了起草新的原則宣言的必要，而且規定了新宣言與“法蘭克福宣言”的關係，認為前者實際上是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而對後者的一種補充，後者所闡述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原則並未過時，更不必有任何修改。因而說到底，新宣言是一篇主要涉及社會黨國際政策問題的指導文件。

在這兩次會議之後，新宣言的準備工作加緊進行。1961年10月14—20日，社會黨國際召開了一次經濟專家會議，主要討論了“社會黨對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問題”。（SI:SII,1961, No 44-45）3天後在羅馬舉行的社會黨國際七大又以“擁護社會主義的新國家和新一代”為主題，以大量的時間用於討論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次大會由於意見分歧未能通過新的宣言，但大會討論以及最後通過的各項決議進一步明確了新宣言的重點以及主要觀點。（SI:SII,1961, No 33）此後，根據七大提出的意見，社會黨國際執行局、發展中地區委員會和新宣言起草小組輪番開會、反複研究並修改了宣言草案。1962年6月，社會黨國際理事會在奧斯陸（挪威）舉行會議，終於通過了這篇題為《今日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的原則宣言。按照起草小組成員、荷蘭工黨主席祖爾霍夫的說法，這個日後以“奧斯陸宣言”而著稱的文件以分析新獨立國家的問題為重點，全麵論述了社會黨國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及其政策。他認為，過去10年來世界性的、最主要的發展有兩個，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二是殖民體係的崩潰。而這自然預示著民主社會主義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應用，以更快的速度得到實現。因此，宣言在概述了國際形勢新發展之後，分為“社會主義與工業化國家”、“與共產黨國家”、“與新興國家”、“與世界和平”等四部分，其中雖然論述了與題目有關的具體問題，但從總體上看無非是論證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無能為力以及唯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解決新興國家問題的結論。（SI:SII,1962, No 24-25）實際上，新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確實是對新興國家問題的論述，這也是新宣言有別於“法蘭克福宣言”而對後者做出重大補充的部分。就此而論，“奧斯陸宣言”所體現的社會黨國際在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有關問題上的見解和主張主要有兩點：第一，明確認識到過去10年來國際形勢變化的最大特點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興起和大批新獨立國家的出現，因而進一步表示反對殖民主義、歡迎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同時又將向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列為新的、長期的工作重點。第二，在“集團政策”問題上有所鬆動，第一次公開而明確地承認了不結盟政策的合理性，對那些“不願對世界強權關係承擔義務而自由地掌握自身命運的國家”表示尊重。同時，反共主義的調子有所降低，不像過去那樣單純從抵製共產黨影響的角度來談論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SI:SII,1962, No 24-25）

相對於成立之初乃至5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所奉行的政策和主張而言，“奧斯陸宣言”確有新的變化和新的內容，以至於當時的國際主席安德生躊躇滿誌地宣布“：新的宣言和新的活動將使這次理事會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新起點。”但這個宣言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突破，反而帶有根本性的缺陷，集中表現了自海法會議以來社會黨國際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問題的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主張具有重大的局限性。

這種局限首先表現為社會黨國際作為以歐洲政黨為主體的國際組織，未能擺脫從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待、以歐洲國家的利益來判斷第三世界問題的弊端。因此，海法會議時便強調“非洲和拉丁美洲應當仿效在歐洲取得成功的那種社會主義製度”。而1961年10月的七大，在論述歐洲合作問題時特意指出，歐洲合作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相互聯係的形式“使歐洲向外開拓眼界，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解決，對與這

些國家建立平等和自由的關係做出卓有成效和日益增長的貢獻”。“奧斯陸宣言”不僅著力渲染了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情緒過於激化的危險性”，而且特別強調歐洲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建立友好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顯然表明社會黨國際主要是從殖民體係崩潰後重新建立西歐與亞非拉關係的需要來考慮問題的，這種出發點具有相當的功利色彩和歐洲列強的自私特性。這樣一來又決定了另一個方麵的局限性，即認為亞非拉國家的主要問題在於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而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出路在於富國向窮國提供經濟援助。例如前麵提到過的維也納經濟專家會議不僅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問題列為社會黨國際對發展中國家態度的核心，而且還分別研究了所謂的投資政策和經濟計劃問題。而社會黨國際七大的討論和最後通過的決議也主要集中於經濟合作問題，與會者也認為大會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走上繁榮富強的6點國際行動綱領。同樣，“奧斯陸宣言”認為“新興國家深受經濟停滯之苦”，而取得發展的主要途徑是消除文盲，實行計劃生育和取得外來援助。這證明社會黨國際並未認識到，甚至是回避談論亞非拉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以及它們最迫切的要求是實現和鞏固政治獨立、排除外來幹涉，爭取經濟獨立和改變經濟上受外國資本剝削的狀況，實現這些要求首先是要建立全新國際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與上述兩方麵的局限性相聯係的則是社會黨國際的意識形態局限。它反複強調民主社會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適用性，實際上包含了要求這些國家照搬西歐政黨模式的意思，其結果是進一步妨礙了它對第三世界國家問題形成正確的認識。

這種帶有嚴重局限性的見解和政策主張製約著社會黨國際此後的活動。例如，1963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荷蘭）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八次代表大會雖以“社會黨人與60年代的挑戰：公平使用世界資源”為題進行了公開討論並且通過了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決議，但從主要內容來看，論述的重點仍然是援助問題，而且不厭其煩地論述了援助的數量、組織和投向等技術細節。（SI:SII,1963, No 39-40）社會黨國際對第三世界政策的非政治化和純技術化的趨向愈益明顯。

這樣一來，又使得社會黨國際不進反退，迅速地落後於形勢的發展。例如，1964年3月—6月，聯合國第一屆貿易和發展會議在日內瓦舉行。亞非拉代表在會上對西方國家侵占和掠奪自然資源、高利盤剝、賤買貴賣的惡劣行徑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還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發表了聯合宣言，開始了艱苦的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鬥爭。同年10月在開羅舉行的第二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不僅重申支持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外來幹預而鬥爭的各國人民，而且強調“所有國家都有責任為迅速建立一種新的和公正的經濟秩序貢獻力量”。（何春超：第175頁）這標誌著不結盟運動同七十七國集團在不同的戰線為一個共同的、維護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目的而鬥爭，第三世界國家的鬥爭水平正在提高。而社會黨國際對這兩次重大事件都未能作出積極的反應。1964年9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66年4月在烏普薩拉（瑞典）舉行的“關於社會黨人在新獨立國家中的思想和行動”特別會議乃至同年5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仍然反複強調經濟援助問題，甚至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概念也拒絕接受和使用。

與此同時，社會黨國際又在一係列與第三世界國家有關的重大問題和事件上同第三世界國家拉開了距離。例如，在中東問題即阿以衝突中，社會黨國際始終保持著偏袒以色列的態度，多次指責阿拉伯國家“毀滅以色列的威脅”，甚至還認為阿拉伯國家收複被占領土的要求和願望是中東局勢不穩定的根源，而對以色列的擴張主義、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權益隻字不提。這不能不嚴重傷害阿拉伯以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感情。

但更為嚴重的是，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初那種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也未能維持下去。從60年代中期以後，在它的各種會議上，有關歐洲事務的議題又逐漸占據主要地位和大部分精力。相形之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認識始終未能突破“奧斯陸宣言”的水平，而且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大不如以前了。自1959年底訪問亞洲12國，1960年初訪問拉美12國和1962年初訪問非洲14國以後，社會黨國際代表的足跡再未踏上這三個大陸，海法會議也隻是在歐洲以外地區舉行重要會議的孤例。當然，除了思想上、政策上的偏差以外，社會黨國際未能堅持將第三世界當作工作重點還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例如財政方麵的困難使得它無法維持頻繁的活動，更無力在第三世界開展耗資較大的大型活動。雖然1966年十大修改章程時專門補充了有關成員黨必須履行交納會費義務的規定，但情況仍未好轉，以致於社會黨國際的代表大會，理事會會議和執行局會議間隔越來越大，其他會議更難以安排。再如社會黨國際主要領導人意外的頻繁更換也多少影響了政策和活動安排的連續性。1957年當選的國際主席安德生曾領導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初進行了某些政策調整，但在1962年10月便因心髒病發作而去世了。1963年9月八大時才上任的新主席奧倫豪爾在不到3個月後便猝然身亡，直到1964年9月方由奧地利的皮特曼接替主席職務。主席的頻繁更換和空位時間的增多必然對社會黨國際的活動和政策有所影響。

這樣一來，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最初幾年裏針對第三世界國家問題所進行的政策調整和活動重點轉移既未能深入下去，也未能堅持下來。這是在曆史的惰性與新形勢的衝擊的雙重作用下，社會黨國際出於既要維護西歐國家既得利益又要謀取適應形勢的新發展的矛盾心情的必然結果。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它自身的進一步變化勢必又將進行更深刻、更廣泛的調整任務提上日程，這正是社會黨國際在此後若年幹內的發展趨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