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會黨國際與中國_第一節 從敵視、蔑視到重視和故示友好
第九章
社會黨國際與中國
作為中國人來研究社會黨國際，不能不對它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極為關注，也不能不對這一關係的曆史演變、現狀乃至未來發展進行考察和分析。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一個擺脫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幹涉和剝削奴役，已經取得並將繼續爭取政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社會黨國際對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政策經曆了十分曲折反複的發展過程，而未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複雜關係的繼續變化和調整。就此而論，“社會黨國際與中國”是一個很值得探究又很能說明問題的個案分析題目。
第一節 從敵視、蔑視到重視和故示友好
回顧曆史，不難發現新中國誕生之際恰是“國際社會黨會議”完成了“冷戰”政策抉擇之時。基於二戰後初期的國際形勢和所在國的現實狀況，當時的國際社會黨人選擇了服從美國的戰略需要，支持“冷戰”，組成軍事集團，敵視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當時國際社會黨人還沒有擺脫西方殖民傳統和惡習的影響，而且對二戰後世界政治已經和將要發生的變化沒有清醒、及時的認識，因此不可避免地還帶有一種特殊的畸見，一種針對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不信任感和輕蔑的態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社會黨國際的籌建工作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的時候，美國挑起了朝鮮戰爭並將戰火燒向中國東北邊境。1950年10月，為了“保家衛國”，中國人民誌願軍開赴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一道抗擊美國侵略者。這是當時籠罩全球的冷戰氣氛中的一次區域性“熱戰”。對於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國際社會黨人就站在美國一邊，將此事看作是共產主義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是用武裝衝突的形式向西方的“集體安全製度”發出挑戰。其內涵卻無外乎是重複當時美國拋出的反共“多米諾骨牌理論”。因此，他們既要支持美國，當然也支持美國控製下聯合國所通過的授予美國軍隊“聯合國軍”的名義並要求其他國家也派兵朝鮮的決議。即使到戰爭後期，局勢已逐漸明朗，社會黨國際仍然繼續固守著這種敵對性的偏見。（LPCR,1950, pp.27-28）截至1951年5月中旬，中國人民誌願軍已進行了五次大規模戰役，殲敵23萬人，將美軍等驅回“三八線”以南。而在同年6月底舉行的成立大會即法蘭克福大會上，社會黨國際針對朝鮮戰爭問題公開譴責了共產黨的“侵略”。大會雖然沒有直接攻擊中國，但這很難理解為善意的回避，恰恰相反表明了對中國的輕蔑。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隻是一種傀儡，甚至是炮灰；真正起作用的是蘇聯和蘇聯把持下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在大會討論當中，與會者一方麵指名譴責了中國，另一方麵也對美國威脅使用原子彈一事表示擔憂。（SI:SII,1951, No 31-32）
對中國的這種敵視態度自然不會很快扭轉，但朝鮮戰爭的發展又使社會黨國際不得不正視中國的存在及其作用。因此，根據當時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會議有關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組織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提案討論情況，社會黨國際於1952年10月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承認新中國“作為有著數億人口的集團，不可能無限期地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但同時也補充強調“作為已成為聯合國成員的國家，不可能同意正在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的北京政府的代表權問題”。（SI:SII,1952, No 43-44）這是社會黨國際第一次對新中國的公開表態。這也成為此後一個時期社會黨國際在就聯合國問題作出分析判斷時談到中國時所采取的態度。
然而，這種所謂“正與聯合國軍作戰”的說法既不是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又是一個隨時有可能發生變化的條件。因此，隨著事態的發展，社會黨國際必然要重新審定自己的態度。在1953年4月朝鮮戰爭停火談判在板門店複會前夕，社會黨國際在其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結束朝鮮戰爭，世界緊張局勢便會得到緩解”，同時認為在亞洲恢複和平後，“應當可以和中國建立正常的關係並解決它在聯合國的代表問題”。（SI:SII, 1953, No 16）同年7月，板門店談判進入了最後階段；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及其臨時補充協議簽字。在此之前，於7月15日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也討論了同樣的問題，並在大會決議中提出，“和平隻有通過堅持不懈的談判，才能夠得到保證”，主張“在停火達成之後接納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SI:SII,1953, No 30-31）1954年2月，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中南半島（Indochina）和平問題的日內瓦國際會議開始進行籌建並邀請中國代表參加。這是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第一次就國際重大問題而正式同中國打交道，因而標誌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的擴大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同月，社會黨國際舉行歐洲社會黨會議，表示“遠東問題的全盤解決必須包括允許北京政府參加聯合國”。（SI:SII,1954, No 7）
至此，社會黨國際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但也有嚴重的保留。其一，它開始承認中國所發揮的國際影響以及就此與中國交往的必要性，但仍認為中國隻是一種有限的、區域性的政治力量；其二，它已明確意識到將擁有數億人民，占世界人口1/5—1/4的中國排斥在聯合國組織之外是非正常的，但在當時的聯合國大會尚是美國操縱下的表決機器的情況下，它又反複強調諸如“按照聯合國憲章原則”、“按照聯合國決議”等等，實際上又對中國加入聯合國一事附加了限製性的、不公正的條件。這一點在1955年7月的社會黨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大會在“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中指出：“在遠東，顯而易見必須與中國的有效政府—北京政府達成協議。這包括允許北京政府的代表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在內。北京政府方麵必須表示，它願意在國際關係中遵守聯合國憲章。”（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12頁）
此外還需說明的是，自1954年底以來，台灣問題引
起了世界的關注。特別是在1952年12月，美國與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聲稱要動用美國第7艦隊幹涉中國解放台灣。美國這種赤裸裸地幹涉中國內政的行徑已然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而中國政府早在同年4月“萬隆會議”上即已表明立場，而且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通過的仔細工作而贏得了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同年8月，英國工黨代表團在前首相艾德禮的率領下訪問了中國並與毛澤東主席等舉行了會談。到1954年底，北歐的瑞典、丹麥、挪威和芬蘭，以及瑞士已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其中4國政府是由社會黨人領導或參加的。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國際四大表示：“台灣是遠東的一個危險地點。隻要國民黨還占據著沿海島嶼，就會爆發敵對行動。首先，國民黨軍隊必須撤出台灣海峽，這將改進和平解決的前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12頁）這是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也是少有的一次對台灣問題表明態度。聯係到前述“中國的有效政府”的提法，可以說至少在這個問題上，社會黨國際比較早地同美國的政策拉開了距離，雖未明確反對但已表示不支持美國所謂台灣政府才是中國合法代表的主張，表現了比較明智的現實主義態度。正因如此，1957年7月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幾乎是逐字重複了四大時對台灣問題的表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26頁）
從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到，社會黨國際對中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現實主義的因素，已經可以相對客觀地認識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在國際社會上所產生的作用。而它對台灣問題的看法甚至不乏積極意義。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社會黨國際也越來越多地放棄了早期的輕蔑態度。例如，1960年4月在以色列海法召開的理事會會議，不僅建議邀請中國參加當時的十國裁軍會議，而且第一次不附加任何條件地單純表示“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出版社：1962，第12頁）1961年10月在羅馬舉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社會黨國際通過了第6個“關於聯合國的決議”，其中談到“本次代表大會重申它以前已經表述過的觀點，即北京政府應當在聯合國當中擁有代表席位”。（SI:SII,1961, No 44-45）1962年6月年奧斯陸理事會會議則更加明確地提出“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應當有其執政當局的代表參加聯合國”。（SI:SII,1962, No 24-25）1963年7月，社會黨國際執行局又專門研究了中國的核軍備發展情況，表示希望中國、法國和其他所有潛在的核國家也遵守英美蘇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SI:SII,1963, No 31-32）
然而，這種對中國輕蔑感的消退，卻不能排除社會黨國際對中國仍持有著意識形態方麵的嚴重偏見，這種偏見甚至妨礙它對中國作出符合現實的客觀判斷。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件事上：
一是，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的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人民的支持下在短期內即平定叛亂，恢複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這本來純屬中國內政而且合乎情理及人民的要求，但在叛亂發生後的第5天，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議竟發表決議，攻擊中國政府“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平反叛亂是“對自由權利的鎮壓”。（SI:SII,1959, No 13）在同年7月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社會黨國際主席安德生在開幕詞中指出“共產黨在西藏進行侵略”，並且宣稱要從中吸取教訓，認清“共產黨的和平共處理論的實質”。（SI:SII,1959, No 21-22）雖然由於某些代表的反對，這次大會未就此事專門發表意見，但卻一反常態地不提聯合國應當接納中國一事。（SI:SII, 1959, No 21-22）在1960年4月的海法會議，社會黨國際再次抨擊中國政府“摧毀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個性”，進而呼籲“恢複西藏的傳統地位”。（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第14頁）
與上一事件相似，社會黨國際對中印邊界事件也采取了敵視中國的態度。1962年6月，社會黨國際在奧斯陸會議上攻擊中國“擁有6億屈從於極權主義統治和嚴格紀律的人民，其力量是令人生畏的，它對亞洲的其他國家構成了威脅”。（SI:SII,1962, No 24-25）同年10月，由於印度軍隊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企圖實現其無理的領土要求，因此中國邊防部隊被迫實行自衛還擊。一個月後，中國政府主動采取措施，單方麵宣布全線停火和軍隊後撤，努力尋求和平解決問題，但社會黨國際不顧曆史事實和現實情況，在1963年9月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專門通過了“關於中國入侵印度的決議”, “強烈譴責中國襲擊和占領印度領土的侵略行徑”，並且表示“支持印度人民保衛國家的決心”，要求“各工業化國家給印度以更多的援助”以保證國防開支不致損害印度的經濟發展。（SI:SII,1963, No 39-40）同時，也巧妙地回避了七大時還曾重申過的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然而，社會黨國際內部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已非鐵板一塊，持有現實主義觀點、堅持正義的力量也在不斷增加。正是在八大上，不少代表在發言中指出，不應讓中國受到軍事聯盟的包圍，不應讓中國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況；相反，應當使中國進入聯合國，發揮其在裁軍和禁止核試驗方麵的作用。甚至還有人讚賞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表現出的理智和克製的態度。至於那個譴責中國的決議，是這次大會通過的15項決議中唯一一個不是全票通過的決議。這也為社會黨國際對中國的態度的進一步調整埋下了伏筆。（SI：SII,1964, No 1）
隨著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變化，社會黨國際對中國的態度又一次進行了明顯的調整。1964年10月，中國試製成功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5月，又成功地引爆了第一顆氫彈。突破超級大國的核封鎖、完全自力更生地掌握核武器一事在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也極大地鼓勵了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欺壓的第三世界廣大中小國家。此外，中國反複強調關於核武器的原則立場 ，中國長期堅持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
和既不屈服於美國的威脅也不迎合蘇聯霸權主義的外交實踐以及堅決支持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解放鬥爭的外交政策等更是博得了世界範圍內廣泛的敬重和歡迎。這些情況在社會黨國際內部也引起了震動。在1966年5月舉行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社會黨國際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新加坡總理、民主行動黨主席李光耀在會上指出：中國掌握氫彈的秘密具有重要意義，“對有色人種和不發達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不會對這種突破感到沮喪的”，因為它證明有色人種同發達的白人是平等的，而且“還有一些十分熱情的人認為，這是保衛窮國的權利來反對富國侵略能力的一個因素”。（SI:SII,1967, No 16-17）與此同時，隨著亞非大批新興國家進入聯合國，要求恢複新中國的合法席位、驅逐蔣幫的呼聲越來越高，聯合國開始擺脫受美國控製的狀態，由此也推動社會黨國際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態度。經過大會討論，社會黨國際十大最後在“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中開篇就聲明“代表大會號召所有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努力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得到應有的席位。代表大會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國家的分歧可以在安理會中得到最好的解決；同時，由於中國的出席，聯合國也會得到極大的加強”。（SI:SII,1967, No 9-10）
對於一個僅僅在幾年以前還在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表現出強烈的偏見而且明顯短視的國際組織來說，社會黨國際態度的這一次轉變是難能可貴的。它至少是表明了在尚未與中國正式建交、而且在聯大正式表決中仍然追隨美國的西歐國家中，那些正在執政或隨時有執政機會的社會黨已經開始轉為支持中國恢複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但當時的中國已經陷入了“**”的動亂災難之中，正常的外交工作尚難以維持，更不會對社會黨國際這樣積怨已久的組織作出應有的、及時評價和積極、恰當的反應。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的發展更加迅猛。先是中美雙方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安全需要，分別調整了對外政策和戰略，雙方關係開始出現鬆動和緩和的跡象。1971年4月，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震驚世界；7月6日，美國總統尼克鬆發表著名的“堪薩斯講話”，提出中國是當今世界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美國要尋求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7月9日，美國總統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並隨後發表了尼克鬆即將訪華的公報。這極大地刺激了早同美國有離心傾向且當時又在經濟問題上與之發生嚴重分歧的西歐國家，使它們更加迅速地向中國表示友好。這樣一來，一直沒有解決的第三世界國家同美國及其盟友在聯合國內長期進行鬥爭的焦點問題—接納中國、驅逐蔣幫的問題也大大增加了突破的可能性。1971年9月21日，第26屆聯大開幕，第2天在總務委員會會議上美國拖延阻礙討論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企圖便遭到挫敗。10月26日，聯大會議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恢複中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驅逐台灣當局代表的提案。從此，中國開始了更加積極、活躍的外交活動，促進了國際問題的合理解決以及國際政治民主化的發展。
這些事態發展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社會黨國際的重視和反應。繼1969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重申支持中國恢複其在聯合國中的合理地位的主張之後，1971年5月的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會議進一步明確提出“敦促聯合國大會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它在聯合國中的應有席位，從而使這個組織發揮它的效能”。（SI:SA,1971, No 5-6）同年7月的歐洲成員黨領導人會議，討論了尼克鬆訪華及其意義。（SI:SA,1971, No 8）9月初的又一次同類會議再次討論了這個問題，甚至在會議的開幕詞中，社會黨國際主席皮特曼不無自豪地談到社會黨國際在主張聯合國接納中國一事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SI:SA,1971, No 9）11月召開的執行局會議在進行了類似的討論後，決定於次年年初舉行一次專門研究中國情況的非常會議，邀請不久前訪華的意、英、澳社會黨工黨領袖到會發表意見。（SI:SA,1971, No 12）雖然這次會議舉行時因其他意外事件而打亂了既定的議事安排，但這年（1972年）2月初的歐洲社會黨主要政治家會議仍討論了這個問題。（SI:SA,1972, No 4）而不久後於4月初召開的那次以解除“反共不交往”禁令而聞名的執行局特別會議，也綜合考慮了中國問題。（SI:SA,1972, No 5）
1972年6月底舉行社會黨國際十二大時，中國問題的討論仍據了重要的地位。在會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國際主席皮特曼談到自1971年5月那次決定社會黨國際完全轉向緩和政策的理事會會議以來，唯一引人注目的國際事態發展便是中國進入聯合國。而社會黨國際對此早有先見之明，事實證實了社會黨國際的正確。（SI:SA,1972, No 6-8）在會議的發言中，勃蘭特將中美最高級別會談，即尼克鬆訪華，看作是大國間謀求理解的行動，並以此作為整個時代正由“對抗轉向合作”的標誌之一。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則強調中國進入聯合國對於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意義，認為由於中國所奉行的既不當超級大國又不投靠超級大國的反霸獨立路線，因而中國一旦加入聯合國、直接參與解決世界問題便立即限製了超級大國的霸權，給小國帶來了更大的自由。（SI:SA,1972, No 6-8）與此相應，社會黨國際在大會決議中表示“社會黨國際滿意地注意到，聯合國通過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正在取得完全的普遍性”。（SI:SA,1972, No 6-8）
盡管社會黨國際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可喜的重大變化，但在當時，社會黨國際受縛於“歐洲中心主義”，尚未形成真正積極的全球性的政策思維。而在中國方麵，由於“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幹擾破壞，中國政府當時也不能真正開展活躍的外交活動，充分發揮中國應有的國際作用和影響。因此，雖然在1973年7月國際主席皮特曼曾以奧地利中國研究會主席的身份來華訪問，並且曾為此而招致蘇聯《真理報》的猛烈攻擊，但實際上社會黨國際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無重大突破。但也需指出，這些過往的努力和變化這畢竟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是有積極意義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