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主化、國際化和中立化

第二節 民主化、國際化和中立化

經過長期的醞釀和周密的準備，社會黨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終於在1976年11月於日內瓦舉行。按照以往的慣例，這次大會也討論了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重大的國際問題和事件。會議議題就形式而言並無出奇之處，包括有第三世界的局勢、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安全與和平、當今世界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和人權等等。但實際上，這次大會關於社會黨國際的內部事務的討論和決定，以及勃蘭特在會上的長篇講話、與會代表分別就各個議題所做的發言、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乃至整個會議的氣氛，都表明十三大不同於社會黨國際曆史上的任何一次代表大會：全麵而又深刻的改革正在進行之中。

在11月26日十三大開幕的第一天，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密特朗在開幕詞中便明確指出，這次大會將討論社會黨國際向歐洲以外的亞非拉地區擴展的問題；他特別強調，與會代表應考慮“我們這個組織的發展”要使之“不僅僅是一個隻包括工業世界的社會黨的組織”。（SI:SA,1977, No 3）這一呼籲馬上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馬耳他工黨領袖、政府總理明托夫在大會發言中提出，應當修改章程、應當使那些停留在谘詢成員資格上的第三世界國家政黨擁有更大的權力，應當根據政治需要而擴大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合作，盡管這些黨在某些方麵並不完全同西歐黨相似。他甚至提出“讓那些友好的阿拉伯社會黨同我們坐在一起，共商大事”。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勃蘭特順利地當選為社會黨國際主席，同時還選出了14位副主席（其中12人是新當選的）和新的總書記。（SI:SA,1977, No 3）這與過去那種由代表大會會前或會後的理事會會議選出領導人的方法有很大不同，顯然是改革需要首先完成人事變動，確定改革的領導者的緣故。接著，勃蘭特發表了等同於就職演講的長篇講話，為社會黨國際的改革和今後的活動確定了基調。此外，大會還討論了章程修改問題以及接納新成員的事宜。這樣，大會首先完成了組織建設方麵的改革和基本政策的調整。因此，一些敏感的新聞記者在這時便已得出了結論“：社會黨國際采取了決定性的步驟，把它的範圍擴大而包括第三世界的問題。在社會黨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觀察家稱這是這個組織的二十五年曆史上的轉折點。”（SI:SA,1977, No 3）

由此可見，十三大改革的目標是要努力消除各個方麵的“歐洲中心主義”弊病，加強社會黨國際對當今世界的適應能力和對外活動能力，使之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全球性政治組織。而改革和調整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民主化、國際化和中立化三個方麵。

所謂“民主化”，就是指通過加強內部民主的方式，擴大社會黨國際成員黨參與國際決策的機會，利用和調動成員黨的積極性來推動國際的活動，這主要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針對所有成員黨而言，二是強調領導層和領導人的積極性。前者如十三大對章程作出的重大修改，取消了權限含混而且近年來一直沒有進行活動的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改變了過去執行局由少數選定的政黨派代表參加的規定，將執行局的構成擴大為所有成員黨均可派員參加。這樣一來，雖然執行局的主要職責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擴大民主的意圖卻表現得十分明顯。正如前麵已經提到的，在社會黨國際的內部決策機構中，執行局是關鍵的一環。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的日常決策和應急性表態以及重大決策的醞釀，都是由活動最頻繁的執行局承擔的。取消理事會固然有簡化決策程序以便於迅速采取行動的考慮，但擴大執行局構成則主要是為了改變過去由少數且主要是西歐老牌社會黨主宰一切的狀況。即便是在第三世界政黨

由於各種原因（包括經費、興趣和需要等方麵）而實際經常缺席的情況下，執行局的決定在名義上也較之過去更合情理，更不易遭受非難和指責。從實際效果看，這種做法顯然增大了對過去因不能參與決策而不願參與社會黨國際活動的小黨和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吸引力。而從對外宣傳而言，執行局決議所具有的分量也增加了。再如，十三大改變了過去由執行局提名、理事會決定而由代表大會簡單認可的方式選擇社會黨國際領導人的做法，規定國際的主席和副主席由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同時還明確規定了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製（但十四大時又改變了）。對於社會黨國際這樣一個主要依靠其領導人出麵組織活動的國際組織而言，這顯然是一種進步，而勃蘭特本人通過這一改變既可調動成員黨參與的積極性，又可顯示其本人的民主作風。

後者如增設國際名譽主席職位，並且當場選出擔任過成員黨領袖或國際領導人的13位知名人士享此頭銜。這一做法實際上既在數量上擴大了國際的領導層，又可以利用這些已退出前台的人物仍然具有的影響來為社會黨國際工作，從而在質量上又為國際提高了聲譽，擴大了活動範圍。再如，十三大堅持並發展了十二大時關於副主席人數不作硬性規定、增加副主席的數量的做法，進一步將副主席的人數由上屆的8人劇增至14人。但更重要的是，十三大開始實行副主席分工負責製。正如勃蘭特在大會講話中提出的“要使副主席承擔重要的責任”，在十三大之後的活動中，各副主席往往根據所在黨的特點、曆史傳統和興趣重點而被指定承擔專項工作（例如帕爾梅負責國際裁軍和地區性裁軍，克賴斯基負責中東問題等）。同時，根據需要還采取了召開不定期的主席團會議的做法。這種會議往往不做正式決定，可以無拘束地討論各種敏感問題；在少數作出決議的場合，又因與會者身份等因素而必然引起更大的反響。這種“分工負責製”和“主席團會議製”雖未在章程中給予明確規定，但更具實質性的意義，而且是擴大副主席人數、增設名譽主席的製度設計關鍵所在。在十三大以後的活動中，這兩種“不成文法”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國際化”的核心在於擴大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在社會黨國際中的成分並加強它們在國際內部的作用，使社會黨國際能夠更有效地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展，使之成為真正的、成員黨不是集中在歐洲地區而是遍布全球的“國際”。因此，十三大決定采取與此相應的組織措施並確立有關的原則。這包括，取消舊章程中實際具有歧視含義的“觀察員”資格，簡化加入國際的手續以便更有效地吸引、更迅速地接納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據此，十三大馬上提升了6個已是觀察員或谘詢委員的成員黨地位，並且接受另外5個黨加入社會黨國際，其中，這11個黨中有8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雖未像明托夫所要求的那樣接納阿拉伯國家社會黨，但卻以不屬於民族國家範圍的政黨為由將曾是社會黨國際創始成員的“國際猶太人工會聯合會（即“崩得”）和“猶太複國主義工人運動”由正式成員降格為聯係成員，取消了它們在國際會議上的表決權。與此同時，十三大力圖在國際領導層中改變過去由歐洲人一統天下的局麵，第一次選舉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領導人擔任國際副主席，並由此開創了按照地域分布、按照兩大類政黨即發達國家政黨和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數量對比關係來選舉領導人的先例。這也是實現真正的“國際”的關鍵步驟之一。此外，意義更深遠的是，勃蘭特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與“國際化”有關的一係列原則和觀點，並進行了具體闡述。他首先指出，不能拘泥於西歐政黨的傳統準則，而應當允許第三世界國家政黨“走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和社會主

義的道路”，歐洲社會黨必須“排除歧視、克服獨裁，避免一切帝國主義，反對對屬於各國人民及其主權的內部事務進行外來幹預”；其次他認為同樣不能局限於社會黨的傳統做法，而應當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強調合作的靈活性，廣泛接觸、接近亞非拉地區的政黨；他最後還論述說，不能束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而應當在堅持基本價值觀連續性的同時，根據現實世界的客觀變化提出更適合於當今世界發展和有利於國際合作的理論原則。為此，他又提出了重新修訂社會黨國際原則宣言即綱領的必要性。

“中立化”的意圖在於通過強調社會黨國際自身在意識形態對立中的“第三種選擇”、在國際政治集團對立中的“超集團選擇”角色，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吸引力。十三大雖然沒有就意識形態問題作出專項決議，但其“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特別是其中的“序言”一節），是社會黨國際10多年來最有理論性、最強調價值觀念的文件和文字。決議首先指出“：國際關係中的公正、民主、和平及平等是指導全世界社會黨人行動的基本原則。”由此又強調“社會黨人應當努力尋求一種社會主義能夠在其中得到自由表達的、更為開放和更加真實的、戰鬥性的新國際主義”。接著，決議具體論述了上述基本原則的含義。正是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一種在社會黨國際過去的文件中所沒有的特點：始終將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但攻擊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如果再考慮到十三大還通過了“關於國際經濟團結的決議”的情況，那麽或許可以說，由於這個決議對“資本主義無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指責、對“國際資本主義”的批判，整個大會對資本主義的批駁甚至更為突出。這本身便說明過去那種更仇視共產黨人的狂熱已經冷卻。決議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繼續代表著現代社會中的主要壓迫形式，它們以犧牲民主權利和平民自由來謀求利潤和統治階級的利益，並以此來維護強大的官僚階層的種種特權”。在此基礎上，決議反複提出“預示著各國人民希望的和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是取代產生衝突、混亂和不公平的政治製度的唯一選擇”, “社會主義不顧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壓迫和暴虐而恢複了人的地位”, “對於那些謀取和鞏固自身獨立的各國人民來說，對於那些還在為爭取自身的自由、尊重自己的基本權利、結束不平等狀態和消除各種異化而鬥爭的人們來說，唯一能取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SI:SA,1977, No 1）。社會黨國際的中間立場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論述，其“中立化”程度顯然要比“法蘭克福宣言”還更加真實。與此相應，決議強調“在一個繼續為互相敵對和勾結的集團的實力政策所控製的世界上”，社會黨國際並不能隨波逐流，而“必須尋求不同於現狀的另一種選擇”, “決不會認可世界被分裂為兩個一成不變的、而且敵對性的集團”，而“要以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代替國家之間的對抗”。也就是說，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社會黨國際也要堅守“中間立場”。這同50年代初支持集團、60年代初在支持集團的同時又承認結盟的合理性相比，顯然又是一種進步。

上述三個方麵的改革或調整是相互聯係的，又均以向第三世界發展為其著重點。民主化的發展勢必使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在國際內部的作用不斷上升，受到“中立化”吸引的第三世界政黨的增多又會使“中立化”進一步加強。同時，它們又各有偏重，民主化強調組織機構、國際化突出組織原則、中立化著重於思想意識和實際政策的原則依據。這些改革或調整的出現使十三大時的社會黨國際不同於往昔，同時又為以後進一步的變化奠定了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