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改革條件和設想的成熟

第六章

日內瓦代表大會的“第二次複興”（1976年）

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自身的變化，社會黨國際將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任務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周密的準備，1976年11月在瑞士日內瓦，社會黨國際舉行了以“改革”著稱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三大”）。正是在這次大會上，社會黨國際進行了自成立以來最集中、最全麵、也最深刻的組織改革和政策調整，初步塑造了社會黨國際的新形象，為此後十年的活動確定了方向。因此，社會黨人將這次大會同法蘭克福成立大會相提並論，稱其為“第二次複興”。（Portelli, p.120）從這次大會之前的準備和大會的實際內容來看，這種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

第一節 改革條件和設想的成熟

消除“歐洲中心主義”弊病的迫切需要是社會黨國際十三大改革得以啟動的客觀基礎，而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社會黨國際本身的變化又為這一改革創造了條件。此外，這一改革最終由可能變為現實則又是同勃蘭特的個人作用聯係在一起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講，勃蘭特是這次改革的“設計師兼工程師”。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能夠像他那樣為社會黨國際這樣一個龐大的國際組織留下如此深刻的個人印記。對此，法國社會黨領袖、前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直截了當地說：“維利·勃蘭特的威望、他的開闊的思想以及他的工作才幹，喚醒了一個上了年紀而變得昏沉的組織。”（密特朗：第254頁）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在當時的背景下勃蘭特確實是領導社會黨國際進行改革的最佳人選。他能夠並且願意擔任國際的主要領導職務是十三大改革得以發生並順利實現的首要條件。與先後擔任過國際主席職務的菲利浦斯（任期1951—1957年）、安德生（1957—1963年）、奧倫豪爾（1963年）和皮特曼（1964—1976年）相比，勃蘭特是二戰後才步入政界並嶄露頭角的年輕一代。他在1949年入選聯邦德國議會，1957年首次擔任地方政府職務。因此他對二戰後世界的迅速變化具有更敏銳的感覺、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強的適應能力。特別是從一開始，他所擔任的西柏林市市長便是當時世界上公認困難最多且挑戰最艱巨的公職之一；1966年他出任基督教聯盟黨—社會民主黨“大聯合政府”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1969年大選後又成為聯邦政府的總理。通過在這些執政經曆的考驗和磨練，勃蘭特逐漸具備了出色的工作才幹和活動能力，同時也獲得了上述四人望塵莫及的國際威望和聲譽。1958年和1961年的兩次重大的“柏林危機”使他很快成為國際輿論注意的焦點。在擔任聯邦政府職務時，他所倡導的“新東方政策”也成為20世紀70年代東西方“緩和”的先聲，他本人更是因此在西方世界和蘇聯東歐國家成為眾所周知的知名人物。他對歐洲一體化發展所做的貢獻也贏得了普遍的好評並屢獲褒獎。例如：1970年他獲得英國牛津大學的名譽博士頭銜，是150年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德國政治家；1971年他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當選為美國著名雜誌《時代》周刊當年的“新聞人物”。

雖然在1974年5月勃蘭特因其黨務秘書紀堯姆被揭露是間諜而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但他的聲譽並未因此受到貶損，反而招致了更多同情。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仍選舉他擔任主席職務，他所製定的主要政策仍得以推行，而其影響也在繼續。這樣一來，此時年屆60、身體健康且精力充沛的勃蘭特自然不甘就此消沉下去，反而很想利用自身的各種有利條件繼續工作、再幹一番事業。曆史傳統悠久、已有一定組織基礎的社會黨國際顯然是可以大顯其身手的天地。雖然他對這個組織的種種缺欠早有不滿，但正處在迫切需要改革、主要領導人即將更換之際的社會黨國際恰好為他提供了執掌全權、將改革想法付諸實施的寶貴機會。因此，他經過權衡斟酌，決定出麵擔任國際主席職務。反過來，這樣一個人物也是社會黨國際求之不得的，其他成員黨領袖對此也毫無爭議。於是，社會黨國際十三大的改革序幕就此拉開了。

其次應當指出的是，勃蘭特在社會

黨國際內部交遊廣泛，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誌同道合者，從而為十三大改革團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支持者。早在1959年德國社民黨通過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時，作為該綱領主要提出者的勃蘭特便已在西歐社會黨人當中獲得不少讚許，也被許多社會黨人引為同道。到1976年十三大時，他已連續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長達12年之久，同時還連續10年當選為社會黨國際副主席。他利用這種職務所帶來的便利同各國社會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建立了經常性的聯係和深厚的個人友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世紀70年代初，勃蘭特和他所領導的德國社民黨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社會黨振興組織提供了決定性的支持和幫助，為這兩個黨在國內重建民主製度後擴大影響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1）。因而，這兩個迅速崛起的社會黨及其領袖此後一直堅決支持勃蘭特。但更重要的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反對法西斯統治而被迫流亡瑞典等國時，勃蘭特即與同樣僑居此地、後來在1967年擔任奧地利社會黨主席、1970年又出任政府總理的克賴斯基結為好友。（Kramer, p.196）他們兩人同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曆史聯係使他們不僅同該黨的戰後第一代領袖艾蘭德十分熟悉，而且同1969年接替艾蘭德當選該黨主席兼政府首相的帕爾梅迅速接近，他們三人在思想方法、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等方麵有許多相同相近的見解，因此他們往往一起度假休息，經常通信往來，以至於外界稱他們為“北方三人團”。在頻繁的交往中，他們對社會黨國際的弊病及其革除方法也形成了一致看法。憑借他們本人的政治地位以及他們所在黨對於社會黨國際事務的傳統影響，他們實際上成為十三大改革的核心力量。克賴斯基和帕爾梅成為輔佐勃蘭特工作的重要支柱。

最後應當指出的是，事先妥善地處理好德國社民黨和法國社會黨的相互關係，是保障十三大改革順利進行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十三大期間同新聞記者的一次談話中，勃蘭特曾坦率地承認，像德國社民黨和法國社會黨這樣兩個大黨之間的和睦相處，是有效地領導社會黨國際的前提條件。（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5）正如前麵已經提到過的，1971年才重新組織的法國社會黨及其領袖密特朗在國內國際的影響迅速擴大。特別是在社會黨國際內部，他提出的“歐洲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否則將不存在”的口號在各國社會黨中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左翼聯盟”政策是迫使社會黨國際放棄“反共不交往”禁令的主要因素。自1972年擔任國際副主席後，他利用當時尚未執政、尚無政務纏身之機，幾乎是每會必到，活動十分積極，同時他還頻繁出訪，足跡遍及亞非拉十幾個國家。努力同法國社會黨和密特朗建立良好的關係，其意義對勃蘭特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法國社會黨和密特朗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早有許多不滿，雙方在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方麵亦有不少不同的看法。例如：密特朗曾當麵向勃蘭特抱怨過德國社民黨與法國戴高樂派互派觀察員，建立直接的黨際關係的做法；對德國社民黨的領袖之一、當時在任的現任政府總理施密特同密特朗的競爭對手法國總統德斯坦保持極其密切的關係並且進行大肆宣揚的定期會晤更是耿耿於懷；他甚至公開指責德國社民黨政府繼續實行限製共產黨人參與公務的“職業限製法”，並且聲稱要建立一個“保衛聯邦德國公民權利和就業權委員會”（布爾格：第108頁）。這種狀況如不扭轉，很可能出現密特朗領導的法國社會黨與德國社民黨處處作梗，使社會黨國際改革終成泡影並形成內部分裂局麵的危險。因此，勃蘭特知難而進，一方麵改變自己黨的某些做法以緩解法國社會黨的不滿，另一方麵則利用各種機會同密特朗進行個人接觸，交換意見以求得諒解。特別是在1974年，兩人舉行過幾次長時間的會談，終於締結了友誼，兩黨關係也迅速得到改善。1976年初，法德兩黨建立了協調雙方歐洲政策、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發展戰略的聯合機構。這標誌著兩黨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同年11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十三大上，則由密

特朗出麵主持並致開幕詞，實際上表示了對勃蘭特領導社會黨國際改革的支持態度。（Gunscheand Latermann, pp.144-145）而在大會對社會黨國際領導班子的“大換血”中，密特朗也成為上屆國際副主席中保留原職僅有的兩個人之一。

在社會黨國際改革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特別是“人和”條件陸續成熟的同時，勃蘭特等人也逐步完成了有關改革的完整設想。他們首先提出，應當改革社會黨國際使之不再僅僅關注於歐洲事務，而是麵向全球政治、麵向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帕爾梅明確指出“：我們的國際不應該成為片麵地專心於歐洲的組織，一旦討論被大西洋公約和歐洲一體化問題所壟斷，便會產生這種危險。”（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02）這實際上就是要社會黨國際轉移關注方向和活動重點。為此，他們又一致認為不能局限於歐洲社會黨的傳統觀點和習慣做法，而應當開展廣泛的交往並采用新的合作形式，建立新的聯絡機構。勃蘭特在談到這一點時指出“：我們自己的綱領和歐洲黨自己的經驗不應該妨礙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同這樣一些政黨和運動建立密切的關係”，雖然“這些政黨和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我們這個意義上的社會民主黨，隻是相似而已，但是“我們必須舉行會議，公開地、無拘束地和友好地邀請全世界希望共同行動的社會民主黨以及近似的進步性政黨參加”。由此，他們再次公開討論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問題。帕爾梅講：“為了使國際成為一種合作形式，並且能夠同世界其他部分的代表進行討論，我們必須找到明智的和非官方的形式。在這方麵，重要的不是完全一致的理論，而是對國際間的團結互助有真正的感情。”勃蘭特也認為“我們必須補充一種類似於國際接觸機構那樣的東西”以便組織那些“與我們觀點一致，但又不完全具有社會民主黨特征”的政黨和組織進行交流（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33）。同時，他們還強調應當同其他的國際組織或地區性組織進行合作，加強社會黨國際活動的主動性和具體化。按照勃蘭特的話講就是“要少一些決議，多一些實際的、細致的工作”，以便使社會黨國際“必須而且能夠得到更多的可靠的工作成果”。正是在這些見解的基礎上，勃蘭特重申了社會黨國際改革的急迫必要性以及他對改革所抱有的信心。他承認“我們黨的許多黨員和黨外為數眾多的朋友們把毫無希望的等待同我們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聯合行動聯係在一起了”。（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43）隻有改革才能扭轉這種狀況。同時他又指出“：我們有社會黨國際，無疑能夠使它的調解及創議的主動性得到發揮。”（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33）包括有這些見解的通信與談話記錄在1975年底以德文、1976年又以法文結集出版，從而既宣傳了勃蘭特等人的改革主張，又為改革的到來做好了輿論準備。

根據這些見解，勃蘭特還率先進行了一些新的、與社會黨國際改革有關的嚐試。例如，他借1975年11月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曼海姆代表大會的機會，邀請了來自38個國家總數超過200人的來賓參加會議，他同這些大多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表示願意同他們所代表的黨就盡可能廣泛的問題進行長時期的交往與合作。（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76年5月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行了一次題為“國際民主團結”的會議，在公布與會者名單時，勃蘭特名列榜首，表明他在這次會議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SI:SA,1976, No 3）。在時隔6個月之後舉行的十三大上，這次會議被說成是社會黨國際以新的形式同第三世界國家政黨擴大聯係和交往的典範，會議所強調的支持拉美“民主化”進程的主張則被確定為社會黨國際今後一個時期內的活動重點之一，參加這次會議的那些拉美非成員黨後來也大多被吸收進社會黨國際。這兩次會議的成功引起了反響，證實了社會黨國際的改革已經走上了軌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