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向緩和（1969—1975年）_第二節 社會黨國際的轉變

第二節 社會黨國際的轉變

“新東方政策”的提出和實施極大地影響了西歐乃至國際範圍內政治局勢的發展，也給社會黨國際以極大的啟發。與此同時，西歐其他國家及其社會黨的政策調整也對它構成了嚴重的衝擊。因此，從70年代初開始，社會黨國際進行了一係列的政策調整，對一些國際重大問題和重大事件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調整和變化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徹底改變過去支持“冷戰”的立場，明確表示提倡和推行東西方之間的緩和；二是廢棄過去僵硬、死板的“反共不交往”禁令，轉而采取更加現實主義的、靈活的態度。

轉向緩和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逐漸統一思想、宣布明確支持“新東方政策”的過程。作為在野黨所醞釀的一項重要政策，“新東方政策”在國內首先在西德社民黨內部獲得支持和擁護。與此相似，它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首先是在社會黨國際內部求得理解和同情的。因此，社會黨國際實際上很早便介入此事。例如1963年5月，勃蘭特借出席西北歐6國社會黨斯德哥爾摩會議之機，就“新東方政策”問題同其餘5國的社會黨領導人交換過意見。（SI:SII,1963, No 24）7月，他的謀士和助手埃貢·巴爾便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基本概述“新東方政策”精髓的兩個著名觀點“：通過接近實現轉變”和“小步子”政策。（陳樂民：第248—249頁）同一年，社會黨國際機關刊登載了勃蘭特的一篇文章，在編者按中還特意指出這是勃蘭特“新東方政策”的雛形。（SI:SII,1963, No 44）

社會黨國際之所以很早便介入了“新東方政策”的醞釀和形成，首先是由於這一政策事關重大，有可能引起國際形勢的極大變化。因此，一向關注歐洲問題，關注其中症結—德國問題的社會黨國際自然對此倍加重視。其次又是同德國社民黨在社會黨國際內部地位的變化有關。在社會黨國際籌建時期，德國社民黨因戰爭罪責問題而一度受到責難；50年代，它又因主張盡快統一德國、反對加入北約和重整軍備而成為“反主流派”。但在50年代末，德國社民黨在理論和政策方麵都完成了重大調整，反而成為國際中的先行者，隨著聯邦德國在西歐的作用日益重要，德國社民黨在國際中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到60年代中期以後，它已逐漸取代早期的英國工黨而實際成為國際中的主導力量。

但更重要的還在於社會黨國際中聚集了一些與勃蘭特等人持有類似的看法的重要人物。例如，1963年成為英國工黨領袖的威爾遜，早在二戰後第一屆工黨政府時期便因力主同蘇聯和東歐進行貿易往來而與後者結有特殊關係，此後更是每隔一年訪蘇一次。1964年大選後，他成為工黨在野13年後入主唐寧街10號的第一人，擔任首相職務直至1970年。同時，他在1963—1970年間擔任社會黨國際副主席，1964年時又曾暫代主席之職。1961年“柏林牆事件”發生後，威爾遜便認為“柏林牆給人們的教訓不是什麽能否共處或是否願意共處，而是共處顯得格外重要了”。（史密斯、威爾遜：第128頁） 1967年1月，他在訪問法國時又對戴高樂講，歐洲需要政治獨立、工業獨立乃至軍事獨立，而求得獨立的目的在於“實質問題是我們能否完全打破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按照將軍和我所理解的歐洲，把歐洲建立起來”, “歐洲在全世界要發揮甚至更為廣泛的作用”，並提出加強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交往。（史密斯、威爾遜：第241頁）1968年，“捷克事件”發生之後，威爾遜一方麵表示譴責，另一方麵又明確提出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歐安會”提議不應持“消極態度”。（史密斯、威爾遜：第228頁）再如，當時的瑞典社民黨及其領袖艾蘭德和1969年接替主席職務的帕爾梅 ，在堅持傳統的中立外交的同時，不僅加入了不妨礙其中立地位的一些歐洲組織，而且大力主張和實際推動東西方緩和。（Astrom, p.19）再如，1969年增選為社會黨國際副主席的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在他於1968年12月至1969年7月出任政府外交部長期間，憑借其巨大的政治威望和靈巧的政治策略為意大利完全轉向支持緩和、支持召開歐安會確定了方向。（Feld, p.95）因此，勃蘭特等人也同樣積極地與社會黨國際成員黨進行磋商，希望通過這些黨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於它們國家的政府，創造緩和的氛圍。

如果說“新東方政策”處在醞釀時，社會黨國際主要是在內部討論中進行研究，那麽從這一政策得到貫徹時起，它便開始表現得更為積極。到1969年10月勃蘭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並開始全麵推行“新東方政策”之後，社會黨國際便迅速表示支持。這年12月，執行局會議決定設立“歐洲安全問題工作小組”，負責研究“新東方政策”所引起的國際形勢變化，協調成員黨對“歐安會”的態度和具體意見。（SI:SII,1970, No 1）1970年3月，社會黨國際舉行成員黨領領導人會議，西德社民黨副主席魏納向與會者通報了“新東方政策”的實施情況，特別是與蘇聯、波蘭和民主德國會談或談判的內容及進展，會議據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SI:SII,1970, No 4）同年5月4日，此年度第一次執行局會議，討論了領導人會議的結果和新的情況，明確提出“社會黨國際成員黨應當對歐洲安全問題以及擬議中的‘歐安會’采取共同的立場”。（SI:SII,1970, No 5）這表明社會黨國際內部已經就緩和問題達成了原則上的一致，隨後的工作將主要是進行具體的準備以完整地闡述自己的立場。果然，此後的兩次執行局會議和歐洲安全問題工作小組的幾次會議集中討論了東西方關係的各個方麵並擬就了研究報告。

1971年5月，社會黨國際在已被選定為“歐安會”會址的城市赫爾辛基召開了一次規模空前理事會會議。來自30多個國家的150名代表參加會議，幾乎所有西歐國家的社會黨均由本黨領袖或主席領銜。而最重要的是，這次會議確定了社會黨國際對於東西方緩和的基本態度，因而成為社會黨

國際最終完全拋棄“冷戰”立場，轉向支持緩和、推動緩和的標誌。會議在按慣例討論了國際形勢之後便轉入了主要議程，討論“爭取歐洲和平與合作的政策”。勃蘭特首先做了引導性報告，隨後重點發言的有英國工黨影子內閣 的外交大臣海利，奧地利黨領袖、政府總理克賴斯基和芬蘭黨的代表。最後，會議比較順利地通過了有關決議，其中首先肯定“：社會黨國際確定，現時存在著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良好機會，可以用來向緩和和合作邁出決定性的步伐。世界不應當不去利用這個機會。”為此，決議特別讚揚“（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領導下的聯邦德國以其正在奉行的東方政策和毫不動搖的氣魄已經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氣候”，並且還認為英、法、美、蘇、四大國以及“兩個德國”之間為解決柏林問題而進行的努力，有利於“實現歐洲緩和和合作的偉大任務”。在此基礎上，社會黨國際在決議中明確提出“70年代應當成為合作的時代，其目標應當是結束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從這一原則立場出發，社會黨國際對“歐安會”的舉行表示全力支持，希望“歐安會將會提供一種永久性的機製，具有不同政治製度的歐洲國家可以由此展示怎樣以合作代替對抗，並創立起一個和平區”；同時，又提出了頗帶新意的裁軍主張，第一次明確表示“裁軍主要是超級大國的責任”，這實際上是要求美蘇兩家率先進行裁軍，這又為以後更具體、更適應現實的裁軍主張和建議初步奠定了基礎。（SI:SA,1971, No 5-6）

上述原則立場確定以後，社會黨國際更加重視與緩和有關的國際形勢變化。赫爾辛基理事會會議結束後，社會黨國際又連續召開兩次領導人會議，專門研究東西方關係；歐洲安全問題工作小組非但沒有停止活動，反而按照新的安排開展了更廣泛的研究工作。這些活動進一步使社會黨國際堅定了支持和推動緩和的決心。1972年6月舉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全麵肯定了赫爾辛基會議以及其後繼續發展的支持緩和的政策立場，不僅認為國際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是“變對抗為合作”（SI:SA,1972, No 6-8），而且特別強調社會黨國際近年來對外政策變化的主要之處便是順從這一趨勢，為推動緩和而努力。社會黨國際總書記雅尼切克在工作報告中針對國際未來一個時期的工作重點是推動緩和而特意指出“：社會黨國際成員黨現在深信，緊張局勢的緩和和東西方關係的正常化，是為保障歐洲及世界人民的和平創造良好的條件。”（SI:SA,1972, No 6-8）至此，社會黨國際完成了自正式建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轉變，而這又引起了其他方麵一係列的變化。

“新東方政策”所表現的“超意識形態”色彩、緩和進程開始後的國際形勢變化，使得社會黨國際難以維持其“反共不交往”禁令。而70年代初法國社會黨的重新崛起以及與法共的“左翼聯盟”給社會黨國際帶來了更大更直接的衝擊。在1971年6月於塞納河畔的埃皮內舉行的一次大會上，新的法國社會黨誕生了。同時，前共和製度大會黨主席密特朗當選為這個新黨的第一書記。盡管新黨是由各社會主義流派組織包括參與社會黨國際創建的舊社會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聯合而成的，盡管第一書記密特朗在此前從未加入過法國社會黨，但密特朗本人及其新黨很快便在法國政壇乃至國際政治舞台上引起了轟動，影響力急劇上升：在1974年的總統選舉中，密特朗僅以1.6%的微弱差距而敗於當時執政的在位總統德斯坦。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密特朗和法國社會黨采取了新的“左翼聯盟”政策。密特朗早就認識到法國政壇正經曆著兩極分化的發展，一度發達興盛的中派已不複存在，因而應當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聯合左派力量以改變長期由右翼當政的局麵。因此，在埃皮內大會接受了他的主張後，法國社會黨便開始為建立以共社合作為主體的左翼聯盟而進行具體的準備。經曆了若幹反複之後，法國共社兩黨從1972年4月底開始會談，不久便達成了妥協。同年6月27日，法國社會黨、共產黨和左翼激進黨人運動簽署了“共同施政綱領”, “左翼聯盟”正式形成。（SI:SA,1972, No 72-74）這大概是自1936年1月人民陣線“共同綱領”簽署以後的第一次類似的事件，它以文字聲明的形式將60年代以來不時出現的左翼實際協調競選的做法固定下來。

這顯然是一次突破，但相對而言又帶有較多的功利色彩。確切地說，對於社會黨而言，共同綱領的提出和左翼聯盟的形成有助於它利用法共的妥協擴大自己的競選潛力，並為日後在聯盟中占據領導地位奠定基礎；對於密特朗而言，這可以用來擴大自己的選民基礎，為早日爭得總統職位而製造有利的條件。按照密特朗和社會黨的戰略設想，左翼聯盟的形成一方麵可以改變國內政治力量對比、改變右翼獨占政權的局麵；另一方麵也可以改變聯盟內的力量對比使社會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爭奪共產黨的傳統選民。（SI:SA,1972, No 72-74）當然，在實現這一戰略設想的過程中還須有必要的妥協和讓步，這就包括部分綱領要求的調整和改變傳統作法、允許共產黨人進入政府等等。

如果說“新東方政策”向社會黨國際提示，是可以通過同共產黨人，主要是外國共產黨的合作，打開對外活動的局麵；那麽法國黨的“左翼聯盟”政策則向它說明，可以通過同共產黨人，主要是本國共產黨的合作，打開國內政治的僵局而使之有利於社會黨執政。正是因為這樣，社會黨國際從一開始便十分注意法國社會黨的情況，由最初隻考慮“共產黨人在國際舞台上爭取與社會民主黨人進行合作的運動”（SI:SA,1971, No 12），改變為更側重研究社會黨與共產黨的一般關係問題。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和磋商之後，社會黨國際趕在法國共社雙方正式會談之前的4月7日—8日，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一次執行局特別會議。會議以“歐洲合作的現狀”為議題，著重討論了共社關係問題，並且一攬子解決了這個問題所包含的兩個關鍵問題，會議最後的結論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黨應當

自由地決定它們自己與其他政黨的關係問題。”（SI:SA,1972, No 5）這實際上是放棄了1956年執行局會議所設立的“反共不交往”禁令，將60年代以來的某些靈活做法和區別對待統一並且確定下來。從此，無論是在國際舞台上還是在國內政壇中，共社兩黨間的交往明顯增多了，聯合行動，特別是就某些具體問題而采取的聯合行動也時常發生。隨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到後來連社會黨國際也主動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進行接觸、尋求合作。

但正如法國社會黨的“左翼聯盟”政策具有功利色彩那樣，社會黨國際對共社關係問題的新見解也另有一番含義。從字義上看，阿姆斯特丹會議的轉變隻是將過去的“堅決反對、主動幹預”改變為“不幹預，不過問”而已。同時，又為成員黨同共產黨有可能進行的交往和合作劃定了兩個界限：一是“如果某個成員黨要同其他國家的政黨建立聯係，則應當事先同那個國家的社會黨國際成員黨進行協商”；二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既不應當、也不允許對共產主義做出任何意識形態方麵的妥協”。（SI:SA, 1972, No 5）這表明社會黨國際所同意或不反對的共社合作隻能是有限製的合作，是“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而非“放棄意識形態分歧”的合作。正是因為這樣，雖然在1972年6月26日開始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再次重申了放棄“反共不交往”禁令，總書記雅尼切克還將此列為自上次大會以來“對外態度”變化的要點之一，但剛剛簽署了“共同施政綱領”的密特朗竟在會上直言不諱地承認：“我們的基本目標是依靠共產黨占據的地盤，重建一個強大的社會黨，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有300萬選民變成社會黨的選民，這就是社會黨要與法國共產黨達成協議的理由。”（SI:SA,1972, No 6-8）

然而，社會黨國際這一轉變的重要意義並不能由此而加以貶低，因為伴隨著這一轉變而出現的則是對美國的進一步離異。這主要體現在社會黨國際對智利事件 所采取的態度上。1970年9月，智利社會黨人阿連德當選為總統，隨即組成了由社會黨、共產黨和已加入社會黨國際的激進黨等6黨派聯合執政的政府。阿連德擔任總統後便宣布智利“要樹立第一個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實踐中，阿連德政府實行了有利於無地農民的土地改革，針對外國和本國壟斷企業和銀行、特別是銅礦業的國有化，主要使下層勞動群眾受益的社會福利改革，以及包括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的全向性外交政策。（Entessar, p.101）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黨國際讚賞、至少是不反對的。特別是在它看來，阿連德政府在人事上有成員黨的參與，在主張上有與民主社會主義相通之處，因此有可能以此為突破口擴大自己的影響。所以，在阿連德當選總統之際，社會黨國際便迅速表示支持。（SI:SII,1970, No 11）國際總書記還親自出席了阿連德的總統就任儀式。在他後來所提交的報告中甚至將此視為民主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一次重大勝利並將阿連德政府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SI:SII,1971, No 5-6）在以後的發展中，雙方的關係更加密切。1973年2月，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有意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召開了一次非常會議。在國際主席皮特曼親自主持下，會議發表聲明對阿連德政府表示全麵支持並強調出於民族利益而實行自然資源國有化的必要和合理。阿連德總統同與會代表也舉行了會晤。這次會議還決定設立一個拉美加勒比常設委員會，製定社會黨國際關於拉美地區的行動綱領，從而表明了社會黨國際更長遠、更廣泛的發展設想。（SI:SA,1973, No 2）

但阿連德政府從一開始便引起美國和智利國內反動保守勢力的不滿，它所推行的改革和新政策更招致他們強烈的反對。因此，阿連德政府始終麵臨著政府危機、議會反對和兵變威脅。1973年9月，在美國的插手下，智利軍人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殺害了阿連德本人並取締了包括激進黨在內的聯合執政夥伴的合法存在（關達等：第85頁）。對阿連德政府始終表示支持的社會黨國際隨即在同月22日召開了自1968年“蘇聯侵捷事件”以來第一次執行局緊急會議，對推翻阿連德政府的“智利國內外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表示強烈的譴責，其矛頭直指美國。（SI:SA,1973, No 5） 1973年9月29日，由社會黨國際8個成員黨出麵，又在赫爾辛基召開了“支持智利人民的國際會議”。（SI:SA,1973, No 6）10月，社會黨國際派出代表團調查智利情況。11月舉行的成員黨領導人會議也專門研究了智利事件及其後果。到1974年3月，社會黨國際執行局又設立了至今仍在工作的“智利問題委員會”，負責協調成員黨的有關活動並提出行動建議。（SI:SA, 1974, No 2）

對於這樣一個在智利一國之內所發生的事態，社會黨國際做出了比以往任何類似場合下都更為激烈和強硬的反應。而更有意義的是，這是一個有美國勢力插手的事件，但社會黨國際並未由此退縮避諱，這也是過去所不曾有的。從此，“智利事件”成為社會黨國際與美國之間一樁不可小視的積怨。直到80年代，社會黨國際在評論全世界保守力量時，還將智利政變後的軍政權領袖皮諾切特與撒切爾和裏根相提並論。（SI:SA,1983, No 3）同時，社會黨國際在處理同美國的關係問題時似乎也形成了“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行動模式。但其重點卻在於不放棄從意識形態方麵、從價值觀念上對美國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評，同時又認可其主要成員黨所在國在許多方麵仍同美國保有特殊關係。這種情況也同樣反映在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對美國的越戰政策的批評上。

上述種種變化顯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變化的延續和發展。由於國際形勢、特別是歐洲形勢的變化以及主要成員黨的政策調整，社會黨國際在70年代初的變化幅度更大、也較少反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