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懸而未決的兩大難題：“非洲社會主義”與拉美民眾主義
第三節 懸而未決的兩大難題：“非洲社會主義”與拉美民眾主義
6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黨國際的注意力中心發生了偏轉，它不像60年代最初幾年那樣全神貫注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但是，它並沒有放棄向第三世界國家謀取發展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相對於6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過調整政策如明確反對殖民主義的態度，提出關於發展援助的新見解等來爭取第三世界國家及其政黨而言，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後期偏重於從意識形態入手，試圖通過基本理論原則方麵的接近達到組織上接近的目的。1965年1月，在奧地利薩爾茨堡舉行的發展中地區委員會會議與此前不同，著重討論了第三世界國家已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問題，最後提出一項報告，設想了一係列旨在“縮小亞非拉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之間巨大差異”的活動。（SI:SII,1965, No 1）同年2月的執行局會議通過了這份報告，同意其中的建議並且強調指出，亞非拉是充滿挑戰的地區，應當同那些主張社會變革並宣布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開展交流和合作。（SI:SII,1965, No 1）而在後來那些堪稱“意識形態攻勢”的活動中，社會黨國際開始著手解決“非洲社會主義”和拉美民眾主義的問題。
在這兩者中，“非洲社會主義”思潮來勢凶猛，曆時雖短但影響廣泛，因而首先成為社會黨國際主攻的對象。這一思潮是伴隨著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新獨立國家及其政黨的不斷出現而產生的。塞內加爾非洲獨立黨人阿卜杜拉耶·利在1956年發表的《非洲大眾與人類的命運》一文，被認為是非洲的第一篇社會主義宣言；加納領導人恩克魯瑪在1961年宣布奉行社會主義，進而掀起了非洲社會主義的第一次**。延至60年代中期，已有10多個非洲國家宣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組織為數更多。（唐大盾等：第14—15頁）這些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外國資本主義壓迫剝削的國家和政黨在爭得獨立之後普遍希望建立一種能夠鞏固政治獨立，盡快發展民族經濟和改變落後狀況，改善人民生活的社會製度。這種曆史性的需要以及中國、古巴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促使它們求助於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而存在的社會主義。在宣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它們還大都初步創立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
這種社會主義確有獨特之處。首先，它根源於早期反對殖民奴役、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以及獨立後企望求得發展的心情。因此，“在第三世界的背景下，社會主義體現了對某種發展模式的探索並響應了人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德斯福瑟絲、萊維斯克：第7頁）換言之，相對於傳統或經典社會主義學說而言，非洲社會主義是一種發展學說而非改造社會的理論，它尤其強調反對殖民主義。其次，它受製於並反映了非洲國家當時那種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階級狀況，是一種不成熟的理論。既受到強烈的非洲社會文化和曆史傳統的影響，又由於其創立者的緣故而包括許多外來成分乃至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潮。但在社會黨國際看來，這種不成熟的狀況恰好可以用來使它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乘虛而入、擴大影響。一方麵，它特別看重“非洲社會主義”第一批創立者本人與社會黨的曆史聯係，例如，加納首任總統恩克魯瑪曾在英國工黨理論家拉斯基的指導下研究政治學；塞內加爾社會主義提出者桑戈爾早在1936年時曾為法國社會黨成員並作為海外領地的議員參加了法國社會黨的議會黨團；主張社會主義的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和毛裏求斯社會民主黨領袖拉姆古蘭等人也同法國社會黨領導人早有交往。（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1986年）它又特別讚賞“非洲社會主義”學說中的某些因素，如強調社會主義的倫理價值和道德觀念起源，強調非洲社會的特殊性而不讚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學說等等。因此，社會黨國際起初也特別積極地對非洲社會主義政黨展開工作。在前述薩爾茨堡會議和2月執行局會議決定進行“意識形態攻勢”後，4月舉行的執行局會議決定盡力邀請非洲政黨參加定於1966年舉行的代表大會和理事會會議，這兩次會議亦將專門討論討與非洲新興國家有關的社會主義問題。（SI:SII, 1965, No 9）10月召開的執行局會議又決定並且終於在次年4月於瑞典烏普薩拉舉行了題為“新興國家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與行動”的專題討論會。（SI:SII,1966, No 6）但正如這些會議以及圍繞這些會議而進行的其他活動所表明的那樣，“非洲社會主義”與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某些僵死教條和政策之間有著難以彌合的分歧，社會黨國際所預期的雙方接近也終成泡影。
這種分歧主要有三：一是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並無多少理論色彩，但卻是阻礙雙方接近的首要因素。“非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鮮明堅定的反帝反殖主張，包括堅決支持未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徹底鏟除發達國家在經濟、貿易方麵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和盤剝。而社會黨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態度猶豫且有所保留。因此，在前述“新興國家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與行動”專題討論會上，“非洲社會主義”政黨的出席者對社會黨國際及其西歐主要成員黨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和不信任的態度。會議本身不曾討論理論原則的問題，會議最後發表的聲明要求社會黨國際進一步澄清反帝反殖的態度，應當注意發展中國家的正義要求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願望。會後，非洲代表甚至還拒絕了在即將舉行的十大上發言的邀請。反過來，社會黨國際在十大上雖然重申了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態度，但在就烏普薩拉會議聲明而專門通過的決議中仍將論述重點放在經濟援助問題上。（SI:SII,1966, No 9-10）
第二個產生分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和評價大多數“非洲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在理論上主張並在實踐中推行的“一黨製”。早在1964年，這個問題便已引起了非洲政黨與社會黨國際的爭論。先是坦桑尼亞領導人尼雷爾在社會黨國際刊物上發表了題為“民主與一黨製”的文章，論述了非洲的具體環境、曆史傳統和現實條件決定了非洲某些國家實行“一黨製”的必要，並且認為這種“一黨製”是有利於民主，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SI:SII, 1964, No 4）後來，摩洛哥全國人民力量聯盟的本巴爾卡在社會黨國際的會議上也直截了當地指出，在非洲，由於某些曆史和人口地理方麵的原因，在革命轉變時期有必要維持“一黨製”。同時，他還指責“人們經常把某種標簽貼在我們身上”。（SI:SII,1964, No 20-21）這種意見顯然不見容於社會黨國際，特別是某些西歐大黨。如英國工黨代表當時即表示“一黨製必將發展到其極端形式，即取締司法獨立、廢棄法治”。（SI:SII,1964, No 5）這一分歧在60年代中期以後始終不能消除，非洲國家不可能為求得理論上的認同而改變已經實行的政治製度；反過來，社會黨國際也不會為了求得接近非洲政黨而放棄已經被確定為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化核心的“多黨製原則”。
與上述
兩個問題相聯係的便是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看待“非洲社會主義”對非洲特性的強調。從一開始，“非洲社會主義”名稱的產生和傳播便包含了這種因素；到60年代後半期，人們甚至開始改變這一提法而換用了更能反映自身特色的“村社社會主義”的口號，例如坦桑尼亞的“烏賈馬社會主義”等。在理論上，“非洲社會主義”以非洲的特殊情況為根據論述了一係列不同於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理論見解，其中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問題，國有化問題，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問題以及改造社會的總體設想問題等等。而在社會黨國際看來，對於非洲特性的強調往往就是同民主社會主義的疏遠。非洲國家或政黨在這一時期雖然也表現了同社會黨國際交往的願望，但在思想上仍有隔膜，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它們在當時絕少使用“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名稱。
但為了找到解決這些分歧的途徑，社會黨國際仍然在努力進行嚐試。從1967年3月開始，社會黨國際為在馬爾加什舉行一次非洲社會主義政黨會議而進行了大量的準備。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最終未能實現。（SI:SII,1967, No 7-8）1968年，它又著手了另一項重大活動。從這年4月到次年3月間，先後舉行了5次研究非洲社會主義問題的專家會議，最後提出了題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非洲道路”的報告。其中的關鍵內容是強調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與“非洲社會主義”有著許多共同點，特別是雙方所理解的民主在原則上是一致的。報告雖然承認也存在著不同點，但又強調不同的根源在於雙方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又由於處在不同的曆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而使用不同的準則和概念。（SI:SII,1970, No 6）總之，報告著眼於未來的發展，希望經過若幹時間就會實現雙方的接近。報告的直接用意就是要以此贏得非洲國家及其政黨的好感。但在報告正式發表後，非洲方麵並未作出積極的回應，在社會黨國際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以致於雙方都未據此采取相應的行動。
因此，當社會黨國際總書記卡西在1970年回顧60年代中期以來的上述活動情況時不得不承認：“非洲仍然沒有受到民主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擴展的影響”, “正是在非洲，我們還麵臨著一種奇特而又荒唐的處境。在那裏，正式宣布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比其他任何大陸都更加普遍，但迄今為止，社會黨國際尚無來自非洲大陸的成員。換句話說，非洲社會主義仍處在非共產主義的左翼世界團體之外。”（SI:SII,1970, No 6）當然他並未放棄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為此，他強調說：“社會黨國際的長遠目標是將非洲社會主義納入國際民主社會主義的主流。”
相形之下，社會黨國際在對待拉美“民眾主義”的問題上雖未實現最後的解決，但多少也取得了一些難能可貴的進展。這是由於社會黨國際吸取50代末的經驗教訓，放棄當時那種依賴拉美傳統社會黨而擴大影響的做法，轉而加強同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的聯係並力圖在意識形態方麵實現雙方的接近。
在60年代初，社會黨國際為迅速擴大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於拉美地區，它一方麵感到50年代末的經驗已經證明依靠拉美傳統社會黨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麵又看到在拉美確有一股可供替代的政治力量，這就是拉美民眾主義政黨。而與前者相比，民眾主義政黨又有兩大最值得讚賞的特點。一是它們有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政治實力和社會影響。早在20年代，曾領導反獨裁鬥爭的秘魯青年學生領袖阿亞·德拉托雷受俄國十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的影響，“將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同土著主義思潮的要旨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他所謂理論上的新發展”。（威廉斯：第20頁） 1942年他創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人稱“阿普拉黨”。1926年他又提出“反對美帝、實現拉美政治和經濟上的聯合、巴拿馬運河國際化、土地和工業國有化、聲援世界被壓迫階級和人民”的最高綱領，（關達等：第153—154頁）爾後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論。這些理論“對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思潮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因而“不僅在它的本國秘魯傳播開來，而且傳播到其他拉美國家，在本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出現了一種國際性的運動”。由於它強調拉美民族特性，推崇拉美傳統社會和文化的進步性，因而被稱之為“民眾主義”（在我國，也被譯成“拉美民粹主義”, “人民黨主義”）。（格雷貝道爾夫：第112—114頁）從它的思想來源、發展傾向和大致內容來看，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和巴西的“瓦加斯主義”（即熱圖利奧主義）都可以歸入“民眾主義”的範疇。與此同時，哥斯達黎加民族解放黨，多米尼加革命黨，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危地馬拉革命黨，玻利維亞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烏拉圭二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製度黨等政黨的政策和綱領也都受到民眾主義的深刻影響。到1963年，上述7黨連同秘魯阿普拉黨一起，共有5個領導或參與領導本國政權。（威廉斯：第20—21頁）這種情況遠非拉美傳統社會黨可比。二是50年代以來，民眾主義思潮本身在理論上發生一定的變化。最典型者莫如阿亞·德拉托雷本人。1956年他發表《阿普拉主義三十年》一書，標誌著他在思想上的又一次嬗變。相對於早期而言，他由自稱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拉美轉變為認定馬克思主義不適合拉美情況；由激進的反帝主義者轉變為主張有限製、有條件地反帝，反帝不排斥外資；由擁護十月革命轉變為反對“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他聲稱既不要資本主義，也不要共產主義，而要走“以民主作為實現最先進的社會改革的手段”的“第三條道路”；他特別強調民眾主義運動的“各階級聯盟”性質，反對所謂“僵死的階級觀點”；他主張對重要的生產資料實行有必要的國有化，但反對全麵社會化。（Kanter, pp.106-120）這種與社會黨國際的合拍也同樣是已經激進化的拉美傳統社會黨無法相比的。以致於當時就有一些學者指出：“民眾主義政黨所主張的是強調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把它與旨在拯救本大陸被剝削者的神秘化的印第安主義結合起來。”（威廉斯：第20頁）
不僅是社會黨國際試圖同拉美民眾主義政黨加強聯係，拉美民眾主義政黨同樣也願意同社會黨國際接近。因為恰好從60年代初期開始，它麵臨著來自三個方麵愈來愈強的挑戰。其一為左翼：古巴革命的勝利迅速振奮了拉美國家早已有之但始終弱小的共產黨組織，推動了對拉美現狀不滿者思想和行動的激進化，並進而選擇武裝鬥爭作為改造社會、反帝反資的主要手段。因此，由古巴革命引發的遊擊中心主義思潮在60年代初風靡一時，拉美近20多個國家和地區竟先後出現了上百個遊擊中心組織，構成了一股強大的反抗現存社會的力量。（戈特：第12—37頁）這勢必危及主張改良，且在某些國家已經執政的民眾主義政黨。其二是右翼：麵對拉美日益激進化的動蕩局麵，美國以及與之聯係密切的拉美壟斷寡頭和軍隊的保守勢力十分不安，前者利用各種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加強了幹預，後者則積極響應、主動配合、共同反對威脅到它們自身利益的社會改革。這必然給主張
並實際推行社會改良的民眾主義政黨造成極大的困難。尤其使它們感到擔憂的則是這樣兩個事實：1961—1964年在有“巴西民眾主義者”之稱的古拉特出任總統期間，美國及巴西保守勢力先後製造和策劃了7次內閣危機和政變陰謀，直到1964年3月親美的軍人獨裁政權建立才算罷休。（杜蒙、莫坦：第145頁） 1962年底和1965年初，美國曾兩次直接插手破壞了多米尼加民眾主義政黨—多米尼加革命黨對全國政權的掌握。其三則多少是同向性的：在拉美的具體條件下，許多虔誠的基督教徒乃至教會人士一向關心社會問題，早在20年代便出現了第一批基督教民主主義者，主張“改造不公正、不純潔的社會秩序”。（關達等：第140頁）1958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入主羅馬教廷後，發起了變革傳統、擺脫保守，使教會及宗教事務適應當今政治現實的改革。（關達等：第275頁）此舉連同拉美普遍的激進化，推動了拉美基督教民主主義進一步傾向社會改造，乃至分裂出支持遊擊中心主義的教會激進派和“解放神學”的主張派，同時也促進了拉美各國基督教民主主義組織上的發展和橫向聯係的加強。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拉美各主要國家均建立了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同時又組成了“美洲基督教民主組織”，並在1961年與“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共同組成“世界基督教民主聯盟”。正如美國學者威廉斯所指出的，拉美“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具體綱領和政策，同秘魯民眾主義政黨運動的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是相似的，雖然它矚目於不同的來源和啟示”。（威廉斯：第22頁）但在全部人口90%以上均信奉天主教因而素有“天主教的大陸”之稱的拉美，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發展顯然會導致民眾主義政黨群眾基礎的萎縮。
上述三方麵的挑戰又由於各有其強大的國外支持和國際聯係而更顯得緊迫和危險。因此，拉美民眾主義政黨對內試圖加強各國組織間的聯係，進一步明確意識形態和綱領方麵的共識以及與其他政治勢力的區別所在；對外則急於尋求適當的對象以謀取支援和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理所當然地同具有共同點且一心向拉美發展的社會黨國際接近。也正是在60年代初，包括阿亞·德拉托雷在內的許多著名的民眾主義者對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自1951年以來的理論主張和綱領原則進行了考查，並且得出了西歐老牌社會黨和由它們組成的社會黨國際已拋棄傳統立場，正在向拉美民眾主義靠攏的結論。（SI:SII,1964, No 22）甚至還明確講，社會黨國際的演變“使歐洲社會黨越來越接近阿亞·德拉托雷所闡述過的思想”。（SI:SII,1967, No 5）
這種不無奇特的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民眾主義政黨尚有保留自身獨特性，不願同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完全合流的想法。正是因為這樣，在雙方的互相接近中以社會黨國際更為主動和積極。1962年12月，社會黨國際主席安德生作為挪威議會的議長出席在巴西舉行的拉美議員聯盟大會，與拉美政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安德生雖然在回國後即病逝，但其生前的活動已為社會黨國際奠定了基礎。1963年3月，僅由工人組成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團從倫敦啟程，在前後費時竟達2個月的時間裏走訪了拉美14國，與各國民眾主義政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SI:SII,1963, No 34-35）結束訪問後，代表團提出了報告和相應的建議，又在社會黨國際內部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因此，同年9月的社會黨國際八大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決定。在國際總書記卡西向大會提交的報告中，他一方麵強調了拉美傳統社會黨的轉變，衰落以及與之進行聯係的困難，另一方麵則指出“持有廣泛民主概念的民眾主義政黨極為成功地代表了渴望實現社會改良的人民的願望，並在拉美已開始的轉變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SI:SII,1963, No 34-35）因此，應當與之加強聯係。與此相應，大會專門討論了拉美問題。正是考慮到有關民眾主義政黨的問題，大會又對組織章程進行了修改，“為使那些在思想主張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名稱中尚無社會主義字樣的政黨國際建設直接聯係”特別設立了觀察員資格。（SI:SII,1963, No 34-35）1964年3月，總書記卡西又利用應邀出席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主席就任總統典禮的機會與該黨接觸，回程又訪問了墨西哥、牙買加和哥斯達黎加。（SI:SII, 1964, No 6-7）接著，後兩個國家中的民眾主義政黨便提出了加入國際的申請。這年9月，秘魯阿普拉黨也表示了同樣的願望。（SI:SII,1966, No 20-21）此後，雙方的聯係進一步加強。到1966年5月的十大時，總書記卡西第一次明確指出“：民眾主義政黨是適應於拉美特殊情況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它們在那裏所起的作用與社會黨在歐洲的作用是相同的。（SI:SII,1966, No 6-7）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哥斯達黎加民族解放黨，秘魯阿普拉黨，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和巴拉圭二月革命黨被接納為國際的觀察成員。（SI:SII,1966, No 9-10）這是雙方關係的一次突破性發展。
但也正是在這次大會期間，出於對完全合流於社會黨國際的顧忌，與會的幾個拉美政黨又決定舉行一次拉美民眾主義政黨會議以澄清民眾主義運動的性質問題，主要是尋求共同的綱領和有關共同目標的闡述，考察民眾主義政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同一性。（SI:SII,1967, No 22-23）對於這樣一種似乎又要另立門戶的會議，社會黨國際先是不予置評，後在拉美代表的勸說下勉強表示支持，但接著卻又在其成員黨的幫助下進行調解工作。瑞典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麵表現突出。（SI:SII,1966, No 6-7）最後，上述會議一直拖延到1969年1月才正式舉行，但會議名稱已變為“拉美民主右翼政黨代表會議”，其內容也有很大調整。
盡管如此，社會黨國際與拉美民眾主義政黨之間的關係似乎進入了一個穩定而又停滯的新階段。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才有了又一次重大突破。因此，在對待拉美民眾主義政黨的問題上，社會黨國際尚有許多工作要做，尤其是還要等待時機，等待民眾主義思潮及其政黨決意完全合流於社會黨國際。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黨國際對拉美民眾主義政黨改變認識、改變策略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刻的影響。對社會黨國際來說，這些工作奠定了70年代中期以後大突破並實現大成功的基礎。對拉美民眾主義政黨來說，這些工作引起了理論觀點、思想主張及其具體政策的演變。從此，在拉美戰後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麵，“到20世紀70年代，民眾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失去了它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優越地位”; （威廉斯：第20頁）但另一方麵，“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又成為拉美影響最大的民族主義思潮”, “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關達等：第135頁）那些加入社會黨國際的拉美政黨雖未改變其名稱，但在綱領中已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提法。民眾主義已經“褪色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