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群體的意見與信念_第二章 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第二章 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詞語和套話。詞語和套話的神奇力量/詞語的力量與它所喚起的形象有關，但獨立於它的真正含義/這些形象因時代和種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詞語含義多變的實例/給舊事物更換名稱的政治效用/種族差別造成的詞義變化/“民主”一詞在歐洲和美國的不同含義。2．幻覺。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發現幻覺/群體更喜歡幻覺而不是真理。3．經驗。隻有經驗能夠使必要的真理在群眾心中生根/經驗隻有不斷地重複才能生效/為說服群眾必須付出的經驗代價。4．理性。它對群體沒有任何作用/群體隻受無意識感情的影響/邏輯在曆史中的作用/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的秘密。

我們剛才討論了賦予群體心理以特定屬性，使某些感情和觀念得以發展的間接性準備因素。現在我們還得研究一下能夠直接發揮作用的因素。在下麵這一章裏我們會看到，要想讓這些因素充分發揮作用，應當如何運用它們。

我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研究過集體的感情、觀念和推理方式，根據這些知識，顯然可以從影響他們心理的方法中，歸納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們已經知道，什麽事情會刺激群體的想象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別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暗示的力量和傳染過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十分不同的來源一樣，能夠對群體心理產生影響的因素也相當不同，因此必須對它們分別給予研究。這種研究是有益的。群體就像古代神話中的斯芬克司，必須對它的心理學問題給出一個答案，不然我們就會被它毀掉。

1．形象、詞語和套話

我們在研究群體的想象力時已經看到，它特別易於被形象產生的印象所左右。這些形象不一定隨時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詞語或套話，巧妙地把它們激活。經過藝術化處理之後，它們毫無疑問有著神奇的力量，能夠在群體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風暴，反過來說，它們也能平息風暴。因為各種詞語和套話的力量而死去的人，隻用他們的屍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齊奧普斯更高的金字塔。

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全被它們集於一身。

說理與論證戰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它們是和群體一起隆重上市的。隻要一聽到它們，人人都會肅然起敬，俯首而立。許多人把它們當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相，也正是它們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它們是藏在聖壇背後的神靈，信眾隻能誠慌誠恐地來到它們麵前。

詞語喚起的形象獨立於它們的含義。這些形象因時代而異，也因民族而異。不過套話並沒有改變，有些暫時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詞語聯係在一起的：詞語就像是用來喚醒它們的電鈴按鈕。

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一段時間裏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

隻要研究一下某種特定的語言，就會發現它所包含的詞語在時代變遷中變化得極慢，而這些詞語所喚起的形象，或人們賦予它們的含義，卻不停地發生著變化。因此我在另一本書中得出結論說，準確地翻譯一種語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語言，是絕對不可能的。當我們用一句法語來取代一句拉丁語、希臘語或《聖經》裏的句子時，或者當我們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書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做什麽呢？我們不過是在用現代生活賦予我們的一些形象和觀念代替了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觀念，它們是存在於古代一些種族的頭腦中的產物，這些人的生活狀況與我們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當大革命時的人以為自己在模仿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時，他們除了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含義賦予古代的詞語之外，還能做些什麽呢？

希臘人的製度與今天用同樣的詞語設計出來的製度有何相似之處？那時的共和國本質上是一種貴族統治的製度，是由一小撮團結一致的小暴君統治著一群絕對服從的奴隸構成的製度。這些建立在奴隸製上的集體貴族統治，沒了這種奴隸製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這個詞也是如此。在一個從未想過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討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就是最嚴重最不尋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義與我們今天賦予它的含義有何相似之處？像“祖國”這樣的詞，對於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除了指雅典或斯巴達的城邦崇拜之外，還能有別的含義嗎？它當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斷的敵對城邦組成的全希臘。在古代高盧，“祖國”這個詞又能有什麽含義？它是由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和宗教，愷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不必扯這麽遠，就拿二百年前的事來說吧，能夠認為今天法國各省對“祖國”一詞的理解，與大孔代——他和外國人結盟反對自己的君主——是一樣的嗎？然而詞還是那個詞。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恪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製度的法律是把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聯係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可見，祖國對於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意義隨著

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的詞語比比皆是。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隻能達到過去經過了漫長的努力所能達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確地說，即使想正確理解“國王”和“王室”這種稱呼對我們曾祖父一輩意味著什麽，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為複雜的概念會出現什麽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詞語隻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係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麽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製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徭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麵，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的審判台，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詞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麵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別，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我隻想指出，正是群眾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著最不相同的含義。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中代表著十分對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來，“民主”更多地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誌和自主權。國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著一切，集權、壟斷並製造一切。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而在盎格魯·薩克遜地區，尤其是在美國，“民主”一詞卻是指個人意誌的有力發展，國家要盡可能服從這一發展，除了政策、軍隊和外交關係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見，同一個詞，在一個民族是指個人意誌和自主權的從屬性以及國家的優勢，而在另一個民族，卻是指個人意誌的超常發展和國家的徹底服從。

2．幻覺

自從出現文明以來，群體便一直處在幻覺的影響之下。他們為製造幻覺的人建廟塑像，設立祭壇，超過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過去的宗教幻覺還是現在的哲學和社會幻覺，這些牢不可破至高無上的力量，可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斷發展的任何文明的靈魂中找到。古代巴比倫和埃及的神廟，中世紀的宗教建築，是為它們而建；一個世紀以前震撼全歐洲的一場大動蕩，是為它們而發動；我們的所有政治、藝術和社會學說，全都難逃它們的強大影響。有時，人類以可怕的動亂為代價，能夠消除這些幻覺，然而他似乎注定還會讓它們死而複生。沒有它們，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蠻狀態；沒有它們，他似乎很快就會重新回到這種野蠻狀態。毫無疑問，它們不過是些無用的幻影，但是這些我們夢想中的產物，卻使各民族創造出了輝煌壯麗值得誇耀的藝術或偉大文明。

在這個問題上，使群體形成意見的是由一些胡亂臨時拚湊起來的不同觀點，我在前麵已經解釋過這種機製。當時法國的國民衛隊是由一些溫順的小店主組成的，他們的紀律極其渙散，根本不能拿他們當真。然而，冠以相似名稱的任何軍隊會使人產生同樣的聯想，因此也會被認為是無害的。當時，群眾的這種錯誤認識也為他們的領袖所持有，在涉及到以偏蓋全的意見方麵，這種情況時有發生。奧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提到，一位經常追隨民意、絕不超前的政治家——這裏指梯也爾先生——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內閣講話中，就宣稱普魯士除了一支和法國相等的常備軍外，隻擁有和法國相似的國民衛隊，因此對它不必重視。

如果有人毀掉那些博物館和圖書館，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藝術紀念物統統推倒，人類偉大的夢想還會留下些什麽呢？讓人們懷抱著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們是活不下去的。這就是存在著諸神、英雄和詩人的原因。科學承擔起這一任務已有五十年的時間，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靈裏，科學是有所欠缺的，因為它不敢做出過於慷慨的承諾，因為它不能撒謊。

上個世紀的哲學家熱情地投身於對宗教、政治和社會幻覺的破壞，我們的祖輩已在這種幻覺中生活了許多世紀。他們毀滅了這些幻覺，希望和順從的源泉也就隨之涸竭。幻想遭到扼殺之後，他們麵對著盲目而無聲無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對軟弱和慈悲心腸一概無動於衷。哲學不管取得了多大進步，它迄今仍沒有給群眾提供任何能夠讓他們著迷的理想。然而群眾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幻想，於是他們便像趨光的昆蟲一樣，本

能地轉向那些迎合他們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動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遠不是真理，而是謬誤。如今社會主義為何如此強大，原因就在於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後的幻想。盡管存在著一切科學證據，它依然繼續發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無視現實，因而敢於向人類承諾幸福的人。如今，這種社會主義幻覺肆虐於過去大量的廢虛之上，未來是屬於它的。群眾從來就沒有渴望過真理，麵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拂袖而去，假如謬論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論，凡是能向他們供應幻覺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3．經驗

經驗幾乎是唯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讓過於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經驗必須發生在非常大的範圍，而且得一再出現。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作證據引用的曆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牢固地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複出現。

史學家毫無疑問會把19世紀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當作一個充斥著奇異經驗的時代，任何時代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現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二十年裏陷入深刻的動蕩。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需要在五十年裏來上兩次破壞性試驗。但是，雖然試驗結果明確無誤，好像仍然不那麽令人信服。第一次試驗的代價是三百萬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試驗導致割讓領土並在事後表明了常備軍的必要性。此後幾乎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會發生。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三十年前普遍認為的那樣，隻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讓人認識到貿易保護會毀掉實行這種製度的民族，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災難性試驗。這種例子顯然不勝枚舉。

4．理性

在列舉能夠對群眾心理產生影響的因素時，根本就沒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為了指出它的影響的消極價值。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是不受推理影響的，它們隻能理解那些拚湊起來的觀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借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邏輯定律對群體不起作用25。讓群體相信什麽，首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然後以借助於初級的聯想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形象，去改變他們的看法，這樣才能夠——如果有必要的話——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種說法的感情。這種根據講話的效果不斷改變措辭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講完全不可能事先進行準備和研究。在這種事先準備好的演講中，演講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聽眾的思路，僅這一個事實就會使他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

講究邏輯的頭腦，慣於相信一係列大體嚴密的論證步驟，因此在向群眾講話時，難免會借助於這種說服的方式，他們麵對自己的論證不起作用，總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邏輯學家寫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論上——即建立一致性聯係上——的數學結論是不可更改的……由於這種不可更改的性質，即使是無機物，如果它能夠遵循這種一致性聯係的話，也會不得不表示同意。”這話說得當然不錯，然而群體並不比無機物更能遵守這種組合，它甚至沒有理解的能力。隻要嚐試一下用推理來說服原始的頭腦——例如野蠻人或兒童的頭腦——即可知道這種論說方式是多麽不值錢。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對抗的理性是多麽蒼白無力，甚至不必降低到這麽原始的水平。我們隻要想一下，就在幾百年前，與最簡單的邏輯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麽頑強！在接近兩千年的時間裏，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們的規矩麵前俯首稱臣。隻是到了現代，它們的真實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戰。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代也有不少開明之士，但沒有一個人通過理性思考，認識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麵，或者對魔鬼的罪行或燒死巫師的必要性表示過絲毫的懷疑。

群體從來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該對此表示遺憾？我們不必貿然稱是。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麵人類的理性沒有多大用處。作為支配著我們的無意識的力量的產物，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每個種族的精神成份中都攜帶著它命運的定律，並且也許它由於一種難以抑製的衝動，隻能服從這些定律，即使這種衝動顯然極不合理。有時，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們類似於那種使橡果長成橡樹或讓彗星在自己軌道上運行的力量。

我們若想對這些力量有一點認識，就必須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進化過程，而不是這一進化過程不時出現的一些孤立的事實。如果隻考慮這些事實，曆史就會變得仿佛是一連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一個加利利的木匠似乎不可能變成一個持續兩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為基礎形成；一小撮從沙漠裏冒出來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並建立起比亞曆山大的領土更大的帝國；在歐洲已經十分發達、各地政權都已有了等級森嚴的製度的時代，區區一個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眾多民族及其國王。

因此，還是讓我們把理性留給哲人，不要過於強烈地堅持讓它插手對人的統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動力並不是理性，倒不如說，盡管存在著理性，文明的動力仍然是各種感情——譬如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