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開拓中創新：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_四、堅持走和平崛起之路

四、堅持走和平崛起之路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必定是一條和平發展之路。堅持和平中求發展、以發展促和平，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立場。特別是鄧小平所作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的論斷，為中國確立和平發展道路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鄧小平關於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上升到當今時代主題的高度，並把其作為中國外交的宗旨實施，則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基本完成了選擇走和平發展道路理論的探索和構建工作。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繼承、弘揚中國共產黨和平發展道路理論的基礎上，又加以突破創新，提出了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理論。

（一）和平崛起道路的科學內涵

崛起，是國際政治中的常用詞匯，指的是一個大國的綜合實力快速提高並對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曆史過程。它與“衰亡”相對，用以探討帝國或大國的命運。崛起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發展，它高於發展。首先，就適用範圍看，崛起是個大國的概念，不適用於小國。崛起是指成為國際社會舉足輕重的大國或最重要的國家，崛起的過程是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和世界最強國家的地位不斷接近的過程。很多國家可以用“發展”一詞來界定，但不是所有國家都稱得上“崛起”，隻有少數發展速度、國際地位名列世界前茅的國家才堪稱“崛起”。其次，從發展狀態看，崛起比發展要宏偉得多，兩者不可等量齊觀。崛起有快速發展、躍進、後來居上的意思，是大發展，它對發展速度、發展質量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海外關於中國崛起的報道和評論屢見不鮮。很多中國學者在討論中國發展問題的時候，也習慣於使用“中國崛起”的說法。但是，我國政府的稱謂與海外輿論和民間學者有所不同，一般稱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華民族複興同中國崛起的內涵也是不一樣的。崛起是指一個不富強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而複興則增加了恢複昔日輝煌的成分。複興是強調中國自我發展的起伏，而崛起是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崛起所暗含的主要不是絕對實力的增長，而是相對實力差距的縮小。

那麽什麽是和平崛起呢？目前，國內學術界對和平崛起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將和平崛起定義為目的，即崛起與和平都是目的，兩者要同時實現；二是將和平理解為手段，將崛起理解為目的，認為中國爭取和平不過是為了實現崛起的目的；三是將和平視為目的，將崛起視為手段，認為中國崛起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顯而易見，目前人們對“和平崛起”的內涵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認識。我們認為，從邏輯關係上來說，“和平崛起”的內涵起碼包括三個層麵，即和平中崛起、和平地崛起、和平崛起。換句話說，中國崛起的環境、崛起的手段和崛起的目都與和平具有極強的關聯性。

首先，從崛起的客觀國際環境來看，中國能夠、也必將實現在“和平中崛起”（Rise in peace）。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中國所麵對的國際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安全環境、輿論環境都將是相對和平的，這為中國實現在“和平中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其次，從崛起的方式來看，中國將走和平崛起之路，即“和平地崛起”（Rise peacefully）。中國對內以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國為發展目標，對外以合法的方式獲取資源和發展動力，建設性地參與國際事務，而絕對不會像曆史上其他大國那樣，通過無限膨脹本國軍事力量甚至通過侵略別的國家來實現自身。中國的崛起不會挑戰世界霸權和國際秩序，而是在現有國際體製內做負責任的大國。

最後，從崛起的影響來看，中國將是“為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即中國將在實現“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一根本宗旨的同時，求得自身的安全與發展，從而向國際社會兌現和平崛起的承諾。

在西方語境下，“崛起”帶有霸權交替、權力轉移的潛在邏輯，因而新興大國的崛起往往引起傳統霸權國的不安。曆史上的大國，包括荷蘭、英國、美國等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戰爭，或直接通過戰爭而實現。但曆史表明，大國的崛起並不必然地帶來戰爭。戰爭的爆發有其主客觀兩方麵的條件。換句話說，崛起的大國是否將成為世界的威脅，首先取決於崛起國的主觀動機和戰略選擇，其次取決於既有大國對新生大國的受容程度，特別是既有大國與新生大國之間利害關係的調整。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奉行永不稱霸的立場，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不稱霸的內斂式的崛起。它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

當然，“和平崛起”並非指從不使用武力和沒有軍事暴力行為的安全狀態，而是指不發生體係性戰爭。在和平崛起過程中，絕大多數非戰非和狀態以及用小規模軍事行動維護利益或解決衝突的過程仍然屬於和平的限度之內，否則就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在眾所周知的溫家寶總理關於和平崛起的五點闡述中，沒有一點聲明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承諾放棄一切戰爭。中國的崛起既是通過和平方式實現，更意味著在崛起的過程中以及崛起之後，不會主動發起非正義戰爭，特別是侵略戰爭。但為捍衛自己的根本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反分裂、反抗外來侵略等正義戰爭顯然不在此之列。中國和平崛起論中的和平並不是意味著消滅所有戰爭。在人類社會沒有進步到一定階段時，要求單個國家承諾放棄一切戰爭，既是不現實，也是不明智的，不符合“中國和平崛起論”的應有之義。縱觀人類曆史，沒有哪一個大國完全是和平崛起的。英國和美國是成功崛起的典型，但是它們都有著極為特殊的曆史背景和客觀條件，而且也不是完全和平的。

（二）和平崛起戰略的提出依據

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的夙願。但作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是21世紀以來的事情。這一戰略的形成，經曆了一個由“專家提概念”到“總理談要義”、再到“高層定戰略”的過程。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作為一個研究者和觀察者，在博鼇亞洲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首次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這一論題。這一論題是包括鄭必堅在內的20多位中國學者針對國際上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經過近一年的研究而提出的。鄭必堅指出，近代以來大國爭霸的曆史反複說明，一個大國的崛起，往往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甚至引發大戰。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走了一條依靠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對外擴張的道路。而這樣的道路，總是以失敗告終。鄭必堅認為，在今天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隻能選擇奮力和平崛起，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他進一步指出，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目標，最重要的戰略方針有三條：一是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製度保證；二是大膽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弘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

在鄭必堅發表上述演講不久，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又發表了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首次全麵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溫家寶在演講中強調，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他明確地把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稱作“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並指出：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的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隻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點上。這就是說，我們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製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緊接著，國家主席胡錦濤在12月26日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再次重申，中國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說，中國將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友好相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2004年3月14日，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重申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是：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製創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講話，標誌著“中國和平崛起”正式成為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國家戰略。這是中國新領導層的一種新的國際戰略思維。概括起來講，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崛起戰略的客觀依據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1．實踐依據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麵臨一係列難題的發展中國家。這些難題，主要表現在不發達的經濟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矛盾，表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較大的矛盾。同時，中國又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向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己任，決不會把問題和矛盾轉嫁給別國，更不會通過掠奪別國來發展自己。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和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隻能選擇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而我們選擇這條和平發展道路的著眼點，就是要較好地解決上述矛盾和難題，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幸福。在由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立足中國而又麵向世界，正視現實而又放眼未來，明確地提出和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有利於把堅持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和堅持和平的社會主義更加鮮明地統一起來，把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更加鮮明地統一起來，這對於我們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爭取更多的朋友和同情者，化解種種阻力和幹擾，應對種種風險和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2．曆史依據

中華民族曆來酷愛和平、崇尚和睦，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之一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渴望和平、追求和諧，始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征。對外侵略擴張不是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幾千年來，中國經濟的主體一直是小農經濟。這種經濟模式不同於外向型的貿易經濟，而是以守土耕作、自給自足為根本特征的。這種特征的經濟模式，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文化必然是內向、內斂的文化體係，政治上必然重內輕外，軍事上必然采取守土防禦的戰略。雄偉蜿蜒的萬裏長城，不是中華民族侵略擴張的象征，而是防禦政策的產物，是一座和平的紀念碑。中華文化沐浴下的炎黃子孫，為人處事以和為貴，尚中庸之道。孫中山先生說得好：愛好和平是中國人的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飽受資本主義列強的欺壓和蹂躪，深知和平之珍貴，發展之重要，深知強權必然黷武，稱霸必失人心。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不論發展到

什麽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這就是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深層次的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毫無疑問，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曆史文化傳統的理性選擇。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根本目的，亦在於實現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和平崛起，中國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豐衣足食，並令世人刮目相看。

3．理論依據

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國際戰略思想，為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提出提供了理論依據。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蘊涵非常豐富，其主要內容是維護世界和平、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核心目標是把握機遇、發展自己，基本立場是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利益。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同時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一係列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國際戰略理論。他指出，當今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應該隻有一種發展模式。在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中，各種文明需要相互交融，各個國家需要平等相待。而依照多樣性的觀點來處理國際問題，就要求我們廣泛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大力倡導求同存異、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與通過對話增進信任的新安全觀。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以維護和平為中心，以國家的強大、民族的複興為目標，並以“和而不同”的原則來指導新型國際關係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從而真正體現了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上述國際戰略思想。

4．國際依據

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的時代，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也是當今世界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武力崛起必遭世人唾棄。隻有順應時代潮流，走和平崛起道路，才有實現快速發展的可能。否則，即使一時得利，最終必將難逃失敗之命運。作為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選擇什麽樣的發展道路，必然要站在國際戰略的高度加以考慮。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是中國的權宜之計，而是必然的戰略選擇，具有多方麵的、重要的國際意義：其一，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中國與亞洲的命運。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講：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和亞洲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是中國的發展，而且代表著亞洲的聲音與亞洲的崛起。實現中國和平崛起，是基於對和平與發展關係的深刻理解和對當今世界脈搏的準確把握，不僅得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擁護，而且符合亞洲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其二，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雖帶有鮮明的中國個性，但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它代表著發展中國家整體力量的崛起，對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其三，中國走和平崛起的道路，進一步強化了我國熱愛和平、獨立自主、謀求共贏的國際形象，也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必將對建立更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前景分析

自從中國提出實現和平崛起之後，引起了世人的高度關注。究其原因，首要的在於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一個小國發展得再強大，也不會引起世界太大的震動，因為它們的發展不會衝擊現有的國際秩序和格局，不會影響現存霸權國家的世界地位和戰略利益。但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在20世紀70年代，一個貧弱的中國尚且被視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而在將來，一個崛起了的、強大的中國，必將會更加引人注目，甚至會引起世界的巨大震動。

1．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具備了實現和平崛起的有利的內部條件。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為和平崛起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中國疆域廣闊，擁有巨大的資源內需和消費市場，發展潛力大，經濟增長點多，這些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的發展能夠做到主要依靠內部力量，而不是借助外部資源，這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自然基礎；再次，中國政府大力倡導科學發展觀，致力於把經濟的梯次增長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努力保持人口、資源、生態三者之間相對平衡的比例關係，能夠防止出現比例嚴重失調給國際資源市場和經濟運行造成衝擊的局麵，這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提供了社會基礎；最後，中國政局穩定，社會安定，人民團結，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科學指導，這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礎。

第二，中國具備了實現和平崛起的有利的外部條件。首先，從安全環境看，盡管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仍麵臨霸權主義、地區性熱點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問題的衝擊和幹擾，但世界總體緩和、局部動蕩，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對抗下降、競爭與合作加強的基本態勢有望保持下去，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中國的周邊關係明顯改善，周邊環境相對穩定。在此背景下，盡管中國的國家安全仍麵臨嚴峻挑戰，但隻要國際社會有關方麵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能夠給予必要的理解與支持，中國就有能力、有信心戰勝一切挑戰和困難，以和平方式最終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其次，從發展環境看，中國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和市場途徑獲得國際分工的重新選擇和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置，而不必像曆史上的後興大國那樣，通過戰爭掠奪別國資源來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崛起。WTO體製為中國接受全球的市場要素轉移和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製度框架。通過參與這一框架下的合作和規則製定，中國與各國的共同利益將獲得製度性保證，中國與各國的經濟摩擦也將獲得製度性調節，這不僅是中國的巨大市場機遇，也是世界和平的重大機遇。世界範圍內以電子技術和生命技術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了傳統產業的現代化，這對於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行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跨越式發展都十分有利。

再次，從地緣政治環境看，“9·11”事件及之後伊拉克戰爭導致的美國全球戰略調整，使得美國無法集中其外交、軍事和經濟資源對付中國，這為中國和平崛起贏得了寶貴時間。美國還有不少問題要有求於中國：一方麵，經濟上相互需要。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資金和技術，也需要美國的先進管理方法。美國同樣需要中國的市場，需要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需要中國為美國人提供就業機會，需要中國給美國的企業家帶來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麵，兩國政治上互有所求。中美兩國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兩國在政治上保持合作、對話和磋商，不僅有利於世界各國，也符合兩國自身利益。中美合作則兩利，對抗則兩傷。此外，中國市場對亞洲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明顯並已與日本匹敵，中國與東盟、中亞四國間建立的區域化體係及朝核問題上形成的北京六方會談機製等周邊因素也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2．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麵臨的諸多挑戰

就內部因素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首先，資源領域麵臨挑戰。我國資源短缺，許多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再加上多年來中國一直沿襲高消耗、低產出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源的破壞和浪費非常嚴重，所以，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中國現有的資源儲備總量日漸萎縮，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大。僅以石油為例，2003年中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對國際石油進口的依賴程度已經高達43%，估計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占國內消費量的70%。雖然我國政府為緩解資源短期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努力，如通過“南水北調”工程、“三峽大壩”修築、核電站建設等從內部挖掘潛力，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引導、扶持節能型產業的發展，但是，要從根本上解決資源利用率低的問題不是短時期能夠做到的。中國能源預警機製和戰略儲備係統的缺失，使中國的能源安全變得十分脆弱，這無疑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巨大製肘。

其次，環境領域麵臨挑戰。近些年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加上國際製造企業的大量湧入，我國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日益突出。目前，我國大氣和水環境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固體廢物、城市生活垃圾、“白色汙染”較為嚴重，城市噪聲擾民十分普遍，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製，水土流失、荒漠化麵積增加，生態功能下降，生物多樣性銳減。生態環境惡化所造成的負麵影響是多方麵的。從內部說，中國的環境問題不僅直接弱化了經濟的發展後勁，而且嚴重威脅著人民的生存環境，與全麵建設小康社會中對清潔環境的要求也不相適應；從外部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將越來越關注，施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從而給中國的和平崛起事業平添許多麻煩和障礙。

再次，社會發展領域麵臨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棘手的社會問題，如失業與就業壓力增大，而且這種狀態將會持續存在；社會分配失調，人們收入差距懸殊，低收入階層的比例過大；“四農”問題即農村、農業、農民、農民工問題突出，城鄉發展差距有增無減；人口的老齡化時代過早到來，社會保障麵臨空前的壓力。這些社會問題的滋生、存在和蔓延，直接影響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係著中國共產黨是否能真正贏得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是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無法回避的又一個重大課題。

最後，國家主權領域麵臨挑戰。台灣問題是我國國家安全麵臨的重大不穩定因素，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大幹擾因素。盡管國民黨重新上台，使兩岸關係有了新的走向，但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在美國的綏靖之下，不斷誤導、煽動甚至裹挾民情民意，致使台獨勢力急速膨脹，且在島內大行其道。在企圖推行“法理台獨”的同時，他們還大肆推行“文化台獨”，試圖使島內民眾逐漸從心理上、文化上、感情上疏遠大陸。台獨勢力的活動越來越猖撅，其危險性和冒險性也越來越強。如果真的出現了“台獨”局麵的話，中國政府隻能依法捍衛國家領土的統一，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極有可能改變中國和平崛起的預期。

外部客觀方麵看，四個因素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影響甚大：

一是美國因素。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爭當世界霸主的野心由來已久，甚至日益膨脹。對於那些有可能要挑戰甚至超過其國際地位的國家，它當然會不遺餘力地加以遏製。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如何，直接影響到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因素決定了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懷有複雜的心理：一方麵希望同中國保持接觸與合作，另一方麵又對中國的政治製度和軍力增長感到不安。特別是“中國威脅論”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以後，美國逐漸萌生了防範中國的心理，並將防範中國崛起作為一項明確的戰略任務。布什執政後，共和黨防範中國的政策更嚴厲。“9 .11”事件後，美國政府也沒有取消防範中國的戰略任務。無論是在中國周邊地區不斷強化的軍事部署，還是不時在一些純屬中國內政的問題上所做的手腳，都能反映出美國對中國不斷強大的疑慮和不安。不僅如此，美國還企圖利用反恐戰爭，構築一個從中東經裏海沿岸國到中亞的弧形地帶，並且通過加強與台灣的軍事聯係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強化與日澳兩國的傳統軍事戰略合作機製以及與南亞印度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從東南西三麵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和遏製態勢，其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任何大國的崛起可能，以維護單極霸權統治。此外，美國經常借口“民主”、“人權”、“西藏獨立”等問題，幹涉中國內政，對我國進行無理指責甚至施加壓力。美國的這些所作所為，對於中國和平崛起的負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是日本因素。與美國一樣，地緣政治因素使得日

本對於本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下降深為不悅，而對中國的軍力增長和“不透明性”感到不安。此外，中日之間還有曆史問題以及與之相聯的領土、資源爭端等。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逐步調整對華政策，強化日美同盟的軍事色彩，借助美國維護其在東亞的傳統地位和影響力，並希望利用台灣問題牽製中國。盡管如此，曆史經驗證明，地理上的原因決定了中日兩國隻能走合作雙贏的道路。因此，日本政府隻有與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道超越曆史的羈絆，采取主動措施徹底消除包括中國在內亞太國家對日本的疑慮，並為維護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其應有的貢獻，才有可能像它自身所希望的那樣，成為世界政治大國。

三是周邊因素。在我國的周邊國家中，有的國家政局與社會混亂，有的國家內部關係複雜多變，特別是美國反恐戰爭的深入、基地組織與塔利班殘餘勢力的重新抬頭、伊拉克戰爭後地區形勢的演變、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勢力的膨脹，客觀上給我國的穩定帶來了新的變數。在中亞地區，因美國反恐而滲透該地區，使得中亞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加劇了矛盾。在南亞地區，印巴關係時緊時鬆，雙方多次被從戰爭邊緣拉回。經國際社會的大力斡旋，雖然印巴關係暫時有所緩和，但一些偶然的突發事件都可能導致印巴嚴重對峙。在東北亞地區，最值得關注的是朝核問題。雖然經過多次六方會談，但朝核問題依然沒有走出僵局。朝核問題一旦發生變故，對我國國家安全將造成直接衝擊，甚至可能延緩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進程。同時，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國與一些國家存在領土爭端：與印度的領土劃界還沒有解決；與東亞一些國家的海洋劃界尚未確定；中日釣魚島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南海島嶼爭端雖然得到平息，但依然存在著國際化的傾向。中國與周邊國家間的領土領海爭端，使得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心態複雜，懷有不同程度的疑慮。另外，我國周邊地區是民族分裂勢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的聚集地。東突恐怖主義勢力與國際恐怖組織聯係密切，在我國境內從事恐怖暴力活動，影響我國的安全與穩定。

四是意識形態因素。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抗爭沒有消失，隻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在當前的國際關係中，經濟政治化、政治經濟化的趨勢愈益明顯，經濟全球化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所帶來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更直接的方式、更強有力地衝擊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穩定運行。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由於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客觀上更有利於西方政治製度和社會模式的輸出，有利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滲透。中國作為當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與遏製的重點對象。西方國家利用我國在國際經濟體係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國自身正在進行體製改革、對外開放的時機，以各種經濟手段幹涉中國內政，不時推行“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妄圖使中國屈服，搞垮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實現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這對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總之，中國具有和平崛起的主觀意誌和內外條件，但也麵臨著諸多挑戰和不利因素。縱觀世界曆史變遷，尚未有哪個世界強國是通過走和平發展之路實現崛起的。我們所要走的是一條充滿挑戰而又沒有先例可循的嶄新道路，其所麵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四）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基本對策

中國要走好和平崛起之路，既需要積極穩妥地處理好國際事務，努力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更需要采取科學對策，解決好中國的內部發展問題。

1．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經濟上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物質基礎，它既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又是“和平與發展”的體現。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這是中國實現崛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保證。而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充分自覺地依靠自身體製創新，依靠自身的產業結構調整，依靠國內需求和國內市場的開放，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為此，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就科學發展觀本身的內容而言，它是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曆史成就平台走向一個新的高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更全麵、更協調、更持續的發展，這是有效填補我國長期實行的“非平衡發展戰略”固有缺陷必然要求，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但是，統籌並不等於從非平衡發展戰略走向“平衡發展戰略”，不是放慢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不是追求各地區、各部門發展水平的一致，而是強調防止和克服發展中的斷裂。客觀地說，發展的地區、部門差距將始終存在，統籌與全麵協調發展不在於以結果的平衡去代替政策的不平衡，而在於用政策和戰略上的統籌來緩解結果上的不平衡。簡言之，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是為了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因此，真正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發展自己，對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2．堅持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的新的開放觀

中國近3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加深與經濟全球化的聯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實現了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實現了由閉關鎖國、自給自足到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曆史性跨越。伴隨著這個跨越，中國需要一個新的開放觀，即以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為中心，以對外經濟關係的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新的開放理念，其目的就在於使中國實現由外向型經濟到開放型經濟再到開放型社會的“三級跳”。而要樹立這種新的開放觀，就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關係，重新認識中國經濟體製與世界市場體係的關係，重新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關係，把主要依靠國內條件與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這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點是依靠國內條件。但依靠國內條件不意味著縮小開放規模，而是要提高開放水平；不是從國際市場上退回到國內，而是要處理好依靠國內條件與利用全球化的關係。目前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極，並有可能引起世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但必須看到，目前中國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展與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並不同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在結構和體製上也存在差異。因此，我們不能局限在以引進外資、增加出口為主的傳統開放觀的框架裏，而是要把全麵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盡可能消除體製性障礙、發揮國內市場的巨大潛能，作為新開放觀的主要支撐點。

3．堅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的安全觀

伴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安全問題的跨國性和綜合性日益突出，一國安全利益同地區乃至全球安全形勢之間的相互關聯更加密切，安全的範疇也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軍事與政治安全，而是日益涉及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領域。近代國際關係曆史表明，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往往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轉換，利益重新分配，以至於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引發與原有大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加劇，甚至引發大戰，從而嚴重危及國際安全。因此，在相當長時期內，世界上總有些國家擔心中國崛起上述國家的老路，借助武力實現崛起。這種擔心實屬多餘，因為中國確信軍事手段可以贏得一時的勝利，但不會帶來持久的安全。中國的崛起不是要挑戰或者取代世界霸權強國，而是爭取應有的平等的大國地位，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而隻有增進互信、平等協商、廣泛合作，才能實現普遍而持久的和平和安全。而且，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需要這種普遍持久的和平。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對世界市場影響力的日益擴大，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感受到中國的發展在對他們造成的市場、資源等方麵的競爭壓力，更有一些國家借此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這些情況表明，不解決對外經濟關係上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中國的持續高速增長就可能出現更多的國際磨擦，並反過來製約中國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這種新型的安全觀應以和平共處為前提，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以戰略合作為紐帶，以共同發展為目標。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才摒棄了傳統的大國崛起模式，選擇了與20世紀大國截然不同的道路，以互信求安全，以對話促合作。這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莊嚴承諾，也是開創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基本保證。

4．努力加強國防建設

和平崛起需要軍事實力保駕護航，崛起的題中之意就包括國防現代化。古今中外的曆史證明，沒有安全保障的國家，必然主權淪喪，受人欺辱，民不聊生，更談不上國家的發展和繁榮。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百年間，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有國無防，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淩和宰割。當前，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天下並不太平。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要想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想謀求國家的發展和富強，就必須建立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軍隊。一個國家如果隻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而無強大的國防，就不可能占據有利的國際地位，也難以鞏固已有的經濟建設成果，甚至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麵還會受製於人。我們必須在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努力加強國防建設。因此，在今後的國防建設中，“軍費要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年有所增加，使部隊的武器裝備和生活條件逐步得到改善，使國防建設與保障國家安全的需要相適應。”

5．注重發展與美國的關係

在和平崛起的整個曆史時期內，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必然是與美國的關係。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具有全局性、全球性、戰略性。同時，中美關係也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中國能否順利實現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及其作為。由於中美兩國的曆史傳統、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特別是雙方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大相徑庭，兩國間不僅存在著廣泛和重大的共同利益，還存在著巨大的利害衝突，其中既有曆史積怨，又有現實的諸多分歧。中國必須在不犧牲本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兩國間較為穩定的戰略、外交和經濟協調關係，努力減少因中美關係發生摩擦甚至衝突而給中國和平崛起帶來的阻力。

6．優先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

遠親不如近鄰。任何國家都要重視與鄰國的關係。搞好周邊關係，改善周邊環境，對於一個國家的國內建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同世界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周邊地緣環境最為複雜。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鄰國最多的國家，陸地邊界22000多公裏，海岸線18000多公裏，周邊國家多達29個。中國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決於是否有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中國不能像曆史上其他大國一樣，走與周邊國家爭霸的道路，而應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互信互諒。中國周邊國家大小、強弱、貧富不一，但它們都從未像今天這樣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這種關注和它們對自身命運與前途的思考密切相關。為了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促使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全麵改善和發展，需要對傳統的睦鄰政策加以豐富和發展，尤其是需要從政策實踐而不僅僅從口頭上，解決和消除“中國威脅論”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帶來的種種負麵影響。

總之，中國為和平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特別是科學發展觀、新型開放觀、新型安全觀的提出和有效實踐，將向世界證明，和平崛起不隻是一種願望、姿態和外交宣言，而且也是自身的發展理念，是中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的綜合性戰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