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和諧政黨關係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王繼宣

我國政黨製度就是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堅持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的結晶。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政黨關係、主要是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和諧政黨關係，從總體上說，必須在我國政黨製度提供的既有框架和政黨格局中實施，這也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這個前提下，從現實狀況出發，要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核心的問題是要不要堅持、以及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無論是對於處於領導地位的中共，還是處於接受領導地位的各民主黨派，“要不要”堅持中共領導的問題都存在。現實地來看，一些中共黨組織及領導幹部，由於對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存在的曆史必然性及其對於維護和鞏固我們黨的領導地位與執政地位的極端重要性、必要性不認識，因而不重視，就難免放鬆以至放棄對多黨合作的的領導，這實際就是不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具體表現。自覺接受或者說自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於老一代民主黨派成員來說不成問題。但是，眼下各民主黨派都已成為“新人政黨”，新一代成員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自覺性難以與老一代成員相比，加上我們完全處於全方位大開放和西方敵對勢力乘機加強其對我國的“西化”和“分化”圖謀的大背景下，有少數成員或者由於受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觀、政黨觀的影響；或者形而上學地以西方資本主義政黨製度為參照係來衡量我國政黨製度；也或者是因為中共一些組織或領導幹部的領導方式不對，而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產生懷疑或動搖。這可能是我國政黨製度完善和發展與構建和諧政黨關係今後麵臨的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挑戰，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並采取正確的應對之策。

至於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首先和主要是中共麵臨和必須解決的政黨“時代性”和“適應性”問題。對於中共自身來說，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關鍵是必須“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為此，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任務，這就使“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得以落到實處，也使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問題獲得理論上和方向上的解決。但在實際工作中，則還是沒有解決、而隻能是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才能逐步解決的問題。這裏要著重解決好三個具體問題，一是對“領導”的內涵要有正確的理解。2005（5）號文件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反複強調的一個觀點。因此，共產黨這種“領導”的顯著特征不是依靠權力而是依靠權威實現，實質上是一種“道德影響力”。黨為人民謀利益並使人民切實享受到並因此認識到黨是真正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人民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其成員）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自覺地跟隨黨前進，黨的領導才真正實現。在這種關係中，作為黨的領導主體的中共，對於人民群眾和其他追隨者而言，處於領先、率先、先行的地位狀態。但如果僅僅把黨的領導理解為這種既定地位狀態，那就十分容易把領導看成為一種強製性權力，而隨意發號施令或包辦代替。對所謂“黨的領導”的內涵和實質做這樣的理解，是中共“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首要前提。二是堅持和實現黨的這種“政治領導”的基本條件是，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教導和2005（5）號文件的規定，首先是依靠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有力且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就是依靠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此外就是要充分照顧到同盟者的各種利益包括物質、政治和精神利益。三是實現這種“領導”的惟一正確的方式，就是“要善於通過廣泛深入的協商和討論，使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識”，這就是所謂民主的方式。真正的現代政黨、特別是共產黨的民主價值取向，是以平等和自由為前提的，采取民主協商的領導方式，就意味著中共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都必須充分尊重“民主黨派享有”的“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為此，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首先就非常有必要與反民主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專製主義影響作自覺的和長期的鬥爭。在這個基礎上，由於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在同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中處在不同的地位上，還必須紮紮實實地按照2005（5）號文件總結多年來的經驗提出的幾條要求辦，這就是：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支持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處理內部事務，維護本黨派成員及其所聯係群眾的合法利益；照顧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關心照顧；同時，黨委負責人要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交知心朋友，而且必須是真心實意地去交那種以“諍友”和“摯友”為特點的“知心朋友”。

堅持以民主協商的方式實現黨的領導，必須研究如何正確處理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與尊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的關係問題。目前，在中共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嚴重影響黨的領導原則的堅持的種種問題，除了如上所說對黨的領導的內涵和實質理解有誤以及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以外，都和這個關係處理得不好有關。而對這個關係處理不好，特別突出的是發生在對民主黨派領導人和領導班子成員的考察、選拔、培養與任用上。對此，應當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所謂“黨管幹部”，是指考察、選拔、培養和使用民主黨派領導幹部和組建領導班子，中共黨委和統戰部門當然要參與，而且雙方要協同工作，統戰部門最後要代表中共從政治方向、政治品質及人品方麵把關。但絕不能求全責備，更不能憑個人好惡看人，用個人情感代替政策和原則，也不能以是否“聽話”為標準。否則，是無法真正構建和諧政黨關係的，更談不到真正增強我國政黨製度的有效性與合法性。二是中共黨委和統戰部門與民主黨派組織雙方，都要善於把我國政黨製度（特別是建構民主黨派領導班子）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雙方都要善於辯

證思考，使二者在辯證的統一中“互動、共進”，實現“雙贏”。這對於雙方的水平與能力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也正好成為雙方自身建設的一個非常實際的課題。三是中共黨委和統戰部門必須采取民主協商的領導方式進行工作。比如在幹部的選拔、考察和任用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分歧，一定要反複協商。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尊重並認真傾聽民主黨派的意見及其理由，是必須貫徹始終的。中共統戰部門及其幹部絕對不能借口貫徹“黨管幹部原則”搞獨斷專行或變相的以勢壓人，甚至都不能給對方有一絲一毫這樣的感覺。由於民主黨派及其成員所處接受領導和參政的特殊地位，在與處於領導和執政地位的中共打交道中，又恰恰對中共領導幹部和統戰幹部的一言一行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比較敏感。因此，為了提高自覺性，中共領導幹部和統戰幹部似可把民主黨派這個方麵“感覺”的有無或大小，作為判斷自己的領導方式、工作態度和作風是否對頭的一種客觀尺度。

第二、關鍵的問題是要進一步提高以及如何提高民主黨派的政黨能力

這當然是民主黨派麵臨的嚴峻考驗和必須做出回答的課題，但在實際上，處於領導和執政地位的中共也擔負著十分重要的政治責任。就民主黨派方麵而言：一是要強化自己的政黨意識和參政黨意識。首先是政黨意識。從實際情況看，一方麵是由於中共一些領導幹部不認識和不重視多黨合作，致使民主黨派的政黨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以至於成為所謂“花瓶”，或者說被“社團”化；另一方麵，則是年輕一代民主黨派成員與老一代相比，政黨意識明顯淡薄，個人訴求突出，把加入黨派看成是能多交朋友，為自己增加實現個人訴求的資源的途徑。這兩個方麵都可能削弱民主黨派的政黨功能。其次是既區別於執政黨、又區別於西方國家那種在野黨和反對黨的參政黨意識，一種正確與明確的政黨定位意識。具體包括堅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意識，這是最核心的內容；與中共合作共事的意識；誠心誠意地輔助和幫助中共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的意識，等等。要確立這些意識，是與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成員對民主黨派的性質、特點和地位、作用的清醒認識及對民主黨派的優良傳統的深刻認識緊密相聯係的。二是民主黨派的基本職能要強化，相對於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參政黨要加強參政能力建設。所謂參政能力，包含著民主黨派兩大基本職能的充分發揮。因為民主黨派兩大基本職能是絕對無法分開的，參政議政以及政治協商是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監督執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承載體和根本途徑，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民主黨派與中共進行政治協商的過程，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參政議政的過程，就是對執政黨進行民主監督的過程。這隻要把2005（5）號文件明確規定民主黨派參政的“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內容，和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主要內容對照一下，就十分清楚地看到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正是這個規定，充分表明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民主監督是區別於一般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的更高層次的政治監督。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民主黨派對中共的民主監督職能的發揮，明顯地不如參政議政職能的發揮，就是說，當年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設想和期望的通過民主黨派的監督，能夠讓執政的中共領導幹部“小心一點、謹慎一點”（鄧小平還講過“怕民主黨派”）的目標並沒有完全達到，這一點還不如大眾煤體。出現這樣的狀況，對於民主黨派來說，則由於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心有餘悸”猶存，同時也與其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兩大基本職能的關係有關。對此，筆者曾經主張：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一定要與履行參政議政職能不可分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民主監督要以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為基本的承載體和重要支撐；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則要以強化對中共的民主監督為重要任務和主要的目標指向。隻有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兩大基本職能，特別是民主監督職能，才能構建真正和諧的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的關係。

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發揮得不太好，恐怕與我國政黨製度設計本身的特點以及仍然不完善、體製不健全也有密切關係。在我們的政黨製度中，政治資源及其配置權主要由處於領導和執政地位的中共掌握。正如上麵闡述“黨管幹部原則”時所指出的，民主黨派領導班子的組建，中共黨委和統戰部門要把關並最終認可，這是堅持中共領導的原則的具體體現。同樣，民主黨派成員按照2005（5）號文件的規定參加到我國政治體係、特別是國家政權中來，按統戰部門的習慣說法叫“實職安排”（在各級政府任職）和“政治安排”（在人大和政協當代表和委員），一般地也都是由民主黨派提名，由中共統戰部門和民主黨派共同協商，最終要得到中共及其統戰部門的認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共統戰部門決定著民主黨派成員的政治前途，“安排”一詞比較恰當地體現了我國政黨製度運作的特點。但是，這在客觀上又難免導致與幹部任命製一樣的結果，即促使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也一樣產生了“官僚化”傾向，相當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可能偏離“立黨為公、參政為民”的正確立場，主要關注於自己個人政治前途而患得患失，這就很難真正做中共的摯友和諍友，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處於決定性地位的中共黨內民主還很不健全的現實狀況下，要發展黨際民主、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對中共的民主監督作用，是十分明顯地存在一些實際困難的。從政黨製度本身來看，也還十分明顯地存在著體製和機製上不健全的問題，因此，2005（5）號文件也特別強調黨委要切實完善民主監督機製，要在知情環節、溝通環節、反饋環節上建立健全製度。隻有按照文件要求真正建立健全了一整套民主監督的完善機製，才可能有效改變現實存在的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作用的發揮主要依賴於當地同級中共黨委“一把手”的“開明”程度的不正常狀況，既使我國政黨製度區別於資本主義政黨製度的顯著特征得到充分顯示，又有效地克服由此而難免產生的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弱化”的缺陷，真正構建出和諧的社會主義政黨關係。同時，民主黨派自身建設必須大大加強，要通過自身強有力的

和有成效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製度建設最大限度地克服已經出現的“官僚化”傾向；在這方麵，又有賴於執政黨自身建設與參政黨自身建設之間的良性互動，有賴於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強有力的思想引導工作。

第三、基礎的問題是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努力營造現代政治文化氛圍

政黨和政黨製度在近、現代西方社會產生，也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曆史及其專製主義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非常缺少現代民主政治產物的政黨和政黨製度順利成長、發育的土壤和環境。因此，構建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和諧政黨關係，必須把這個培養“土壤”和“環境”的最基礎性的工程做好。

在努力營造現代政治文化氛圍中，首先要要大膽汲取世界近、現代以來培育出來的西方政治文化和理念，例如平等、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公正等，這是人們都知道的。在西方政治和政治文化傳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民主理論和實踐中，還有許多在我們的傳統政治文化中尤其缺乏的理念和精神，比如，西方政黨政治中盡管是以競爭為主，但由於政黨政治最重要的功能是利益的表達，實現在利益衝突中利益的均衡和平衡，所以，現在特別重視追求妥協政治和共識政治。英國著名曆史學家阿克頓勳爵研究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後說：“妥協是政治的靈魂”。由於我們長期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對這一政治理念比較陌生。而通過妥協就可以使矛盾在體製內獲得妥善解決，對民主政治的良性運行確實具有重要的價值。與之相關聯的就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協商民主理論，它是對存在缺陷的選舉民主的重要補充，逐漸成為當代世界民主發展的新趨勢。還有就是西方政治文化中的程序理性促使民主政治獲得長足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民主政治就是一種程序政治。這種程序理性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踐和現實途徑。我們過去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上的一個十分沉重的教訓，就是由於沒有找到根本製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即沒有程序的支撐，使我們創立的很好的民主政治製度往往停留於理論的教條、黨的文件和報刊的宣傳文章中，而難以變成老百姓可以感覺到的東西。十六大特別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建設，就是對這個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和汲取。還有就是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合法反對”原則，它被稱為民主政治之多數決定原則所具有之弊害的一個解毒機製。實際上，這個原則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和思想言論自由的外在表現。特別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的影響和曾經長期受到“左”的錯誤的嚴重影響的社會條件下，確立起這個原則的地位尤其重要和必要。特別在我國社會轉型期間，這是一個申達訴求、維護權利、平息怨憤、化解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包括和諧政黨關係的良好機製。當然，汲取的這些現代政治文化要素，必須而且隻能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伴隨著我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進程的逐步推進，伴隨現代性的逐步增強而逐漸紮下根來。並且還要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關要素相互融合，並以適合中國國情的特殊形態生存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其優良“環境”和“氣候”的作用。

要繼承和大大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偉大理念，這是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和一個方麵的具體體現。這一偉大的哲學理念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完全能夠與我們大膽汲取的西方近、現代政治文化要素相契合。這一理念與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特別是政黨文化要素相結合，已經培育出了獨具體中國特色的合作型政黨製度，通過大力弘揚這一偉大哲學理念，並與汲取的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文化要素相互融合，就能夠以更好地適合中國國情的形態，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政黨關係，推動我國政黨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政治文化氛圍，一種良好的“軟環境”。在大力弘揚“和而不同”這一偉大哲學理念中，處於領導和執政地位的中共必須有高度的自覺性，並起模範帶頭作用。現實中表現出來的領導方式方麵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相當一些中共黨委和統戰部門的幹部缺乏這一偉大理念支撐，他們往往實際奉行的是與之完全對立的“同而不合”的理念，這自然就很難自覺地采取民主協商的方式實現和體現中共的領導，其結果必然使黨的領導的有效性與合法性雙雙受到損害。對於民主黨派來說，也要自覺弘揚“和而不同”的理念，拋棄“同而不合”的理念，克服由於曆史遺留下來的“心有餘悸”的不良心理，敢於和善於當中共的摯友和諍友，為構建真正和諧的政黨關係貢獻力量。

在營造現代民主政治文化氛圍中，還特別要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大力弘揚我國各政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的立黨宗旨和價值觀念。對於中共來說，就是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下大力氣促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既通過有力和有效的教育培訓，又特別要通過有效的製度、機製真正落到實處，這應當成為執政黨自身建設特別是先進性建設的一個核心內容。這既能對全社會產生強大有力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又能為其改革和完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從根本上提高黨的領導和執政有效性與合法性。對於參政黨來說，則是要搞好“立黨為公、參政為民”的思想和政治建設，通過抓住這個根本點，就能夠把各民主黨派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優秀傳統發揚光大起來，為克服“心有餘悸”心理和已經出現的某些“官僚化”現象提供思想支撐，進一步為更加充分地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特別是對中共的民主監督作用提供思想支撐，這樣也就能夠大大提高各民主黨派參政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總之，在營造現代民主政治文化氛圍和我國政黨製度良性運行的“軟環境”中，抓住各政黨的立黨宗旨和價值觀念這個核心內容，既為構建和諧政黨關係奠定重要思想基礎，又為從製度和機製上構建和諧政黨關係提供了價值支撐。

（責任編輯：廖繼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