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現實篇_第七章 當代中國對道德文化的呼喚和要求

第七章 當代中國對道德文化的呼喚和要求

社會風氣的改善與德育教化有關。當代中國社會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尤其要重視道德文化的作用。家庭教育不應忽視如何做人的正確道理傳授；學校教育不該極力推行智育第一、分數第一、升學第一和出國至上等錯誤價值觀；社會教育不能公開宣揚急功近利的物欲主義、拜金主義和實用主義。隻有加強道德文化建設，才能真正做到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豐收。

一、道德文化：良好社會風氣養成的根本

良好的社會風氣與道德文化建設是辯證統一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幾代領導人始終重視社會風氣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大轉型，社會風氣陡變，既有積極向上的方麵，同時也出現令人擔憂的方麵。養成良好社會風氣，應當多渠道、多舉措，但是，道德文化建設才是根本。

（一）我們黨曆來重視社會風氣建設

社會風氣就是社會的風尚、習氣和行為。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影響社會心理、風俗習慣和社會風氣。“由於社會風氣與人的行為或行動聯係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社會風氣往往表現為不同的行為規範和行為方式。在良好的社會風氣中，人們總是力求按照公認的社會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行事，追求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相反，在不良的社會風氣中，往往產生與公認的社會行為準則相背離的社會行為。”

黨和國家領導人曆來重視社會風氣，強調道德文化建設在養成良好社會風氣中的突出地位和根本作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為，良好的革命風氣，主要是黨風、政風、軍風，對於政權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極端重要。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的兩個“務必”的思想，使共產黨人“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大力開展整風運動。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仍然強調要整風，他指出，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要整風，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以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更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誌士仁人共同工作。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然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現代化，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這裏，鄧小平強調了社會風氣的極端重要，並提出改善社會風氣的迫切要求。江澤民繼承和發展鄧小平關於社會風氣的思想，他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高度重視社會風氣問題。應當警惕，如果社會風氣敗壞，不僅經濟建設搞不上去，我們這個民族也不可能興旺發達。”這裏也強調社會風氣的重要，沒有良好的社會風氣，不可能有民族精神，更不可能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等道德品質，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實現自身健康的發展。2006年，胡錦濤在“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社會風氣關乎社會文明程度和社會價值導向，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要求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狠抓黨的建設，並著手下大氣力解決黨的作風問題，通過黨風帶動政風、民風，形成良好社會風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當代中國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不但強調社會風氣的極端重要，而且通過整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先進文化建設等途徑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總結我們黨培養良好社會風氣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強調道德文化建設是推進良好社會風氣的根本。

（二）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發展與道德文化建設是辯證統一的

社會風氣影響道德文化建設的成效，是道德文化建設的風向標，道德文化建設也引導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

在某一社會或者社會的某一階段，良好的社會風氣必將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發展，而敗壞的社會風氣也必將誤導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抑製人們創造美好生活的積極性。社會風氣的好壞反映了一定時期的道德文化建設水準。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助人為樂的良好社會風氣至今讓人懷念，反映了當時物質貧窮、精神富有的曆史。當下的中國，一方麵，獨立精神、維權意識、競爭意識、效率觀念等風氣和理念占主流；另一方麵“貪”“假”“鬧”“黃”“賭”的風氣也影響較大，正邪風氣在比拚，多元化的思想和理念反映出人們對經濟繁榮的歡欣鼓舞和對道德素質下滑的揪心憂慮。

良好的道德文化建設能使人們明辨是非、知榮明恥，自覺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醜。已有的社會風氣又對道德文化建設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也會影響道德文化建設的實際成效。社會風氣健康良好，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會成為群體意識和人們的價值取向，先進文化就得以廣泛傳播，道德文化建設見效明顯。社會風氣好，本身就說明人們總體道德水準尚可，能嚴格約束自己的言行，在這種情況下，“響鼓不要重錘”，良好的道德風尚隻須進一步加以弘揚和踐行。相反，如果不良社會風氣盛行，道德文化建設就會舉步維艱、難以奏效。不良社會風氣的出現，本身就是社會中道德素質低下、思想覺悟不高的那部分人的言行汙染社會空氣造成的。如果不及時遏製這種局麵，社會風氣就會進一步惡化，歪風邪氣就會占了上風。特別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個人利益，如果法律不懲罰，道德不譴責，人們就很難判斷是非，導致價值迷失。因此，反對不良社會風氣、弘揚良好社會風氣有利於促進道德文化建設。

不論在中國古代，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道德文化建設始終是引導良好社會風氣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途徑。《論語·為政》中，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反映了孔子“為政以德”思想，道德文化建設對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同於法製的作用。1979年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建國以後的十多年中，由於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社會風氣是健康的。在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處處表現良好的獻身精神和守紀律精神。青少年的這種風氣和整個社會的風氣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受到全國人民和各國人士的讚許。在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後，一些青年男女盲目羨慕資本主義國家，在與外國人交往時甚至不顧國格和人格。因此，必須認真注意。“我們一定要教育好我們的後一代，一定要從各方麵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們的社會風氣，打擊那些嚴重敗壞社會風氣的惡劣行為。”黨的十八大指出：“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當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就是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問題，從而形成良好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

（三）新時期社會風氣轉變過程與特點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新時期的社會風氣出現階段性轉變，呈現出全新特點。

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1978—1992年），社會風氣由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價值觀由一元向多樣轉變。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全方位的深刻變革，是麵向世界的對外開放，是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大決策，也是學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於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完善和發展的有益成分，即西方現代性價值。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認為，現代性包括樂於接受新的生活經驗、新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思路廣闊，頭腦開放，尊重並願意考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對個人的能力充滿信心，辦事講效率；重視生活和工作的有計劃性；尊重事實和知識；對教育的內容和傳統智慧敢於挑戰；主張平等相處，追求自由和民主等。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時引發了現代性新社會風氣，集中表現為由計劃經濟體製的精神文化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性精神文化的轉變。從平均主義到致富光榮，從安分守己到敢於冒險，從重義輕利到講求時效，從等級森嚴到勇於競爭，從崇尚權威到自我獨立並積極進取，從內向封閉到心理開放，涉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與價值觀等方方麵麵的深刻轉變，無不體現著前所未有的現代性社會新風氣。隨著改革開放中多種所有製經濟的快速發展，多元的市場主體必然以自身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來選擇一定的價值取向。從總體看，以效率優先、公平競爭、 自主自強為主要內容的新的進步價值觀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不同的市場主體的價值觀念不可能整齊劃一，他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各種因素的製約和影響，要麽帶有計劃經濟的時代烙印，甚至帶有舊社會剝削階級價值觀的韻味，要麽仿效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與人們以前固有的價值觀念發生猛烈碰撞、激烈衝突，從而使我國社會風氣領域的價值觀初步呈現多樣性。

改革開放的第二階段（1992—2006年），社會風氣在“爬坡”與“滑坡”中躑躅前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目標後，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因為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衡量標準是“三個有利於”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會風氣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體現，是衡量人與人、人與群體、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行為規範。顯然，社會發展與社會風氣不會完全一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後，發生社會風氣變遷的社會整體環境呈現越來越多樣化態勢：積極層麵、消極層麵與中庸層麵並存的複雜場景。一方麵，在改革開放中，新事物、新風尚不斷呈現，新風尚與傳統習俗相互碰撞，形成文明新模式推動社會發展。另一方麵，在改革開放中，如果沒有主導意識形態的介入，社會風氣就會在社會價值觀念多樣中失控。因此，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社會風氣何去何從，必須加強引導，加強道德文化建設，整個社會風氣就會向上爬坡，否則，社會隻能在曲折中發展。

改革開放的第三階段（2006年—現在），社會風氣由迷茫轉變為向善的主流。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重大命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包括四個方麵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其中，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靈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主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精髓，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基礎。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用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鼓舞鬥誌，用榮辱觀引領風尚。這為人們在價值迷茫狀態下，如何形成中國良好社會風氣指明了正確方向。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突出強調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重要地位，同時把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為偉大的奮鬥目標，這表明我們通過道德文化建設來創建良好的社會風氣的決心。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概念：“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新提法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價值理想和道德取向。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鞏固共同思想基礎。這樣，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廣為弘揚和積極踐行，良好社會風氣不斷形成和鞏固。

在新世紀新階段，主流社會風氣是向善的，是傳播正能量的。人們對思想道德素質的嚴要求，對道德文化建設的高標準，對向善價值指向的高期待，對敗德行為的嚴譴責，預示著社會風氣主流向善的大趨勢、好趨勢。

梳理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風氣轉變過程，分析社會風氣在新時期的全新特點，主要表現為社會風氣價值取向的轉型性、價值觀結構的變遷性、社會風氣的兩麵性、社會風氣的進步性。

社會風氣價值取向轉型的特性，表現為從整體取向向個體取向的轉變，從道義導向向利益導向的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體製，它能極大激發個體潛能、滿足個體需要、促進個體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價值、地位和作用通過商品價值來體現，而商品價值凝結著勞動者的創造並通過交換實現，商品交換要求交換主體的行為完全建立在獨立、平等、 自願的基礎上，這就突出了人的個體價值，培育了人的自主、 自尊和民主的精神。這種高揚個體價值與自我實現的嶄新的現代社會的人生價值論衝擊了傳統的以整體取代個體、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這種變遷無疑是曆史的進步。但要正確認識與處理個體和集體的辯證關係，否則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更要劃分“弘揚個體”與“唯我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構起以趨利為特征的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市場經濟把重視“物質利益”，追求“實惠”和“實效”的價值觀念奉為基本原則。這是對傳統的言義非利、重義輕利、以義代利以及重名輕實、忽視物質利益的傾向是一種背離。當然要指出的是，人不但有物質利益，還有“道義”——人類特有的價值尊嚴，還有種種政治、經濟、法律的規範在約束著人的行為。

社會風氣價值觀結構的變遷性的特征，表現為從一元到多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打破中國傳統社會一元化格局，價值主體多元、經濟成分多元，致使社會價值取向多元。“伴隨著體製的轉型，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紛紛在社會舞台上亮相：有原有信仰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的延續，也有回歸心理所造成的傳統價值觀的再現，還有對現代化理解迷失所導致的西方價值觀的侵入。傳統與現代並存，東方與西方匯流，形成了今天價值觀衝突的奇特景觀。”

社會風氣兩麵性的特征，意味著既有好的一麵，又有壞的一麵。從詞性上來考察，“社會風氣”這個短語是中性的，既可以說“社會風氣很好”，也可以說“社會風氣很壞”。其實這樣的說法既籠統又偏頗。通常情況下，社會生活中總是同時存在著“某些好的社會風氣”和“某些壞的社會風氣”。當人們說“社會風氣很壞”時，意思是“某些社會風氣很壞”。“社會風氣”與“某些社會風氣”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因此，評論社會風氣，切忌以偏概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社會風氣同樣有好、壞兩個方麵，這也符合辯證法。社會風氣中好的方麵主要表現在三個精神元素：其一，主體意識的覺醒。計劃經濟時代，個人是“單位人”，單位包攬了個人的生老病死，個人無後顧之憂。因此，單位提倡“獻身精神”和“螺絲釘精神”。市場經濟時代，個人是“社會人”，單位解體了，救世主的夢幻消失了，覺醒了的個人突然明白，原來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其二，權利意識的覺醒。從計劃經濟時代“單位人”淳樸的無權利意識的狀態轉變為市場經濟時代自覺的、擁有強烈的權利意識的狀態。其三，競爭意識的覺醒。計劃經濟時代都是平均分配，沒有競爭狀態和競爭意識的土壤。市場經濟時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發競爭，一方麵是優勝劣汰；另一方麵為了不被淘汰，個人才幹充分展現。競爭狀態和競爭意識獲得了豐饒的土壤和巨大的動力。與以上三個精神元素相對應的社會風氣中壞的方麵主要表現為：其一，利己意識突出。計劃經濟背景下，人們接受奉獻精神教育，也許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他人和集體。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主體意識的覺醒，個人對自己的關切大大超過對他人的關愛，有的人隻顧自己，甚至損人利己。現在突然被拋入市場經濟旋渦中的個人，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試圖以蛇吞象的方式把所有的財富都吸附到自己的身上。其二，責任意識淡化。計劃經濟情況下，個人責任意識多，權利意識少。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有清晰的權利意識，卻淡化了與權利意識相一致的責任意識。假冒偽劣商品、安全生產事故、環境汙染事件等，無不是責任事故的外在表現。其三，誠信意識的缺失。計劃經濟時代民風淳樸，人們通常誠實守信。市場經濟時代，民風不再淳樸，人們逐漸淡化了誠信。以前人們購物，關心的問題是物價貴不貴，而現在關心的問題是，商品是真還是假。淳樸的人際關係正在蛻變成相互不信任甚至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

社會風氣進步性的特征，意思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風氣的價值觀取向是一元與多樣並存，社會風氣是“爬坡”與“滑坡”的博弈，但是社會風氣的主流是向善的，是進步的。其一，人們在反複比較、選擇中，“真”“善”“美”好過“假”“惡”“醜”，這是在考慮自身利益、社會整體利益的基礎上做出的基本判斷。如果不是這樣，人們相互欺騙，相互傷害，付出的成本更大，代價更慘。其二，人們追求光明和進步，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個人成長規律的正確選擇。要想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麵的發展，必須不斷追求、崇德向善，向著光明的前景邁進。其三，黨和政府，正確領導我們建設道德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民族凝聚力、 自信心，煥發社會發展活力，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四）道德文化建設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

改革開放新時期各種思潮紛然雜陳，個人素質良莠不齊，社會風氣是“好”因素與“壞”因素的較量，是“正氣”與“邪氣”的鬥爭，是“爬坡”與“滑坡”的博弈。為了社會風氣盡可能增加“好”的因素，盡可能地弘揚正氣，盡可能地向上“爬坡”，必須加強道德文化建設，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與發展。首先，要正視道德失範；其次，構建道德規範；再次，樹立道德模範；最後，創新道德理念。

首先，正視道德失範，才能對症下藥。當今社會，除了“黃”“賭”“毒”，還有嚴重的貪腐問題、假冒偽劣商品食品問題、瞎折騰的“鬧”的問題等，極大地毒化了中國社會風氣。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的出台就是在深刻認識社會風氣問題嚴重性的基礎上，做出的診斷性決策。比如，對於黨員幹部我們必須嚴厲禁止的道德失範、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用公款搞相互走訪、送禮、宴請等拜年活動；向上級部門贈送土特產，包括各種提貨券；違反規定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商業預付卡；濫發錢物，講排場、比闊氣，搞鋪張浪費；超標準接待；組織和參與賭博活動。比如，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危害很大，極大損害了黨員幹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因此，不可低估社會風氣問題的嚴重性，不可高估治理社會風氣所取得的成效，這樣才有助於我們下重藥治重病，用猛藥治大病。

其次，構建道德規範，才能遵德守禮。要減少社會道德失範、厚顏無恥的事，首先要讓他們知“範”知“恥”，否則，寡廉鮮恥，恬不知恥。製定合理合情的法律，這是解決違法可恥的規範。解決缺德可恥，還要構建道德規範。法是強製性的，德得靠自律，德是要內化到心靈深處的。比如，“慎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發揮著法律起不到的作用，會促使人們加強自身修煉，激發“失範”的人回頭是岸，重新做人。在社會政策、宗教教規、風俗習慣、鄉規民約等其他社會規範中注入道德因素，能起到規範人的行為的奇特作用。有這樣一個案例，臨近兩村，一段時間一個村吸毒成風，另一個村無一人吸毒，為什麽區別這麽大？因為不吸毒的村子有規定：誰吸毒就禁止誰兩年祭祖的權利。該規定適應了當地崇尚祭祖的風俗，淨化了社會風氣，因而管用。

再次，樹立道德模範，起表率作用。有了道德規範，必須要有遵守道德規範的模範。社會風氣有正風與邪氣，有順風與逆風，有大風與小風，有民風與官風，有清風與濁風，有雄風與妖風，有春風與寒風，等等，它們是對立統一的，相互之間可以轉換，為此，必須要有道德模範引領清風正氣，讓正風、雄風、春風等傳播正能量的社會風氣處於主流地位。一方麵，黨員幹部要當群眾的模範，焦裕祿、穀文昌、楊善洲等就是先進典型；另一方麵，要從群眾中培養模範，雷鋒、郭明義、劉麗等就是感動中國的人物。模範和榜樣是價值的標尺、道德的標杆。模範是火車頭，表達一種鮮明導向，就是向人們昭示正確的價值判斷。先進典型、道德模範、最美人物、身邊好人進行示範，能形成見賢思齊、尊道尚德的濃厚氛圍。

最後，要創新道德理念，淨化社會風氣的靈魂。針對過去忽視人的作用，泯滅人的個性，提出“以人為本”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利己主義、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成為一些人的價值觀，把“以人為本”異化為“以我為本”，這就嚴重違背了“以人為本”的本來意思。所以，必須創新理念，“社會以人為本，人以社會為本”。這種理念把“人”與“社會”的關係說全了，即社會不以人為本，人難以生存和發展，由人組成的社會也就不存在了；人不以社會為本，人就失去社會屬性，不能成其為人了，社會就是一盤散沙，不成其為社會了。人與社會要相互為本，兩者相得益彰，相互促進。這種理念是人類的共識，是社會風氣的引領。

二、道德文化：以德治國方略實施的重點

（一）以德治國方略的提出和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麵對複雜的國內外局勢，采取什麽辦法治理好國家一直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全國人民關心的重大問題。鄧小平反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也就是說，不但要搞物質文明建設，還要搞精神文明建設，要加強“德育教育”，“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指出依法治國戰略的重要性，同時，必須重視“思想道德建設”，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在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明確提出了“德治”概念。他說：“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應該互相結合，統一發揮作用。”在2001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闡明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他提請同誌們注意一個問題。國家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二者不可偏廢。雖然兩者範疇不同，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製建設與道德建設，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都要緊密結合起來。他明確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舉作為治國方略，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構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係，加強道德文化建設。這個體係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原則是集體主義，基本要求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通過倡導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規範人們的行為，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以德治國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第一，“以德治國”，就是要把道德理想融入到我們黨的共產主義社會政治理想之中，這個社會政治理想是真、善、美高度統一的政治理想。這一政治理想現階段的具體內容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第二，“以德治國”就是要在國家治理中實現道德昌明，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係，維係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健康發展的社會主義道德秩序。第三，“以德治國”最大的“德”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治國方略上，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第四，“以德治國”就是要充分認識道德在國家治理體係中的地位和意義，運用道德手段調節社會關係，最大限度地發揮“德治”的作用。第五，“以德治國”就是要求國家治理者是“德才”，是“德官”，要嚴格把關幹部選拔、任用和考評上的道德標準。第六，“以德治國”就是要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開展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培育健全的道德人格。

“以德治國”豐富的思想內涵，我們要全麵深刻地去理解。首先，強調以德治國並不意味著要淡化依法治國，更不意味著取代依法治國。兩者都是治國方略，是相輔相成的，要相互結合，相互支持。西方國家依法治國，也強調基督教道德的調控。其次，“以德治國”思想的提出，也不是意味著要回到傳統德治模式中去。我們隻是強調充分發揮道德調控作用來治理社會，這與曆史上運用倫理道德手段作為主要的國家治理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最後，以德治國也不會導致人治。因為人治是封建專製製度的產物，不是德治的產物。現在是社會主義民主製度，不存在人治的基本前提。

（二）以德治國的文化意義

“以德治國”的“德”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範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係。“以德治國”的“國”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因此，“以德治國”體現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價值，彰顯中華文明的魅力，有著深刻的文化意義。道德文化建設應當是“以德治國”的應有之義，是實施以德治國方略的重點所在。

“以德治國”體現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價值。第一，社會主義原初意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都反映著道德理想。拉丁文的“社會主義”一詞原意是“同伴”“善於社交”等。我國

的《萬國公報》將“社會主義”意譯為“安民新學”“養民學”，康有為、梁啟超將其意譯為“人群之說”“人群主義”。語源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豐富深刻的倫理意蘊，它重視群體的價值、群體的和諧，主張“安民”“養民”。從“社會主義”的實際內容來看，古人就把社會主義作為他們的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1516年英國的莫爾創作了一部文學作品——《烏托邦》，該書描繪了一個現實中沒有，但人們向往的海外孤島上的理想社會。由此空想社會主義誕生，到19世紀初，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詳細描繪了他們向往的理想社會，在那裏，人人平等、共同勞動、互相友愛、普遍關懷。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是抽象的倫理原則“理性和永恒正義”的實現，是對未來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孜孜追求。空想社會主義者試圖通過道德手段與和平途徑達到目的，他們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運動之外，因而他們的理想隻是純粹的空想。但是他們天才地預示著人類道德發展的前景。第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是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作為理論基石，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共產黨宣言》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最高價值。第三，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人的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為人民服務。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在社會主義階段具有了全新的實踐的意義。這一實踐過程可以合理地理解為加強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建設。也就是說，包括道德文化建設是推動和促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必然路徑。從馬克思到我們黨在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最高命題上，在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建設問題上，人的解放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最高命題的最集中、最具實踐性的體現。因此，“為人民服務”理應成為社會主義道德體係的核心精神和價值原點，成為“以德治國”方略實施的出發點和旨歸。

“以德治國”彰顯中華文明的魅力。“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華民族要實現民族複興偉業，多方麵都要努力，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要“精心打造中華民族文化品牌”。國家的強大現在演變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就是看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念、政治信仰和道德標準是否有世界影響力、吸引力，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也就是說，強國不僅僅是國家富強，而且必須是站在道義的製高點上。中國古代擁有燦爛的文明，在世界上舉有具足輕重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擁有追求整體和諧的優秀品質。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主張和諧相處，反對物欲橫流。處理人與社會的關係上，主張以社會為本，個體服從群體，重義輕利，舍生取義。關於社會控製和人的發展，主張“德治主義”，把道德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緊密結合起來，推動每個個體和整個社會的有序發展。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從人性出發，提出一整套從個人修養到國家治理的道德途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文化的優秀品質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然而近代以來，由於資本一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不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發展處於低穀。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日益削弱，相反，西方文明成為資本主義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主流文明。西方文明大大推動生產的發展，但是也引發一係列的危機：殖民掠奪、世界戰爭、強權政治，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種族歧視，等等，嚴重危及人類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呼聲，實現整體和諧、重視社會利益、追求道德境界的中國文化迎來了發展的契機。以德治國方略的實施，我們將從新的曆史條件，從治理國家的高度建設中國道德文化。“以德治國”將極大地推進中國道德文化的發展，促成中國作風、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的大發展和大繁榮。

（三）以德治國迫切需要加強道德文化建設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革命性轉型，現實表現為傳統道德嚴重缺失，現代新道德還沒形成。以德治國迫切需要加強道德文化建設，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一方麵推進經濟社會、民主法製和文化建設的發展；另一方麵惡性事件頻頻發生。這就提醒我們：文化建設尤其是道德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很不平衡，道德文化建設嚴重滯後。這就要求我們實現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麵可持續發展。

當前“社會病”反映在道德上，主要表現為傳統道德嚴重缺失。第一，道德評價標準難辨。道德評價是道德主體對人們行為的認識、理解和看法。一般來說，人們肯定高尚行為、優秀品質、崇高理想，否定醜惡行為、庸俗品質、低級趣味。但是在社會道德轉型期，各種價值觀充斥社會，社會評價係統變成雙重或者多元標準，價值標準不同，道德評價迥異，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道德選擇的矛盾衝突，導致不道德行為日益滋長。第二，道德自律不力，他律不夠。自律和他律是道德監控的主要手段。自律靠內在力量和自覺意識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向，道德他律主要靠輿論監督，也就是批評、針砭和揭露等手段約束不道德的行為。由於沒有權威性的道德思想，存在多元的道德價值標準，以致造成社會輿論監督的混亂和道德良知的淡化。第三，道德教育整合力不夠，實效性差。在傳統社會道德價值觀高度一致，整合力極高，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有效的。但如今，理想化的道德教育與殘酷的非道德的現實生活產生巨大反差，道德教育方式的不適應性，道德教育內容的不接地氣性，道德理想與道德實踐的矛盾性，嚴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實效性。

當代社會轉型時期存在較為嚴重的道德缺失現象，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市場經濟惹的禍。市場經濟是實現現代化的工具，這是它有利的一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靠的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高效率的經濟，但是通過競爭機製作用，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在市場機製作用下，利益成為人們一切活動的唯一動機，導致人性異化，金錢成為人性價值的尺度。當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市場經濟充分發展時，其負麵影響就會特別突出而且特別嚴重。市場經濟以市場需求為經濟活動的導向，是通過滿足市場的需求來實現利潤的。為了賺更多的錢，廠商會滿足消費者一切需求，無論正當還是不正當，他們還會努力地去引導、開發人們的需要，這樣人的需求結構畸形化。為了節約成本，廠商隻要有可能就會濫用自然資源，生產和產品還會汙染環境，破壞生態。第二，唯利是圖的文化生態。改革開放後，價值由一元轉向多樣，加上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本質，導致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氣息彌漫社會，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市場文化、大眾文化帶有濃鬱的“銅臭”氣息。第三，管理不善，監管不力。比如假冒偽劣商品、食品、藥品等質量安全問題不但跟無良逐利者有關，與相關管理者的腐敗無能有關，與製度機製不健全、不完善有關，而且與管理資源配置不到位有關，與社會監管成本過大、執行力相對不足等管理規模局限有關。另外，公共權力的製約和建設，人事體製中的責權機製不合理、不健全等都是造成不良行為的重要根源。

針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缺失和當前較為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為了實現以德治國，必須注重包括道德文化建設在內的多維治理。

一是，繼承優良傳統道德文化與弘揚時代精神相結合。現代新道德的建設必須經過辯證的否定才能形成新舊道德之間的聯係和發展。加強道德文化建設，要根據現實的需要，繼承傳統道德文化，與此同時，根據時代的要求對傳統道德文化進行“揚棄”，實現曆史與現實的結合。中華文化上下五幹年，有豐富的倫理道德資源和獨具特色的傳統美德。重建新道德必須以唯物史觀的態度和方法，對傳統道德進行批判繼承，做到古為今用。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中國本土道德價值，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德觀，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果離開傳統道德文化，現代道德文化建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是緣木求魚，就會迷失方向。經濟全球化成為時代潮流，東西文化激烈碰撞，我們要有博大的胸懷，大膽吸收西方先進的道德文化，但切忌照搬照套、邯鄲學步，必須有機整合、為我所用，做到洋為中用。傳統道德文化無疑促進中國社會發展，但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麵對當代國內外新局勢，道德文化建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運用傳統道德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無法解決。因此，當務之急是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道德文化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充分體現時代主題和創新精神，做到與時俱進。

二是，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人與環境相互作用，並在相互作用中改變著人們的道德選擇。因此，優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麵的環境能為形成良好道德風尚創造外部條件。正如前文所述，很多道德問題、社會毛病都是市場經濟惹的禍，為此，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發揮道德環境的導向作用，激發人們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公正意識、誠信意識、責任意識、開拓精神、創新思想，抑製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道德環境至少包含三個道德層麵：社會群體的道德行為傾向、道德示範情況和道德輿論。要正麵引導社會群體的道德行為，發揮公眾人物道德言行的表率作用，通過輿論監督規製人們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的要求。

三是，綜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形成道德文化建設合力。從道德文化建設的角度看，三種教育有培養“四有”新人的共同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同指導思想，強調為人民服務，集體主義，“五愛”的基本要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落腳點等共同內容。同時要清楚地看到三種教育側重點不一樣，應善於發揮多種教育形式的優勢。家庭教育是人接受教育的最早形式，並貫穿人的一生，影響人的一生。學校教育是針對青少年的，他們正處於身體成長和思想發展的關鍵階段。學校教育要以人為本，注重道德教育的層次性和針對性。社會教育包括社會各組織、各方麵對公民進行的道德教育，要切實發揮好社會教育的作用，達到潤物細無聲的目的。

四是，與法治建設結合起來。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道德與法律都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兩大調控手段，各自發揮不同的職能，形成國家治理的綜合體係。道德是內在的自律，目標是揚善。法律是外在的他律，目標是懲惡。法律是國家意誌，有強製性，不管同意與否，都必須遵守。但法律條文之所以成為國家意誌，之所以得到通過，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道德上的是非標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道德規範的法律化。因此，公民道德素質提高，違法犯罪率就會降低。法治可以震懾人們的惡行，但不能根除惡行，不能改正人的惡念；德治則能使人拋棄邪念惡念，從而端正行為，如果全社會成員都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就能徹底消除社會不良行為和社會醜惡現象。但並不是說道德是萬能的。道德隻是軟治理，德治的作用是無形的、緩慢的，而且社會道德素質全麵提高是長期的、艱巨的過程，因此，隻有德治而無法治也是不行的。由於人類社會所處的曆史階段，我們必須要看到社會存在惡行的嚴重性、長期性，必須運用硬治理，運用法治來震懾犯罪活動和解決惡意的民事糾紛。目前許多社會道德問題還存在法律和製度規範缺位的現象，因此必須與時俱進，健全和細化各種法律法規。如果設計一套對道德失信行為的責罰機製，缺德者的缺德行為風險和成本過高，他們就會放棄選擇失信。有效維護道德取向，抑製不道德言行的社會製度安排迫在眉睫。總之，法治是德治的法律保障，德治是法治的道德基礎，以德治國要與法治建設結合起來。

五是，整治道德文化建設市場，建構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生態。徹底根治大眾傳媒中的低級趣味、拜金主義、學術失範等文化垃圾，堅決打擊各種反動、**及非法出版物，嚴厲打擊“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現象。規範商業文化品位，要提倡各種形式的社會公益演出和廣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道德風尚。

（四）建設道德文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社會政治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有了全新認識。這其中，思想道德文化建設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道德文化建設不但引領國家治理方向，而且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為國家治理提供不竭動力。曆史和現實都表明，道德文化建設關係國泰民安。中國社會長期穩定，這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建設密切相關。誠然，現代國家治理與傳統國家治理有著根本的不同，但中國傳統社會強調德治，突出道德文化建設作為維護社會穩定、國泰民安的重要方麵，值得繼承。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係、製度和國家治理體係。但是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傳統國家治理模式麵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必須緊跟步伐，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道德文化建設就理應成為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道德文化建設，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定向導航作用。核心價值體係規定了理論基礎、共同理想、精神動力和道德地標。核心價值觀倡導的二十四個字規定了國家價值目標、社會價值取向和個人價值準則。

道德文化建設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當然包括對文化建設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其中思想道德建設是文化建設的核心和靈魂。國家的文化治理，都要堅持核心價值觀。

道德文化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精神動力。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公民道德素質的全麵提升，離不開核心價值觀的引領，離不開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形成，離不開社會資本的重新整合，離不開有共同價值取向與奮鬥目標的公民主體。加強道德文化建設，實現國家治理理念和實踐創新，才能真正推動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高境界，文化治理的靈魂是道德，道德的靈魂是核心價值觀，因此，國家治理必須大力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係。”這就從戰略高度闡明了核心價值體係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指明了前進方向。

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謂國家治理體係就是在黨的領導下製定的管理國家的製度體係；所謂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製度管理社會各方麵事務的能力，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治理體係搭建好了，治理能力才會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治理體係才能充分發揮效能。實現治理現代化就是要抓住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兩個基本點。核心價值觀與治理體係、治理能力有什麽關係呢？核心價值觀是治理體係的基石，是提高個體、群體、國家的治理能力的體現。

治理體係就是管理製度。製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正式製度，通過文字建章立法，包括根本製度、基本製度和各方麵的具體製度；另一類是非正式製度，沒有文字記載，多是約定俗成，包括民德和民俗。人們接受教化和社會化，把正式製度和非正式製度等行為規範外化為人們行為，受社會輿論監督。民德就是每個社會成員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比如關愛老幼病殘孕，否則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民俗是指導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範。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國家意識，也是社會意識，更是個人的行為規範，是新時期我國社會成員行為的基本規範和準則。這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告訴人什麽是應當倡導的，也告訴人什麽是應當反對的，它決定了人們的判斷，直接影響人們的行為。核心價值觀是社會規範的基石，是治理體係的基石。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提高個人、社會和國家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包括治理主體的影響力、凝聚力等，也就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的影響力、凝聚力，最終由人來落實，就是公務員、領導幹部的影響力、凝聚力發揮作用。比如，是否走群眾路線，是否實事求是，是否清正廉潔決定領導幹部個人乃至組織的影響力。麵對新媒體，領導幹部如何麵對挑戰，提高治理能力？這其中包括解放思想，有遠見卓識，有勇有謀，與群眾共享持久的社會價值觀。凝聚力是包含價值觀、理想、感情的理念形態，是社會成員共同的心理和精神的集中體現。中華民族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民族凝聚力是民族整體對其民族成員的吸引引力、民族成員對民族整體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員之間的親和力三種力量的有機統一，民族整體吸引力決定著民族成員的向心力和民族的親和力。道德文化建立強大的凝聚力，文化是人類強大的黏合劑，交流是文化的本質，交流後逐步培養人們的認同和社區感，產生情感共鳴和行為趨同。國家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化機構，它介入到每個生命及其全部曆程，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化過程。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倡導“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麽，問一問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麽”國家價值觀，激勵了幾代美國青年參加和平隊和誌願服務，大大提高了國家治理能力。

三、道德文化：提高黨的執政成效的關鍵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曆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裏，一方麵明確了我們黨是長期執政的黨；另一方麵提醒了我們黨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的黨。

所謂黨的執政，不僅是黨執掌政府行政權，而且執掌全部國家政權，領導全社會。這不同於西方黨的執政，我們可以從我們黨的文獻中確證關於執政的豐富內涵。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做主。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然後明確了五個方麵的執政能力。執政能力內容，隱含著黨在這幾個方麵必須執好政。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黨的領導要通過執政來體現。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中國獨立公民社會的發育。黨的執政就是對新興起的公民社會如何實現領導權。這就要求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施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如何降低執政成本，提高執政成效？這是擺在全黨麵前的重要任務。提高黨執政成效的途徑很多，諸如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完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提高領導幹部和領導班子的素質和能力、加強思想作風建設。但是立足於共產黨自身性質特點、特殊使命和曆史地位，立足於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立足於中華傳統文化，加強思想道德文化建設，是提高黨執政成效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長期有效執政，不但要求政治合法，而且要求道德合理；執政黨不但是守法模範，而且是道德的楷模。加強黨的倫理道德建設，是黨長期有效執政的必然選擇。加強黨的道德文化建設，是由黨的性質特點和特殊使命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遠大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黨自身性質特點和特殊使命決定了全黨同誌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有堅定的政治信念，有對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孜孜追求和對於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而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維護執政地位，要靠理想和信念，靠自律和黨性的實踐，靠馬克思主義，靠生產發展、人民富足。但是我國某些地方和部門客觀存在著黨組織軟弱渙散，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不力的現象。有些黨員幹部甚至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存在著一些道德失範現象。我們黨為了保持自身先進性、純潔性和青春活力，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加強執政黨的思想道德建設。

加強黨的道德文化建設，是由黨的執政地位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曆史地位是由以前的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執政黨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重任。廣大黨員幹部就是執政黨的具體實施者，他們的德行將會影響黨的形象和社會風氣，也關係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黨員幹部的德行是最具說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力量。焦裕祿式的黨員幹部，人民會仰慕和學習，會起到很好的道德垂範和道德教化的導向作用。劉誌軍式的黨員幹部，人民會嗤之以鼻、痛心疾首，極大損害黨的形象，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因此，黨員幹部必須有更高、更嚴的要求，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

加強黨的道德文化建設，是由當代經濟社會發展決定的。麵對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華民族要想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全麵發展，提高綜合國力，其中文化建設、思想道德建設不可忽視。一方麵，要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比如基於性善論假定、以治人和自律為特征的道德主義，有其獨特的魅力，可以結合時代的需要，實現文化創新，培育新道德主義。新道德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依靠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依靠黨員的自律和黨性的修養與實踐以實現理想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麵，要借鑒國外先進文化、道德思想，形成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的文化體係、道德觀念和道德規範。麵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形勢，我國已進入力爭早日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發展階段。隨著全麵深化改革的推進，國內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經濟發展逐步轉型，核心價值觀正在培育和踐行，國家安全意識增強，反腐倡廉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中國共產黨正千方百計樹立自己的道德形象，擴大自己的道德影響，發揮自己的道德力量，奠定執政的道德基礎，爭取執政的道德支持，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

在分析我們黨加強道德文化建設的基礎上，下麵著重探討如何發揮道德文化作用，提高黨的執政成效。

（一）夯實執政合法性

一個政黨執政，政治上要合法，道德上要合理。倫理道德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和根本所在。

合法性問題最先就是作為倫理學命題提出來的，古今中外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在論證統治集團的統治合理性時，都無一例外地從倫理道德上尋找依據。比如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就從理念論出發，把“正義”原則作為最完美的理念，來論證合法性。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在探討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方麵，有突出貢獻，他認為合法性來源於“意識形態、結構和個人品質”。意識形態為政治合法性提供道義信任；結構即合法的政治結構，意味著掌權者通過一定的政治製度和典則規範而獲得統治的合法性；個人品質意味著憑借執政者的個人品質而贏得信任和忠誠。那麽，政治合法性的含義可以概括為意識形態的合道德性、政治結構的合法律性、個人品質的倫理訴求。政黨執政合法性的含義就是，政黨價值理念、政黨製度倫理和政黨黨員倫理。我們黨執政合法性的含義就是，價值理念上秉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製度倫理上遵循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原則，黨員倫理上要求黨員遵循黨章的規定。夯實執政合法性基礎，就要把這三方麵作為著力點，踐行執政理念，遵紀守法。

回顧黨的曆史，我們黨做了三件大事：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製度和實行改革開放，都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發揚“一切為了勞苦大眾”的革命精神，更加關注民生，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夯實鞏固黨的執政合法性，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以實現民族複興。政黨製度倫理保證我們黨的價值理念正當存在與付諸實施。在權與法、民主與法製方麵，我們黨應當確立法權高於黨權的原則，並具體落實。民主與法製的關係要平衡，即民主是法製的基礎，法製是民主的保障。黨員是黨的價值理念、法律製度的實際承載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政黨的執政合法性表現為黨員的道德素質狀況。黨員道德素質的高低和言行舉止的好壞，是價值理念和製度倫理的實踐檢驗。在人民群眾看來，我們黨執政合法性就是看黨員的表現，這是執政是否合法的實實在在的實踐基礎。

（二）建設執政主體

從道德文化的視角，建設好執政主體，才能提高執政成效。黨的執政最終是由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來完成的。道德文化是道德觀念、道

德情感和道德規範通過風俗習慣、內心信念表現出來的文化形態，道德文化建設有利於良好道德行為的形成，有助於展現德性的光輝，有益於社會主體的成長和進步。對於執政黨，道德文化建設有利於黨員幹部執政道德的培育，有利於黨員幹部良好道德行行為的形成，有助於展現黨的德性的光輝，有益於執政主體的成長和進步，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群眾。

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負有實現共產主義的特殊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員一定要有以下四種基本的道德要求：忠貞不渝、廉潔奉公、不怕犧牲、理性冷靜。在中國古代、近代，“忠”是以公滅私，忠於公。作為共產黨員的“忠”是對黨的根本宗旨、基本章程、價值取向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熱忱的服膺、忠心的信服，並作為一生奮鬥的最高目標。“廉”相對於“貪”，因為執政黨擁有權力，很容易公權私用，因此，應當廉潔奉公，具體說，就是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廉潔奉公的道德規範包含著兩層要求，一是道德情感層麵的廉恥之心，內在的知恥存己的情感約束機製，是一種內在道德需求。二是道德行為上的不貪，是有效的節製，是美好的人性的展現。廉潔奉公不是要求黨員禁欲，而是要正確對待公共權力與私人利益關係。不怕犧牲、不怕苦，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品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軍長征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值得發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白手起家，偏向虎山行。蘭考治沙的焦裕祿、大慶鐵人王進喜等都是道德楷模，值得學習。理性是一種道德能力，作為執政主體道德的理性尤其強調權力的理性。公共行政存在的依據和實現的目標是為社會創造和提供公共利益。因此，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主體在行使權力時要將權力置於公共理性之下，絕不能因為人情、利益發生執政的偏向。權力理性包含兩層基本要求，國家政策製度的創設必須堅持公共理性，為廣大人民群眾普遍認可。公共權力的使用上應該按照公共理性的限製的要求，也就是按照公民普遍認可的法則行使國家權力。

為把執政主體培育成道德主體，要塑造積極的道德文化。一要發揮道德榜樣的示範作用。道德榜樣是本組織的“英雄人物”，是倫理的理想要求，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道德榜樣的示範導向，創造見賢思齊的道德氣場。二要遵循倫理準則。當前我國倫理準則主要有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等道德規範，執政黨的黨員要遵守這些道德規範，要遵守黨章。與此同時，各個執政部門還要根據各自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製定具體的基本倫理規範，或者表現為職業倫理綱要，或者表現為部門規章製度。然後遵循這些具體倫理準則。三要寓道德信條於日常。道德信條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反映執政黨組織的倫理要求和道德形象，為執政黨黨員提供道德的指向，為黨員的日常行為提供文化的陶冶。

（三）優化執政環境

執政就是我們黨運用政權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活動，它總是在一定的環境中進行。在國內來說，就是創建寬裕的經濟生活環境、穩定和諧的政治生活環境、奮發向上的精神生活環境。在國外來說，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推動建立和諧世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統籌好內外環境，我們執政就能更加順利，就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當前，“麵對新形勢新任務……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還比較嚴重。這些問題影響黨的執政成效，必須引起全黨高度重視，切實加以解決。”這裏擺出了我們黨在執政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也提出了我們黨執政的環境問題。執政環境問題主要體現為風氣問題，包括黨風、政風、民風，但黨風是最根本的。黨風是黨的作風，具體指黨的組織和黨員在各方麵表現出來的一貫態度和行為，表現著黨的精神風貌，是黨的內在本質和活動的外在表現形式。黨的作風建設問題關係到黨的生命，是黨的建設的首要問題和核心問題。政風是指政府及其公務員的作風，主要包括思想作風、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民風就是民情風俗，百姓風範，可謂源遠流長，包容著曆史與現實。黨風、政風與民風聯係緊密，執政黨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黨風、政風對於社會風氣具有巨大的示範作用和帶動效應，黨風、政風好，社會風氣就好，黨風、政風不好，社會風氣也不會好。同時，良好的社會風氣為推動黨風、政風建設提供良好的氛圍。這就要求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

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樹立優良黨風，優化執政環境的基本途徑。科學執政，強調執政要合乎規律性，就是要深刻把握共產黨執政的規律，科學界定黨和國家、政府、市場、社會的關係與邊界，科學界定執政黨的執政功能，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進有所退的辯證法。社會迅猛發展，新事物層出不窮，科學執政既要尊重經濟規律，又要尊重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科學執政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學的理論指導、製度保證和方法運用。民主執政，就是通過民主的製度和程序來運用權力、管理國家，要求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做主，執政是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進行的。民主執政體現了黨執政的本質。依法執政，就是運用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和社會。科學執政是前提和基礎，民主執政是核心和實質，依法執政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的基本途徑和保障。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三者並舉，齊頭並進，有利於執政環境的優化。

（四）提高執政成效

道德文化建設有利於夯實鞏固執政基礎、建設執政道德主體、優化執政民主環境，形成執政道德，發揮執政道德效能。執政道德直接有利於黨的正確領導，有利於黨的正確執政，有利於良好的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形成，從而盡可能降低執政成本，提高執政成效。

執政道德直接有利於黨的正確領導。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組織和思想領導，黨的執政是黨執掌政府行政權，執掌全部國家政權，領導全社會。如果執政者有較高的道德素質，就會正確理解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采取科學的製度和方法，有效治黨、治國、治軍，有利於黨正確的政治領導；在人事上，就會任人唯賢，選拔政治思想素質、科學文化素質、身體健康素質高的年輕人到黨和國家的領導隊伍中來，有利於黨正確的組織領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工作的生命線，黨員幹部自身道德素質高，更有利於黨正確有效的思想領導。

執政道德直接有利於黨的正確執政。正確執政體現為科學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製度的貫徹落實，就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執政者的執政道德決定著執政理念、執政製度貫徹實施的深度和水平。執政道德素養高，執政者就會把實踐科學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製度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執政者存在思想理論水平不高、依法執政能力不強、事業心和責任感不強、思想作風不端正、工作作風不紮實等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執政者的執政道德不高，不能正確對待權力的結果。因此，要增強執政者的道德品質，築牢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保證貫徹落實好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製度，規範執政行為，做到正確執政。

執政道德直接有利於良好的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形成。我們黨的神聖特殊的使命、執政者特殊性質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執政者的特殊態度，決定了執政道德建設相當重要。如果執政者、從政者、為官者甘為公仆、公正無私、勤政為民、廉潔自律、修身立德，那麽就會樹立良好的黨風、政風，引領淳樸民風。反之，如果執政者、從政者、為官者飛揚跋扈、 自私自利、貪汙腐敗、徇私舞弊，那麽就會敗壞黨風、政風，淳樸民風也將隨著黨風、政風煙消雲散。隻有以德為本，以德從政，以德取才，以德養廉，以德治家，才會有良好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

四、道德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核心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1990年初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軟實力》一文，“軟實力”的概念就提出來了。軟實力是指除了軍事和經濟實力之外影響和改變國際政治和經濟事務的能力，“當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時的同化權力”。同化力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力量”。2009年7月，胡錦濤同誌在出席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時提出：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和外部條件。在這裏，形象的親和力與道義的感召力，講的就是文化軟實力。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就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進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要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而夯實國內文化建設根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從社會風氣抓起，從每一個人抓起。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2月就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積極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斷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基礎。顯然，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其根基在於中國道德文化。

（一）社會轉型期迫切需要加強道德文化建設

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社會正在轉型，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社會穩定問題突出，主要涉及經濟利益、民主政治、價值觀念、社會和諧和生態文明等各方麵。

社會轉型時期各方麵矛盾表現不同。經濟利益方麵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平衡，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分配行為不規範，分配秩序較混亂。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官商勾結，官員腐敗已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機製不完善，監管乏力，調節收入差距能力不足，貧富差距過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扭轉，是產生矛盾的重要原因。民主政治方麵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一是民主訴求與法製不健全的矛盾突出，比如官員腐敗，信訪無門，甚至遭到報複。二是參政議政的需求與傳統製度的滯後性的矛盾突出。社會結構多元，利益主體增多，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訴求難以滿足。在市場經濟時代，金錢至上、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大行其道，嚴重衝擊“仁”“義”“誠”“孝”等傳統價值觀，而道德文化建設落後於經濟發展，新的價值觀體係沒有建立，使人們無所適從，陷入價值迷茫。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利益至上的不良思想也衝擊著我國的傳統道德，但西方優秀的誠信體係、個性自由、權利本位、人權民主觀念卻不斷被極端化、被歪曲理解。關於社會和諧方麵的矛盾，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經明確指出，一共涉及六個方麵，也包括道德素質問題引起的社會矛盾。關於生態文明方麵的矛盾和問題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時暴露得更為嚴重和充分。一是我國經濟總量在2010年居於世界第二位，經濟發展對資源的消耗以及生態的壓力突顯，不利因素表現更充分，環境出現危機。二是群眾渴盼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渴盼美麗社區、美麗中國。環境破壞的殘酷現實，與人民群眾對健康生活環境的期盼形成深刻的生態矛盾。

社會轉型期存在的各方麵矛盾和問題，貫穿其中的是道德問題，即道德素質下滑。究其原因，可以做如下分析。社會經濟是影響道德素質的根本原因。傳統經濟生活是熟人圈子，輿論監督有力，人們道德素質高。市場經濟生活是熟人和生人環境並存，道德文化建設放鬆並滯後，而與市場經濟體製相適應的道德價值觀還沒有正式形成，這樣傳統道德與現代新道德有一個空檔期，從而導致道德無序和道德滑坡。市場主體的價值多樣是影響道德素質的文化根源。傳統經濟生活中，個人、集體、國家三者的關係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遵循集體主義為主流價值觀。市場經濟生活中，每個市場主體是平等的、 自由的，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呈現不同的價值取向，其中個人價值得到肯定，地位提高。解決個人、集體和國家衝突的辦法是通過完善市場經濟體製和健全相關法律機製，道德功能弱化。部分經濟利益主體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將道德約束置於腦後。道德失範成本過低縱容道德滑坡。道德失範者初犯時忐忑不安，再犯時心安理得，最後是自然而為。良好的道德行為，應得到鼓勵和褒揚；不良行為，應受到譴責和責罰。但是在轉型社會，雙重經濟體製、多重文化影響等因素左右著人們的道德共識。如對敢不敢扶助摔倒的老人，到今天，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無法到達道德行為的共識，從而促使道德滑坡。

（二）道德文化建設屬於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內容

道德文化建設指的是以道德為核心內容的思想文化建設。道德精神引導人們追求真、善、美，拋棄假、惡、醜，有一種明榮知恥、立身做人的道德力量，是一種作用突出的文化軟實力。1994年1月，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必須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斷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這裏強調道德文化對培養人的重要作用，彰顯道德的力量。前文引用胡錦濤同誌關於“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的文化軟實力的論述，都是道德文化的力量。道德文化建設，使人們在潤物細無聲中受到道德教育和情操陶冶，把社會道德規範自覺內化為理想信念，外化為符合社會規範的道德行為，因此，道德文化力最主要表現為“行為上更有規約力”。

中國道德文化建設展現的力量之一，道德精神使“形象上更有親和力”。親和就是親切和氣、親近和睦，是合眾樂群精神的體現，是展示給其他國家和人民的一種友好和善形象。道德能產生親和的特殊力量，原因在於道德精神具有“利他”的優秀品格。“利他”的意思是有利於他人，就是對他人有好處，那就要提倡對他人做貢獻。“利他”精神把他人團結起來，大家同甘共苦、和衷共濟，具有強烈的親和力。中國道德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長期形成的優秀傳統道德文化，第二層是處在社會主義階段特有的新道德文化，第三層是共同的道德文化，都以“利他”為靈魂，因而彰顯出強烈的“親和力”。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文化，儒釋道蘊含的豐富的倫理道德思想，都有鮮明的“利他”品格。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認為“仁者愛人”，體現“利他”的本質內涵。從這個道德理念出發，孔子又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思想的繼承者孟子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西漢時期編著的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禮記》強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深刻的哲理，基本精神都體現了“利他”的人文關懷意識。儒家“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取向和特殊的“親和力”，成為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是佛教的核心價值和主要精神，佛教的“五戒”“十善”，主張“親和”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如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邪見。知道四種結業、莫做四種惡行、誠心禮敬六方、結交四種益友、遠離四種惡友、拋開六種損財，是一套完整的“利他”做人之道。道家思想也包含著“利他”意蘊，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他還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顯然，老子的無為之道，目標是為老百姓謀利益，這也是“利他”原則的表現。

處在社會主義階段特有的新道德文化，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要求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核心是為人民服務，根本立足點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社會主義道德更加突顯“利他”的精神，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五愛”直接點明“利他”，集體主義的基本原則隻有“利他”才能有效堅持，而社會主義道德的核心和立足點非常鮮明地擺出自己的立場，充分體現“利他”精神，顯示出強烈的親和力。對共產黨員有更高的共產主義道德要求，利他精神更加突出，那就是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奮力開拓，勇於獻身。

新時期的共同道德文化，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四德。應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範，形成利他精神，顯示道德文化的親和力。中國道德的各個層次，都客觀存在著強烈的親和力，都展現了中國精神的美好形象。要重視道德文化建設，發掘道德文化親和力，提升文化軟實力。中國道德文化建設展現的力量之二，道德精神使“道義上更有感召力”。古人雲：“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煩大臣。”道德力是治國興邦安民的重要力量，對人而言，高尚的道德品質、崇高的人格、真善美的道德行為是吸引、感召、影響社會其他成員的一種能力。對國家而言，道德力不僅對外國有感召力，更重要的是要對國內的民眾有感召力，百姓內心認可並自覺執行國家方針、政策、製度。丘吉爾指出：“一個偉大的國度，一定也是一個道德的國度。”可見，國家道德力對國家的繁榮發展有多麽重要的意義。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精髓，是凝聚中華民族的牢固精神紐帶和促進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力量，這種道德精神最能體現文化軟實力所具有的強烈的感召力、凝聚力。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鬥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思想傳統，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鬥，改革創新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最能激勵中華兒女銳意進取”。這揭示了民族精神所特有的精神感召力和時代精神的精神激勵力。民族精神具有如此強烈的感召力、凝聚力，就在於它是道德精神的升華，也就是說，道德精神是民族精神之魂。民族精神的基本內容除了愛國主義這個核心外，還有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 自強不息等，這些基本內容抓住了民族精神的本質特征。分析蘊含的內容，不難看出它們都是中華道德文化的升華。比如自強不息的積極進取精神是儒家先哲創造出來的高尚道德精神。民族精神所彰顯的感召力、凝聚力，從本質上說，是道德感召力、凝聚力的特殊表現形式，表明道德確有其不可低估的精神感召力、凝聚力。

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所創造出來的時代精神，也是道德精神的體現。例如，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上海世博精神都是時代精神。胡錦濤以“萬眾一心、眾誌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科學概括了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胡錦濤在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把奧運精神概括為“為國爭光的愛國精神、艱苦奮鬥的奉獻精神、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勇攀高峰的創新精神、團結協作的團隊精神”。在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總結表彰大會上，胡錦濤概括了上海世博會精神，即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的優良作風，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科學辦博、勤儉辦博、廉潔辦博、安全辦博理念以及誌願精神。綜觀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上海世博精神的具體內容，它們都是道德精神的體現，都為光榮出色完成任務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道德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是客觀存在的。文化軟實力的感召力、凝聚力，都是通過道德文化建設得來的。因此，重視文化軟實力建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文化建設。

中國道德文化建設展現的力量之三，道德精神使“行為上更有規約力”。“規約力”是指道德文化精神對人的行為的規範約束的特殊力量。這種“規約力”不同於法律製度強加於人，而是人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道德精神的鼓舞下，自覺形成自我管理、 自我規約的力量。道德文化建設，弘揚真善美，引導人們求真、向善、追求完美。道德文化建設，促進社會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圍，推動人們自覺自律自強，“規約力” 自然產生。

道德文化建設，倡導人們遵循基本的道德規範，規範人們的社會生活秩序，維係著社會的安定團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國古代提出“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規定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特殊社會關係和社會等級秩序，要求“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五常指“仁、義、禮、智、信”，是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價值準則和倫理道德規範。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規範是我國封建社會立身做人的基本準則，因而要求道德主體自覺踐行。這些道德規範和要求，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無形的自我規約。但是，自我規約的形成，決不會無緣無故產生，必須通過道德教育、文化建設這樣的環節，幫助主體完成內化，使之認可並自覺付諸行動。就以上所說的“三綱五常”，在當時之所以能為人們所奉行，是因為當時的道德教育使人們對“三綱五常”的社會核心價值有了認同感。在君臣關係上，即使麵對宋高宗這樣的昏君，嶽飛最後還是班師回朝；在父子關係上，特別強調孝道；在夫妻關係上，特別突出妻子守婦道，由此，人們產生了忠君、行孝、守婦道的自我規約力。社會基本道德規範的順利推行，得益於道德規約力。西方國家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規範著人們的行為。當然，要明確這些價值觀隻局限於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十分重視公民道德建設，出台了“決定”“決議”“綱要”“意見”等一係列文件，開展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道德模範評選表彰等道德實踐活動，取得了一係列道德文化建設的豐碩成果。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道德規約力發揮著激勵和啟迪的重要作用。道德文化建設生動說明一個道理，道德精神最能體現文化軟實力的規約力。

綜上所述，道德文化建設展現了道德“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行為上更有規約力”的文化軟實力。道德文化建設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

（三）道德文化建設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核心

當代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變革、大轉型、大發展的重要階段，迫切需要加強道德文化建設。而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道德文化展現出的道德力量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因此，提升文化軟實力，必須抓住道德文化建設這個核心。

當代中國道德失範嚴重，迫切需要拯救，麵對複雜浩大的道德文化社會工程，迫切需要國家、社會、公民等方方麵麵的齊心協力，加強道德文化建設，抓住文化核心，全麵提升文化軟實力。黨和政府是道德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這是由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政府職能所決定的。沒有黨的領導，我們什麽事也搞不成。沒有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道德文化建設隻能是一句空話。第一，黨員幹部要加強道德文化培訓。官德影響道德文化建設，影響國家文化軟實力，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借助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強對黨員幹部的道德文化教育；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要利用培養黨和政府幹部的優勢，開展黨員幹部的思想道德輪訓；各級紀檢監察部門要深入基層，明察暗訪，有效監督，對違背道德文化的行為，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黨員幹部予以黨紀政紀處理直至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由於黨政機關的重要地位，積極有效地提高黨員幹部的道德文化素養，是做好目前道德文化建設的重要步驟。第二，加大德育投入，提高道德教育的實效。各級各類教育中，要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堅持德育為先，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黨和政府不僅要政治上高度重視，而且要加大德育投入，分類指導，注重道德實踐。第三，構建誠信的法律製度，規範政府、企業、公民等行為。道德法律化，對道德文化建設十分重要，能推動社會道德重建，規約社會不道德行為。例如，《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該法條將“拾金不昧”的誠信道德法律化了。黨和政府應構建有關誠信的規章製度，以提高公信力。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建立個人信用、企業誠信等體係。各級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嚴正執法，做道德文化的守護神。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處於轉型中的當代中國呼喚企業流著道德的血液，企業應當跟公民一樣，遵守社會公德、維護社會道德，做優秀的“企業公民”。

媒體引導輿論導向，宣揚真、善、美，鞭撻假、惡、醜，是道德文化建設的風向標。因此，媒體應當正確履行自身職責，為社會當好瞭望者，為民眾當好代言者，為政府當好監督者，為國家當好捍衛者，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

公民個人應當修身自愛，把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國家前途聯係起來，把個人夢與中國夢聯係起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不斷成長進步。

道德文化是體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因素，黨、政府、企業、媒體和公民個人等主體明確自身職責，發揮自身優勢，戮力同心，建設道德文化，必將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