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懈的努力
第二章
不懈的努力
四百年辛酸往事，幾甲子滄桑輪回。為了收回澳門，中國政府進行了一次次地嚐試。然而澳門回歸談何容易，等待了幾百年，漂泊的“蓮花島”終於走近祖國母親。
“收回澳門”運動
1922年，澳葡當局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二九”慘案。
5月28日，幾名澳門葡兵於光天化日之下當眾調戲中國婦女，遭到憤怒的市民圍攻，雙方發生毆鬥。事後，警察局逮捕了市民周蘇等三人。聞訊趕來的約兩千名市民將警察局團團圍住。緊接著，警察局開始調配人員前來援助。然而，趕來的葡警一路被藏在路邊的華人市民用瓦片襲擊。在此情形下，葡警向路人開槍，擊傷數人，一名車夫因傷勢過重死亡。29日清晨，上萬名華人群眾把警察局圍得水泄不通，強烈要求放出無辜的市民。上午10時，增派的葡兵乘船登岸，並舉槍向密集的人群掃射，當場打死七十多人，打傷一百多人。事後，澳葡當局派葡兵封鎖各路口，同時把華人遇難者的屍體五六個捆成一束，一並扔入海中，以掩蓋其暴行。
“五·二九”慘案發生後，悲憤的華人群眾在前山廣場為死難同胞舉行追悼會，並出版了《哀思錄》一書，以示悼念。隨後，大部分華人離開澳門，回到前山和澳門西邊對岸的灣仔，以表示對這一慘絕人寰的血腥暴行的抗議。從5月30日起，留在澳門的華人實行總罷工，商人實行罷市，學生罷課，“澳門全市蕭條，水道電燈俱絕”。澳葡政府在慘案發生後立即下令戒嚴，並宣布參與這次請願的所有工會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同時還命令各商店於6月1日恢複營業，否則不負保護責任。華商不顧葡方的威脅，紛紛收業束裝赴港，或繞道由香港前往省城廣州。澳門整個社會立刻陷入癱瘓。
與此同時，“五·二九”慘案激起了全國各地及海外華人的極大憤慨。眾多的團體都發出了速行收回澳門的呼籲。他們紛紛聲討澳葡法西斯暴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聯合中華總工會等多個團體聲援澳門同胞：收回澳門、恤慰死傷華人、嚴懲肇事凶手、公開道歉。
多年以來，比鄰澳門的廣東早已對葡萄牙的侵略行為恨之入骨，廢除喪權辱國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收回澳門一直是廣東人民及全中國人民的夙願。“五·二九”慘案爆發，使中葡雙方的仇恨加劇，一場轟轟烈烈的“收回澳門”運動就此展開。
5月31日，國民外交後援會邀集各界人士在廣州召開緊急大會，共商對付葡萄牙的辦法。他們對於“澳門葡兵淫辱我姊妹，槍殺我人民，視我國同胞如奴隸，等吾民性命於蟻螻”，製造此“空前未見之慘劇，環球未聞之奇恥”，無不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經過商議，他們提出了收回澳門等八項決議：一、請願政府速行收回澳門，即派北洋兵艦前往澳門保護華民；二、由人民方麵采取自動態度，與葡人斷絕關係；三、不在澳門做工，不在葡人店中、家中服務；四、抵製葡貨，如有助葡為虐者，一並抵製之；五、知照前山下恭鎮民團義勇隊積極防備；六、通電全國，布告葡人此次之殘虐行為，請協助進行，務達收回領土之目的；七、所有各鄉鎮運往澳門的蔬菜、食物、米糧，一律停止；八、銀坑水商停止向澳門供水。
會後，後援會致電廣州國民政府大總統孫中山，要求“迅飭廣東政府收回澳門領土，調派兵艦保護僑民，以維國命，而救危亡”。同時發表公告，呼籲全國同胞，“務希一致援助，以達收回領土目的”。
在鬥爭的關鍵時刻，孫中山堅決支持澳門人民的正義鬥爭，6月1日，增派一營軍隊加強前山防衛，香山、灣仔居民全部編成義勇軍防守海岸，還派兩艘魚雷艇和兩艘巡邏艇加強巡視，海軍部派“永翔號”炮艇助陣，以武力抗議。同日，外交總長伍廷芳召集外交人員商議決定對葡嚴重交涉，決不退讓。同日，外交部廣州交涉員向葡領提出三項要求：澳門撤退非洲兵；賠償被殺華人損失；澳門嗣後禁止煙、賭。
廣東人民收回澳門的呼籲，很快得到了全國各地的支持。6月3日，上海各工團執行委員會致電廣東省長，就澳門葡兵慘殺華工案提出懲辦肇禍凶手、賠償損失和讚成廣東國民大會收回澳門自治等八 項要求。同時，上海各團體還召開了國民外交大會，發表宣言譴責澳葡淩辱中國婦女的惡行，稱這是“嚴重違背雙方所簽條約”，要求廢除中葡條約，不準葡人管理澳門，並永遠不與葡人通商。上海漢口路商界聯合會也為澳門葡兵慘殺華人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各商采取一致態度，“不達收回澳門、賠命恤屬之目的，誓不甘休”。
此外，南京學生聯合會、漢口商界聯合會、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汕頭旅寧學友會及海外華僑個人和團體，也紛紛發出收回澳門的呼籲，或致電廣州政府，“一致主張收回澳門”，請對葡“強硬交涉，收回主權，以絕後患”；或通電全國各界各公團，呼籲“協同南方當局（即廣州民國政府）一致力爭，非達到收回澳門之目的不可”。
在這次反對葡萄牙暴行、要求收回澳門的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顯示出團結對敵的強大力量。6月6日，廣東總工會、工人合助社及所屬銅鐵工會、洋服同研工會、西餐協進工會、土墨工會、船務工會、藤器工會、油業工會、革履工業聯合會等上百個工人團體共兩萬多名工人，以及澳門的旅業工會和機器工會等工會的數千工人，組成浩浩蕩蕩地遊行隊伍。他們冒雨前行，執旗高呼，一路經過澳門總統府、外交部和省政府等處進行請願，要求政府“收回澳門領土”。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葡萄牙侵略，要求收回澳門的運動中，充滿愛國之情的知識分子們，用自己所能發揮的最大能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史學係主任朱希祖教授，在“五·二九”慘案發生後，抑製不住內心的憤慨，於6月4日寫成長達萬言的《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吾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並迅速發表在當時最具影響的兩份報刊上——《東方雜誌》和《民國日報》。
《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吾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政論的形式，列舉了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中國締結條約以來，背約侵略中國國土，殺戮貧民百姓，剝奪主權等種種暴橫無道的行為，並詳盡闡述了中國廢除中葡條約有關條款、收回澳門、不許葡人永居管理澳門的合理性。文章呼籲，全國人民應該聯合鬥爭，“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並要求政府“檄使葡人退去澳門，如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與其貽禍於將來而糾葛不已，不如用武力於一朝而斬除一切”。這篇充滿愛國精神的文章，對當時收回澳門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收回澳門運動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政府卻處在兩難的境地，遲遲未能作出決定。當時中國南北尚未統一，廣州是以孫中山為首的民國政府，北京是被軍閥控製的民國政府。這兩個政府對民眾收回澳門運動的態度截然不同。廣州政府對收回澳門運動表示強烈支持，除對葡兵槍殺華工的暴行提出嚴正抗議外，還特派軍艦保護從澳門回來的同胞。然而，北京政府對此卻麻木不仁，置之不理。
當時收回澳門運動一度達到**，目光長遠的孫中山卻很清楚，即刻收回澳門並非易事，且為時尚早。6月6日，孫中山在接見廣東省各工人團體和澳門各工會請願代表時表示，“政府方當多事之秋，而忽發生重大外交，政府力量小，未免視國民之團結力為進退。若汝等各懷公憤，萬不受辱，可規勸各僑澳同胞設法離其澳門，遷往就近香洲、金星等商埠實行開墾，外人縱無理，不能阻華人之去。如此不必武力，不必暴動，彼葡人自然力屈。此等辦法，在國民方麵較為實際。其餘積極交涉，政府自萬無卸責之理。”言語之中，孫中山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同樣透露出他對收回澳門的希望。
收回澳門希望渺茫，恰恰在此時廣州又發生了叛亂。1922年6月16日，廣東省長兼陸軍總司令陳炯明發動叛亂，圍攻總統府。在這一事件中，孫中山所幸脫險，原本準備與葡方交涉的安排也隨之擱置。
此時的澳門，衣食不保的工人們已無力再堅持罷工，而葡澳當局也趁機遊說工人們盡快複工。眼看聲勢浩大的收回澳門運動就這樣悄無聲息的結束，北京政府方麵沒有伸出援手，廣東政府也愛莫能助。然而，收回澳門運動雖未成功，卻深入人心，放大和延續了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以至於成為此後曆屆政府提上日程的一項重要議題。直至1928年，“收回澳門”被正式納入國策。
“暫不炮轟澳門”
“收回澳門”運動結束後，北伐戰爭期間，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府曾繼續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回澳門。孫中山曾提出：“滿清政府對於外國人卻是非常無能，非常的柔順……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國勢日蹙，國本動搖，土地淪於異族者，幾達三分之一，如英國之割香港……葡萄牙占澳門。”而後，卻未能如其所願。
抗日戰爭的爆發，再一次給創傷中的中國以痛擊。長期的抗日戰爭，使中國無力著手於澳門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於1941年12月9日正式對日、德、意宣戰。1942年7月26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擬定了《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區域之收回辦法》，規定了對敵國、同盟國、中立國在華之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區域之收回辦法，並準備進行收回租界的工作。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國人民終於翻了身。與此同時，中國收回了大部分外國在華的租界和租借地，僅剩香港和澳門問題還未解決。收回屬於自己的土地，是國家和人民都急切盼望的事情，曾有人感慨書道：“真如遊子之思念其故土一樣，從百年前我們祖上起，一直到我們這一代，這三四代間，我們是一直在思念著香港與澳門。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還有這樣的思念，所以希望它現在的住客先見而明智地還給它原來的主人。這不隻是友誼，或是德行，而是曆史的正直。”在廣州的國民黨駐軍也強烈地要求收回港、澳。他們出入港、澳時，高喊口號：“我們不是進入外國，而是在自己的家鄉走動。”
此時，中國政府在收回澳門的問題上做了積極的回應。1945 年8月3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關於收回澳門的方案》，其中寫道：“電令駐葡張公使向葡政府表示我國收回澳門之決心，請由葡政府提出辦法與條件，以憑考慮。”
從10月起，澳門各界人士自發地組織起來，沿街遊行，高喊反對葡萄牙統治澳門的口號。這一舉動得到了廣東省中山縣各界團體的支持。他們組織代表團前往澳門與那裏的同胞共同研究反葡運動。對此，澳葡當局采取了一切阻撓措施，禁止內地市民進入澳門，嚴厲取締在澳門開展的反葡運動，禁止所有群眾集會。
然而，澳葡政府的鎮壓並沒有嚇倒中國居民，反而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軍隊開始有所行動。當時，駐紮在中山縣的第64軍159 師師長劉紹武，派兵進駐與澳門連界的前山邊境，對澳門實行封鎖，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被封鎖後的澳門頓時陷入半癱瘓狀態，葡澳當局隻好改變態度，撤銷禁止內地市民入澳的規定，並主動予以道歉。
隨後，劉紹武帶領警衛武裝進入澳門。他在澳門各界招待會上發表必須收回澳門的演講：“澳門由於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受治外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熱，現在戰爭已經勝利，中國已為五強之一，所有不平等條約，必須廢除，中國領土必須完整，澳門必須迅速收回，才可符同胞之願望。”劉紹武的演講道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期盼。收回澳門已是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
然而，中國內戰的爆發又一次打破了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國民黨政府已無心進行關於收回澳門的任何交涉。所以，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各省參議會要求收回澳門的電文中批雲：“關於收回澳門，參政會曾有此項建議，經交外交部核辦。據稱：目前國際形勢之下，此問題一時難以解決。”
回收澳門，像是無法到達終點的路途，沒有人知道其盡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掃清國民黨殘餘勢力。當時有人建議，不如借此機會以武力收回澳門。在此背景下，中國軍隊進入澳門自然是輕而易舉，但是卻沒有踏進澳門一步，隻因毛澤東決定“暫不炮轟澳門”。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毛澤東早已經過反複考慮。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恢複國家生產，保證國民生活是當務之急。維持澳門的現狀，對中國發展經濟是有所幫助的，正如周恩來曾表示“要進行經濟聯係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引外資，爭取外匯”。另外，新中國還在不斷地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威脅。如果在此時“四麵出擊”，無異於給自己找麻煩。維持澳門的現狀，既不會傷害到澳門的現有地位，也不會使澳門同胞有所擔心。同時，對鞏固新中國政權和打破美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也十分有利。
當然，在保持現狀的前提下，中國政府也並不是對澳門撒手不管。澳葡當局舉辦所謂紀念澳門開埠400 周年活動的計劃時，《人民日報》隨即發表題為《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的評論文章，嚴正指出：“澳門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有權利要求從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這塊領土。……澳門至今還沒有歸還中國，並不等於讓中國人民容忍澳門遭受侵占的情況長期繼續下去……我們要警告澳門的葡萄牙當局，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6年前的中國，更不是400年前的中國。如果葡萄牙當局以為可以利用中國的和平政策，向偉大的中國人民進行挑戰，那就錯了。中國人民從來不允許挑戰者得逞，挑戰者必須自食其果。”
中國不斷壯大，一些人不免表現出焦躁情緒，認為是時候收回澳門了。對此，毛澤東依然以更高的角度，從全局出發，提出保持現狀的觀點。他說，澳門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我們還有用。而後針對澳門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
方針，即對澳門的未來作長遠打算，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采取足以改變澳門現狀的政策，同時要充分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
根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中國政府對澳門確定了相關政策，並具體實施：第一，對澳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政策，不允許內地進行的各種運動涉及澳門，影響澳門和社會的安定。如周恩來所釋，我們不能把澳門看成內地一樣，對澳門的政策同對內地的政策不一樣，如果套用內地的方法，一定搞不好。因為澳門現在還在葡萄牙統治下，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澳門要完全按資本主義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第二，以優惠價格大量向澳門供應日用品、食物、各種工業原料等。周恩來親自下令，“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來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為了完成這一重要的任務，中國在經濟困難時期也堅持履行了諾言。
1961年12月，印度政府以武力收回了被葡萄牙占領的果阿，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國家的矛頭借此指向中國，指責中國政府沒有收回香港和澳門，在反帝反殖民鬥爭中毫不積極。對於外國的極端評論，中國政府態度明確，表示“對於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曆屆中國政府同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要分別按其內容，或者承認，或者廢除，或者重訂”。並針對港澳問題進行首次公開聲明：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前維持現狀，例如香港、九龍、澳門問題。
“暫不炮轟澳門”為的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如此遠見卓識，表達了新中國對收回澳門的希冀與期盼，同樣顯示出新中國將繼續為收回澳門做不懈努力。
中葡建交
最早，中葡之間斷絕外交關係，是因為一個人的武斷。這個人就是1949年時任葡萄牙總理的薩拉——一個極右派，他極端的做法使得中葡之間本就不牢固的外交關係徹底決裂。此後的二十多年來，中葡兩國之間隻剩下澳門作為其中的紐帶，維持著不溫不火的外交關係。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外交事業開始突飛猛進地發展，與西方一些國家的關係開始有所緩和。這一時期，葡萄牙卻動蕩不安。1973年，在葡萄牙舉行的大選中，沒能結束獨裁者卡埃塔諾的法西斯統治。“人民民主運動”對政權和平演變失去了信心。中層軍官開始醞釀革命，稱為“尉官運動”。1974年4月25日，“尉官運動”發展成政變，以斯皮諾拉為首的“共和國救國委員會”，推翻了以卡埃塔諾為首的法西斯獨裁政權，斯皮諾拉就任臨時總統。
在政變過程中，軍隊隻受到保安部隊的少量抵抗，就占領了主要的政府部門、廣播電台、郵局和電話局。“葡萄牙的解放事實上未流一滴血”。士兵把石竹花插在步槍筒中，與歡呼的人群一起慶祝，政變由此得名“石竹花革命”。
葡萄牙新政府成立後，對待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初，公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表示願意駐派大使。之後，又發表聲明，主動放棄殖民主義，放棄國外所有的殖民地。這其中，也包括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澳門。當時，由於中國政府認為收回澳門的時機並不成熟，且在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並未與葡萄牙就澳門問題展開談判。當然，葡萄牙在外交態度上的轉變，無疑促進了中葡關係的發展。
1975年11月25日，葡萄牙右翼軍人勢力成功政變，由右翼首領恩尼斯出任葡國的新總統。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上，恩尼斯更為積極和主動。1976年，恩尼斯出席聯合國大會，與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見麵時，他談到中葡建交與澳門的相關問題，並希望兩國關係能夠朝著穩定良好的方向發展。
經過兩年多的友好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駐法大使韓克華與葡萄牙駐法大使安東尼奧·利英布拉·馬爾丁斯，共同簽訂了《中葡建交公報》。一直懸而未解的澳門問題，在公報中得到了初步解決。中國堅持“澳門是中國領土，定將歸還中國。至於歸還的時間和細節，可在將來認為適當時候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的立場，葡方表示“葡萄牙憲法沒有把澳門並入葡萄牙的領土，憲法隻把澳門看作是在葡萄牙管理之下。葡萄牙對於澳門地域管理的結束，將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之間進行談判”，在原則上支持中國立場。
中葡建交後，為體現“澳門是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葡萄牙必須遵守幾個重要規定：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為政府公眾假期；將“海外省政府”改為“澳門政府”；軍事上宣布澳門為“不設防城市”，撤離葡國派遣的海、陸空部隊，將“葡國司令部”改稱為“保安司令部”，社會治安工作基本上由以本地人組成的治安警察、特警部隊和水警負責；在外交上，非正式地撤銷各國駐澳領事館或辦事處，將之合並於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在進行設計領土或海域主權的重大工程前，須征詢中國方麵的意見；澳門總督出訪除事先請示葡萄牙總統批準外，須同時得到中國的批準。
這些舉措大大加快了中葡之間友好互訪的腳步。香港問題的優先解決更是為中國收回澳門增強了信心。1984年，中英雙方政府正式簽訂了香港聯合聲明，中國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恢複行使香港的主權。香港問題同澳門問題一樣，都曾是中國曆史上遺留下的問題。現在香港問題得以順利敲定，對澳門問題的解決產生了積極、重要的影響。
此後，中葡兩國之間的互訪逐漸增多。1980年3月，澳督伊芝迪應邀訪問北京。同年9 月，廣東省長習仲勳訪問澳門。1981年10月，新任澳督高斯達訪問廣州和珠海特區。10 月底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訪問澳門。12月廣州市長梁靈光等亦來澳訪問。1984年12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赴葡萄牙進行友好訪問。期間，李先念應邀遊覽裏斯本名勝佐治堡時，當地記者提及澳門問題，李先念的回答很簡單，他笑著說：“澳門是中國的！”僅僅五個字，一語中的——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恩尼斯訪問中國。雙方會晤時，鄧小平在提到：“中葡之間隻有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原則上在1979年已經解決”。恩尼斯的回答是，葡萄牙人願意友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在親切友好的會談中，雙方達成共識——保持澳門地區的穩定和繁榮，維護中國、葡萄牙和澳門人民的利益。
此後，中葡雙方發表新聞公報，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經過友好磋商，決定於1987年6月最後一周在北京就解決曆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會談”。新聞公報的發表，意味著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已經確定。接下來，何時提出收回澳門，如何與葡方進行談判，以及以什麽方式在澳門恢複行使主權成為了中心問題。
中葡建交，為解決澳門回歸問題鋪平了道路，同時，為中葡之間日後談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重要的談判
1987年6月的最後一周，是中葡雙方約定談判的時間。兩國對此都給予了高度重視。在葡方看來，從澳門的土地上撤走已經是無法改變的結局，他們更希望通過談判，盡量爭取拖延撤走的時間，以挽回些顏麵。對此，葡總理席爾瓦曾表示，澳門與香港不同，不存在條約問題，澳門若與香港同時收回，就意味著葡國也是用槍炮侵占了中國領土。香港的收回時間定於1997年，葡總理言外之意是澳門的收回時間一定要晚於香港。
當然，除了對中國收回澳門的時間很緊張外，葡方對土生土長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也很關注。“澳門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在中葡會談中需要慎重處理。澳門土生葡人隻有幾千人，其前兩三代可能是從葡國去的，葡不會放棄他們。”澳門土生葡人自幼受葡國教育，他們大多在澳門政府中的各部門任職，均把澳門作為自己的故土，非常關心澳門前途。然而，土生葡人完全不懂漢語，不識漢字，澳門回歸中國後，他們的地位和待遇問題是一大難點。對此，葡方決定把其加入談判當中，作為主要議題進行商議。
同樣，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準備談判事宜。相較葡方的疑慮，中方需要考慮的方麵更多、更細致。經過審慎地討論研究，中國政府提出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十一條基本方針政策。其中，對待澳門所特有的情況，還擬定了相關政策。例如，澳門土生葡人的問題。經過統計了解，澳門當時有土生葡人約九千人，他們世居澳門，並且多數具有中國血統。而他們持葡萄牙護照，自認是葡萄牙人。澳葡政府機構上層官員多隨每屆總督來去，所以中層官員多由土生葡人擔任，他們才是真正掌握政府機構運轉的主要部分。在律師、建築工程師等行業中，土生葡人也占多數。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低於來自本土的葡人，又比當地的中國人高，屬於相對穩定的中上層人士。從官員到職員，土生葡人的生活和主要經濟來源在澳門，幾乎不可能離開澳門。
基於這些情況，中國政府的計劃采取團結爭取的政策，歡迎土生葡人繼續留在澳門工作和生活。而在國籍問題上，中國決定尊重土生葡人的個人意願。也就是說，凡自認為中國人者，享受中國公民待遇，並保留葡萄牙證件，但在中國境內不能享受葡萄牙領事保護。凡自認為葡萄牙人者，仍可作為澳門居民，享受澳門居民的一切權利，並可以個人身份受聘在特別行政區政府中擔任某些職務。
收回澳門的具體時間，是談判的重中之重，主要決定權在中國一方。對此，中國政府認為不能太過草率，時間不宜過早，也不宜太遲，與收回香港的時間略為錯開即可。基於香港回歸的時間，中國政府照顧葡方的要求，把澳門回歸的時間定在1997年以後，但不遲於1999年，具體日期再與葡方談判商定。
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意味著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在與葡方談判的方針上，中方決定采取“香港模式”，首先明確澳門領土主權問題業已解決，在此前提下集中就收回澳門的方針政策和過渡時期的安排與葡方進行磋商，爭取澳門盡早進入過渡期。
隨著談判日期的臨近，中葡雙方公布了談判代表團成員名單。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外交部副部長)。成員：柯正平(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邵天任(外交部法律顧問)、柯在鑠(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諸樺(女)(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澳門司司長)、趙稷華(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葡方代表團團長：魯伊·梅迪納(聯合國常駐代表)。成員：努諾·洛雷納(駐香港總領事)、若澤·恩裏克斯·德熱儒斯(1979—1981年任澳門經濟協調政務司、時任葡衛生預防局局長)、若昂·德烏斯·拉莫斯(曾在葡駐華使館任職)、卡洛斯·加斯帕爾(外交部計劃和研究室顧問、總統民事辦公室政研助理處顧問)、若昂·阿森桑(法律專家)、瓦萊裏奧（葡國駐華大使）。
1986年6月30日，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進入第一階段。作為東道主，中方談判團團長周南以唐朝詩人孟浩然的詩句作為開場白“潮落江平未有風，蘭舟共濟與君同”，表達了希望中葡雙方能夠友好順利地完成此次談判。
在談判的第一個階段中，進行了第一輪和第二輪會談。會談開始時，中方提出了三項總議程的建議，即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有關問題；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後的安排；過渡時期的安排。對於中方提出的總議程，葡方表示完全同意。
之後，葡方團長重申了1979年中葡雙方就澳門主權問題達成的諒解，並宣讀了諒解備忘錄全文，說明1979年中葡建交時已經就主權問題達成諒解。澳門回歸的根本問題——主權問題已經取得雙方共識。中葡兩國的第一輪談判順利完成。
9月9日至10日，中葡雙方進行了第二輪會談。談判中，中方代表提出了三點原則：一、必須在本世紀末（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二、在恢複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前提下，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三、在恢複行使澳門的主權以後，按照“一國兩製”的方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在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繼續保留澳門的資本主義製度，50年不變。根據上述原則立場，中國政府在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之後，將在這一地區實行一係列特殊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時，設立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不實行社會主義的製度和政策，澳門現行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製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等。對此，葡方代表團表示同意。第二輪談判結束後，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以“漸入佳境”來形容第二輪會談所取得的進展。
當周南吟誦“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霞”，寄希會談取得更大突破時，卻遇到了瓶頸 。於10月21日至22日進行的第三輪會談中，中葡雙方在澳門回歸的時間上產生了分歧。澳門相較香港問題更好解決，1976年葡萄牙就主動申明澳門並非自己的領土，而是屬於中國的。葡方的態度很鮮明，也就是說中國一旦提出收回澳門的要求，葡方對此不會表示異議。基於此，盡管在時間上已有可拖延性的備案，中方代表團還是盡可能地爭取澳門回歸的時間。
然而，葡方在會談之前就做好了不同意中國於1997年收回澳門的打算。時任澳門總督的高斯達含糊其辭，澳門回歸的具體時間“應由兩國商定，不能單方麵地由一方指定”。而當時於葡萄牙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人巴度裏則公開表示，難以接受中國將於2000年之前收回澳門的意見，同時提出自認為最恰當的收回時間——2017年。除此之外，葡萄牙國內以及澳門的一些葡文報紙也相繼發表文章，支持於2000年以後再交還對澳
門的管治權。不得不說，當時的一些葡萄牙人的殖民主義意識仍然存在。
對於這個談判過程中的“插曲”，中方很快做出了反應。1986年11月7日，周南出訪葡萄牙，並做了明確表態：在20世紀末之前完成港澳回歸祖國大業，是中國人民的意願，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此後不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時更明確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是中國人民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10億人民不可動搖的立場和願望。任何關於2000年以後交回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
鑒於中國政府要求在本世紀末收回澳門的強烈態度，1987年1月，葡國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專門討論此事，原則上同意於1999年將澳門交回中國，具體日期定在12月31日。中方對葡方的決定表示歡迎，但同時表示，日期提前到12月20日。1987 年3月21日，葡總統蘇亞雷斯再次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接受了中方的建議。至此，中葡兩國在澳門回歸的具體時間上達成一致。
最關鍵的問題得以解決，此後的會談進行幾乎“暢通無阻”。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雙方在北京進行了第四輪會談，先後進行了六次公開會議和五次私下磋商。此輪會談的重點是圍繞葡國文化傳統展開的，出於對葡萄牙曆史、傳統與現實情況的尊重，中方對葡方提出的各項要求均予以照顧和支持。作為最後一個階段的談判，中葡雙方還針對很多細節問題進行協商。雙方談判代表團分為幾個工作小組，具體針對某些問題分別處理，為即將簽訂的協議的合理性和完整性提供了保證。
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從1986年6月30日起到1987年3月23日止，曆時近九個月，共進行了四輪會談，最終以雙方滿意的結果達成共識，為澳門順利回歸中國奠定了基礎。
1987年3月26日，這一天為中葡之間的談判畫上了完滿的句號。當日，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草簽儀式，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周南副部長和葡萄牙政府代表團長梅迪納大使，分別在協議書上簽字。那一刻，《聯合聲明》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以下簡稱澳門）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
1987年4月13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正式簽署儀式。兩國總理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文本上簽字。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國務委員姬鵬飛、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和參加中葡談判的兩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工作人員，以及葡外長德米蘭達等出席了簽字儀式。數十位澳門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了簽字儀式。
鄧小平在會見來華參加《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儀式的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時說，在不長的時間內，中葡解決了澳門問題，這為國際上處理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
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國人大常委會和葡萄牙國會分別於當年6月和10月批準了中葡聯合聲明。1988年1月15日，中葡兩國在北京互換了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批準書。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自即日起開始生效。
偉大的構想
澳門問題舉世矚目。中國政府通過各種場合闡明了自己的方針，明確指出：“對於解決澳門問題，我國的基本方針是，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並保持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一國兩製’同樣適用於澳門問題。當然，還要結合澳門的特殊情況，對我國解決澳門問題也將采取一係列特殊的政策。”
“一國兩製”即“一個國家，兩種製度”。“一國兩製”的最初構想，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提出來的。這一構想最初是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設，後來先後用於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和治理。
1978年10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家江藤淳時曾表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一番談話，透露出鄧小平已經把從實際出發放在了首位。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鄧小平的先知先覺，預示著“一國兩製”的構想必將在未來得到實現。
同年11月，鄧小平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首次提及統一後台灣的某些製度和生活方式的想法。他說：“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製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很明顯，“兩種製度”的想法，在此時已經萌芽了。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會議公報，指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麵前。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的建設做出積極貢獻。”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呼籲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表示在實現國家統一時，一定“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同一天，鄧小平在同美國參議員會麵時也明確指出：“台灣的社會製度可以根據台灣的意誌來決定。要改變可能要花一百年或一千年，我這樣說的意思是指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們不會用強製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社會。”中國的一係列的談話和態度表明，“一國兩製”的構想已見雛形。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出訪美國。出訪前夕，他在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時，談到了中國政府對台政策的構想。他說，我們尊重台灣的現實，台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係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這個問題可以長期來解決。中國的主體，也就是大陸，也會發生變化，也會發展。總的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鄧小平的一字一句，匯集成了“一國兩製”的核心。“一國”是“兩製”的前提和基礎。隻有堅持一個國家，即堅持一個中國、一個主權、一部憲法，才能真正地實現統一。
“一國兩製”核心已經明確，延展開的是更加鮮明的框架。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不變“，即統一後“台灣的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他指出，“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
在“一國兩製”的行程過程中，有一些特殊的名詞，比如“葉九條”、“鄧六條”。“葉九條”，葉字取於葉劍英。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
“鄧六條”，顧名思義，是鄧小平提出的。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同誌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又進一步闡述了實現台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構想（簡稱“鄧六條”）。早在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就首次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概念。他在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說：“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
從“葉九條”到“鄧六條”，“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更加完善和係統化，“一國兩製”的方針更加明確。其基本點為：一個中國；兩製並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
1984年，鄧小平又先後提出了有關“一國兩製”的重要思想，其中主要包括：“一國兩製”的主體是社會主義。“一國兩製”方針長期不變。用“一國兩製”辦法解決中國統一問題也是一種和平共處。
1984年10月，《瞭望》周刊發表《一個意義重大的構想——鄧小平同誌談“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對“一國兩製”構想首次作了係統報道。這一報道可以被視為“一國兩製”構想已基本確立的重要標誌。
在澳門回歸的曆程中，鄧小平始終投以關注的目光。1984年10月3日，即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後的第七天，時任中顧委主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港澳國慶觀禮團。會見即將結束時，鄧小平的耳畔傳來一聲“想請教鄧先生有關澳門的問題”。麵對澳門出入口商會會長吳榮恪提出的澳門問題，鄧小平思索了幾秒鍾，堅定地答道：“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期，同一種方式解決。至於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對香港有利，我現在還在考慮，現在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如此篤定的答案，意味著澳門同樣會按照“一國兩製”方式解決。
1985年3月，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製”確定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至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用“一國兩製”解決台、港、澳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正式確立。
1985年5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談話間，鄧小平氣定神閑地吐著煙圈，一副穩操勝券的模樣。他在談到中葡關係時說，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隻有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原則上已經在1979年兩國建交時達成諒解，隻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鄧小平一語中的，把兩國的關係拉得更近，使澳門問題清晰可見。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與埃亞內斯邊走邊談，輕鬆愜意。這樣的場麵與同撒切爾夫人會談時的“下馬威”截然不同。鄧小平還打破慣例，把埃亞內斯送出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三十多米。顯然，鄧小平心中早已有數，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澳門問題勢在必得。
想法變成現實，著實令人振奮。從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共中央組成了以外交部副部長周南為團長的強大陣容談判團，前前後後與葡方舉行了四輪談判。作為“一國兩製”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直關注著談判進程，並發出重要指示：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
最終，中葡就澳門問題簽訂了《聯合聲明》，使“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實現於久別祖國的澳門。
祖國，我要回來
杜嵐，濠江中學的校長。85歲的她，天天都在盼望著澳門回歸這一盛事。
回歸是澳門人的盛事，也是全球華人的喜事。愛祖國、愛民族是濠江中學的校訓，也是學校的優良傳統；因而，慶澳門回歸活動，是濠江中學近期除教學外的最重要工作。校長杜嵐笑著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半世紀的夢即將圓了，民族百年恥辱今朝得雪，天天樂不夠，怎能不精神振奮呢？”
杜嵐是位生長在黃土高坡的農家女，自小衝破世俗，扯去裹腳布，進入學堂讀書，走上街頭演講、演戲，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曾被譽為“陝北最勇敢的女孩”。在北京上大學期間，她以滿腔的愛國激情，參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濟會”等進步團體，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為抗日救亡而奔波的足跡。
三十年代末，杜嵐和愛人黃健(廣東中山人)來到澳門從事教育工作，自此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教育強國實踐。她創辦了婦女識字班、貧民學校，困難時期曾靠捐首飾維持生活也矢誌不移……詩句“雨雷風霜幾十秋，鬆喬蒼勁傲清流。愛心一片育桃李，此意悠悠意未休”。正是對她最好的描述。
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杜嵐老人此時心情激動，她在內心不住地呼喊：祖國，我要回來！
距離澳門回歸100天之際，澳門群眾用各種形式抒發著自己盼望回歸的心情。劉羨冰，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委、推委和各界慶回歸委員會副主席，在澳門百日回歸的當口，忙碌不已。年逾半百的她說，盼了半輩子的日子終於來臨了，高興，渾身都有使不完的勁。
有人曾這樣評價劉羨冰：當她拉開話匣子時，沒有講稿，也沒有提綱，語言僅僅是載體，帶給人們已略感疲倦的大腦皮層以陣陣興奮的，是她那種敏銳的思想及那些思想的發源地——她那透明的可以澄澈見底的心，一顆愛祖國、愛家鄉、愛澳門的赤子之心。
身兼數職的劉羨冰，對待每一個職務都是盡職盡責。作為一名老教育家，她在盼望回歸的同時，不忘撰寫有關澳門教育發展的著作。在迎接澳門回歸期間，《澳門教育史》、《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相繼出版。曾有人說澳門是文化的沙漠，的確，作為被殖民統治了幾百年的地方，在教育體製上是不完善的。對於這一點，劉羨冰想得很遠。她提出，要以《基本法》為準則，把十年基礎教育擺到應有的中心地位，把基礎教育的重點轉移到質量提高上，以保證未來人口素質。要以“全民教育”的理念，明確教育對象的全麵性；要有計劃、有重點推動教育改革，為“人的充分發展”的目標準備條件等等。
盼望回歸，劉羨冰激動地說：“祖國日益強盛，‘一國兩製’和平解決了澳門問題，即將開始‘澳人治澳’的偉大曆程，作為這一偉大事件的參與者，我在感受到幸福、自豪的同時，也意識到這是一個考驗。但回歸期間澳門人表現出來的愛國愛澳熱情令人信心倍增，有國家的支持、香港的榜樣，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無論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還是遷移至此的華人，他們都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真切地盼望著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祖國，我要回來！”簡單的一句話，卻能夠表達出他們的心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