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工人運動的開拓者——李啟漢
現代中國工人運動的開拓者
——李啟漢
（李啟漢的犧牲）其慘烈當為中國工人階級及本黨永遠不忘之事。
——中共為李啟漢所作悼文
李啟漢（1898～1927），湖南江華人，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最早的黨員，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幹事，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兼幹事局長。1927年4月中旬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
到工人中間去
“於昨日下午二時借白克路207號舉行成立大會，約有二百人出席。會議由一個名叫李啟漢的工人擔任主席。”這是1920年12月20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一份最新的情報材料。這也是李啟漢第一次出現在帝國主義反動當局的視線中。
李啟漢的身份並不顯赫，初中都是靠親戚救濟才得以讀完的。不過，憑借著自己的艱苦努力，李啟漢不僅完成了學業，掌握了先進文化知識，還接觸了先進思想，學習、了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起初，李啟漢等共產黨員開展的活動主要是麵向學生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黨員，進一步壯大革命隊伍。這些活動並未引起帝國主義當局的注意，真正讓他們開始關注起李啟漢的原因是發生在1920年秋天的事。
那時，李啟漢為了響應黨組織的號召，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革命思想。李啟漢認為，想要調動工人的革命熱情，讓工人深刻了解馬列主義、就要對工人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其對捍衛自身權利的意識。於是，他通過多方麵努力，辦起了一所工人半日學校。
不過，雖然學校辦起來了，報名入學的學生卻沒幾個。李啟漢獨自坐在空蕩蕩的教室裏，窗外是明媚的陽光，偶爾會傳來孩子玩耍時的嬉笑聲，一切看來是那麽美好。但是，他知道，這一切都是假象而已。揭開美好虛幻麵紗的真相是國家羸弱，任外人欺侮，若國不自強，那麽國家岌岌可危。他多麽想向民眾大聲疾呼，但是卻沒有人願意成為傾聽者。李啟漢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
老舊的木門“吱呀”一聲被人推開了。李啟漢循著聲音望過去，看到李中一臉笑意地向他走來。李中同李啟漢一樣，是響應黨組織號召深入工人群眾中做工作的共產黨員。
李中搬來一把椅子，坐到李啟漢的對麵，開口問道：“你知道為什麽工人們都不報名入學嗎？”
問題一出口，李啟漢就怔住了，他一直以為工人們不入學，是因為心中沒有家國天下，被封建思想束縛太久不知道抗爭。但此時聽李中這樣問道，他覺得也許是自己想錯了。
李中見李啟漢一臉呆怔，知道他肯定還沒有弄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歎了口氣，又說道：“工人一天要辛苦工作十幾個小時，回到家中還要為自己家庭費心，幾乎沒有多少休息時間。你認為，光跟大家說學習、說自強，就有用了嗎？工人和在校的學生青年可不一樣，他們要兼顧的事情有很多。你要多從工人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問題。”
李中的一番話猶如醍醐灌頂，李啟漢的眼中又出現了希望的光芒。他激動得給了李中一個大大的擁抱，開心地說著：“太謝謝你了！李中！我終於想明白了！
這之後，李啟漢為了更加深入地走到工人群眾中間，開始學上海話，並通過各種方法加入了青幫，利用幫會關係結交工人。很快，李啟漢就與上海各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們都愛與他談心。
通過與工人的深入交流，李啟漢了解到，工人每天上完工都非常疲憊，有的人為了多賺些錢偶爾還要再去打一份零工，根本無法再擠出精力讀書。根據這一情況，李啟漢決定把半日學校暫時改為上海工人遊藝會，用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工人在放鬆的同時接觸到先進思想與文化。
12月19日下午，工人遊藝會借白克路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到會的有上百人，除了上海各界工人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也派來代表前來參加。李啟漢作為大會主席，向廣大工人群眾解釋了辦學的宗旨和方針，他說：“什麽金錢萬難，勞工無能，我們都要改革，打破！”李啟漢鼓勵工人們團結起來，隻要團結到一起就會形成強大的力量。他還勸導工人努力學習，用知識武裝自己。
這次會議非常成功，雖然導致帝國主義當局對李啟漢的注意，但是卻對工人遊藝會的宣傳動員起到了很大作用。1921年春天，半日學校重新招生的時候，報名的工人明顯有所增加，半日學校順利開學。半日學校不同於其他學校，課上不講古文，不學名人著作，更不念四書五經。上課時，老師與學生圍坐在一起聊社會現狀，聊各自生活，老師會告訴他們該如何麵對困境，學生會告訴老師工人疾苦。偶爾，他們還會在教室裏聽京戲。京劇“咿咿呀呀”的聲音從留聲機裏傳出來，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快樂。
半日學校對於工人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學校，更是心靈的港灣。在這裏，沒有階級，沒有壓迫，人與人之間隻有平等與友好。通過學習，他們掌握了一些文化基礎，認識到工人階級隻有團結起來向剝削階級鬥爭，才能改善生活待遇，才能獲得最後的解放。
領導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次罷工運動
上海英美煙廠老廠機車間的監工是個外國人，對中國工人極為不尊重，時常克扣工人工資，打罵工人。1921年7月20日，不甘受洋監工侮辱的工人們憤然罷工，以示抗議。22日，新廠機車間工人為了支援老廠機車間的工人，也舉行罷工。英美煙廠的廠主非但沒有意識到錯誤，還將老廠機車間的工人代表關進了警察局，瞬間激起公憤，新老廠八千多名工人全部衝出機車間舉行罷工。
工人們沒有鬥爭經驗，罷工沒持續多久，大家就開始猶豫不決。正在這時，李啟漢受黨組織安排來到了他們中間。
李啟漢將工人們召集到一起，勸說大家要將罷工堅持到底。有些工人擔心罷工隻會讓自己丟了飯碗，提出異議。李啟漢聽了也不批評，隻是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說，為什麽大家一年到頭天天辛苦工作，卻越活越窮，而廠主什麽都不幹卻越過越富？”那個工人聽後，搖了搖頭，李啟漢告訴他答案，道：“那是因為廠主這些資本家以剝削你們的血汗來獲取財富！”
話音一落，人群**起來，大家都向李啟漢聚攏過來，爭先恐後地向李啟漢深入詢問。李啟漢為大家算了一筆賬，這一算，廠主果真欠下工人許多賬。在李啟漢的努力下，工人們的鬥誌又高昂起來，再次積極地投入到罷工運動當中。
全上海，乃至全中國的第一次罷工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在李啟漢的領導下，工人不分幫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團結在一起與資本家鬥爭，爭取自己的合理權益。李啟漢與十幾個工人代表組建了工人代表會議，還租了一間房子做辦事處。工人們徹底擺脫了過去那種“群龍無首”的狀態，罷工運動開展得極為順利。眾人高喊“還我血汗”的口號，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遊行。整個上海上空都回響著工人們雄壯的口號聲。
罷工運動的勝利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的。在罷工期間，有些工人的信念會動搖。麵對這種情況，李啟漢常向大家講解“勞工神聖”的道理，鼓勵大家勇敢地反抗壓迫，爭取自身權利。許多內心動搖的工人朋友聽了李啟漢的話後，都堅定了信念，決定就算再艱難也要堅持下去。就這樣，李啟漢成了罷工工人最信賴的朋友，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小李先生。
這日，李啟漢正坐在辦事處裏起草宣傳罷工用的文稿，一個工人代表急慌慌地跑來，告訴他廠主拒絕了工人們提出的複工條件。聽完後，李啟漢停下筆，皺起眉頭沒有說話。那個工人代表急得滿頭大汗，緊張地看著李啟漢，像是怕李啟漢待會兒開口說“我也無能為力了”。
李啟漢當然沒有說喪氣話，他拍拍代表的肩，安慰道：“不要著急，你去召集其他幾個代表過來，我們開個會。”說完，那個代表就離開去通知其他人。李啟漢踱步走到窗前，看著窗外忙碌的上海街道，陷入久久地沉思。
沒多久，十幾個代表都到場了，神色都很凝重。其中一個沉不住氣的，一上來就問道：“小李先生，這可怎麽辦啊？工廠主那裏不讓步、不給工資，工人們不能一直餓肚子啊。”其他代表了聽了這話也都附和著說：“是啊，是啊。”
李啟漢看著眾人擔憂的神情，開口說道：“若大家問我怎麽辦，那我就說——堅持下去！大家的擔憂，我都理解。但是大家請仔細算一算，我們罷工一天，每人隻損失二三角錢，勒緊褲腰帶，打打零工就扛過去了。但是資本家不一樣，停工一天他們就要損失幾萬元，日子久了他們是會活不下去的。所以，隻要我們堅持下去，勝利就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就這樣，在李啟漢的號召下，工人們依舊保持著高昂的戰鬥熱情，與資本家抗爭。
事情的發展果真如李啟漢所說，十幾天過去後，資本家就堅持不下去了，因為工人停工，工廠的訂單都沒有按時完成，資本家損失了一大筆資金。為了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廠主終於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複工條件。中國工人的第一次罷工運動勝利結束。
這次罷工的勝利意義非凡，它標誌著工人階級的新覺醒，並激勵全國各地的工人與資本家抗爭。在它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工人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相繼爆發。
戰鬥到最後一息
英美煙廠工人罷工運動勝利結束後，李啟漢又先後組織過多次罷工運動。這其中有勝利，也有失敗。失敗時，李啟漢隻會懊惱，卻從不沮喪，他在懊惱中總結經驗，為爭取下一次勝利而努力。
1922年初，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李啟漢應要求前去支援。此次罷工活動受到英國當局的多方阻撓，李啟漢甚至被抓到警局，拘禁了幾天。帝國主義的拘禁和威脅都組織不了李啟漢帶領工人鬥爭的腳步。3月的時候，在李啟漢與香港海員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海員罷工取得勝利。
李啟漢多次領導工人罷工的行為，引起了在中國租界裏的帝國主義當局的憤恨。1922年6月1日，帝國主義當局控告李啟漢：“於1922年4月25日煽動郵局職工罷工”、“於同年5月13、20及27日，在他所編的《勞動周刊》上，發表含有煽動性的和引起糾紛、擾亂治安的文章”，並勒令巡捕房將其逮捕，判刑3個月。刑滿後，李啟漢於9月被帝國主義引渡給軍方監禁。直到1924年秋天，江浙戰爭爆發，軍閥忙於內戰，經黨組織多方營救李啟漢才得以重獲自由。
出獄那天，鄧中夏和李立三等人前去監獄接李啟漢。李啟漢從監獄大門走出，緩緩向他們走來。直到李啟漢到走到他們麵前，鄧中夏等人才敢確認麵前這個人是李啟漢。李啟漢身形消瘦，衣衫破舊，領口**的皮膚上布滿無法痊愈的傷疤，與過去那個儀表堂堂的知識青年的樣子判若兩人。但唯有那雙眼睛，還散發著熱情的光芒。
鄧中夏為了慶祝李啟漢出獄，寫下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名為《啟漢出獄——喜極而泣，詩以誌之》，並在《中國工人》第二期發表消息，讚揚李啟漢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勞動運動的健將”。
兩年的牢獄之災並沒有澆滅李啟漢的革命鬥誌。經過短期修養，他又勇猛地投身到革命戰鬥當中。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並很快席卷全國。為了給五卅慘案的元凶英帝國主義以有力的打擊，中共廣東區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於6月上旬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以實際行動聲援這場反帝愛國運動。
6月19日，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爆發了。此次罷工運動規模之大，曆史罕見，罷工開始不到15天，罷工人數猛增到25萬，有十幾萬人浩浩蕩蕩離開香港來到廣州。為了解決罷工工人來到廣州以後住宿和吃飯問題，李啟漢和李偉明多次向廣州政府申請援助，最終得到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援助。
為適應反帝愛國運動的發展，要求進一步將罷工工人組織起來。中華總工會主持下召開了省港罷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並於7月3日，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罷工委員會設立幹事局作為日常辦事機構，李啟漢擔任幹事局局長。
哪裏有工人群眾，哪裏就有李啟漢。在工人的人群中，你總能看到一個穿著一套三個口袋的藍色工人服的身影，那就是李啟漢。他總是操著有些他家鄉口音的廣東話，向工人們噓寒問暖，了解情況。李啟漢還考慮到許多香港來的工人在廣州沒有親戚，生活無依無靠，冬天到來時，將麵臨受冷挨凍的境況，便籌措資金，預先為罷工工人定製了2萬條棉被、15000條土布鬆花褥子、4萬件棉衣。
1925年8月20日，一直支持工人運動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暗殺。一時間，不論是國民黨內部還是工人階級內都引起了軒然大波。李啟漢聽說後極為悲憤，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上，發表了慷慨激昂地演講，痛斥反革命派的卑鄙行徑，他對會上所有工人代表以及各界人士說道：“（我們）絕不能因此灰心，應更向前奮鬥”，“帝國主義走狗和反革命派，很多潛伏在廣州市，以冀破壞我們罷工團結。我們應更加團結，努力奮鬥。”
為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堅持罷工鬥爭，加強罷工隊伍內部與外部的團結，中共廣東區委和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決定整頓和統一香港的工會組織，並決定由李啟漢兼任即將成立的香港總工會黨團書記。
香港工會組織水平良莠不齊，要想實現統一，必須要對廣大職工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李啟漢與鄧中夏二人經常遊走在各工會間，向工人們講解為何要統一公會，向他們講述公會的基礎。針對個別不了解工會的工人，他們常耐心、認真地與之談心、溝通，提高他們對統一香港公會的認識。
1926年4月，香港運輸工會聯合會成立。至此，香港工會的兩大組織聯合在了一起，大大增強了工會組織的統一陣線。同月15日，在李啟漢、鄧中夏等人的努力下，香港各界工會代表大會隆重召開，選舉產生了香港總工會。至此，香港工會的統一運動，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省港大罷工結束後，罷工委員會的一切機關仍舊運作，李啟漢繼續在廣州主持大罷工的善後事宜。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國民黨右派及帝國主義走狗在廣州開始製造各種報複行動。李啟漢帶領眾人勇敢地與之抗爭，堅決維護廣大工人的利益。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整個中國瞬時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其中，廣州的形勢更為險惡。許多同誌都勸說李啟漢盡快轉移，暫時躲避一陣。但李啟漢卻堅決不離開工作崗位，仍舊為革命奔走呼告，研究部署對策，力圖挽救革命危機。
4月的廣東已經告別了寒冷的冬天，迎來溫暖的春天。但共產黨人的冬天還沒有結束。廣東的國民黨反動派出大批軍警，到處搜捕、殺害中共黨員、青年團員、革命工會領袖和左派學生，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與省港罷工委員等機關也被敵人查封。
4月15日淩晨，街道蕭索，偶有幾聲犬吠響起，昏暗的路燈將夜映襯得更加詭譎不安，一陣涼風吹過，仿佛可以聞到殘留在空氣中的血腥味道。李啟漢家的大門“吱呀”一聲打開，李啟漢謹慎地從裏麵走出來。他低著頭，疾步走上大街。忽然，一群人從暗巷中走出，攔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個帶頭的，陰陽怪氣地道：“李先生，跟我們走一趟吧？”
李啟漢心知今天是逃不掉了，坦然地看向這群反動派特務，開口命令道：“帶路。”
帶頭的特務被李啟漢不卑不亢的態度震懾住，怔了幾秒，才慌張地對手
下人說：“還不把他給我抓走！”
就這樣，李啟漢被國民黨反動逮捕，並被秘密殺害，時年29歲。中共在悼念文中指出，李啟漢等同誌的英勇犧牲，“其慘烈當為中國工人階級及本黨永遠不忘之事”。
“問誰敢擊中流楫，舍卻吾儕孰與儔！”——李慰農
在青島大罷工中犧牲的王倫，就是李慰農。他是中央派去青島領導工人運動的，是一名黨性很強的好同誌。
——周恩來
李慰農（1895～1925），生於安徽省巢縣，1919年秋，李慰農與蔡和森等50多人一起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1923年，李慰農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李慰農奉黨中央指示回國，被分配到山東工作。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力量，中共山東省委派他去青島。他到任後，立即參加了全市黨組織的領導工作，整頓和發展地方黨組織，領導開展工人運動。7月26日，李慰農在去小鮑島召開秘密會議時被反動軍警逮捕。29日，李慰農在青島團島海濱的沙灘上被反動軍警秘密殺害，時年30歲。
立誌興農
李慰農原名李爾珍，1895年9月23日出生於安徽巢縣廟崗鄉油坊鄭村。油坊鄭村位於浮槎山東麓，這裏鄉村一直貧窮落後。李慰農自幼家境貧寒，父母望子成龍心切，省吃儉用將他送進私塾，9歲的李慰農進入塾館讀書。塾師韋恒知道他家艱苦，為他起名“爾珍”，要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接著，他又就讀於地方名師李福怡、鄭暢初門下。李慰農發憤苦讀，表現出不平凡的才華。
李慰農高小畢業後，回鄉擔任小學教師。他自幼生活在貧苦農民中間，目睹農村破產和農民流離失所的慘狀，立誌要拯救廣大農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平時還攻讀了《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書籍，一門心思振興農業，以改變家鄉的貧窮麵貌。於是，在樸素的“農業救國”思想指導下，他鄙棄社會上歧視農民的風氣，於1912年考取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為實現自己的抱負，立誌攻讀農業科學。赴校前夕，他更名“爾珍”為“慰農”，以名明誌。在第二甲種農業學校，他以天下為己任，刻苦攻讀，學業進步很快。還曾吟詩言誌，抒發“高風輕勢利，大節傲王侯”的壯誌情懷。現存遺詩二首：
遊石乘輪出發
浩浩長江天際流，風吹樂奏送行舟。
問誰敢擊中流楫，舍卻吾儕孰與儔！
登太白樓
此地樓何造？名沉太白愁。
高風輕勢力，大節傲王侯。
一醉長江水，千秋采石頭。
翠羅空悵望，把酒且邀遊。
1915年夏，李慰農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任農場管理員。隨後不久，李慰農與同鄉大邱村農家姑娘邱以珍結婚。李慰農留校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普及之時，他受陳獨秀《安徽俗話報》、高語罕《白話書信》等書刊影響，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之前，他曾天真地設想要以農場為基地，探索改造中國農業的出路。但是，當他受到安徽新文化運動發起人高語罕的啟發，特別是聆聽了惲代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講演，李慰農開始認識到：“農業救國”的主張是行不通的，隻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才有希望。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李慰農成為蕪湖學界的領袖人物。他奔走疾呼，促進蕪湖各界聯合會的成立，推動了蕪湖愛國運動的發展。時值江西宜豐縣農民為反抗土豪劣紳，舉行芳溪暴動，他聞風而動，參加了這場鬥爭，寫下了芳溪暴動的曆史資料。不久，“華法教育會”在蕪湖招收留法勤工儉學學生。24歲的李慰農報名考試，並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列入了蕪湖地區首批留法學生名單。
旅歐求索
1919年12月25日，李慰農告別了年邁的雙親和新婚的妻子，與蔡和森等50餘人由上海乘船去法國，1920年2月初到達巴黎。
在法國，李慰農進了蒙達尼一家製造鞋刷子的工廠做工，因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他身在海外，聯想到災難深重的祖國，更加堅定了獻身革命、改造國家的決心。他邊勞動邊學習，在每天8小時緊張勞動之餘，他不但努力補習法語，還自學了德語和俄語，借以方便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
在李慰農剛到巴黎時，先期留法的李富春等發起組織了“勤工儉學勵進會”，即聯絡安徽的李慰農、楊士彬加入該會。1920年8月，該會改名為“工學世界社”，確立了以“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宗旨，社員發展到30多人。“工學世界社”除組織社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外，還成立了“工學世界通訊社”，向國內發稿，報道留法勤工儉學和華工運動的情況。李慰農積極參加這些活動，成為頗有理論根底和活動能力的骨幹分子。
1921年春，趙世炎、周恩來等在法國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0月，又開始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6月3日，在巴黎西郊召開了旅歐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參加者有旅法、德、比等國代表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等18人。會議決定將團組織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舉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組成中心執行委員會，由趙世炎任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李慰農被指定為蒙達尼方麵負責人。
1923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旅歐少共”改為“中國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成立了旅歐支部，選舉周恩來為書記，李慰農為總支部的成員。1923年，李慰農被由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中國革命旅歐組批準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在國外期間，李慰農繼續研究農民問題，經常為周恩來主編的《赤光》撰稿。由於他一貫關注農民問題，經常找留法同誌探討農民問題，校同誌們譽為“農民博士”。
1923年11月，李慰農和劉伯堅等10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周恩來護送到柏林，然後轉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坐落在高爾基大街的東方共產主義運動大學，是根據列寧的建議於1921年秋開辦的。在這所專門培養東方各國、各民族革命幹部的學校裏，專設了一個中國班，共有123名學員，分設22個學習組，建有中國學員支部。李慰農被指定為第一組組長。
李慰農在法國自修俄語，根底紮實。來到東方大學後很短時間，他就能在課堂上直接聽懂俄國教師的講課，並且能夠嫻熟地使用俄文做筆記。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等必修課，他都取得了優秀的學習成績。他還精讀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寫下了一本本的學習筆記，為他日後回國領導組織革命鬥爭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李慰農在黨的培養下，在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的故土上逐漸成長起來，時刻準備聽從黨的召喚為祖國的自由解放而戰鬥。
搏擊在工運的浪潮中
1925年1月，李慰農奉黨中央指示，回到了闊別五年的祖國。他急切地去上海向黨中央報到，要求分配工作。1925年4月，李慰農奉命抵達青島，以膠濟鐵路總工會宣傳指導員的身份化名“王倫”來到四方工業區，不久，就由山東地委書記尹寬分別召開了四方機廠、各日本紗廠和水道局的黨員、團員工人積極分子座談會，將李慰農向與會人員作了介紹，聽取了對目前工運工作的反映。接著便在四方機廠西公司工人宿舍建立了四方村黨支部，李慰農任書記。
李慰農生活在工人群眾中間，很快就和他們建立密切關係。他的生活十分儉樸，甚至低於一般工友的水平。山東省委每月發給14元的生活補貼，他節省下大半照顧生活困難的工友。他一個人住在四方村荒野中的工棚裏麵，大家都非常關心他的食宿和安全。因他安徽口音重，工友們不讓他出去吃飯。主動將飯菜送到住處。晚上去夜校講課時、工友們對他倍加保護。
李慰農到青島時，正是大康等幾個日商紗廠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加緊醞釀罷工之際，而且在鄧恩銘同誌的具體領導和四方機廠工會的帶動下，各廠已先後成立了工會。4月中旬的一天，大康紗廠秘密工會的會員名冊被廠警搜去交給了日本資本家。資本家據此非法逮捕了三名工會代表，拘禁在廠內肆行拷打。全廠工人聞訊後十分氣憤，提前停車收工，找到日本廠主強烈要求釋放工人代表。資本家不僅置之不理，反而揚言要武力鎮壓。
李慰農聽了大康紗廠工人代表的匯報後，對形勢做了認真的分析研究，認為皖係軍閥鄭士琦的勢力正受到奉係軍閥的排擠，有被趕出山東的可能，而親日派軍閥張宗昌的勢力正在進入山東，一時也無力顧及罷工，因而罷工時機已經成熟，應立即舉行罷工。
4月19日，大康紗廠工人首先吹響了青島日本紗廠第一次大罷工的號角，罷工開始後，李慰農一直置身於工人中間，密切地注視著日本資本家的動向，緊緊地掌握罷工工人的思想變化，以便采取相應偽鬥爭策略。罷工的當晚，他召開會此組織了廠罷工領導機構，分設了秘書、交際、會計、庶務、組織、宣傳、交通、糾察、講演、捐款分配、軍警接待等十一個小組。
罷工領導機構向廠方提出了承認工會、增加工資、對工人一律平等16項要求。對此，日本資本家不但拒絕而且勾結青島反動當局，調來大批警察和保安隊包圍了大康紗廠，斷絕了工人的飲食，封閉了工人宿舍，企圖迫使工人屈服。雖然工人們一天隻能吃到6個銅板的食品，並露宿街頭，但戰鬥情緒異常高昂。
日本資本家轉而采取收買利誘、分化瓦解的詭計，揚言：“凡在罷工期間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資六成，在風潮開始後上工者，增加工資八成，風潮將息先上工者，永遠增加工資四成”。工人們仍不為所動。
為了擴大罷工的聲勢，李慰農又派人去各紗廠聯絡，支援大康紗廠的罷工鬥爭。經過認真的準備，內外棉、隆興兩個紗廠的工友，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發表了宣言：“誓為大康紗廠工人的後援！”
同盟大罷工實現了，這對大康紗廠的罷工鬥爭是有力的聲援。為了動員社會輿論，四方機廠支部書記傅書堂拜訪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先生。請《公民報》支持工人的罷工鬥爭，胡先生當即表示感謝共產黨對他的信賴，願以筆為武器與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展開鬥爭。隨即在《公民報》第一版開辟《工潮專載》一欄，公開報道罷工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反動軍閥殘酷鎮壓工人的罪行。胡信之先生的正義行動大大鼓舞了堅持罷工鬥爭的工友。《公民報》也由此引起社會上廣泛重視，銷售量猛增。
在這期間，鍾淵、富士等日本紗廠也相繼舉行罷工，6天之內參加罷工的總人數上萬名。消息傳出，全國各地工人紛紛聲援。上海日本各紗廠工人發表了聯合宣言，全國鐵路總工會號召工人“以實力相助”。由於罷工聲勢迅速擴大、日本資本家再次勾結青島反動當局企圖出兵鎮壓，4月25日，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要求北洋軍閥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鎮壓罷工風潮。
在李慰農的堅強領導下，全市工人緊密團結，加之全市乃至全國人民的大力聲援，致使敵人不敢輕舉妄動，日本廠主迫於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隻好答應工人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撫恤受傷工人”、“不毆打及辱罵工人”等九項複工條件。至此，堅持22天的大康、內外棉、隆興等3個日本紗廠工人的第一次罷工鬥爭取得了完全勝利。
為了進一步顯示工人階級的力量，提高廣大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勇氣，李慰農組織3個廠的工會於5月10日下午在四方召開了有1萬多人參加的慶祝罷工勝利大會，會後又舉行了遊行示威，以大康、內外棉、隆興3個紗廠工會的牌子為前導，其後是樂隊和長達數裏的遊行隊伍，此舉大長了工人階級的誌氣。瞿秋白當時曾撰文《帝國主義之五卅屠殺與中國的國民革命》，對這次大罷工予以高度評價：“這是青島工運史上史無前例的大罷工，給日本帝國主義重大的打擊！不但對於日本，並且對於各國帝國主義者都是很可駭懼的勢力!”
5月中旬，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結束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劉少奇到青島視察工遠工作，任在海岸路18號四方機廠西公司職工宿舍。李慰農向劉少奇詳細匯報了青島工人運動的發展狀況。劉少奇指出：“青島的工人階級經受兩代帝國主義的壓榨剝削，生活格外苦，應該團結起來，成立工會，擰成一股繩，形成一個拳頭，這樣才有偉大的力量。黨的活動要嚴些，但是必須把工會抓起來。工會是工人的台柱子，工會要把全體工人緊密團結在自己周圍。動，大家一齊動；停，大家一齊停。有領導有組織地向反動勢力作鬥爭。”劉少奇還分析了目前形勢的可能發展趨勢，認為“這次紗廠罷工雖然取得勝利，但你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麵前的帝國主義是隻惡狼，反動軍閥是條瘋狗。我看紗廠很可能發生第二次罷工。”
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李慰農連續召開幾次會議，對日本紗廠工人第一次罷工作了認真的總結，使大家認識到，紗廠工人第一次罷工的勝利是暫時的，日本資本家決不會甘心失敗。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思想準備。果然，複工後日本廠主不但不履行複工條件，反而製造種種借口向工人挑釁，並用收買拉攏等手段對付工人。對於經過大罷工鬥爭鍛煉更加鞏固的工會，日本廠主更是十分痛根。他們製造謠言挑起事端，用手槍打傷數名工人，勾結軍閥扣押工會辦事人員，開除工人代表50餘人。全體工人在李慰農的領導下，團結得更緊密，工會不但沒有停止活動，反而更加強大和鞏固了。同時，李慰農也預感到，日本廠主用經濟和政治兩種手段都未能阻止工人的罷工鬥爭，下一步很可能使用武力鎮壓。
事態的發展不出李慰農所料，5月25日，青島反動當局秉承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決定先解散3個紗廠的工會，李慰農得知後，立即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工會文件一律收藏好，停止辦公一日，派出糾察隊傳遞消息，如果工會牌子被摘，大康、內外棉、隆興三個廠同時停車不出廠，直至牌子歸還為止。
25日下午，青島市警察廳長陳韜氣勢洶洶地親率大批軍警包圍大康紗廠，摘去工會牌子，各紗廠的日本資本家也不斷向工人開槍示威。這時，工人們忍無可忍，情緒十分激憤。3個紗廠的工人全部停車罷工，抗議日本廠主勾結警察廳鎮壓工人的罪行，當陳韜竄到車間向工人訓話時，遭到了工人異口同聲的斥責，並堅決要求歸還工會牌子。陳韜在工人的嚴厲斥責下，直到晚上9點才不得已歸還了工會牌子，悄悄溜走。
第二次罷工使日本帝國主義大為驚慌。5月2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約見北洋軍閥政府外交總長，請求“急派在濟南之山東督辦張宗昌之軍隊”，去青島“保護”日本紗廠。同時又威脅說：“如果中國不能取締不法之暴動，則日本出於自衛手段，實屬勢曆當然”。5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由旅順口派出兩艘驅逐艦到達青島，並從佐世保派出“管內”、“點呼”兩艘巡洋艦及“龍田”軍艦，裝載軍需品及陸戰隊200人，隨時準備來青鎮壓工運。張宗昌也給膠澳督辦溫樹德下達了屠殺青島工人的命如“地方官憲有維持治安的權力，有必要即可開槍”。
5月29日拂曉，溫樹德調動軍苔和騎兵3000多人，包圍了四方3個紗廠和工人住處，封鎖了交通要道，隨後，強行封閉了3個紗廠的工會，勒令工人出廠。英勇頑強的工人手持鐵棍，與反動軍警展開了搏鬥。海軍陸戰隊在溫樹德授意下，對內外棉、隆興紗廠的工人開始了血腥屠殺。日本人也在樓上暗中向人群開槍，中彈的工人撲倒在地。在這次屠殺中，共有8人犧
牲，17人受重傷，75人被捕，3000餘人被押解回原籍。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反動軍閥創造的震驚中外的“五二九”青島慘案。第二天，上海又發生了“五卅慘案”。
這兩起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反帝愛國鬥爭的浪潮。李慰農及時寫信向劉少奇匯報，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青島的實際情況，及時地改變鬥爭策略和鬥爭方法，迅速組織成立了“青滬慘案後援會”。他以四方機廠工人積極分子為骨幹組成“募捐宣傳隊”，在青島、膠縣、高密、坊子、張店、濟南等地進行廣泛的宣傳，揭露慘案的真相，控訴內外反動勢力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這些宣傳活動加強了工人、學生和農民之間的團結，取得了各界群眾的支援。農民紛紛揮淚捐錢捐糧；當時在青島大學讀書的羅榮桓等人，積極發動學生罷課，義演募捐，勸銷戲票，將全部收入接濟了死難工人的家屬。“五卅慘案”後，青島學生自治會派羅榮桓去上海，向各界揭露日本資本家和張宗昌屠殺工人的罪行。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也匯來捐款2200元救濟失業工人。
與此同時，李慰農還積極動員民族資產階級和新聞界中的愛國人士參加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在李慰農的鼓勵下，胡信之先生主辦的青島《公民報》大量地報道了罷工的消息。在罷工受挫的關控時刻，《公民報》上連載《共產黨宣言》和罷工消息，這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鼓舞工人的鬥誌起了重大作用。同時，胡信之還以“社論”等形式在報上揭露資本家和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狼狽為奸的醜忍麵目。
經過李慰農的周密組織，從6月初至6月底，青島各界開展了一係列的鬥爭。這些活動充分反映了李慰農助組織才能。青島慘案發生後，日商紗廠資本家反動氣焰日趨囂張，對工人的統治越來越狠毒，規定在廠內不推兩人交談，上廁所必須有人跟隨，取消30分鍾的吃飯時間。並且經常無故打罵、開除工人，用大量童工和從農村新招來的工人頂替原有工人等。對此，李慰農發動和領導大康紗廠工人於7月23日再次舉行罷工，內外棉、隆興等廠也於24日奮起響應，形成了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第三次罷工**。
為黨獻身照亮後世
為鎮壓這次罷工，張宗昌決意親自到青島指揮。李慰農聞訊後迅速部署黨的各級組織和工會作了應付事變的準備。7月25日，張宗昌果然來到青島。當晚日本駐青領事、日本紗廠資本家和青島買辦資本家等花了6000元在東萊銀行客廳盛宴張宗昌，並以30萬元巨款作為張宗昌鎮壓青島工潮的報酬。對此，胡信之立即在7月26日的青島《公民報》上加以揭露。
由於事態緊急，7月26日晚，李慰農在小鮑島秘密召開會議，籌劃應變對策。這時傅書堂發現敵警活動異常，迅速來向 李慰農報告，勸他提防。但李慰農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囑噸傅書堂：“目前刻不容緩的是警惕起來，保衛工會！”
當天夜晚，便衣軍警已將下四方村河西岸一帶嚴密包圍，挨門逐戶搜索。李慰農在回家途中發現情況異常，意識到敵人是為抓他而來的，如果隱蔽起來，為時並不晚。但他想到家裏的大宗機密文件，一旦落入敵手，將給黨造成莫大損失。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趕回家中，把所有文件點火燒掉。當軍警破門闖入屋內時，隻剩下一堆灰燼。隨即，李慰農被捕了。
7月27日，張宗昌又命令他的後方司令任錫吾，率大批軍隊和保安隊包圍了大康、內外棉、隆興3個紗廠，封閉“膠濟鐵路總工會”、“膠濟鐵路滬青慘案後援會”和“青島市總工會”，將四方機廠和各紗廠工會搗毀。
7月27日深夜，敵人在泰安路軍法處審訊李慰農。敵軍法處長衰致和對李說：“你可知道，毀了日本人的買賣，張督辦（張宗昌）是不答應的！”又問李慰農到青島的目的是什麽，李慰農斬釘截鐵地回答：“青島是中國的青島，是山東的咽喉。我要和青島人民一道，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袁致和以死威脅李慰農：“看你長了幾個腦袋！”他毫不示弱地回答：“腦袋，隻有一顆，可革命者是斬不盡殺不絕的！”敵人又要李慰農供出在青島的“同黨”，李慰農答道：“青島的工人全是我的同黨！”
敵人無奈義把已被折磨得遍體鱗傷的胡信之用大竹筐抬了進來，企圖嚇唬李慰農。李慰農走上前去，輕輕扶起胡信之的頭，一邊呼喚他的名字，一邊用衣袖擦拭他蒼白臉上的血跡。胡信之睜開眼睛，認出是李慰農，便雙手緊緊抱住李慰農的胳膊，這時李慰農壓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大聲斥道：“在胡信之先生身上得不到的東西，也休想從我這裏撈到半點！”
敵人無計可施，又把李慰農拖到地下室，用皮鞭輪番毒打，但是這位瘦削文弱的共產黨員，卻有著鋼鐵般的意誌，他沒有呼喊，也沒有流淚，更沒有吐露黨的機密。
敵人最終向李慰農下了毒手，他們害怕公開處決李慰農會引起新的罷工怒潮，便在1925年7月29日拂曉，將李慰農秘密押赴刑場。一路上，他高唱國際歌，。最後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年僅30歲的李慰農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李慰農是青島第一個為革命獻身的共產黨人。當噩耗傳到上海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執委擴大會，總書記陳獨秀提議暫停會議，為烈士致哀。會議還做出決定，廣泛搜集李慰農烈士事跡，編成宣傳材料，號召全黨學習。
時任全國鐵路總工會黨的領導人羅章龍，聞訊寫下悼詩：“黃海帥旗李慰農，沉雄遠略兼雍容。山東革命勳名懋，不廢江河一代宗。”周恩來1928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一次深情緬懷李慰農說：“在青島大罷工中犧牲的王倫，就是李慰農。他是中央派去青島領導工人運動的，是一名黨性很強的好同誌。”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誌未窮”——何孟雄
當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龍江作楚囚。
萬裏投荒阿穆爾，
從容莫負少年頭。
——何孟雄《獄中題壁》
何孟雄（1898～1931），湖南省炎陵縣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50餘名黨員之一，北方工人運動的革命領袖。1913年考入長沙嶽雲中學。1919年在北大讀書時，投身“五四”運動，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1年起，先後擔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中共唐山市委書記、武漢市委組織部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後，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13年1月被國民黨當局秘密殺害。
“調皮”學生心懷大誌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出生於湖南省炎陵縣一個小鄉村，他原名定禮，字國正，號孟雄。他的父親是一名私塾的老師，而母親則目不識丁。父母養育了3男3女共6個孩子，而孟雄是其中最小的。八口之家，僅靠父親教書的微薄收入和幾畝田地來維持，生活非常貧困。
而雪上加霜的是，在何孟雄6歲和8歲那年，父母雙雙病逝。生活的不幸和貧苦，使何孟雄從小就養成了同情勞苦大眾、厭惡土豪劣紳的思想感情，還有艱苦樸素、熱愛勞動的生活作風和不屈不撓鬥爭的堅強性格。
何孟雄9歲時進入了當地的龍門學校讀書，在班上，他是最努力刻苦的一個，所以每次考試成績下來，他都是優良。雖然學習認真刻苦，但他並不是個隻顧埋頭學習的書呆子，他經常質疑老師的教學方法，甚至起來和老師作對，所以沒少挨老師的板子。
盡管碰壁，他還是不改自己的性格，不向世俗低頭，敢於向封建舊禮教抗衡。他的叔父思想守舊，經常批評他的思想和行為，但他毫不畏懼，與叔父背道而馳，因此，經常遭受叔父的訓斥。何孟雄最終養成了不畏權威、無拘無束的性格，後來成為了最早剪掉辮子的學生。
不久，何孟雄去了長沙，在叔父擔任校長的私立學校——嶽雲中學讀書。何孟雄在此讀書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時候，而長沙的新文化運動也正開展得火熱，何孟雄趁機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思想進步很快。他還曾代表嶽雲中學參加了驅逐湖南督軍湯薌銘和焚燒日貨的運動。
1916年冬，何孟雄進入湖南省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班學習。在本校機械廠實習期間，他開始接觸工人，並作為學生會代表，參加了學生國貨維持會和抵製日貨的愛國行動。
何孟雄的三叔非常反對他進行這些愛國運動，於是，叔侄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口角，何孟雄甚至說他是“土豪劣紳”；而他指責何孟雄“太調皮”，“將來會變成‘流氓’”。兩人互不相讓，怒目而視。從此，他們結下了冤仇。
被老師視為“調皮”學生，被叔父視為“調皮”孩子的何孟雄對留在長沙學習已不感興趣，便打算去北京求學。而此時，曾在湖南高校任教的楊昌濟已經轉入北京大學，何孟雄曾經聽過他的課，受到很大啟發和熏陶，這讓他更堅定了去北京求學的信心。
為革命入獄
何孟雄來到北大以後，做了一名旁聽生。當時新文化運動剛剛興起，趁著這個機會，他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聆聽了各個專家學者的演講，思想境界進一步拓寬了。於是，他積極地投身於各種社會活動，成為學校中一名思想進步的活躍分子，引起了李大釗的注意，得到了他的賞識和器重。
1919年5月4日，震驚中外的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了。何孟雄和同學們一起聚集到天安門，遊行示威，隨後衝進曹汝霖的住宅，火燒了趙家樓，成為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骨幹成員。
同年底，何孟雄參加了工讀互助活動，這是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發起的，從事改良主義實踐。後來，他在李大釗的教育指導下，逐步放棄了無政府主義思想，開始探求根本改造社會的革命道路。這些都為他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1年初，何孟雄加入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年底代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赴蘇聯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員與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不料，這一舉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得知，並向北洋政府做了密報。當他到了滿洲裏以後，被奉係軍閥抓獲，隨即押解到黑龍江的一所監獄，並進行了嚴刑拷打。何孟雄咬緊牙關，堅貞不屈，關於黨的機密沒有透露半個字。他還在獄中寫下了一首詩《獄中題壁》：
當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龍江作楚囚。
萬裏投荒阿穆爾，
從容莫負少年頭。
就在這種生死攸關的關頭，他還完整地保存了黨的密信，並設法把自己請求營救的信函傳遞出監獄。這封信經過幾個月的輾轉，終於傳到了北京。後來經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何孟雄終於從獄中被解救出來，回到了北京。
為了紀念這一事件，何孟雄特地起了個“江囚”的筆名，用以自嘲這一段被捕的經曆。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後，何孟雄成為了全國最早的53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一，並與其中一名黨員繆伯英結了婚，被譽為一對“英”“雄”夫妻。結婚後，他們搬到了北京景山西街的一個胡同居住，將住處充當中共北京黨組織的聯絡點。
領導鐵路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一大”以後，北京共產黨員發展到20多人。1921年，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北京地委）正式成立，何孟雄成為首屆地委書記。
之後，何孟雄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運動方麵。他經常與工人們在一起，和他們聊天，並用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向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他懷著極大的熱忱，設身處地地為工人著想，工人們都非常愛戴他，尊敬他。後來何孟雄發動京綏鐵路大罷工取得勝利，與工人們的擁護是分不開的。
1922年夏，受李大釗的委派，何孟雄來到京綏鐵路，以密查員的身份開展工人運動。因為之前何孟雄仔細考察過京綏鐵路，並與工人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這次到工人中開展活動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京綏鐵路工人生活一向很苦，工資微薄，而且還經常連續幾個月拿不到工資，再加上軍閥混戰，物價飛漲，工人們簡直難以生活下去。更嚴重的是，京綏鐵路新到的局長下令鐵路的上層管理者每月加薪5元，而每位工人卻分文不加。這引起了工人們的極大不滿，在找當局交涉之後毫無結果的情況下，何孟雄決定發動工人起來鬥爭，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京綏鐵路工人大罷工。
1922年10月，鐵路工人向局方提出了7條要求，限他們在24小時內答複，如不答複就立刻舉行罷工。但鐵路當局拒絕答複工人的要求，於是，忍無可忍的工人們舉行了罷工。之後，張家口開往北京的一切列車全部停運。工人們還在各個街道進行演講、貼標語、散發傳單；工人糾察隊、敢死隊，手拿著棍棒在道口巡邏。
鐵路當局為了阻止工人運動，就逼迫一名司機開動了列車。罷工的工人們聽說後，紛紛從四麵八方湧來，光著膀子臥在鐵軌上，迫使已經開動的列車停了下來，他們阻止罷工行動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
在何孟雄的領導下，頑強的罷工工人團結一致，終於迫使鐵路局方答應了工人們提出的要求，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
此後，作為中共北方黨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成員，參與發動和領導了京綏鐵路、開灤煤礦、唐山鐵路機車廠、正太鐵路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許多重大鬥爭。
龍華烈士的英雄氣概
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使黨的事業受到很大損失。何孟雄曾三次向中共中央遞交政治意見書，係統地批判“左”傾冒險主義觀點。因此，他被扣上了“調和派”的帽子。最後，何孟雄還受到了批評和不公正處分。但何孟雄從維護黨的團結，遵守黨的紀律出發，表示服從決議，保留自己的意見。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以後，由於叛徒的出賣，何孟雄不幸被國民黨逮捕。
那是1931年1月17日，按照叛徒提供的情報，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並且連同他的親屬也一起逮捕。
在法庭上被審判長審問時，他從容自如地回答著各種問題。由於他講得有理有據，審判長竟然無言以對。最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宣判何孟雄有罪，並把他押到看守所拘禁起來。
但在看守所的日子裏，何孟雄並沒有畏懼和退縮，而是繼續思考著中國革命及其實踐問題，並熱烈地和一同被關押的同誌討論、研究。
殘酷的監獄生活折磨著何孟雄，很快他就病倒了。大家知道他是何孟雄後，都非常敬佩，紛紛伸出友誼之手，幫助他戰勝病魔。
在看守所裏，何孟雄麵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驗，他知道由於叛徒的出賣，他的身份很可能會暴露，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從容就義的準備。在押往看守所的囚車上，他就傳話給自己的親屬說：“你們不要緊。我被解決後，請你們將兩個孩子送給我的老兄撫養。”何孟雄認為，一個革命者為革命犧牲完全是他的分內事。這些都表現了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貞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雄氣概。
1931年2月7日，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何孟雄從容就義了。他在死前還在一遍遍地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他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永遠值得後人紀念。
1934年，同在看守所關押的革命者為了紀念何孟雄等人，寫下了這樣壯麗的詩篇：
龍華千古仰高風，
壯士身亡誌未窮。
牆外桃花牆裏血，
一般鮮豔一般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