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崢嶸歲月
第六章
崢嶸歲月
列寧曾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八路軍抗戰史，是中國革命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曆史，它應該被中華兒女們永遠銘記。
八路軍將領們的回憶錄，是站在親曆者的角度，去回望這段曆史。這些文字不僅具有作為曆史文獻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傳承一種民族精神。
那麽，曾經置身於這個硝煙彌漫的時代，親曆過這場戰爭的新中國開國元勳們，到底對這段曆史有著怎樣的記憶呢？
朱 德：堅持華北抗戰將近三年來的總結
朱德，時任國民革民軍第八路軍總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將近三年來，我們堅持華北抗戰，雖然不無弱點，但是，在客觀上我們的方針，至少已經取得了以下的一些成績：
一、我們發動了華北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參加了抗戰，他們不但已組織起來，而且在近三年的鬥爭中已鍛煉成為獨立的偉大力量，成為華北一切抗戰工作之基礎。這個偉大的力量，是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克服的，也是頑固分子千方百計不能壓倒的。誰要用腳踐踏他們，誰的腳就要粉碎。
二、我們在廣大群眾參戰的基礎上，大大地消耗了敵人。同時在戰鬥中發展了人民的武裝。
我們現在單在華北就牽製了敵人10個師團和12個旅團，守備隊、鐵道隊、偽軍和“皇協軍”都還不在內。我們截至現在已與敵人進行了一萬餘次較著名的戰鬥，打死打傷了10萬以上敵人，打死了敵酋阿部中將以下高、中級將領多人，爭取了偽軍10餘萬人反正。雖然還有人在這鐵的事實麵前，說八路軍“遊而不擊”，難道這人腦子裏是空的嗎？
我們不但消耗了敵人，而且還發展了自己。同誌們都知道，紅軍改編時是3個師，現在已發展到正規部隊22萬人，遊擊隊還不在內，而且還鍛煉出千萬個堅決勇敢、超群拔萃的幹部。無論敵人如何恨我們，要殲滅我們，甚至於提出和實行“專打八路軍”，但老的打不完，新的又打出來。現在，河北、山西的子弟兵團，便是偉大的新的力量。
如果沒有頑固分子的專事反八路軍、反共，我們的成績將要更大。
三、我們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華北廣大的抗日根據地，恢複了國土，樹立了抗日政權，打擊和瓦解了漢奸傀儡政權。這根據地有：晉冀察、冀中、冀南、平西、晉冀豫、晉西北、冀魯豫、魯西北、魯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據地，在年餘反“掃蕩”的戰爭中，它們已一天比一天更鞏固起來，成為敵後堅持抗戰的堡壘。如果沒有頑固分子從各方麵來破壞、搗亂根據地，則這些地方將比現在更好。
四、我們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在各抗日根據地中實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真正用到了後方。給予了民眾抗日的民主權利與自由，民眾不但自選村、區、縣長、專員，而且在冀南還民選了行政公署主任。
五、我們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之下，適當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實行了五一減租、分半減息，改善了雇工生活，提高了人民抗戰的積極性。在晉察冀，因為荒年，我們曾頒布了人民有權自由吃樹葉的法令，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抗戰熱忱。在那裏雖然在艱苦的鬥爭中，但是人民都說：“現在抗戰比不抗戰生活要好”。
如果不是頑固分子效法敵寇摧殘剝削人民，則華北根據地內的人民生活將更要好得多。
六、我們也曾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和敵人進行了殘酷的經濟鬥爭。敵人用一切方法來封鎖我們，我們則在廣大人民和軍隊中發動了廣泛的生產運動。開荒種地，大家都去發展手工業，舉辦生產和消費合作社。晉察冀發動每三人喂豬一口，軍隊不殺母雞，前年一年就收了雞蛋出口稅50萬元。河北某一縣，婦女組織的生產小組每三天能織出500匹布……我們曾像這樣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封鎖，逐漸求得自給自足。
如果沒有頑固分子企圖從經濟上來摧毀我們，則這方麵的成績更要偉大。
七、我們實行了抗戰文化教育政策，揭破了敵寇、漢奸、汪派、托派的無恥宣傳。敵人的一切宣傳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氣，拚命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和宣傳複古運動，什麽“東亞新秩序”呀，“東亞和平”呀，“大亞細亞主義”呀，偽造刊物、文件、電報來破壞團結呀，天天報紙上登著“國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提倡中國固有文化道德，宣傳迷信呀……都是為這個目的。
我們則盡力提高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以堅持抗戰到底。我們指出持久戰的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指出團結的重要、可能與必然。我們堅持宣傳和執行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來粉碎敵人一切愚民的複古運動，使廣大群眾認識真理，堅持抗日的鬥爭。但必須承認，這方麵我們做得不夠。
如果不是頑固分子的許多理論和敵相同，幫助敵人施放投降妥協的煙幕，則我們成績更好。
八、我們之所以能夠獲得以上的成績，取得不斷的勝利，就是因為有以下的10個原因：
1.由於我們真正做到了“軍民一致”，和群眾結成了如魚似水、血肉相關的親密關係。
2.由於我們做到了“官民一致”在我們軍隊中都有堅強的政治上的團結。
3.由於我們有中國共產黨作為部隊和前方領導中堅。
4.由於八路軍有艱苦奮鬥、英勇作戰的傳統和精神。
5.由於八路軍有許多出色的新老幹部，他們都是民族英雄而成了軍隊的核心。
6.由於八路軍創造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
7.由於我們有靈活的戰略戰術。
8.由於人民對於敵軍的仇視和敵軍內部厭戰思想的存在，並逐漸發展了反戰運動。
9.由於我們堅持了統一戰線。
10.由於我們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
——摘選自《朱德自述》
彭德懷：反摩擦戰役
彭德懷，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副總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40年八路軍在華北進行了兩個大戰役，一是“反摩擦戰役”，一是24個團的“大破襲戰”。這兩個戰役對堅持華北抗日戰爭都是必要的。現在來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和經過：
首先說“反摩擦戰役”。
日本軍停止對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後，在1939年夏，國民黨就發動了反共宣傳，什麽“共產黨搗亂”、“八路軍遊而不擊”，“不聽指揮”等等。1939年6月國民黨在平江殺死和活埋新四軍通訊處的同誌。山東的石友三、秦啟榮，河北的張蔭梧、朱懷冰、侯如墉等等，他們也打抗日旗子，但沒有看見或聽到他們向日本人打過一槍，卻專門襲擊八路軍後方，殺害地方抗日幹部。在山西，閻錫山發動秋林事變，屠殺抗日幹部和共產黨員，進攻新軍（決死隊）。在河南、湖北，發生屠殺新四軍幹部的慘案更為嚴重。陝西綏德專員何紹南專門搞特務，破壞陝甘寧邊區，在三原設檢查所扣押八路軍車輛和來往人員等。真是數不勝數。
1939年冬，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企圖控製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鍾麟向八路軍“收複失地”；委任張蔭梧為河北省警備司令，專門襲擊八路軍後方，打擊抗日遊擊隊。早在6月份，他就發布了“曲線救國”論，我11月從延安回太行山，路過西安、洛陽時，反共空氣已異常緊張。過三原時，我逮捕了檢查所兩個特務，因為他們要檢查並扣押我乘的大卡車。我放出了八路軍被扣車輛，質問他們，是誰的命令要檢查和扣押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卡車？是蔣委員長的命令，還是程潛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務送給程潛，要求懲辦。我對程潛說，上海“四一二”事變、長沙馬日事變，把第一次大革命，變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內戰，反得好吧！送掉一個東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漢來了。這些頑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衛，比公開的汪精衛還壞。在程潛處，我指著何紹南的鼻子說：“你就是這樣的汪精衛，在陝北做盡了壞事，破壞八路軍的抗日後方。”當著程潛麵，我說，今天誰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槍，我們立即放第二槍，這就叫做禮尚往來，還要放第三槍。程潛說，放第三槍就不對了。我說，幹淨消滅他，他就不再來摩擦了。臨別時，我對何紹南說：“再去綏德當專員，老百姓抓了你公審！”何未再去綏德當專員了。綏德專區從此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地方了。
這次陪我去見程潛的，是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同誌。回到辦事處時，林老對我說，今天為什麽這樣大火？我說，這火是要燒的，不燒打不退反共**，也阻攔不了何紹南再去綏德。伍雲甫在座，他說，也是要鬧一下，他們實在太可惡了。這是一次政治偵察：究竟蔣介石政府不敢打內戰。如果他要打內戰，他就要踢開英美，投降日本，他這步棋是不好下的。這次偵察是有價值的。程潛是國民黨元老派，帶典型性的中間派。他說，放第三槍就不對了，這就等於中間派批準了反摩擦鬥爭，而且是武裝鬥爭。但是不要過分。
從西安乘車到洛陽，見了衛立煌，拜訪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錫九等。在李處不意中遇到孫殿英（新五軍長），我把上述反共摩擦情況，又說了一遭。李錫九是個老好人，他很著急。孫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極狡猾，他意味深長地說，你們八路軍會有辦法對付的。這意思是說，你打吧。我說，也要請你幫幫忙。他說，照你們的方針辦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們打他唄，我新五軍是守中立的。以後我們打朱懷冰部，追殲其殘部時，新五軍在下操，他基本不介意。
在衛立煌處談了好幾次。他請了好幾次飯，這也是怕內戰的表現。衛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間派，內戰時期的堅決反共分子。對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他是中路司令。在進攻鄂豫皖蘇區時，國民黨為表彰他的反共功績，把金家寨改為立煌縣。我向他說了國民黨的反共情況，他不置可否，隻勸我要相忍為國。我說，我忍，頑固分子不忍怎麽辦？我說，有打內戰的危險？他說，內戰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內戰就完了。在西安事變後，衛立煌的態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團軍是受他指揮的，但他從未指揮過。“再打內戰就完了”，這是當時國民黨中抗戰派的心情。
我臨走告別時，他說，垣曲渡河後到第十軍吃飯，陳鐵軍長派人在等著。這也是怕打內戰的表現。我上車時，有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對我說，他們準備分三路進攻八路軍總部。此人送我上車後就走了，可能是衛部下對八路軍的同情分子。我到陳鐵軍部吃飯時想，陳鐵叫我去幹什麽？陳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當教員的。陳妻對我說：“現在空氣不好，彭先生個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陽城中間有一段隘路，懸岩絕壁約30裏，我帶小電台、警衛班和譯電人員10餘人，避開隘路，爬山另找小路。當晚露宿發出了電報，調集7個旅，準備反摩擦戰役。
我回總部時，部隊已準備好了，從晉察冀邊區調兩個旅，由聶榮臻親自率領到達武鄉。1940年1月底開始反擊反共摩擦，隻三天，全部殲滅朱懷冰軍兩個師，侯如墉旅、張蔭梧一個縱隊，共十餘個團，鞏固了太行山根據地，保證了太行山根據地和山東，蘇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聯係。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當時，有意放走鹿鍾麟及其衛隊千人。中條山有蔣嫡係五個軍未動；晉城滇軍曾萬鍾軍、林縣新五軍均未動；陽城有孫楚軍也未動。從此，太行山結束了武裝摩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這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以武裝反摩擦的“有理、有利、有節”所取得的勝利。
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彼以武裝進行摩擦，我也隻有以武裝反對摩擦，從鬥爭中求團結，才能取得勝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建立不起來的，整個華北抗日根據地都會受影響。不給頑固反共分子以堅決打擊，也就爭取不了中間勢力。所以第一次反摩擦戰役是必需的，是正確的。隻團結不鬥爭，是不能堅持統一戰線的。團結是有條件的，即為了抗日，為了發展革命勢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勢力。這是毛澤東思想和革命路線。一切為了抗日，一切服從於抗日，反摩擦戰役正是這一矛盾的統一。在這次勝利之後，沒有展開討論，提高認識，肅清王明路線影響，這是一個嚴重缺點。
這次戰役，我事先沒有請示。這是第一次反摩擦戰役，應該事先請示，得到中央批準後再進行。可是我當時的處境是嚴重的，隨時都有遭受襲擊的可能，來不及請示。事後報告了中央，得到了認可。
——摘選自《彭德懷自述》
劉伯承：我們在太行山上
劉伯承，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41年以後，日寇更加緊了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在華北，連續實施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對其占領區實行“清鄉”，對我邊沿區實行“蠶食”，對我根據地實行“掃蕩”，並使三者結合起來，反複進行。在平漢路西側，敵人大力地進行“蠶食”，構築了三道封鎖線，企圖割斷我太行與冀南、冀魯豫的聯係。在冀南、冀魯豫平原，敵人實施了多次的全麵進攻，以縱橫交叉的公路和碉堡，將我根據地分割成為王字形、田字形、米字形的許多小塊，造成“格子網”的形狀。1942年，敵在冀南增築的公路和封鎖溝、封鎖牆就達480多條，全長10000餘裏，平均4平方公裏就有一個據點。在太行、太嶽山區，敵人以“蠶食”和“掃蕩”相結合，以“蠶食”占領的點線作為“掃蕩”的依托，又在反複的“掃蕩”中繼續加速“蠶食”。其“掃蕩”的方法經常變換，從“分散配置”、“靈活進剿”、“牛刀子戰術”，到“鐵壁合圍”、“反轉電擊”、“抉剔掃蕩”等等。而每次“掃蕩”又必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企圖殲滅我軍、摧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國民黨反動派則大肆宣傳“曲線救國”，敵後的國民黨遊雜部隊大批投敵，公開充當日寇進攻抗日根據地的爪牙，就是尚未公開投敵的，也暗中與日寇勾結，互相配合，共同反共。加之，1942年、1943年連年災荒，根據地的鬥爭愈來愈艱苦，愈困難了。
黨中央毛主席指出1941年以後抗日根據地的困難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勵全黨全軍增強團結，克服困難，積蓄力量，爭取勝利，並且宣布了《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和《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強調了必須徹底實行“精兵簡政”，使戰爭的機構適應戰爭的形勢，要求各個根據地都要展開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指出這將會發生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立於不敗之地。黨中央毛主席的這些指示是我們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指針。
1942年，晉冀魯豫全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大批的幹部，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領導廣大農民開展減租減息的鬥爭，並且教育農民把改善生活的鬥爭和抗日鬥爭結合起來。這樣，廣大的農民進一步發動起來了，農村的麵貌發生了新的變化，人民武裝和人民政權也跟著迅速地加強了。邊區軍民，在增產節約、自給自足的號召下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這時，財政經濟工作也已初具規模，統一了稅收和金融幣製。冀南銀行發行的鈔票，通用晉冀魯豫全區。這就大大加強了對敵鬥爭，保證了軍需民用。1941年7月7日，晉冀魯豫邊區人民的代表機關——邊區臨時參議會開幕。這次會議選舉了邊區政府委員，成立了邊區政府，晉冀魯豫邊區的各項工作更進一步展開了。
在深入發動群眾、加強人民武裝和人民政權、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根據地的軍隊和黨、政機關一樣，堅決地實施了“精兵簡政”政策，大力緊縮機關，充實連隊。一方麵加強了地方武裝的建設，一方麵又保持了骨幹力量。在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都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更統一了對敵鬥爭的各項政策。在根據地、邊沿區組織了正規軍、遊擊隊和民兵、自衛隊相結合的遊擊集團，向敵占區“格子網”內派出非常精幹的小部隊和武裝工作隊。各區都抽調了大批幹部，進入黨校或組成幹部整風隊，進行整風，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整風運動中，提高了幹部的階級覺悟，發揚了“實事求是”的作風，改進了領導方法，更加認識了毛主席領導的英明和偉大，更加緊密地在黨中央毛主席的周圍團結起來。在反“掃蕩”中，我們一部分地方武裝和民兵堅持腹地鬥爭，廣泛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敵人的“清剿”部隊；主力則轉至外線，配合邊沿區的遊擊集團、敵占區的武工隊、小部隊，積極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搗毀其補給點。敵人的“掃蕩”雖然來勢洶洶，但進入我根據地後，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敵人出發了，我們遍布各地的情報站、瞭望哨就以各種方法傳遞消息，使廣大軍民隨時都知道敵人的動向。敵人所到之處，不僅遇到徹底的空室清野，並且到處觸發地雷，遭受襲擊。部隊和民
兵，時而分散，時而集合，用各種武器襲擊敵人，而敵人卻到處找不到他們。真是“四麵楚歌傳來，一拳打去是風”。敵人的交通線和後方的據點、碉堡，又不時這一處，那一處，為我轉出外線的部隊破壞、襲擊，奪取。敵人到處損兵折將，顧了這裏，顧不了那裏，最後不得不狼狽退出我根據地。
在敵占區“格子網”內，武工隊、小部隊積極地發動群眾，和群眾一起對敵進行了極為有力而又巧妙的鬥爭。他們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很好地結合起來，創造了許多有效的鬥爭方法。敵人在據點附近，甚至在碉堡內也會突然遭到打擊，被打死或被活捉。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偽軍、偽人員不敢再作壞事，並逐漸向我靠攏，與我建立了聯係。我們逐漸地在敵占區內創立了許多大塊的隱蔽的遊擊根據地。
在對敵鬥爭中，山地和平原互相支援。在冀南、冀魯豫平原堅持鬥爭的軍民，靈活地進行著各種鬥爭，經常挖溝、破路，破壞敵人的交通，並且吸取了冀中軍民地道鬥爭的經驗，挖了許多既便於隱蔽又便於出擊作戰的地道。許多地方的地道，不僅是戶戶相通，而且是村村相連。除地道外，還在村內堵起了原有的街口、大門，另辟通道出入，作好射擊設備，與地道結合，把整個村落變成了打擊敵人的陣地。在太行、太嶽山區，粉碎了敵人多次極為殘酷的“掃蕩”。太行山，不僅在抗戰初期是我們據以開辟冀南和冀魯豫地區的支點，在抗戰中期，還支援了平原地區的鬥爭，在形勢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冀南、冀魯豫地區的許多幹部和一部分部隊則調到太行山區來休整、訓練，成為支持整個山地、平原遊擊戰爭的基地。這樣，山區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發動群眾，軍民團結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戰勝的雄偉力量。我們就是依靠著這個力量，堅持了艱苦、複雜的鬥爭。
1943年，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恢複和再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中，我們繼續粉碎了敵人的多次“掃蕩”，並且對一切可能奪取的敵占城鎮和據點，展開了進攻。對深入我根據地內突出、孤立的敵偽軍據點，采取了以圍困為主的方法奪取之。如圍困沁源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在這次圍困戰中，我們以少數部隊配合當地民兵和廣大群眾，以廣泛的遊擊戰爭襲擾敵人的據點，打擊敵人的運輸，從1943年初到1945年4月，前後殺傷了敵偽軍四千餘人，最後收複了沁源縣城。對盤踞在根據地周圍的敵偽軍據點，在可能奪取的條件下，就集中一定的兵力以偷襲、強攻、裏應外合等各種手段奪取之。1943年至1944年，太行、太嶽、冀南、冀魯豫都曾組織了幾次較大的戰役。如1943年7、8月間連續進行了衛南戰役和林南戰役，共殲滅了敵偽軍12000餘人，收複了衛河以南和林縣以南的廣大地區。1944年3月日寇大舉進攻河南，國民黨40萬軍隊潰退，豫西淪入敵手。我們又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前後派遣了幾支部隊，開創了冀西抗日根據地，擴大了豫東抗日根據地。以後，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周圍，又舉行了多次的戰役，猛烈地擴大了解放區，縮小了敵占區。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毛主席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大反攻。晉冀魯豫全區軍民堅決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勇猛地向敵人展開大反攻，在一個短時期內即殲滅敵偽軍5萬餘人，收複了縣城59座，和全國兄弟戰略區相互配合，獲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抗日戰爭中，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所獲得的勝利，是黨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人民的勝利。毛主席對於抗日戰爭，作了極為深刻的分析，並根據這種分析，確定了全麵抗戰的路線、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又根據戰爭發展的情況，製定了實現這個路線、原則、方針的一係列的具體政策。這是抗日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能夠迅速開創，能夠粉碎日寇的多次圍攻，能夠擊潰國民黨軍隊的多次挑釁，能夠在敵頑夾擊下克服嚴重困難轉入反攻、取得勝利，都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貫徹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充分地發動了群眾，軍民同命，英勇奮鬥的結果。毛主席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晉冀魯豫邊區，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據地一樣，得到了證實。在長期艱巨的鬥爭中，無數的事實都教育了我們：隻有跟著毛主席走才能勝利。
——摘選自《劉伯承回憶錄》
徐向前：冀南平原造“人山”
徐向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趁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從華北抽調大批兵力南下，準備攻占徐州，進窺武漢。我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進入一個不僅向著山地，而且向著平原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根據當時的形勢，4月21日，對一二九師作了發展河北平原遊擊戰爭的指示。為貫徹這一方針，朱彭命令我師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鐵路沿線，實施戰略展開。4月下旬，師部在遼縣召開會議，確定了具體行動部署：全師主力編為左右兩路縱隊，左縱隊為“路東縱隊”（平漢路以東），以一二九師七六九團、一一五師六八九團及曾國華支隊（五支隊）組成，由我率領，向冀南挺進；右縱隊為“路西縱隊”，以三八六旅主力組成，由陳賡率領，向邢台、沙河一帶展開，配合路東縱隊的行動。這一部署，以發展冀南平原遊擊戰爭為重點，直接威脅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幹線，並可形成東接魯西北、南進豫北的有利態勢，因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4月26日，我和劉誌堅等同誌告別劉伯承、鄧小平，率“路東縱隊”從遼縣出發，翻越太行山，橫穿平漢路，經四晝夜行軍，抵達南宮，與率先在冀南開辟工作的陳再道、宋任窮等同誌會合。
冀南平原地勢坦蕩，人口稠密，資源豐富，為河北的主要產糧、產棉區。包括邯鄲、邢台、巨鹿、南宮等34個市縣。早在大革命時期，那裏就有我黨的活動。1935年，黨組織又領導任縣、隆平（今隆堯縣）等縣人民武裝暴動，擴大了黨的影響。抗戰爆發後，中共北方局和平漢線省委加強了對冀南特委的領導，由馬國瑞任特委書記，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抗日鬥爭。1937年10月間，冀南地方黨派了幾個同誌來一二九師師部，說國民黨軍隊都跑了，要求我們派武裝力量去收拾局麵。伯承和我商量的結果是暫時抽調出部隊，先派幾個人去看一看。於是，令張賢約同誌帶了幾名幹部，名義上叫先遣支隊，進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帶，了解情況，配合地方黨發動群眾。一月間，為擴大晉冀豫根據地，更大規模地發展敵後遊擊戰爭，師部正式製定了“路東計劃”，派孫繼先，胥光義率30多名營連幹部，組成挺進支隊，進入冀南平漢路以東的任縣、隆平等地活動。短時間內，隊伍發展到三四百人，並且將部分農民和收編的地方武裝，組成了兩個遊擊支隊，證明開展平原遊擊戰爭，大有希望。12月中旬，我們又派陳再道、李菁玉同誌率七六九團4個步兵連及一個機槍連、一個騎兵連組成東進縱隊，去冀南會同孫繼先、胥光義支隊，在南宮地區消滅了一些偽軍、土匪，立住腳跟，向周圍各縣開展工作，擴大力量。1938年3月，複派宋任窮同誌率騎兵團前往，進一步鞏固和擴展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根據地。原冀南特委撤銷，成立中共冀南省委，李菁玉任書記。他是南宮縣人，曾任中共南宮中心縣委書記、平漢線省委書記，對冀南的情況很熟悉，在群眾中有較高的威望。那時，晉察冀的遊擊戰爭已擴展到平原地區，山東的抗日遊擊武裝亦在平原初試鋒芒。冀南、晉察冀和山東的經驗，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高度重視，從而製定了開展平原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我們初到冀南，中心任務是進一步創新局麵，大規模地開展平原遊擊戰爭。
冀南的情況十分複雜，30多個縣的範圍內，敵我友三方犬牙交錯，會道門組織及各色雜牌武裝，盤根錯節，五花八門。當時，邯鄲、邢台等縣城，均在日偽軍手中。棗強、冀縣等地，由趙雲祥的民軍二路盤踞。南宮、巨鹿等縣，則為我東進縱隊和騎兵團占領。六離會的勢力很大，主要在南宮、棗強、冀縣、武強、清河地區活動。各種雜色武裝，則遍布各縣的鄉裏間。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拉上幾個人、幾條槍，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簡直不可勝數。
控製在我軍手中的南宮縣城，是冀南的政治、經濟中心。物產豐富，商業發達，公路運輸方便，處在津浦、平漢兩大鐵路幹線的中間地帶，利於我軍生存發展和周轉回旋。陳再道、宋任窮他們來到後，與冀南特委相配合，積極發動群眾，開展工作，建立了戰地動員會、婦女抗日救國會、自衛隊等群眾組織，並與國民黨代表趙雲祥、雜色武裝代表段海洲協商，選出了冀南軍政委員會，作為統一戰線的政權機構，行使權力。以南宮地區為中心，發展冀南抗日根據地，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
但是，平原遊擊戰爭能不能長期堅持下去，大家腦子裏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我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在平原地區搞遊擊戰爭，幹部缺乏經驗，信心不足。不首先解決這個問題，冀南的局麵就難以鞏固和發展。我和一些同誌反複交談，研究這裏的地形、民情條件，總結前一時期的鬥爭經驗，提出了“創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號……黨政軍民擰成一股力量，為在平原創造“人山”，建立根據地，堅持和發展遊擊戰爭，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創造了條件。
首戰威縣。威縣在南宮以南，是臨（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樞紐，日軍高橋部及偽軍一部駐守。我們計劃首先依托現地，向南發展，襲擊威縣，伏擊臨清、平鄉、邢台出援之敵，擴展根據地，鼓舞群眾鬥誌。具體部署是：以六八九團一部攻擊威縣，吸敵出援，以騎兵團及東縱一部，位於臨清至威縣的公路附近，伏擊臨清援敵，以七六九團和五支隊，位於威縣以西的高阜鎮，伏擊邢台、平鄉援敵。5月10日，戰鬥打響。六八九團夜襲威縣縣城，兩個連悄悄從城東北角爬上城牆，摸到城東門時，抓住了敵哨兵。哨兵說：“你們別殺我，我去勸他們開城門。”我們的同誌信以為真，上了當。那個哨兵跑回去報信，敵人開了火。我軍的夜襲，變成強攻，部隊衝進城去和敵人巷戰，火力不行，又被壓了出來，僅殲敵百餘人，但自己卻傷亡250餘人。當我部隊猛烈攻城時，守敵派人去平鄉求援，途中被我七六九團擊斃，故打援計劃亦未能實現。這一仗，得不償失，證明一個戰鬥細節上出了差錯，有時也會影響全局。我們平時反複強調各級指揮員要膽大心細，原因就在這裏。敵人遭我襲擊後，恐慌異常，威縣、臨清的守敵相繼逃往邢台，那一帶便落入我軍手中。
次打六離會。南宮一帶的六離會，不單是個封建迷信會道門組織，且為反動地主和漢奸控製，專與八路軍為敵。該會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離”字命名，故稱六離會。頭頭李耀庭，南宮人，保定武備學堂畢業生，曾在直係軍閥部隊當過中將旅長，“七七事變”後，投靠日本侵略者，是個死心塌地的大漢奸。會員八萬餘人，多為受愚弄的農民群眾。黨中央指示我們，“對於會門土匪采取慎重的態度去應付，依據具體可能條件去改造他們。”因而，部隊初到冀南後，並未將該會列為武裝打擊的對象。但是，就在我軍進攻威縣的第二天，李耀庭竟唆使屬下，在南宮以東的小屯、張馬附近，武裝襲擊我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隊，搶走電台、馬匹，殺害我支隊政委王育民以下20餘人，製造了“張馬事件”。
我們當即研究對策。我和陳再道、宋任窮、劉誌堅同誌合作得很好，重要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決定。針對六離會的猖狂活動，我們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我們一麵向師部報告，一麵拘留了大漢奸李耀庭，並邀請小屯六離會會長宋印亭來南宮談判。但宋印亭等人頑固不化，拒絕洽談和交出我被俘人員。我們忍無可忍，令部隊攻占小屯，奪回電台、馬匹，救出幾名被俘的戰士，當場鎮壓了殘害我方人員的六離會骨幹宋殿元。
劉、鄧複電，同意我們的方針和部署。我軍繼續與六離會的頭頭聯係，爭取和平解決，平息事端。但他們鬼迷心竅，不自量力，決心頑抗到底。他們與附近各縣的六離會聯絡，糾合二萬多人，向孫村、甘狼塚、西高村地區集結，準備攻打南宮縣城。5月16日，六離會在南宮東南之張馬，甘狼塚一帶，向我發起進攻。會徒們雖是烏合之眾，不講戰術，但吃過“碟砂符”，迷信“刀槍不入”，頭紮紅包布，身披紅帶子，排成一些方隊行進衝鋒，看上去紅彤彤一大片。我軍沉著應戰，步機槍、迫擊炮一齊開火，連續打退了他們的幾次衝鋒，最後用騎兵迂回包抄，一舉打垮了他們，抓獲了一批反動首領。這一仗，六離會分子傷亡百餘人，如果不是我軍有意控製，他們死傷還要多。所謂吃了碟砂符便“刀槍不入”的鬼話，被事實揭穿，這對瓦解和爭取六離會的群眾，頗有益處。次日，我們和地方政府在孫村召開萬人大會，揭露六離會頭頭破壞抗日，殘害八路軍人員的罪行，宣布取締六離會組織。接著，又派出工作隊，去各村鎮開展政治宣傳，動員會員隻要交出“包袱”（紅布包著的法衣、護身符等），脫離六離會，便不咎既往，否則，將嚴加懲處。在我強大政治攻勢下，各地六離會紛紛解散，許多受騙成員覺醒過來，積極報名參加抗日自衛隊。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六離會組織即土崩瓦解，南宮、冀縣，棗強、衡水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連成了一片。大漢奸李耀庭，反動首領高大奎等，均被處決。
對付六離會，打是一個關鍵。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們就存在不住，隻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於鎮住他們，進行深入細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六離會的成員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數人受蒙蔽、裹脅，並非鐵板一塊，死心塌地與八路軍為敵的，隻是極少數。他們的親戚朋友一大串，是我們抗日的團結對象、依靠對象。打死一個，得罪一家，傷害一片，不利於發展抗日力量。事實證明，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對頭的。
……
經過上述一係列軍事、政治活動，冀南根據地出現了大好局麵。截至九月底，我軍和地方武裝相配合，解放臨清、高唐、臨漳、內黃、清豐、滑縣等20多個縣城，消滅日偽軍萬餘人，爭取偽軍反正5000餘人，收編數10股雜色武裝和20餘縣的民團、保安隊，建立了51個縣的政權，控製了西起平漢線、東至運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人口逾800萬。
——摘選自《徐向前回憶錄》
聶榮臻：把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
聶榮臻，曾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師長、政治委員。後由於戰局發生變化，率一一五師一部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擔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晉察冀根據地創建不久，這個敵後的抗日堡壘就引起了國內外各方麵的重視。從1938年開始，大後方的一些民主人士，還有國際上的一些朋友，經由延安，或八路軍總部，或直接從平津等地，接連不斷地來晉察冀考察訪問。他們在同我接觸中，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為什麽你們能在敵後建立起這樣一個麵積廣闊的抗日根據地？他們對這個問題感到很奇怪，日軍盤踞著周圍的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後來又占據了全部的縣城和較大的村鎮，經常調集重兵來邊區“掃蕩”，而我們又是那樣遠離後方，槍支、彈藥和物資，得不到任何接濟，這樣，怎麽能夠堅持得住，並且能夠不斷的鞏固和擴大呢？我回答說，這沒有什麽可奇怪的，關鍵的一條，就是發動群眾，把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我們就有了賴以生存的基礎，這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鞏固的“奧秘”所在。
……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區，山溝裏隻有幾戶人家，那裏的群眾同外界接觸很少，高達千仞的山巒，使他們和外界隔絕起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淶水、淶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幾十個村子，一直過著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長時間打著“反清複明”的旗號，到民國十八年（1929）才知道清朝已經滅亡了。“野三坡”的群眾說：“就是燕王掃北的時候，也沒有到過我們這兒。”他們推舉三位老人管理這一地區的事情，老人去世一位再替補一位。這裏的男人不剃頭，女人不裹腳，清朝的統治始終沒有能進入這一地區。像這種什麽外人也沒有進去過的地方，我們都深入進去了。又如易縣的楊家台，舊政權時代，幾十年間都沒有行政管理人員去過，老百姓沒見過當兵的，不知道軍隊是個什麽樣子。這些偏僻的山溝，要不要去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有的同誌聽到傳聞，說那裏民性強悍，不敢進去開展工作。我當時提出過一個要求：
“要把每一條山溝的工作做好。”因為，山溝裏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開展遊擊戰爭，要進行反掃蕩鬥爭，每一條山溝，都是我們的回旋之地，沒有群眾的支持，不用說別的，進山出山都十分困難。我們進去以後，經過深入細致的發動群眾工作，老百姓對我們很好。“野三坡”和楊家台那些地方，都成了我們可靠的根據地。反“掃蕩”的時候，我帶軍區機關鑽進那些深山溝，老百姓很熱情，
他們說：“我們也是中國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們當人看，隻有八路軍來了，才有了做人的資格。”由於緊緊地把握住了發動群眾這一條，我們不僅在山地站住了腳，而且在平原地區紮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東，幾個地區連成一片，相互支援，互為依托。山地是後方，平原是糧倉。平原上的鬥爭不好堅持的時候，部隊可以撤到山嶽地區休整；山地需要糧食和布匹的供應，平原地區給予大力支援。冀中群眾給山地軍民送糧的場麵，是很動人的。大車拉，小車推，扁擔挑，趁著黑夜，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封鎖溝，把糧食運到山區。這感人的場麵，是很讓人心頭發熱的。
人民群眾充分發動的結果，使邊區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漢奸、特務、土匪要想在根據地活動，是很困難的。因為，群眾熟悉自己的村莊和鄰裏，誰個好誰個壞，大家都一清二楚，壞人是不能輕易活動的。如果來個生人，來來往往地活動，是逃不過群眾的眼睛的。所以，我常說，在抗日戰爭中，盡管我們處在敵人的封鎖包圍之中，甚至我們的司令部距敵人不過幾十華裏，盡管有許多戰火紛飛的場麵，但是，我們卻有一種安全感。在群眾的海洋裏，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時間，軍區領導機關駐在唐縣和家莊，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莊，我每次去開會的時候，隻帶一個警衛員，我們一人一匹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無危險，走到哪裏，哪裏的老百姓都給我們燒水，指路，照顧得十分周到。八路軍英勇抗擊侵略者，保護了人民，人民同樣盡心盡力地保護我們。這就是經過發動群眾，在軍隊和人民中間建立起來的魚水關係。我們的軍隊是保護人民的鋼鐵長城，人民群眾又為我們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銅牆鐵壁。
……
人民群眾充分發動的結果，不僅使我們獲得了生存的基礎，而且還得到了補充和擴大部隊的雄厚兵源。
我曾給邊區的部隊起過這樣一個名字，叫做“子弟兵”，這個名字一直叫得很響。為什麽要把邊區部隊稱為“子弟兵”呢？當時是這樣考慮的：一是從邊區部隊的任務來講，它擔負著保衛祖國、保衛邊區，首先是保衛家鄉的任務，這樣的稱呼，使部隊擔負的任務和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了；二是從它的組成成分來講，絕大多數是邊區人民的子弟，它同邊區人民有著自然的血肉聯係和親緣關係；三是從抗日的統一戰線出發，既然是邊區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單純是吸收某個階層的子弟，所有願意抗日的各個階層的優秀子弟都可以參加；還有一層意思，那時國民黨的反共頑固分子總是妄圖把我們的部隊從根據地擠跑，我們土生土長的人民子弟，扛起槍來保衛家鄉是理所當然的，它再想趕跑，當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覺得子弟兵是個很好的稱呼，我們軍區創辦的《抗敵三日刊》，後來也改名為《子弟兵》。
晉察冀人民的優秀子弟熱烈參軍的情形，在抗日戰爭中一直被傳為佳話。有一首歌曲，歌頌了人民踴躍參加子弟兵的盛況，其中有兩句是：“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邊區人民徹底打破了在舊社會流傳多年的“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群眾把參加子弟兵看成是極為光榮的事。每逢動員參軍的時候，區村幹部、共產黨員都帶領青年成批報名，被批準的青年，要戴大紅花，騎高頭大馬，群眾敲鑼打鼓放鞭炮，為之送行，那個場麵就像過節一樣熱鬧。由於各地的新戰士大都是以縣為單位集中的，以地方命名的團、營大批地湧進了子弟兵團。例如，在平山縣曾經有過“平山團”，全團戰士都是平山人民的子弟。
在阜平、靈壽也成立過“阜平營”、“靈壽營”。在望都、唐縣、五台、盂縣，都曾在該地先行成立過地方的排、連、營、團，然後整隊的編入子弟兵的行列。民主戰士李公樸先生1938年到1939年來晉察冀邊區考察的時候，在他撰寫的《華北敵後——晉察冀》一書中，曾這樣熱情地讚頌晉察冀的子弟兵團：“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兒子，堅決打鬼子的抗日部隊的兄弟，是在晉察冀生了根兒的抗日軍。”
晉察冀人民認識到子弟兵團是自己的抗日武裝，因而熱烈地擁護子弟兵團，支持子弟兵團，同時積極地參加子弟兵團。
人民群眾充分發動的結果，還為我們的作戰和指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戰場。
那時，軍區機關和邊區政府的駐地，距敵人的據點不過幾十華裏，隻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敵人一個突襲，就可以進入根據地的腹心地區。可是，它平時不敢貿然突進，“掃蕩”中又往往撲空。我們在大龍華戰鬥中繳獲的日軍文件，就記載著敵一百一十師團師團長桑木崇明的哀歎。桑木說：“晉察冀的組織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組織，老百姓可以隨便用眼色或手勢傳達八路軍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電話還要快。”
的確，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支持，敵人是無法理解的。其實，這裏並沒有什麽“神秘微妙”的東西，就是依靠人民群眾，建設一個有利於我軍、不利於敵軍的遊擊戰場。這種戰場建設是一整套的，特別是對敵情的偵察和通信聯絡方麵。
例如，冀西山區架起的“飛線”，是很有傳奇性的。過去，我們的電話線是沿大道、平川架設，敵人“掃蕩”的時候，經常遭到破壞。1939年，我們將所有的電話線避開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溝架設，有的幹脆從兩個高聳的山峰間“飛”過去。敵人在下麵走，眼巴巴地看著天上的“飛線”沒辦法。上山破壞，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敵人上山，有被我們殲滅的危險；大隊人馬攀登，問題更大，隻得聽任“飛線”高掛藍天。晉察冀根據地架設“飛線”的經驗，八路軍總部還推廣過。這些“飛線”開始時是單路單線，後來架成多路迂回線路，把山區的各個縣份連在一起，簡直是四通八達，這對及時了解敵情保障作戰指揮，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們不愁電線的來源，敵人鐵路線兩側的電話線，就是我們架設線路的“大倉庫”，隨時可以去收割。在接近敵占區的一些村莊，村與村的群眾，曾經展開過收割敵人電線的革命競賽，一夜之間，我們就可以得到成千成萬米的電線。
在群眾的支持下，我們從根據地到接敵區，還普遍建立了偵察網和警戒線，男女老幼都是我軍的耳目。群眾在各個山頭和村莊之間，設置了各種報告敵情的聯絡信號，“消息樹”就是其中的一種。各村自衛隊、兒童團有組織地傳遞緊急信件，“雞毛信”的故事，是當時很常見的事。每個村頭、路口，抗日的群眾還設置監視奸細和壞分子的崗哨，盤查過往行人，沒有路條，是不能通過的。一旦發現敵人出動，群眾就通過情報網，迅速地從一個村莊傳到另一個村莊，從一個山頭傳到另一個山頭，我們電話站的電話員，可以據此將敵情及時地報告到各級領導機關。電話站也組成了一個網，每個站人數不多，十分機動靈活。在反“掃蕩”當中，他們嚴密掌握敵情，甚至在山頭上直接觀察敵人的行動，用電話把敵情報告給領導機關，使我們能及時向恰當方向轉移。等敵人快到跟前的時候，他們趕緊把電話機撤掉隱蔽起來，敵人一走，又把電話架起來，有力地保證了我們對敵情的了解和通信聯絡的暢通。
平原上的戰場建設也是很出色的。由於敵人進攻常使用汽車、裝甲車、騎兵等快速部隊，平原地形，有利於敵，不利於我。敵人占了城鎮，即憑堅固的城牆據守，不利於我軍攻取。為了長期堅持平原遊擊戰爭，冀中區軍民曾發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運動。那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就拆城來說，僅1938年1月到2月兩個來月的時間，冀中腹心地區的24座城堡一掃而光。在冀中，還有“行軍百裏無狗叫”的情形，冀中群眾為使夜間活動的部隊不被敵人發現，群眾自動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不是人民群眾的充分發動，任何的強迫命令，都無法出現這樣的奇跡。
總而言之，人民充分發動起來之後，我們在群眾的海洋裏，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而敵人呢？處處碰壁，處處困難，找不到向導，找不到糧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易，就像一個既聾又瞎的人墜入了深淵，人民這樣愛戴我們，這樣仇視敵人，日本侵略軍還有什麽辦法不失敗呢！
我們為什麽能夠在敵後堅持，不但沒有被強大的敵人消滅，反而一天天壯大起來呢？當年，我就是以這樣的事實，回答了一些朋友們提出的疑問。這也是國內外的朋友，在晉察冀實地考察後，從親身感受中得出的結論。
——摘選自《聶榮臻回憶錄》
蕭勁光：留守兵團回憶
蕭勁光，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主任，留守兵團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奉命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將軍銜。
留守兵團創建之初，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還很混亂。尤其是土匪蜂起，四處竄擾，**燒殺，無惡不作，成為鞏固根據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團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據統計，當時邊區23縣境內，共有土匪40餘股，計4000餘人，2000多支槍。這些土匪大體上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打家劫舍、掠奪財物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較大的有在延長、延川一帶搶劫的陳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劉子清股匪等；另一類則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們除了搶劫錢財以外，專門以摧殘我地方政府機關、破壞我黨和群眾組織、刺殺我黨、政領導和軍隊工作人員為目的。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遭我鬥爭打擊的惡霸地主和反動地方軍閥武裝（如三邊的張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國民黨頑固派操縱指使的著名慣匪（如盤踞在隴東一帶的趙思忠股匪等）；有的是與日偽勾結的漢奸武裝（如三邊的薛子茂股匪）。
為了盡快肅清匪患，我和兵團幾個領導幹部研究，決定與地方黨政機關取得密切聯係，通過他們廣泛發動邊區的群眾與地方武裝自衛軍，都來捕捉土匪。於是有的地方組織了小分隊和部隊一起戰鬥，有的發現匪跡，暗地監視，及時報告，對軍隊的剿匪進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還采取了一些措施，積極改善人民生活，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使得一部分因生計所迫、鋌而走險的散匪，改邪歸正。
肅清反動的頑匪，主要是軍事圍剿。經過反複研究，我們決定采取機動靈活的猛打窮追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戰術。在每一匪區集結相當兵力，統一指揮，一經與匪接觸，即輕裝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擊。實踐證明，這種戰術是對頭的、有效的。
從1937年11月開始，我們首先集中了警一團、警二團、警五團和兩個騎兵營，以及蒙漢騎兵支隊，共2000餘人的兵力，在三邊地區官灘、鹽池以北的八蠟梁和安邊以北的倉梁一帶，對張延芝、範玉山、薛子茂等股匪，連續進行了三次圍剿、打擊，先後擊斃土匪100餘人，馬100餘匹，繳獲槍支60餘支。
翌年2月以後，我駐各地的警備團隊，與地方群眾武裝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與武力清剿相結合的辦法，布下天羅地網，對大小股匪，繼續窮追猛打。陝北地處黃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黃土層，經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溝壑等地形，山高溝深，人煙稀少。冬春季節又長，到處是冰天雪地。在這樣的地區剿匪，部隊是很苦的。特別是三邊一帶，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風天，風沙彌漫，天昏地暗，白天點燈都看不清人臉。大小砂石打在頭上、臉上，疼痛難忍。有一次，一個戰士外出執行任務，躲在一個甘草洞裏避風，一陣大風刮來，竟把這個戰士活活埋在裏麵。剿匪同其他戰鬥不一樣，撲空是常有的事。有時爬山越嶺，跑了許多路，到達預定地點，土匪已跑得無影無蹤了。條件盡管這樣艱苦，戰士們卻毫不畏縮，特別是那些經過兩萬五千裏長征、爬過雪山、越過草地的老戰士們，更是以苦為榮，迎難而上。經過數十次戰鬥，曆時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肅清。按當時統計，被徹底消滅的土匪有36股，被擊潰的土匪十餘股，生俘匪徒900餘人，繳獲輕機槍10挺，步馬槍1700餘支，迫擊炮兩門，子彈20餘萬發。對那些被捕獲的匪首，大都由當地政府進行公審，對罪大惡極的堅決予以鎮壓。這年6月，在定邊就公審槍決了罪惡累累的慣匪艾中福、宋閏蘭；在延川，公審槍決了謀財害命的慣匪霍生福。當然，在剿匪戰鬥中，我們也付出了代價，共計傷亡軍民700餘人，其中有兩個團級幹部、十多個連排幹部光榮犧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靜。我來到毛澤東同誌住處。他照例還在燈下工作。我向他匯報了留守兵團的工作，當說到邊區境內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肅清了的時候，毛澤東同誌驚喜地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我向他詳細匯報了剿匪的經過和戰果，毛主席聽了十分高興，當即拿起筆來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通報了這一戰績，表彰了邊區軍民。
但是，靖匪的任務並沒有到此結束。1939年冬天以後，前麵所說的那類“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搶劫燒殺，擾亂邊區，禍害群眾。有的是由當時駐紮在邊區周圍的國民黨中央軍收買和唆使，突然竄進邊區境內進行襲擾、破壞的，有的則是受邊區境內的國民黨縣長和保安隊支持、庇護，故意為非作歹，尋釁鬧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隊“嘩變”為匪的。這類土匪的搶劫燒殺，實際上已成為國民黨製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種變相的武裝進攻。因此，從這以後的剿匪鬥爭，就同反摩擦鬥爭緊密聯係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鬥爭相比，要複雜得多：既有軍事鬥爭，又有政治鬥爭；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當時國民黨的軍政要員打交道。
清剿隴東積匪趙老五（即趙思東），就是這種複雜鬥爭的一個典型事例。
趙老五多年盤踞在靠近寧夏的甜水堡一帶，經我軍打擊後，收斂了一段時間。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帶領匪徒，攻入我環縣城內，燒殺搶掠，接著又竄至河連灣一帶，破壞邊區治安。當時我曾致電國民黨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詢問趙匪是否屬他節製。馬鴻逵回電說與他無關，但不久他派來個參謀，進行所謂調解，說趙匪是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所委派的“遊擊司令”。一個遠近聞名的土匪頭子，竟然成了國民黨的“遊擊司令”，說奇怪也並不奇怪。在舊社會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說法嘛！用這四個字來說明邊區周圍頑軍和某些土匪的關係，是很確切的。我們當時雖然知道這名參謀說的不會沒有根據，但為了促使國民黨軍隊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們還是千方百計地給朱紹良等留麵子，盡力爭取他們。毛澤東同誌在修改我給馬鴻逵的複電時，對這件事這樣寫道：“誠以如此積匪，朱長官必不收編，必係該匪冒稱無疑，請尊處萬勿見信。”這顯然是給朱紹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階。接著我又直接給朱紹良打了幾封電報，向他報告趙老五的情況，尋求共同解決趙老五的辦法。他裝聾作啞，不給我回電。於是，我又給他發了幾封電報，在電文中說：“為維持地方治安計，擬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點慌神了，這才回電說該匪已由他收編為保安隊，並已飭令“嚴加約束”，他公然對這夥匪徒進行庇護。所謂“嚴加約束”，不過是一句應酬的話而已。1940年夏天以後，一連幾個月，這股匪徒又竄進邊區，先後在隴東的曲子、完洞等地襲擾，搗毀我區政府一所，殺死我村幹部和工作人員4名，捉走我自衛軍排長和政府工作人員9人。我駐軍警二團官兵忍無可忍，不得不派兵進行清剿。當即擊潰其一部，並捕獲趙老五的兩個重要幫凶繆福祿、萬榮昌，經公審後判處了死刑。1941年2月，我駐軍又集中了兩個營的兵力，在甜水堡、河連灣一帶進行圍剿，經過半個月戰鬥，終於將這夥匪徒大部擊潰，匪首趙老五腿部負傷逃出邊區。我繳獲步槍、機槍、手槍70餘支，子彈900餘發。
對土匪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清剿，是在清澗、綏德、米脂一帶。1942年9月，當各地匪患漸次減少時候，這一帶卻接連出現了以閻錫年、惠富元等為頭目的八股土匪，在4個多月之內，作案達40餘起。鬧得最凶的時候，平均兩天要發生一次搶案。而其突出特點，又是專以搶劫搗毀我公營商店、合作社，襲擊我區鄉政府機關，刺殺我單獨活動的軍人和地方幹部，搶奪槍支為主要目的。這些匪徒在幾個月之內，就殺死我幹部戰士和地方工作人員10人，綁走和打傷13人，搶走長短槍17支，劫走大批財物和錢款。當時我正在參加西北局高幹會議。為了迅速消滅這些匪徒，我們利用會議的間隙時間，召集當地駐軍和地方幹部開會，對剿匪任務進行了具體部署。會後各縣均采取軍事進剿與地方清鄉相結合的辦法，集中進行了一次圍殲。到1943年1月，就大體上把這幾股土匪肅清了，並且堅決鎮壓了被我捕獲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頭子。至此，邊區的靖匪鬥爭，才告結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