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_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概況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位於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1號（現恤孤院路3號），由中共中央機關舊址——春園、中共“三大”會址遺址廣場、中共“三大”曆史陳列館和舊民居5號樓組成，總麵積達820平方米。1979年，中共“三大”會址被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7月1日正式修複開放。2009年5月，該館被中宣部公布為第四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會議緣起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工人運動的不斷發展，加快了革命的進程。然而，當時的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工人運動遭受到嚴重的挫折，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此時需要聯合其他革命力量，才能戰勝武裝到牙齒的敵人。

1922年8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帶來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馬林在會上強調：“中國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各個革命階級聯盟的黨，所以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到這個黨裏麵去，來改造這個黨，來共同地推動國民革命。”

這樣的論斷頓時引來了部分與會者的反對之聲。經過激烈爭論，中國共產黨人最終決定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原則確定，隻要國民黨能夠按照民主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兩黨合作。

最初，孫中山對於與共產黨聯合一事態度也並不積極。正是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現實幫助他做了決定。

1922年6月，一直備受孫中山器重的陳炯明在廣州叛變，使孫中山一度陷入危難。幸好有驚無險，孫中山於8月平安回到上海。這件事對孫中山的觸動很大，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求新的同盟者。

此事發生之後，中國共產黨當即發表聲明，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舉措，猶如雪中送炭。當時，李大釗、陳獨秀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經過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談，孫中山深感共產黨人是值得信賴

的。他感歎道：“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並主動邀請李大釗加入國民黨。

李大釗回應：“我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

孫中山坦誠地說：“這不要緊，你盡管一麵做第三國際黨員，一麵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因此成為了最早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同時，為了取得更廣泛的支持，孫中山又和蘇俄政府的代表越飛進行了深入會談，並於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孫中山）越飛宣言》。此後，孫中山計劃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逐漸形成。

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也有過一次難忘的經曆，可以說是血的教訓。1923年組織發起的“二七”大罷工，遭到了北洋軍閥殘酷的鎮壓，打擊沉重。由此，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僅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改變這種身單力薄的形勢，就要主動建立統一戰線，聯合國民黨共同進行民主革命。

為了實現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已經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最緊迫的課題。於是，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以解決民主革命的策略問題。

中共“三大”會議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此前，黨中央機關於同年4月遷駐廣州。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張國燾等30多人（其中有表決權的為19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會議。

1923年6月初，廣州正值盛夏。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廣州，那時他30歲，任中共湖南區委書記。與毛澤東前後抵達的，還有來自國內各地的黨代表和工運領導，如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他們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來參加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三大”會議的。

對於秘密前往廣州參加會議的情景，時任江浙區代表、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記得很清楚。

我和王振一是從上海坐船走的。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於樹德、金佛莊等人。於樹德和金佛莊是江浙區

委下轄杭州支部的成員，他倆都作為列席代表參加。當時於樹德生活困難，沒有錢買船票，我給他出主意，他就把鄰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船不能從上海直達廣州，途中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到達廣州後，廣東黨組織派人接我們。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發現毛澤東、向警予、蔡和森、張太雷、瞿秋白、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等同誌都已經到了廣州。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我們休息了兩天才開會。

當時，廣州東山區屬郊區，較為荒僻。為安全著想，負責籌備會議的廣東區委臨時租用了恤孤院路31號，作為秘密開會地點。這是一幢獨立的普通二層民居，二樓供十多位開會代表住宿，樓下南間被設為會議室。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會議準時召開。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國共合作。盡管早在中共“二大”和西湖會議時，有關國共合作的議題就已爭論不休，但在“三大”會場，兩黨合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依然引發了爭論。

至20日止，中共“三大”通過了12份正式文件，內容涉及國共合作、中共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黨綱草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主要解決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的問題，決定在保持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獨立性的前提下，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同開展國民革命運動，以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反對統治。

同時，大會選舉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進入中央局，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

中共“三大”是迄今中國共產黨唯一一次在廣州召開的、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會正確製定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為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對隨後大革命**的到來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它使共產黨和革命力量迅速壯大，使廣東成為國共兩黨實行合作、共同掀起大革命運動的中心，以及工農力量發展最快的地區。

中共“三大”確定的革命統一戰線方針，經過後來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反複實踐與發展，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戰勝強敵、奪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