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庶民的勝利_拒簽合約運動

拒簽合約運動

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延遲了軍閥政府媚外賣國的步伐,愈演愈烈的工人運動讓反動勢力心生忌憚。

上海是東南地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的商界“無不視上海為轉移”。上海地區“三罷鬥爭”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工人運動的士氣,各地工人無不人心浮動,伺機奮起抗爭。

據1919年6月的《申報》報道,當時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提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當時,北京近郊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已經組織過數次遊行,學生團體也躍躍欲試,準備再次發起請願活動以響應國內形勢。北京的罷學、罷工、罷市風潮一觸即發。

萬般無奈的北京政府隻好下令裁撤國賊。1919年6月10日上午,軍閥政府宣布了撤免曹汝霖職務的通告。但是,這種打折扣的處理方法再次激起眾怒。北京各校學生收拾好臥具,準備再次謁見總統發起責問。消息傳出,草木皆兵的北京政府趕緊於午後和傍晚補發了兩條通告,分別撤銷了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至此,三名賣國賊全部被罷黜,發起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終於實現其一。頓時,舉國歡騰,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集會,民眾紛紛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在賣國賊陸宗輿的家鄉浙江海寧縣,當地群眾決定效仿秦檜鐵像的方法,為賣國賊刻像立碑,讓他遺臭萬年。知道消息的群眾紛紛主動捐款,工匠們連夜打造了三座石碑,分別立於北門外、海塘鎮和海塔下。在安放石碑當日,成千上萬的民眾從四麵八方趕來,對著碑上所刻的“賣國賊陸宗輿”6個字唾棄不止。大人們也抓住機會教育孩子,做人要對得起天地良心,要愛國,千萬莫像陸宗輿那樣數典忘祖,丟盡了海寧人的臉。

在上海,各行各業舉行了隆重的“開市”儀式。江蘇省教育會及各商會主要負責人紛紛走上街頭,慶祝國民的勝利。

在濟南,商戶裏的店主都站在門麵前,等待學生的遊行隊伍一到,便鼓掌歡呼,點燃鞭炮。同時,店主還招呼夥計撤去國旗和白條幅,開門營業。大街上“學界萬歲”、“工界萬歲”、“商界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好一副歡騰景象。

罷黜賣國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罷”鬥爭的勝利。在這次運動中,勝利的意義遠遠不止驅趕了幾名親日分子那麽簡單。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勝利中看到了廣大勞工的“神聖”,覺醒的工人階級從勝利中看到了自身蘊藏的龐大力量。這是一次破天荒的嚐試,原來每個國民都有參與政事的權利和義務。中國人民由此真正的覺醒了。

不過,山東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曹、章、陸三人被罷免,不過是反動勢力的權宜之計。在宣布罷免通告的前後,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曾親至北海團城,對三人及其家眷百般撫慰。

距離巴黎和會簽約的時間越來越近,恐懼和期待交織著出現在每個有良知的國民心中。也許預先知道一個悲劇的結局並不痛苦,真正的痛苦在於明明知道結局是悲劇卻無法改變。

經過了“三罷”鬥爭的初期勝利,民眾仍然把希望寄托於北京政府。殊不知,掌控政府權力的軍閥卻早已經把國家的命運寄托於帝國主義列強。這是何其的可笑,又何其可悲的行為!

在簽字與不簽字的簡單選擇上,北京政府表現得猶如哈姆雷特的經典台詞一般:“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難題”。軍閥們百般權衡,試圖在列強的逼迫和國內民眾的抗爭中尋找到一條“兩全”之策。

五四以來民眾所爆發的翻天覆地的力量,並沒有在北京政府抉擇的天平上占據優勢。他們最後考慮的結果,竟然是認為簽字比不簽字好。軍閥認為,如果中方拒絕簽字,在情理上對不起英美等國家進行調停的一番苦心。更為嚴重的是,恐怕在拒絕簽字後,中國政府就會被隔絕於國際聯盟之外,很難再取得列強的支持。

其實,這些所謂的理由,無外乎是就是北洋軍閥想拿山東半島送禮,討帝國主義一個歡心。哀莫大於心死,辱莫大於不知恥。有國如此,民複何哀?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電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一切按帝國

主義的意旨,在合約上簽字。

電文內容泄露後,全國民眾再一次被軍閥政府的無恥行徑所激怒,掀起了新一輪拒簽合約的群眾愛國運動。

合約的簽訂與否直接關係到山東的生死存亡,因此山東人民又一次充當了拒簽運動的急先鋒。北京政府發出敦促簽約電文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山東各界已經組成了請願團,日夜兼程趕往北京。

出發當日,濟南上千名學生和各界民眾紛紛趕至火車站,為請願團送行。80多名請願團代表環顧殷殷期盼的父老鄉親,莊嚴立誓稱:“不達目的終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則農人亦將罷耕,以表一致。”語氣慷慨悲壯,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意味。送行學生和群眾相顧感佩,不由得在站台上跪倒一片,為這些滄海橫流中的民族英雄送行。

6月19日,山東請願團代表抵達北京。這80多人組成的請願團成員囊括了來自山東省議會、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及總商會等社會團體的代表。第二天中午時分,請願團成員一齊來到新華門總統府發起請願。大總統徐世昌不僅拒絕接見請願代表,而且下令軍警上前進行百般阻撓。

軍閥統治者的避而不見更加激怒了滿腔悲憤的代表們,他們站在新華門外發出了血淚交織的呼號:“山東之存亡,即吾輩之生死關頭,今日如不得見總統要求以相當之保證,則誓死於此,亦不歸寓。”

據《國民公報》的描述,當時各代表因為無法麵見總統,完成家鄉父老的重托,想到生養自己的一方水土即將永遠淪入日寇之手,不由得悲從心生,跪倒在新華門外放聲大哭。適逢天降大雨,代表們依然跪於水汙泥沼之中,哭聲不止。聞者無不傷心落淚,感佩非常。

在這種情況下,山東請願團的代表們在風雨中堅持了數個小時。直至接近傍晚時,北京政府才被迫答應接受請願團的“謁見”要求,但日期必須由政府安排。此時,代表們渾身濕透,饑寒交加,在圍觀群眾的攙扶下才勉強站起身來,擦著眼淚一步一歎息地走回了駐地。

6月23日,山東請願團推舉了6名代表麵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徐世昌。代表們向徐世昌提出了三項條件:其一,拒絕合約簽字;其二,廢除高徐(高密至徐州)、順濟(順德至濟南)鐵路草約;其三,懲辦國賊。他們詳盡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山東的罪行,以及齊魯民眾的悲慘遭遇。最後,代表們聲淚俱下地告訴徐世昌:“啟程之初,我東民父老昆季(指兄弟)姊妹環跪於車站,泣不成聲,囑代表等,請求不遂,不得生還。”

麵對山東人民的血淚控訴,徐世昌拿出了一名政客的狡猾和冷血。他言辭閃爍,避開實質問題,做了一番似有還無的表態,暫時安撫了情緒激動的請願代表們。當晚,在政府發往巴黎的電文中,徐世昌給中國代表下達了“相機辦理”的命令。可見,請願團的陳訴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軍閥政府簽約的決心。

當然,山東人民的抗爭不是孤立的,北京和各地的民眾再一次行動起來,在北京舉行了聯合請願活動。

6月27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請願團、留日學生代表、陝西學生聯合會代表及京師總商會代表等數百人,前往新華門再次提出請見總統的要求。在經曆了兩天一夜的苦苦等待後,徐世昌才被迫接見了10位聯合請願代表。

徐世昌還是老一套,避而不答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反而東拉西扯地訓起話來:“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太毛躁。有什麽事不能好好商量著解決呢,非要鬧出這麽大的動靜來,這是要出亂子的……”

這些連篇廢話不是代表們要聽的。陝西學生代表屈武毫不客氣地打斷了這位總統的“金玉良言”,悲憤交加地喊道:“現在整個民族都要被滅亡了,你還在這嘮嘮叨叨地說這些廢話有什麽用。政府要是再不能有所作為的話,我們隻好以死相爭。”說完,他忍不住垂首痛哭,情緒激動之時以頭碰地,砰砰作響,鮮血順著額頭流了下來。懷仁堂內一片忙亂,徐世昌這位“文治總統”嚇得落荒而逃。

當山東、北京各界代表聯合行動的時候,上海民眾也積極參與其中,再一次以更大的氣勢行動起來。

6月21日,全國學生聯合會與上海社會各界團體召開聯合會議,一致表示反對合約簽字。在這次拒簽行動中,上海各界所表現出的鬥爭性和堅決性十分

突出。其發表的對外宣言尖銳犀利,直指當局的賣國本質:“當局者為日人所脅誘,不惜與民意宣戰,悍然主張簽字。是北京之當局非代表民意之機關,乃代表日本侵略我土地、攫取我國權之事務所也。”

隨後,上海各團體還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拍發電報,電文不乏警告的意味:“如果各位代表違背了民意,沒有全力爭奪山東半島的國家主權,而向列強妥協簽字,那麽到時就別怪國人將你們當成曹、章、陸那樣的賣國賊來對待。”

除了山東、北京、上海外,全國各地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拒簽合約鬥爭。據1919年7月6日的《每周評論》統計,當時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曾收到7000多封社會各界拍發的電報,一致要求拒簽合約。

法國巴黎,中國代表團駐地呂特蒂旅館。

早在5月份的時候,駐地就已經被中國留法工人和學生團團包圍了。此時的中國代表團內部也出現了分歧。顧維鈞、施肇基和王正廷堅持拒絕簽字,理由很簡單。多年來日本狼子野心,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如果山東淪入倭寇之手,則有利於日本蠶食鯨吞,我國家必將後患無窮,中華民族危矣。

持反對意見的是駐意公使王廣圻、駐法公使胡唯德,兩人力主忍辱簽約。他們認為拒簽會激怒列強,從而使中國政府無法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王、胡二人甚至“大義凜然”地表示說,如果簽字有利於國家,那麽個人的榮辱得失隻有置之度外了。

由於國內局勢紛亂複雜,北京政府有關簽約事宜的電令也是朝令夕改。一會嚴令簽字,一會又說民情激憤慎重考慮。直至6月24日,電文上竟然寫著:簽字一事,請代表團及陸總長“自行斟酌”。

首席代表陸徵祥哭笑不得,如此國家大事怎可能由他“自行斟酌”。簽了,他是賣國賊;不簽,勢必獲罪於政府。久經官場的陸徵祥在無可奈何之下,隻好裝病躺進醫院,將難題推給了代表團其他成員。

國內拒簽的電文如雪片一般飛往巴黎,其中不乏各省的督軍和省長親自拍發的電報。甚至連直係軍閥吳佩孚也表示堅決反對簽約,贏得了“愛國將軍”的稱號。中國代表團已經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在簽與不簽的決策點上左右徘徊。

陸徵祥住院後,顧維鈞這位年輕的外交家成為了中國代表團的實際決策人物。年輕的他同樣有著一顆激情澎湃的愛國之心。巴黎和會期間,他親眼見到了中國因力單勢薄而受到的歧視。顧維鈞心裏明白,如果中國政府簽了這張喪權辱國的和約,那麽國家將再無外交可言。6月27日發生的一件事,更加堅定了他拒不簽字的決心。

這天是簽約日的前夜。顧維鈞剛剛結束和法國公使不愉快的談話,心情沉重地前往醫院,準備與陸徵祥商議最後的決定。忽然,代表團的嶽秘書長驚慌失措地跑進了病房,滿麵驚恐。原來,他在前往醫院的路上被數百名留學生團團圍住。激動的學生們推推搡搡地質問他為什麽讚成簽約。一位女學生甚至從風衣口袋裏掏出了一把手槍,直接抵著這位秘書長的腦袋警告說:“如甘當賣國賊,打死勿論!”

與此同時,幾位在法國的山東華工因為沒能找到陸徵祥,便在代表團駐地留下了一封警告信和一把裝滿子彈的手槍。警告信上寫著這樣幾句話:“陸徵祥,你不愧是賣國專家。明天你要是敢簽字賣了俺們山東老家,俺們兄弟發誓讓你回不了中國!”

終於到了6月28日。這一天是巴黎和會那份所謂的《對德和約》正式簽字的日子。天剛剛放亮的時候,數萬名華僑、華工、留學生就已經包圍了呂特蒂旅館,阻止代表團出席簽約儀式。

據《時事新報》記載,愛國人士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每一個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命都由3個人去抵償。不管出門簽約的代表是被誰打死的,都按照名單去償命,決不反悔。

這是多麽可敬的民眾,這是多麽凝聚的民族力量。為了山東,為了中國,他們不惜用熱血和生命去換取那份珍貴的尊嚴。

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現在巴黎和會簽約的會場上,簽約儀式自然不了了之。

中國拒簽《對德和約》的事實震驚了巴黎和會,也換來了世界的另眼相看。這是半個世紀來中國第一次對列強的無理要求說“不”,也是中國民眾抗擊強權政治的首次嚐試。正義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五四運動”勝利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