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_“德先生”與“賽先生”

“德先生”與“賽先生”

毛澤東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這樣寫道：“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不過，這些勵精圖治、救亡圖存的仁人誌士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即使是推翻了兩千多年封建專製製度的“辛亥革命”，也在短暫的勝利後跌入冰冷的深淵。

這樣的結局，讓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曾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的吳玉章回憶說，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製統治；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淩、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

事實證明：舊的道路走不通，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道路。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下，一場更為猛烈的革命風暴正形成一股暗流，湧動在中國的大地上。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來臨前，新文化運動奏響了序曲。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他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道德宣戰，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新思潮運動。次年，《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這個“新”字的添加，將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彰顯得更為明朗化。

陳獨秀何許人？

陳獨秀，出生在安徽安慶的懷寧縣。距離懷寧縣不遠處有座獨秀山，雖然不算什麽俊秀之山，但因為陳獨秀的關係卻也聞名天下。1953年，毛澤東乘船順江南下來到安慶時，詢問身邊的人，說：“是先有陳獨秀後有獨秀山，還是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這一年，距離陳獨秀離世已經十年又一載，可毛澤東仍舊沒有忘記當年建黨的這位元老。

後來，陳獨秀與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政黨分道揚鑣，以一個“終身的反對派”孤獨去世。對於這一點，後人評價說，可能與陳獨秀的個性密不可分。不過，他在建黨這個創舉上的功勞始終是無法磨滅的。

陳獨秀兩歲時，父親病逝，由富有學問且極為嚴格的祖父撫養其長大。從小，他的個性倔強，隻要是他認準的事情，就會一條道走到底。當年創辦《新青年》時是這樣，後來創建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22歲時，陳獨秀隻身來到日本求學，回國後在上海和家鄉一帶創辦雜誌和從事革命活動。直到1915年，他才開始自主創辦《青年雜誌》，也就是後來著名的《新青年》。

在求學和逃亡的過程中，陳獨秀逐漸意識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會被人竊走果實，主要是缺少對人民群眾進行民主共和思想的

啟蒙。由於群眾的不覺悟，導致革命的失敗。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就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完全靠軍隊和武力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思想革命的改造，首先要先從改造國民性開始。

正是因為看清了這一點，陳獨秀才義無反顧地創辦了《新青年》，並承諾說，我這個刊物，八年十年以後一定會有很大影響。事實證明，《新青年》創刊後不到三年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文中，他披露了當時中國社會黑暗的一麵，並敬告當時的青年“六義”之理，包括：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此篇文章中，陳獨秀初步闡明了借西方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與科學，推翻中國迂腐陳舊的封建專製製度的決心。這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重要標誌。

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與“賽先生”。這是由於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而科學的英文是Science，當時人們為了通俗易懂起見，音譯為“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二是指與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製度。而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也同樣有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指與封建迷信、蒙昧無知向對立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以及認識和判斷事物的科學方法；二是指具體的科學技術、科學知識。

新文化運動在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的引導下，在《新青年》的陣地上，向封建思想文化發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並在眾多領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是北京大學。那麽，創刊於上海的《新青年》又是如何在北京大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的？

這就不得不提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浙江紹興人，曾多次赴德國、法國留學考察，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模式奠定思想理論基礎的事業。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部長，更是中國近代史上有著巨大影響的學界領袖和社會活動家。後來，他因反對袁世凱的複辟獨裁統治而辭去教育總長的職務，隨後到歐洲留學。不久，袁世凱倒台，時任教育總長的範源濂向大總統黎元洪推薦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

當時，蔡元培的朋友們聽說這個消息後，紛紛勸他不要接受這個邀請。因為，那時北京大學的腐敗學風是眾所周知的，出任其校長是一件苦差事。蔡元培最終還是欣然接受了任命，同意到北京大學就職。這樣的結果是他的朋友們所沒有料到的，不過也在情理之中。這大概跟他一心教育救國的理論主張

是分不開的。

北京大學創建於1898年，其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遺留下來的最值得珍視的成果。民國時期，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但其官僚腐敗氣息仍十分嚴重。曾有多任校長煞費苦心地經營管理，卻自始至終看不到任何成效，萬般無奈之下，唯有自動請辭。現在，北京大學的爛攤子要歸蔡元培來收拾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的校長後，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學思想，最先把改革對象指向了文科院。

1916年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在前門外一家中西旅館內找到了陳獨秀。此時的陳獨秀正在北京為書局招股的事而忙碌著。以蔡元培當時的年齡、資質、聲望和政治地位，能夠屈尊拜訪陳獨秀，可見陳獨秀及《新青年》的影響和蔡元培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

事實上，蔡元培和陳獨秀早已於1905年相識。那時兩人的交情不深，但留給彼此心中的印象卻很深。經過一番了解和對《新青年》的研究，蔡元培最終選定陳獨秀為北大的文科學長，相當於現在的文學院院長。那時，北大不設副校長，獨當一麵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實際上是學校的“二把手”。

1917年1月13日，陳獨秀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文科學長。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北大和社會各界的不同反響。蔡元培和一些先進教師態度鮮明地力挺陳獨秀，這才堵住了悠悠眾口。1月下旬，陳獨秀到北大走馬上任。憑借著自己和《新青年》的影響力，陳獨秀把當時活躍在文化界的新派人物通通吸納到文學院，致使北大文學院一時間名流雲集，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基地。

在北大紅樓北麵的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這裏是陳獨秀曾的舊居。1917年，陳獨秀住進這間四合院的東院後，《新青年》編輯部也挪到了這裏。當時，李大釗、胡適、周樹人（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劉半農、錢玄同、高一涵、梁漱溟、楊昌濟等人都是這裏的座上客。

據沈尹默回憶說，《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一共是7名編委，分別是：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7名編委輪流編輯，每周一期，周而複始。

自此，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力量的匯聚點，為《新青年》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陣營。在陳獨秀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大旗的指揮下，大批具有先進思想的學者向腐朽文化發動攻擊，熱情讚揚“德先生”與“賽先生”。一場以提倡民主、反對專製，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新文化運動像一道閃電，預示著一場改變曆史的暴風雨即將到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