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共產主義遍地開花_旅法、旅日共產黨小組的組建

旅法、旅日共產黨小組的組建

在近代中國史上，出國留學是進步青年追求進步、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習的重要途徑。發生在1919年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就是一個留學熱潮。

為什麽這一時期的青年知識分子會選擇去法國留學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到處都呈現出戰爭帶來的累累傷痕。由於人員傷亡過多，導致整個法國的勞動力欠缺。法國政府為了解決國內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便派人到中國招募華工，並承諾給予教育支持。

1916年3月29日，中法相關人士在巴黎自由教育會會所的基礎上成立華法教育會，由法國自由教育會會長、大學教授歐樂為法國方麵的會長，蔡元培為中國方麵的會長。年底，蔡元培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在北京恢複成立留法儉學會，開始負責國內青年留法勤工儉學的相關事宜。一時間，留法勤工儉學的風潮席卷全國。

然而好景不長，到1920年底，留法勤工儉學便出現困境。許多來法青年找不到工作，也無法入學學習，最終隻能靠位於巴黎的“華僑協社”的救濟勉強度日。漸漸地，“華僑協社”成了來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避難所，華法教育會的經濟承受能力也越來越差。

1921年初，蔡元培以華法教育會長的名義連發兩個通告，宣布華法教育會與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脫離經濟上的關係。雖然通告是在華法教育會瀕臨破產的情況下發出的，但還是在留法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學生走上了請願和鬥爭的道路，這其中以蔡和森、李維漢為核心的新民學會成員為代表。不過，趙世炎、李立三等領導的勞動學會則不讚成他們的鬥爭，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

趙世炎，四川人，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學習。他曾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與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有很深的交情。為了更好地在勤工儉學學生中開展工作，

趙世炎、李立三兩人又發起成立了新的組織——勤工儉學學會。不久，會員就發展到200多人，成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一個堅強核心。

1920年年底，一艘從中國上海開來的郵船停泊在法國南部的馬賽港口。北京大學校長、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從船上信步走下來，陪同他走出船艙的還有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就是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此次巴黎之行，他是以蔡元培的秘書的身份，到裏昂大學中國學院擔任教師。

在張申府出國前，他曾參與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分別在上海和北京建黨的活動。隨後，他與李大釗、張國燾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臨走前，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希望他到法國後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籌辦黨的早期組織，張申府欣然領命。

張申府抵達法國後，發展的第一個黨員是劉清揚，第二個是周恩來。劉清揚和周恩來都是天津“覺悟社”的骨幹成員。隨後，他又聯係上了趙世炎和陳公培兩人。趙世炎和陳公培在出國前都曾到陳獨秀家裏交談過，深得陳獨秀的賞識。陳公培還將當時最早商定的黨綱抄了一份帶走。

1921年三四月間，中國共產黨旅法早期組織在張申府的寓所裏成立。當時的成員有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和陳公培五人。這一組織成立後，一直沒有對外公開，僅靠張申府與陳獨秀單線聯係。

黨的“一大”召開前，張申府接到了國內的通知。不過，最後因時間緊、路途遠，中共旅法早期組織沒能派代表回國參加會議。“一大”後，旅歐中國共產黨支部宣告成立，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

在中共八個黨的早期組織中，唯獨旅日早期組織在成立之初僅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名成員。這一組織的特殊性，是有其背後原因的。

在1922年2月的日本《外事警察報》中收錄了施存統當初的一條口供，說：“現今，留日中國學生中，除周佛海及餘外，

更無同誌。故即使餘為上海共產黨之駐日代表，其目的亦非對留學生開展工作，實為聯絡上海共產黨與日本社會主義者。”這條口供是施存統受“格雷事件”牽連入獄後，在日本警方的審訊而錄的，其真實程度基本可信。

施存統，早年間為《星期評論》的編輯，後被陳獨秀吸納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之一。不久，他在戴季陶的資助下來到日本，一邊調理身體一邊準備留學。臨走前，陳獨秀囑咐施存統到日本後，聯係曾參加過上海黨的早期組織籌備會議的周佛海，在日本發展黨的組織。施存統還抄了一份當時商定好的黨綱帶在身上。

大概是受戴季陶的思想影響，施存統還未形成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而是偏向於無政府主義。直到他被遣送回國後的一年多，才逐漸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

陳獨秀為什麽囑咐施存統一定要聯係周佛海呢？這就要追溯到1920年夏天，周佛海回國探親那段時期了。

本來周佛海是打算取道上海回老家看望母親的，可偏偏那時湖南的“驅張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驅張運動”造成道路堵塞，周佛海不得不暫時滯留在上海。在上海期間，他拜訪了張東蓀，並通過張東蓀認識了陳獨秀。由於周佛海在日本留學期間，寫了很多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發表在張東蓀主辦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上，自然為陳獨秀所賞識。

陳獨秀發起成立黨的早期組織時，邀請了讚成馬克思主義的進步人士來共同商討，其中也包括周佛海。不過，由於暑假將畢，周佛海不得不返回日本開學，故沒有正式參與上海黨組織的成立會議。

施存統與周佛海取得聯係後，於1921年4月下旬建立了中共旅日早期組織。施存統為主要負責人。

至此，全國6個黨的早期組織和2個海外黨的早期組織全部構建完成。這些黨的早期組織如同一個個春的種子，在全國各地及海外落地生根，繼而遍地開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