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_二、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指向

二、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指向

（一）當前中國經濟麵臨的挑戰

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麵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挑戰主要表現為“三期疊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疊加”的第一個“期”，叫經濟增長換擋期。“換擋”，意味著GDP增速進入下行軌道。第二個“期”，叫結構調整陣痛期。中國經濟的投資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等多年來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需要進行調整。但是調整並不容易，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第三個“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過去一段時期對付增速下降的辦法主要是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這造成了貨幣超發、債務積累等問題，需要加以消化。

“四降一升”具體來說是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一方麵，工業品出廠價格已經連續四十多個月下降，而生產成本卻沒有隨之下降，因而導致企業利潤和國家財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麵，前期刺激政策使企業和各級政府的債務增加得很快，杠杆率迅速提高。這樣，在某些環節上就出現了資金鏈斷裂和“跑路”的現象，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二）兩種分析框架和兩種對策思路

多年來，探尋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從而提出應對方策，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歸因於需求方的因素，即消費、投資和淨出口等“三駕馬車”的力量不足，另一種是歸因於供給方的勞動、投資和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發生了變化。

已故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在2015年3月25日為中國金融40人論壇提供的論文《從比較經濟學視角探究中國經濟新常態》中把上述兩種分析法分別命名為“需求側因素分析”和“供給側因素分析”。以後許多中國經濟學家也沿用這種表達。

在過去若幹年居於主導地位的，是需求側因素的分析。既然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是需求力量不足，應對的方針就是“擴需求、保增長”。由於在相當長時期中采取這種凱恩斯式的刺激政策來拉動增長，造成了愈來愈嚴重的負麵後果：（1）投資回報遞減，拉動增長的效果也愈來愈差；（2）杠杆率（債務對GDP比率）迅速提高，使金融風險日益積累；（3）貨幣超發導致遲早會破滅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膨脹。因此，愈來愈多的人不讚成繼續用這種方法應對挑戰。

（三）正確的應對方略

大多數經濟學者都認為，在分析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的時候，應當從供給側的三個因素（勞動、資本和效率）尋找原因和對策。

供給側因素分析對於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除人口紅利和大規

模投資以外，全要素生產率比起過去有較大提升。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從過去在農村的低效利用轉移到城市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另一個原因是在我國和外國技術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況下，簡單地采用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術水平。

到了21世紀初期，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變得越來越小。同時，中國在技術上已經從一個完全的跟隨者變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領域的領跑者。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創新就很難再提升技術水平。從供給側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對挑戰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前兩年討論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指舊的增長動力正在減退，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長動力，那麽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問題在於，提高效率和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已經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總結“十五”經驗時曾經仔細討論過，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這種“體製性障礙”。所以，關鍵在於要通過改革消除這種體製障礙，建立起一套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製機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隻有這樣，才能提高效率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來可以看到，正確的方針，應當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條件下，全力以赴，推進改革，以便提高供給質量，實現發展方式轉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把它歸結為一句話，叫做“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不要把“結構性改革”與用行政方法“調結構”混為一談

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意義在於運用不同於以往著眼於需求側因素（“三駕馬車”）分析方法，提出了有別於依靠需求拉動的應對方略。至於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含義，則是指在市場經濟的總框架下對某些社會經濟架構和政府規製架構進行的改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體製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改革，不應當把它跟政府用行政手段“調結構”混為一談。

現在存在一種傾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地“調結構”，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壓縮過剩產能，主要用政府投資和政府補貼去“扶持”新技術產業相混同。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

2016年的優化結構要做的“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雖然也要借助某些行政手段，但主要還是要靠發揮市場作用做兩件事：（1）使經濟資源從供過於求、低效運營的部門和企業流向供不應求、高效運營的

部門和企業，實現資源的優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勵機製，提振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五）控製和化解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

現在金融風險有明顯的積累，所以要用一些辦法保證不出現係統性的風險。

一方麵，可以采取以下控製和化解風險的措施：停止回報過低或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屍企業”的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負債和或有負債；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整，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再輔之以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係統性風險的發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麵，盡管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是，如果在短期內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也會造成難於補救的損失。所以，有時候還得使用短期政策來渡過難關。短期政策無外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現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往往是無效的。因為在“現金為王”的情況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注入流動性，人們拿到錢以後更願意投在流動性高的資產市場而非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上，結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而天下沒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滅，就會造成巨大的災難。

所以應該更多地使用財政政策，簡單地說就是用赤字來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兩個辦法：一是增加財政支出，二是減少財政收入。從當前的情況看，我認為主要應該采取普惠性的減稅的辦法來減少財政收入，因為現在中國經濟麵臨的一個大問題是不少企業家對未來缺乏信心。當然，營商環境不夠好隻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稅收對於改善營商環境和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有好處，則是確定無疑的。

（六）不要誤解“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有些論者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等同於一般地加大政府在決定資源配置和調整結構中的作用。這是一種誤解。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場、幹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什麽是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和平等競爭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好的教育係統和基礎性科學研究體係；用PPP的方式（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共用技術和牽頭組織產業聯盟開發新技術；用“補需方”等方式提供補助，以補償正外部性和達到最低經濟規模；組織對技術發展趨勢的討論和因勢利導，提供非指令性的產業規劃。政府太多地幹預微觀經濟，其實效果不好。

由於推進改革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辦法，必須警惕“改革空轉”“文件不落地”等消極現象。必須按照中央深改小組最近幾次會議的要求，“擰緊責任螺絲”，把改革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使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規定的各項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