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13年中國與日韓關係的新特點

對比中日與中韓關係，一個最為直觀的判斷就是，兩個雙邊關係呈不對稱甚至相反的方向發展，中韓關係在全麵深化，與此同時，中日關係則在全麵倒退。

（一）不對稱的中日韓關係

2013年中日關係跌至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穀，表麵上看源自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安倍政府的上台，實質上源自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失衡給日本帶來的戰略壓力和焦慮，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安倍代表了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倒不如說安倍奉行的是一種徹底的現實主義權力哲學。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日本，此後雙方差距繼續拉大。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數據，中國2012年的GDP已達83584億美元，日本為59597億美元，中國經濟總量已高過日本40%。隨著安倍經濟學效應低迷的顯現和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與日漸加速的國內經濟轉型，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的剪刀差將會越來越大，時間已不在日本一邊。在此情勢之下，日本由於國力差距而導致“日本優越感”喪失，由此帶來心理失衡與戰略疑懼在某一個時間點迸發是可以預期的，畢竟日本作為亞洲的最強國已持續百年，讓日本接受中國重新崛起、重回亞洲第一的事實，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和心理調適期，這是中日關係走向低穀的一個結構性背景。換言之，在此種背景下，中日關係出現大的起伏並不意外。

同樣對中國崛起抱有戰略疑懼的還有美國。美國作為世界的霸主，維持其作為世界霸主地位，主導包括亞太地區的一切國際事務的主導權儼然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之所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甚至軍事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客觀上衝擊了美國的這一核心利益，由此，自2009年底以來美國推行亞太戰略再平衡，目的不是在中美之間實現一種權勢和影響力的均衡，而是保持既有的中美之間實力對比的剪刀差，以此防止美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被中國推出去，維持美國在亞太的主導權。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為焦躁中的日本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對衝中國的機會，由此日本將自己綁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戰車上，在向老大表白一番之後，日本重新上路，奔向製衡中國的最前沿。這是中日交惡的地區背景。

但是，仍然有一點需要明確，那就是日本的國內背景。日本早已是經濟、科技大國，實現政治大國的夢想就成為多年以來日本的夙願。客觀地說，幾十年來日本追求政治大國所采取方式基本上是通過貿易，增強國力，樹立和平國家的形象。早在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時表示要走“和平國家之路”，就是這樣的一個縮影。但問題在於，狹隘的民族性格、對比鄰國所產生的固有的優越感以及崇尚實力的傳統使得日本不肯在曆史認識問題上徹底反省侵略戰爭的罪行。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中日實力差距顯著拉大的背景下，重拾武力就成為日本追求政治大國的手段。這

也是我們當前看到日本加強軍備、試圖改憲立製的一個國內原因，也是日本右翼得以重新起勢的重要根源。日本要將增強軍事實力作為實現政治大國地位的手段，就要創造這樣的一個外部環境，那就是日本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必須通過加強武裝來維護國家的安全。中日權力對比產生的失衡心理與美國大體指向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此時為日本找到了借口，那就是將中國塑造為日本和地區的威脅，以此實現日本的戰略目標。

為此，安倍一方麵要借助美國實現強兵出境的目標，另一方麵要利用中國崛起和釣魚島問題製造“中國威脅論”，以圖在日本國內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為修憲強兵鋪路。根據日本防衛省2013年4月17日公布的統計， 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日本針對中國飛機緊急出動架次，比前一年度增長了近一倍，達到了306次，第一次超過了針對俄羅斯的出動，占到日本所有緊急出動架次的54%。中國作為日本想象中的敵人實現了。

日本學者毛裏和子認為，新階段中日關係存在著三個層次的結構：第一層次是不能討價還價的與價值相關的問題，如曆史認識問題以及派生出來的教科書靖國神社等問題；第二層次是與中日兩國在亞洲及國際社會的權力相關問題，如中日在亞洲的地位之爭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等；第三個層次是與釣魚島東海海底資源等能看得見的“利益”相關問題。毫無疑問，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但在當下，中日關係的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日本通過增強武力實現其政治大國地位進而主導地區事務的邏輯是完全錯誤的，這必然導致中日關係的全麵惡化，當然包括中日關係中最為寶貴的民間交往。

反觀中韓關係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樸槿惠政府上台之後，在半島問題上推行“半島信任進程”，在國內則力圖實現第二次漢江奇跡。這兩個國家戰略的實現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和參與，在這一共識之下，樸槿惠開展上任之後訪華的“心信之旅”，與中國領導人就深化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達成了一係列的共識，繪就了中韓關係進一步的藍圖和框架。2013年可以說中韓關係全麵深化的一年，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隨著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化，改變了中韓關係既有的“經熱政涼”的模式，向“政經雙熱”的格局發展。從樸槿惠總統出訪的次序看，中國在韓國的整體外交部中已經超過日本，這與韓國新政府履新伊始提出的提升中國在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的允諾相一致。盡管中國尚且不能和美國在韓對外戰略格局中的位置相比較，但這至少意味著韓國對中國的地區作用有了一個全新的認知和判斷。

其次，中韓安全合作取得了新進展，韓國忽視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的外交傳統發生了改變。兩國將目前現有的副部長級的外交和國防部門的對話機製一舉提升為超越兩國部長級、直接實現副總理級別的外交、安保的戰略對話機製。除安全合作機製外，兩國就朝核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安全領域的合作涵蓋了雙邊和地區兩個層麵。

再次，中韓人文交流的協調機製和目標得以確立，人文交流的紐帶得到強化。在樸槿惠總統訪華期間，兩國決定設立“中韓人文交流共同委員會”，並每年舉行一次會。“共同委員會”的成立與運行為中韓人文交流提供了機製保障，對於人文交流的順利推進和功能優化無疑有著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中韓民間存在很強相互抵觸心理的情況下更複如是。而“人文共同體”或者“人文同盟”的目標的提出，則意味著兩國找到了人文交流最終努力的人文方向，這在中國與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文交流中所曾有過的。

（二）二對一格局的初步形成

安倍政府的極端現實主義政策不僅嚴重破壞了中日關係，也對韓日關係造成了極大衝擊。回顧整個2013年，不僅預想中的中日韓峰會未能成行，談判中的中日韓FTA仍然糾纏於談判的程序階段而毫無進展。在中日韓多邊外交毫無建樹的同時，韓日雙邊關係也被竹島主權歸屬、曆史認識、靖國神社和慰安婦等問題所綁架，兩國互信與社會認同受到極大衝擊。日韓兩國媒體2013年9月10日公布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90%的韓國人不信任日本，同時也僅有59%的日本人相信韓國。在認為韓日兩國關係不好的韓國人中，94%的人認為是因為獨島之爭，另有64%的韓國人表示，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沒有給予足夠的真誠道歉也是兩國關係不好的原因。

中日交惡、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深化在東北亞中形成這樣的一種地區效應，即在戰略態勢上中韓合作對抗日本錯誤的曆史觀、領土觀和改變戰後地區秩序的企圖。而在中韓兩國之間一些敏感問題上雙方也在刻意避免刺激對方，以妨礙雙邊關係發展的大局。比如2013年11月23日，中國國防部發布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公告。日本對此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狂躁和敵對情緒，甚至揚言擊落中國巡視的無人機，將兩國推至衝突的邊緣。韓國基於中國防空識別區與韓方有重疊，表示不能認同，但並沒有過激的回應。對於韓國於12月8日公布韓方防空識別區擴大方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雖表遺憾，但稱中方願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則與韓方保持溝通，希望韓方與中方相向而行。雙方的言辭溫和而富有外交禮儀，全無中日間的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息。盡管日方對韓國擴大識別區的方案表現出一種“平靜接受”的姿態，但日本媒體不無傷感地表示，在防空識別區的問題上，日本被中韓“晾在了一邊”。

中韓升溫已經波及日本的認知。2013年6月28日，就在韓國總統樸槿惠訪華收到高規格禮遇接待的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被記者逼問日本對此如何反應，《朝日新聞》稱，“中韓上演統一戰線，日本被推到牆角。”可以預期，如果安倍繼續秉持其強硬而錯誤的曆史觀，繼續奉行與鄰為壑的對外戰略，中韓聯合對抗日本的格局必將持續下去。不對稱與二對一成為中日韓三國關係2013年的客觀寫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