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實踐呼喚發展新理念_第一節 新常態呼喚新理念

第一章

新實踐呼喚發展新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任何實踐都是由特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開創的，科學的發展理念能夠指導發展實踐，錯誤的發展理念必然會導致現實的困境，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實踐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會伴隨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發展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所處的發展環境不會一成不變，發展條件不會一成不變，發展理念也就自然不會一成不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根據發展環境的變化，根據實踐的變化不斷更新發展理念，進而更好指導實踐。而正所謂審時度勢是戰略構建的入門功夫，任何一個新理念都是建立在特定發展方位判斷之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理念也不例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勇於實踐、善於創新，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一係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五大發展理念正是在黨中央麵對發展新形勢、新任務，在對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處於戰略機遇期仍大有可為的判斷基礎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踐需要，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而提出來的，要領會五大發展理念的深刻內涵及其價值和意義，首先必須吃透確立五大發展理念的“大勢”，也就是發展環境的變化。

第一節 新常態呼喚新理念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中央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社會新常態大趨勢成為我們確立新發展理念的基礎，反過來，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趨勢又“倒逼”我們轉變發展理念，引領新常態呼喚新的發展理念。

經濟新常態的“三個轉向”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用“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後，尤其是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後，“新常態”一詞幾乎成為年度最熱詞匯。那麽，什麽是新常態呢？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首次進行了闡釋，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作出九大論斷。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十三五”規劃建議稿的說明中為新常態概括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方麵特點，即中國經濟新常態呈現“三個轉向”特點：

一是經濟發展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改革開放30餘年，截止到2012年，中國經濟GDP年平均增長率在9.8%以上，GDP高速增長幾乎成為改革開放30餘年中國經濟發展常態。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2014年經濟增長速度為7.3%,2015年經濟增長率更是隻到6.9%，創下了25年來最低，今後或許還會更低，這是當前我們在談及中國發展時不得不麵臨的一個態勢。

從當前我國所麵臨的發展環境來看，先前的高速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也沒法走下去。一方麵，雖說過去30餘年的中國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但這種高速增長是以環境汙染、資源浪費、發展不平衡等為代價的，這種竭澤而漁、“揮霍性”利用資源和“賣血過日子”的發展模式給我們帶來了慘痛教訓，比如北京2015年12月首次拉響了霧霾紅色預警，假如連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都成為一種奢侈的話，那麽再好看的GDP增長率又有何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麵，目前整個世界經濟仍然處於下行而且還沒有見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想要逆市上揚，成本代價太大，不是我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客觀上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那麽什麽是中高速呢？中高速是相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和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平均速度而言，目前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處於低位運行，全球平均3%多一點，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中國能保持在7%左右的速度，就已經屬於中高速了。我們中國將來不會拘泥於某一個數據，不會像過去強調一定要保8%。但是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不再拘泥於某個數字並不代表不要增長速度，至少在未來五年我們還是要保住中高速，這個中高速底線就是6.5%。

那麽，為什麽一定要保住6.5%的底線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三五”規劃建議稿的說明中有這樣一個分析：“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必須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從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從城鄉居

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至少也要達到6.5%。”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發展方式沒有進一步轉變的話，為了實現全麵小康的目標，必須保持至少6.5%的中高速底線，如果沒有守住這個底線，我們黨對全國各族人民的承諾就沒法兌現。

二是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在過去30餘年間，我們有一個看似很好聽的名字——“世界工廠”，世界上很多產品都是在中國生產，中國低端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占了國際的30%，個別產品甚至達到70%。一方麵，正因為我們有如此強勁的初級產品的生產能力，我們才有如此經濟成果。但另一方麵，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群眾的需求在提升，當需求開始上升到中高端時，這些低端產品也就逐步失去了市場，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形勢不好的大背景下，難免會影響人們的消費欲望。此外，放眼世界五百強，中國能拿得出手的有什麽？美國有微軟、蘋果，日本有索尼、鬆下，就連韓國也有三星和LG，可是我們中國除了那幾個大銀行和幾桶油有什麽，好像什麽也沒有，在世界範圍內，提到中國所能想到的似乎就是廉價品、山寨貨、假貨等等。所以說，麵對世界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國先前的發展模式呈現邊際效益遞減趨勢，我們30餘年的低端發展該到頭了，中國不能僅僅停留在“世界工廠”，不能因為“中國製造”而沾沾自喜，更應該是“中國智造”，能夠拿得出代表自己國家的高端產品，拿得出我們的緊跟時代發展的民族品牌。這就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三是發展動力要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我們把投資、出口、消費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現在國際經濟形勢不好，國際需求有限導致出口銳減，我們的投資也進一步縮減；提高消費固然可以，但是去年以來我們消費占比已經提高到50%多，發達國家也至多70%左右，消費的潛力也已經挖的差不多了。再者，我們群眾的消費呈現向更高級需求轉變，可是我們的供給還仍處於先前低端層麵，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消費的作用。那麽，在傳統“三駕馬車”後勁不足的情況下，如何促進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呢？這就需要琢磨新動力。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改革開放也是起於老百姓敢於嚐試，敢於打破常規，要在中國經濟發展呈現新常態的大勢下促進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歸根到底還是得落到人上，也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依靠“雙創”。

不過，雖說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呈現這麽“三個轉向”，但嚴格說來，我國經濟並非已處於新常態，而是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目前更準確的判斷是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時期，隻有度過這一時期後才真正進入新常態時期。因此，在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三方麵轉向的同時，還必須認清當前的三期疊加特點。

新常態下的“四個沒有變”

2015年1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麵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這“四個沒有變”的戰略判斷，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客觀現實，同時還是一種動態的發展理念和戰略目標，我們在看到新常態“三個轉向”的同時，還得把握住習近平總書記“四個沒有變”的戰略判斷，隻有深刻領會新常態的“變”與“不變”，才能更好把握大勢。

一是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麵沒有變。盡管2015年經濟增長隻到7%左右，乃至創下了25年來的曆史最低值，但仍然處在適度較快的發展區間，同時也是根據我國經濟新常態特征主動調控的結果，符合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 7%左右的經濟增量已相當可觀，在目前世界上仍屬較高增長水平。同時，伴隨著7%左右經濟增長率的是物價基本穩定，居民收入增長略高於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逐步改善。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有利於改善市場供求關係，緩解資源環境和物價上漲壓力，把工作著力點放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保持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二是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是因為經過改革發展，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奠定了較為厚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形成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潛力足是因為我國經濟有著龐大的內需市場和投資前景，在外部環境持續疲軟情況下，內需將繼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回旋空間大是由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麵積廣、區域差異大、消費層次多等因素決定

的。雖說當前全球整體經濟形勢不好，我國發展也麵臨前所未有的問題，但是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不會變，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經濟不會“硬著陸”。

三是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這種“沒有變”體現在四個方麵：第一，新型經濟彰顯市場動力，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仍處於加快發展過程之中，並與信息化高度融合，創造出新動力；第二，國家戰略增添市場活力，“一帶一路”戰略全麵推進，將帶動沿線地區經濟全麵布局，實現區域經濟高層次、高起點開放發展；第三，創新驅動激發市場潛力，我國經濟正由勞動力、資本、資源三大要素投入，轉變為創新驅動，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另外，政策措施效果進一步顯現，從降準降息到減稅降負，從“互聯網+”到“中國製造2025”,2015年一係列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政策相繼出台，經濟穩增長效應明顯。

四是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結果，2015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成效明顯。從三大產業分析，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0.5%，比第二產業高了10個百分點；從需求結構分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續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從行業成長分析，2015年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增速比規上工業高4.1個百分點，像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鐵路機車增長速度有的在翻倍，有的在50%以上。再從要素擴張的提質增效來看，單位GDP能耗比2014年下降了5.6個百分點。這些分析都充分展現了我國經濟結構的逐步優化、改善，為下步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四個沒有變”所反映的是，在過去的2015年，雖說我國經濟發展創下了自1990年GDP增長速度的最低值，但產業轉型、結構優化、層次提升等特點都促使中國經濟持續保持總體平穩、穩中有進、進中有創、創中提質的態勢，這無疑是可喜的！

引領新常態需要新理念

新常態蘊含新機遇，大邏輯呼喚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麵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對路，工作上要得力。”當前，我國雖然呈現出“三個轉向”的新常態特點，但仍還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三期疊加時期。曆史發展反複證明，曆史發展自有其規律，應當按規律辦事，隨意強行超越曆史階段不行，被動應付、消極等待也將被曆史淘汰。麵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我們不能被動適應，而是應該積極主動去引領，以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動力機製的全方位創新，推動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促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和經濟質量不斷提升，不斷開辟我國經濟發展新境界。

“十二五”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在高起點上走出一條穩中向好的曲線。“十二五”前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不僅高於同期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也名列前茅，這是一個很有發展質感的曆史單元，縱然是2015年作為1990年以來我國經濟GDP增速最慢年份也達到了6.9%，而且這個增速是在全球整體經濟發展勢頭不足的情況下實現的，更能說明其含金量。在“十二五”時期，全國就業人員達到7.7億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贏GDP增速，3000多萬套保障房拔地而起，城鎮化率提高到54.77%……這很不平凡的五年，見證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反映了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明顯改善，在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征程上，中國又上了一個新台階。而回頭去看這些成績，“十二五”啟幕之時，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債務危機巨浪洶湧，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剛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也麵臨成長的煩惱、轉型的陣痛，可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大力化解產能過剩、改變“唯GDP論英雄”的指揮棒，呼應著“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完善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製、推動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印證著“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全麵深化改革大潮起勢、開放型經濟新體製開啟新局，昭示著“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重現碧水藍天的治理舉措、生態文明建設的穩健步伐，詮釋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加強民生保障、加大扶貧力度，體現著“全麵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十二五”五年的發展曆程告訴我們，麵對大環境的轉變，麵對發展難題，尤其是當前經濟社會新常態趨勢，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促進發展理念的革新。

此外，我們在看到經濟社會新常態“三個轉向”特點的同時，還應該認識到，新常態的“新”不僅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的諸多新特征上，更應包含新的戰略方針、新的製度條件、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理念。同時，經濟社會新常態作為我國發展的必經階段，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大趨勢，引領新常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奮鬥才有可能實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