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既反對儒學複古主義又反對全盤西化_第三節 反對“全盤西化”

第三節 反對“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國思想界產生的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思潮，是西化思想的極端化表現。“全盤西化”思想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大論戰中出爐的。

“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聖、何炳鬆等十位教授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從發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的思想遂為之一變，在文化的領域已看不見中國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了。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其一，“本位”就是“中國的”與“本土的”，就是“此時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製度、偉大的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製度、鄙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其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應該的，但是在吸收的過程中要有選擇，吸取其所當吸取者，拒絕所不當吸收者。堅決反對“全盤西化”思想，主張對西方文化“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其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的目的是恢複中國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要拋棄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將中國建設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 “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量”。

與“本位文化”派展開論戰的是以胡適、陳序經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胡適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衝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六十年間尖銳的文化衝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為此，他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第一種是“抗拒”，即“中國可以拒絕承認這個新文明並且抵製它的侵入”，不過，胡適認為這種態度“今天沒有人堅持”；第二種是“全盤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新文明”；第三種是“有選擇性的采納”，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棄她認為非本質的或要不得的東西”。胡適反對“選擇性現代化”，主張“接受性現代化”。理由是，“選擇性現代化”最終“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成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陳序經同意胡適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他也同樣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從這種認識出發，陳序經認為，“想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陳序經的分析是：“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複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中調和的辦法；那麽，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

雖然這次論戰最終在國民黨實行黨化運動的情形下不了了之，但“全盤西化”的思潮卻一直影響著相當一部分主張激進西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每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這種思潮就會跳出來，企圖繼續發揮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再次出現了全盤西化、否定傳統文化的主張，一些人主張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在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勵之、劉曉波，還有《河殤》。方勵之曾反複講到自己是欣賞“全盤西化”的，他解釋說，他所理解的全盤西化，即是全盤的、全方位的開放，因為我們的整體文化比世界的先進文化要落後。麵臨這種狀態，

我們應當全方位的開放，要讓整個先進文化來衝擊我們整個方麵，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所有領域。在這個衝擊下，好的東西會留下來，壞的東西全部蕩滌掉。在開放、衝擊之前，說堅持什麽是沒有根據的。劉曉波認為，傳統文化是一個讓國人背了幾千年的“十字架”，傳統文化毫無可取之處。他明確聲明，“對傳統文化我全麵否定。我認為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在傳統文化中，“看不到精華，隻見糟粕”，即使是代表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結晶的四大發明，如果“把它們放入傳統文化的整體之中，也會發現其消極作用決不亞於積極作用”，所以，要改變中國“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徹底落伍”的狀況，就必須“全麵地、徹底地向西方學習”, “應當全方位開放，或者叫全盤西化”。這種否定中國傳統文化、頌揚西方文化，乃至主張“全盤西化”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思潮，經《河殤》的渲染達到**。

不同於3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80年代“全盤西化”思潮的突出特點是借口全方位開放，促使已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思潮突破了學術爭鳴的範疇，是一小撮試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野心家有組織有預謀的文化“動員”，是與當時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交相呼應的。雖然這次思潮最終被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被粉碎。但在當今知識界對這次思潮持同情態度的不明真相的（或者說執迷不悟的）知識分子還是大有人在的，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成為了當今的“砸鍋黨”。因此深入挖掘“全盤西化”的謬誤之處對於正本清源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應當指出，“全盤西化”的錯誤思想至今陰魂不散是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遭受致命打擊分不開的。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徹底跌落穀底，國人從高高在上的對西方文化的俯視者變為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仰視者，出現了大國小民心態，歐美之路被視為國際通則與現代化母本，要成為最優秀的，就應該成為最美國的，這在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眼裏不僅是一種範式，而且是唯一範式。應該看到，國人文化自信的喪失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的，這在本書第一章中已經有所介紹，在此不再贅述。而與此相對應的，使中國再次成為一個文化自信的民族也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文化自信尚未徹底建立起來的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眼裏，這一成就的取得完全是照搬西方文明模式的結果，而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在他們眼裏又偏執的認為是學習西方不徹底而導致的。正是由於知識界相當多一部分人的文化不自信，所以全盤西化的思想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出來興風作浪。因此，我們必須以史為鑒，總結經驗，提高認識，保持清醒的理論頭腦，隻有冷靜地分析曆史、現實與未來之間的聯係，科學地選擇中國走向世界的道路，才能減少改革代價，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下去。

“全盤西化”的不可操作性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事實上中西文化在根子上是明顯存在差異的。從對待契約與道義的態度上來看，從一定意義上說，西方人是契約主體，中國人是道義主體，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西方人不講道義，中國人不守契約，而是指思維習慣核心所在，在西方人看來，守契約是最重要的道義，在中國人看來，講道義是最有力的契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人的契約意識永遠達不到西方那種精細的程度。在我們看來，他們的工程合同煩瑣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對於執行合同細節的“較真”程度，也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這種重文本而非人本的傾向，如果走到極端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合同語言永遠也不可能全麵地反映現實要求，這是因為符號本身就有

表達的局限性與歧義性，人們除了遵守合同，還是需要信任、溝通，甚至默契。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中國人就應該提高契約意識，亦即法律意識，但是在契約中起作用的有法律，也有道德，道德是市場經濟的精神伴侶，中國人講究誠信為本，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把這些傳統丟棄了，就會陷入邯鄲學步的尷尬境地，許多有識之士對於市場經濟的負麵影響憂心忡忡，他們那些世風日下的感歎並非是杞人憂天。從政治文化角度來看。西方人秉承基督教傳統，又經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主張自由、平等、博愛，這是一種無差別的善。中國的政治文化建立在上下有序的差別基礎之上，執政者要節用愛人，為政以德，民載舟，亦覆舟，政治家必須有高度負責的民本意識。應該說，這種看法中包含著普遍規律，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牧民之術。隻要有社會存在就有差別，沒有差別就沒有動力，會陷入絕對一致的“熱死”狀態。如果承認社會階層與地位的差別，就有上對下、官對民負責的問題。西方政治表現為選民與領袖之間的製衡關係，中國政治表現為政治家的良心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關係。西方政治家重視選舉時的承諾，監督機製顯得十分重要。而中國政治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道德責任的角度來看，這種內聖外王的品格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對百姓的政治責任通過對社會的道德責任來實現，這也應該是現代優秀政治家的基本素質。中國現在有一種思潮，反對用封建主義的東西來批判資本主義的東西，從一般意義上來說，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數典忘祖，不加分析地反對一切傳統文化，便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其次，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進一步深入，正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製度上的弊病。西方國家也在試圖改革，悲觀主義者甚至覺得發達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或許基督教能解決物質主義的種種弊端，著名的社會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就鼓吹所謂的“新宗教”思想。有的西方學者也認為，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的許多問題應該在東方的傳統文化中尋找療救的方法。不光學術界有無可奈何的觀點，西方的政治家們也心生焦慮與困惑。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權威的政治觀察家布熱津斯基就認為，美國不能擔任世界領導，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國家流行著一種不負責任的縱欲的生活方式。美國近些年來頻頻發生的校園暴力槍擊事件也反映出在充分自由的經濟體製下，當局對文化的影響相當有限，商業利益不可抗拒，**與暴力是流行文化飛翔的兩翼，在要求業內人士考慮社會效果的時候，即使總統的聲音也是相當微弱的。另外，西方製衡的三權分立雖然可以起到限製權力的作用，但是也帶來了政治上無休止的爭吵，有些是為了黨派利益所故意製造的摩擦，這必然影響決策效率與社會公正。而且高昂的競選費用也不可能使執政黨超脫於經濟利益之外而獨立地處理社會事務，必然要代表某些企業集團的實際利益。事實上美國所謂的一人一票早已淪為了一美元一票，美國政治的核心早已淪為金融寡頭的操作工具。

最後，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傳統，不應該被徹底拋棄，隻能有保留地揚棄，生為中國人，不但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遠不能改變，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性格特征、風俗習慣、處世原則、道德類型、人格標準等精神因素，也應牢牢地植根於靈魂中，這種文化傳統不可能從中國人的心裏全部清除。中國隻能根據世界發展的潮流走自己的路，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與解決社會問題，不重視文化個性，隻強調共性，就會生出東施效顰的怪胎，自我失落了，又沒變成他人，豈不是得不償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