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自信近百年的衰落

|第一章|

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講話中將文化自信擺到了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並列的地位，並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這一論斷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實踐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方向。撫今追昔，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百年間，文化自信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一個逐步從自信滿滿到喪失自信的過程，令人不勝唏噓。

傳統上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非常自信的民族，這不僅體現在五千年的曆史中中華民族創造出的光輝燦爛的文化曾經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而且更體現在中華文化在遭遇重大挫折時堅韌不拔的精神上。如果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元朝和清朝也應當算作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實際上這兩個朝代都是異族的軍隊占領了中國的土地，中華民族在當時的情況下都遭遇了“亡國”之痛，即便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沒有垮，中華民族的脊梁也沒有斷。而元朝和清朝的異族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在中國推行的依然是中國傳統文化，選拔官吏的科舉製度考的依然是儒家經典。不僅如此，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兩個朝代由於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都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完善，成為中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無疑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旺盛生命力。

第一節 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自信近百年的衰落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百年的曆史，卻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夢魘。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雖然在戰場上連吃敗仗，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但丟失的領土遠遠不及元朝和清朝，比在戰場上的失利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霍然發現，在中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敗仗，西方文化的優勢成為了他們在戰場上獲得勝利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當然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失敗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在鴉片戰爭剛剛失利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並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1842年，最早提出要向西方人學習的魏源在《海國圖誌》中將學習的方向定義為：“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隻是由於中國人不重視西方的技術，我們要向西方學習的隻是他們的“長技”，而在文化上我國還是天朝大國，西方隻是落後的蠻夷。

但隨著中華民族打開國門，在派遣各種留學人員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感受到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對自己的衝擊。1876年，郭嵩燾在英國考察期間，對西洋的政治製度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在日記中寫道：“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Parliament）議政院有維持國有之義，設買阿爾（Mayor即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係，迭盛迭衰，而立國千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並說“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這表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對西方文化根基上產生的政治製度有了一種羨慕和向往之情，一句“中國秦漢以來二千年適得其反”更說明了對中國的文化自信產生了動搖的心態。與此前後，中國洋務派開展的聲勢浩大的洋務運動中高舉“中體西用”的大旗，這時候的中國文化雖然依然是“體”，但西方的指代名詞已經由魏源充滿鄙視的“夷”字變為了中性的“西”字。洋務派在政壇上的逐漸崛起，是與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在與西方的“船堅炮利”戰場上節節敗退的殘酷現實分不開的，正是這一殘酷現實令洋務派深刻認識到學習西方是加速中國近代化的必要條件。在洋務派的努力和影響下，采西學、製洋器、興學堂等一係列近代化政策與措施相繼出台，並在實踐中取得了不小的實績。但是洋務派中的代表人物，絕大部分都是心存廟堂的忠實於朝廷的大臣，無論在思想上還是道義上，他們也都是將儒家經典奉為萬世不變的圭臬，然而麵對西方文明的步步緊逼，迫切要求洋務派從文化上去闡明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並直麵西學的引進會不會對中學造成衝擊的問題。為了解決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與引進西方文明的衝突，洋務派在解決中學與西學的關係這道難題上，千方百計去證明中學與西學不但不會發生衝突，而且能夠相通相容、相輔相成，西學的引進對於中學乃是無害而有益的大好事。在這一大背景下，“西學中源”說應運而生。同治四年（1865），李鴻章為了論證派人去西方學習機器製造並不違背中國傳統時指出：“無論中國製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見，即彼機器一事，亦以算術為主，而西術之借根方，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亦不能昧其所自來。尤異者

，中術四元之學，闡明於道光十年前後，而西人代數之新法，近日譯出於上海，顯然脫胎於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範圍，已可概見。特其製造之巧，得於西方金行之性，又專精推算，發為新奇，遂幾於不可及。中國亦務求實用，焉往不學？學成而彼將何所用其驕？是故求遺珠不得不就赤水，尋濫觴不得不度昆侖。後之論者，必以和仲為宅西之鼻祖，《考工》為《周禮》之外篇，較夫入海三千人采黃金不死之藥，流沙四萬裏翻青蓮般若之文，豈可同日語耶？事雖創聞，實無遺議。”鄭觀應也曾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今天下競言洋學矣，其實彼之天算、地輿、數學、化學、重學、光學、汽學、電學、機器、兵法諸學，無一非暗襲中法而成，第中國漸失其傳，而西域轉存其舊，窮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聰明，以窮中外古今之變故，標新領異，日就月將，我中國四萬萬之華民，必有出於九州萬國之上者。”洋務派借“西學中源”說進一步對中西之學有了“道器”“體用”之說，李鴻章在光緒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試圖從道器關係上闡明西學具有的效能，他寫道：“嚐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中國所尚者道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為多。……欲求禦外之術，唯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製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為一家。蓋中國人民之眾，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於地球甲諸國，既為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然也。”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中也指出：“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中體西用”口號的提出充分說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放棄中國的文化自信，但已經不敢小視西方文化，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對西方文明采取一種借鑒和重視的態度。

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徹底粉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中體西用”的思路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中國知識分子發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慨歎。為什麽中國知識分子在元朝亡國的情況下沒有喊出“大變局”的口號呢？正是因為元朝雖然亡了國，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沒有垮，而甲午戰爭的失敗是自中華民族形成以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了空前的打擊。在這種慘痛的領悟中，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開始了艱難的探索。戊戌變法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引入西方政治製度——君主立憲的口號，為了能與當時的頑固派達成妥協，並能夠廣泛地獲得中國大眾的支持，在戊戌變法的思想武器上使用的是康有為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在這兩部書中，康有為宣稱自東漢以來統治者獨尊為儒學正宗的古文經，實際上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而偽造的新學，這些偽造的新學，湮沒了孔子學說的“微言大義”，康有為極力推崇孔子是改製的祖師，在《孔子改製考》的首章就對孔子極盡頌揚：“上古茫昧無稽，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托之故。”而後，康有為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元素附會於孔子，給孔子以嶄新的形象：“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此條猶可考舊製男女平等，自後世尊陽抑陰，乃廣備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猶中國古法也。”“世卿之製，自古為然，蓋由封建來者也。孔子患列侯之爭，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譏。讀《王製》選士、造士、俊士之法，則世卿之製為孔子所削，而選舉之製為孔子所創，昭昭然矣。選舉者，孔子之製也。”康有為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選舉等都附會到孔子身上，聲言為孔子所創，簡直把孔子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創始者。不僅如此，他還論道：“凡大地教主，無不改製立法也。諸子已然矣，中國義理製度，皆立於孔子，弟子受其道而傳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舊俗。若冠服、三年喪、親迎、井田、學校、選舉，尤其大而著者。”“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圍範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若《詩》《書》《禮》《樂》《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舊典。於孔子無與，則孔子僅為後進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為生民未有、範圍萬世之至聖哉！ ”也就是說，變法派在引進西方政治製度時不得不高舉孔子的大旗，以重新解釋孔子的論述來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張目。這充分說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引進西方文明的時候仍然采取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態度。即便如此，戊戌變法仍然遭到了頑固派的絞殺，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算起，戊戌變法隻持續了短短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精英們的探索還在進行，並導致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時期，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

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國主義列強已逐步控製了中國政治和經濟命脈。而清朝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腐朽統治越來越激起國人的憤怒。在文化方麵，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過去對天地鬼神的信仰以及對祖先神靈的崇拜，都被視為違反科學的陋習。一向神聖不可侵犯的君王如今也走下了神壇，人們甚至可以將當朝天子罵為“未辨菽麥”的“小醜”，更有人公開發誓要以張良之鐵錐、荊軻之利刃，“直取國中專製魔王之首於百步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由於教人忠君、服從，也被斥為“致胎中國二千年專製之毒、民族衰弱之禍”的“民賊”。也就是說，居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核心理念都開始受到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批判。當時關於中西文化之辨，大致分為三派，一派是歐化派，他們非常重視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傳播，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主張“不將古來迂謬之學說，摧陷而廓清之，則新世界之文明無自而入”。但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將傳統文化徹底否定，而是認為周秦學術、兩漢政治、宋明理學等“國粹”“皆可超越一世，極曆史之偉觀，較諸希臘羅馬未或下也”。第二派是國粹派，他們側重挖掘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有所謂“古學複興”之說，針對歐化派對本民族優秀傳統重視不夠的弱點，國粹派有意識地用發揚國粹來“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試圖從傳統中汲取推進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不同於這兩派的是所謂調和派，他們對於頑固保守封建文化，隻限於從西方吸收工藝的做法和一切照搬西方，主張否定傳統文化核心觀念的做法都持批判態度。他們指出：“聞之開新、守舊兩派之言矣。開新者曰：欲造新中國，必將中國一切舊學掃而空之，盡取泰西之學一一施於我國。守舊者曰：我欲強我國，行我古代聖王之法而有餘，不必外法；或但取其藝學。二家之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他們認為，對於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應該不加分析的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夫我國之學，可遵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於世界大勢之所趨者亦不少，故對於外來之學，不可不羅致之。他國之學，固優美於我國，然一國有一國之風俗習慣，夏裘而冬葛，北轍而南轅，不亦為識者所齒冷乎？然則對於我國固有之學，不可一概菲薄，當思有以發明而光輝之。對於外國輸入之學，不可一概拒絕，當思開戶以歡迎之。”由上可知，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已經出現了否定傳統文化核心觀念的傾向，也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張全麵引進西方文化，隻不過這一部分知識分子還不是主流觀點，仍然有大部分知識分子沒有對傳統文化喪失自信，即便是調和派也是主張融合、吸收西方文化中積極的一麵，使之成為對一部分不合於世界潮流的傳統文化的糟粕做一有益的修正。

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性，實際上使中國成為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麵。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召開巴黎和會，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代表中國的北洋政府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並最終導致了在中國曆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五四運動”。

廣義的五四運動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至1926年北伐戰爭之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應當說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麵對國難的情況下的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發生的，雖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它是必然發生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假如從今天的觀點看，它是存在一定的曆史局限性的。在文化上它主張砸爛孔家店，並錯誤地以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帶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殺了一切民族文化的傳統，甚至抹殺中國民族生活的特點。將中華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性也反對掉了。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們雖然具有崇高的革命熱情，但在熱情之下缺乏冷靜分析的能力。他們簡單的抹殺了一切封建時代的舊事物，好像那些不過是曆史的錯誤和愚蠢的產物。他們不善於把同一事物中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區分開來看待，不能區別中國曆史上帶有人民性的東西，更不能看出在舊時代的人民大眾的東西中，一方麵雖然不可避免地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而行成了某種落後性，另一方麵又具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性和革命性。中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徹底崩潰了。知識界甚至出現了“全盤西化”的錯誤思想。這種文化自信的崩潰，直到今天還在深深地影響著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