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
變革
雖然用“政治白癡”來形容我這個人有點過分，但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是一個政治家。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說他根本不問政治，或者一點都不關心政治，好像也不太可能。我曾陰差陽錯地當過幾年“官”，與政治多多少少的沾過一點邊。但不管怎麽搞，政治在我手中總是一塌糊塗，所以搞來搞去，我還是個政治的門外漢。既然是政治的門外漢，寫關於政治方麵的文章當然就是個外行，也就是說，我這種人永遠也成不了政論家。不過當今也確實有這樣的“政論家”，其實他們也不懂政治，卻偏偏把自己打扮成政客的樣子，在那裏對政治問題大發議論。我忽然想學一學這種人了。接連寫了十幾篇散文，大多是回憶性的，當然是以敘述和描寫為主。偶有議論，也是就事論事；偶有抒情，也是有感而發。寫來寫去，覺得有些“江郎才盡”了。但“才”雖盡，“意”猶未盡，這個“意”，就是自己想說的話。所以，這篇散文，我想一改前麵的風格，也學學政論家的樣子，就“家事國事天下事”說說自己的所思所想。雖有班門弄斧之嫌，也顧不得那麽多了。其實我這裏的所謂“論”，也未必全是“政論”，隻不過是信馬由韁地說說自己的心裏話而已。“政”，自然難免涉及；於“政”之外，也會多有捎帶。所以嚴格說來，我這篇文章終究不是什麽“政論”，充其量也就是一篇“雜說”。盡管風格與前有所不同，仍可把它歸入散文之列。
這篇散文的標題我用的是“變革”，而沒用我們通常所說的“改革”。其實，“改”和“變”是近義詞，“改革”和“變革”似乎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我這樣用，說來說去，還是跟我腦子裏裝著幾個外語詞有關。我想起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戈爾巴喬夫把蘇聯的改革稱為“перестройка”，這個詞的意思是“重建”，譯成“變革”比較準確。而“改革”，俄文寫作“реформа”，英文寫作“reform”，這個詞的拉丁文的本義是“改良”，說到這裏，就聯想到另外一個詞：“革命”。“革命”，俄文寫作“революция”，英文寫作“revolution”，這個詞的本義是“旋轉”，它的力度應該更強一點。毋庸置疑，“變革”的力度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所以用“變革”來描繪當今中國社會的變化應該更準確一些。
“改革”（或曰“變革”）與“革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縱觀世界曆史，足以說明這個問題。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無不伴隨著重大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所付出的代價與產生的後果，絕不亞於一次扭轉乾坤的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堪稱人類曆史上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而革命所伴隨的重大改革是人所共知的：第三等級成為社會的主流，貴族和僧侶則退出了曆史舞台。這不是對舊秩序的重組又是什麽？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一舉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製，此舉之於革命，可謂偉矣！然而，正是由於與之相伴隨的改革運動進行得不徹底，所以隻是推翻了一個皇帝，並沒有動搖封建製度的根基，以致各種封建思想乃至封建體製一直流傳至今。對今天的某些現狀，早已作古的孫老先生可謂難辭其咎。但是，無論如何，革命和改革總是得民心的，正如孫先生自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革命家、改革家永遠是贏家。不管他們的個人命運如何，他們開創的事業是勢不可擋的。羅伯斯庇爾是贏家，孫中山是贏家，鄧小平則是更大的贏家。中國乃至世界的民主進程，經濟的不斷繁榮，是上述論斷的鐵證。
鄧小平先生以一個革命家的雄偉膽略，頂住了國內外的各種壓力，毅然提出“改革開放”的治國方略，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自強之路。如今，改革開放的成效已經有目共睹：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國內老百姓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更是明顯提高。因此，我們有理由期望，鄧先生的繼承者永遠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且改革開放的力度應該越來越大。隻有這樣，這條路才能越走越寬廣。同時，我們也確信，這條路上的每一個領路人都將以贏家的形象彪名史冊。湛湛青天，彤彤紅日將屬於他們。
不錯，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曆程是艱難的，在這個曆程中也確實出現了不少的問題。於是，有人懷疑了，認為這些問題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於是，他們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應該走回頭路。這樣的主張是荒唐的！不但我們的領路人認為荒唐，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也都會認為荒唐，因為回頭路是一條死路，是一條反動之路，是一條把國人重新帶入深淵的路。如果將來某一天，真的出現了一個主張走回頭路的領導人，人民一定會起來打倒他。任何一次革命，或者一次改革，在其進程中，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是在所難免的。鄧小平先生說得好：窗子打開了，新鮮空氣進來了，總會有幾隻蒼蠅飛進來。
還有一種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的觀點。如果說上一個觀點是“左”的話，那麽，這一個觀點就是右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當今社會上出現的各種問題源於我們的製度，源於共產黨的領導。想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全盤西化，走西方的道路。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倒是習近平的“鞋子論”講得有理有據，恰如其分。
關於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產生與發展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我不是理論家，無力也無權對此進行詳細的論述。不過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世紀的歐洲絕非偶然，它是正急於資本原始積累的資產階級與蓬勃崛起的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必然產物；二是把“communism”這個詞譯為“共產主義”，當初的翻譯就有誤。這可能受到日語的一些影響，也可能是最初的中文譯者在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偏差。據我所知，“com”這個前綴（俄語寫作“ком”）是“和諧”或“綜合”的意思。如果當初按照這個意思翻譯，就不會讓國人產生諸如“共產共妻”之類的聯想，也不會讓它的餘毒流傳至今。有些國人，特別是台灣地區的中國人，仍把“共產主義”、“共產黨”這些詞當做貶義詞，一提起來還心有餘悸。
共產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建立了共產黨，這也是曆史的必然。在這裏，我不揣冒昧，想談一談這個問題。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繁榮，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直到清朝的鼎盛時期，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是我們的前人也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國人理應主宰世界。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以外的土地都是蠻荒之地，華夏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野蠻民族，這才出現了“蠻”、“夷”、“狄”、“番”、“胡”這些帶有明顯歧視性的字眼。於是，形成了一種觀念：故步自封；造就了一種模式：閉關自守。連很早就在我國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也逐漸被封建傳統思想扼殺掉了。這樣，當洋人依靠著船堅炮利打開我們的大門的時候，我們就措手不及了。在洋人那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力越來越強；而我們卻仍然在那裏固守封建主義這塊陣地，國力越來越弱。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中國人有愛國這個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曆來都有精英。於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隨時都能聽到救國救民的呼聲，隨時都能看到可歌可泣的事跡。那些為振興中華而不惜犧牲的民族英雄以及由他們所領導的救國團體就應運而生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和陳獨秀及其領導的共產黨。
不過，恕我直言，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先天不足，後天又沒有補充足夠的營養，所以，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溝溝坎坎，走了太多的彎路，承受了沉重的打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首先，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獨立辦黨，致使成為國內外一些勢力的附庸。在國外，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指令；在國內，過多地依附於國民黨左派。這樣，當共產國際不顧中國國情而瞎指揮時，當國民黨左派急遽向右轉時，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以前遭受那麽大的損失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地區掌握政權以後由於治國經驗不足以及其他原因，仍然走了不少彎路。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民生改善的速度和綜合國力增強的速度一直非常遲緩。改革開放以來，在諸多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中，官員腐敗是最嚴重，也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長此以往，可能帶來亡黨亡國的嚴重後果，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個問題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頑疾，從封建帝王到國民黨政權，都沒有從這個怪圈裏逃脫出來。此外，公民意識淡薄，社會公德缺失等，也都在不可忽視之列。至於我們經常見到的某些現象，如應試教育、交通違規、食品安全、金錢至上、不學無識、弄虛作假、親情疏遠乃至見死不救等等，實際上都是我前麵提到的那些大問題的具體體現。當然，那些屬於犯罪範疇的現象，則不是我今天所要論述的內容了。
這些問題的產生，不是共產黨的錯，不是社會主義的錯，更不是改革開放的錯。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的思想教育出了問題。那麽，這些問題能不能解決呢？當然能。解決的途徑有兩條，要雙管齊下，相互作用。一條是向外學習，一條是發揚傳統，二者相輔相成。向外學習，主要是學習那些發達國家的治國理念，管理經驗，法製建設等等。當然，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全盤西化，而是要為我所用，即所謂“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或者稱為“洋為中用”。發揚傳統也要“古為今用”,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教育，我不是一味地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是學者們研究的對象；作為一種世界觀，是共產黨人的信仰。不能要求全體國民都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你總不能讓佛教徒或者基督徒也信奉馬克思主義吧！現在有些貪官，落馬受審，總是痛哭流涕地說，之所以走上這條路，是因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堅定了。我認為這僅僅是一部分原因。難道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就一定要走貪腐的道路嗎？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個人道德修養問題。談到個人道德修養，思想教育在這裏就應該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了。用什麽進行思想教育呢？用中國傳統文化、傳統道德中的精粹。我認為，“忠、孝、節、悌、禮、義、廉、恥”就是這種精粹的具體內容。我想談談自己對這八個字的理解。如果有朝一日真用得上這八個字的時候，我的理解可能會多多少少起到一些輔助的作用。
“忠”。在封建帝王時代，“忠”，指的是“忠君”。不過在那個時代，君主就是國家的代表，國家的象征，所以忠君就是愛國。現在我們談“忠”，把“忠君”那層意思去掉，而把“愛國”這層意思保留下來，我們就把這個“忠”字賦予了新義。我想，不會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是牽強附會吧。
“愛國”，這確實是個大話題。沒有比這個話題更大的，也沒有比這個話題更嚴肅的。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國人的愛國之心，認為隻有投靠日本鬼子的漢奸才不愛國。可是近幾年，我的這種信心有一點動搖了，因為我看到了一些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聽到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語言。某藝人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旗子穿到身上；一些大學生身穿美國大兵的服裝招搖過市；有些人張口閉口就是中國如何不民主，中國人如何不文明，甚至在“中國人”前麵加上“你們”這樣一個同位語，卻忘了他自己就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言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提及就覺得臉紅，而那些言者、行者，也是中國人，卻心安理得，毫無愧意。這是民族的悲哀，這是國家的悲哀。我這樣講，絕非危言聳聽，因為上述言行，雖然不敢
說是普遍現象，卻也絕對不是個別現象，所以悲哀之餘，憂慮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算不上是杞人憂天吧。
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出現過那麽多民族英雄，正義鬥士。他們有的殺身成仁，有的舍生取義，其言其行，可歌可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高山景行；“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響遏行雲；“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言猶在耳。不知那些言或行於愛國精神有悖者，麵對這些仁人誌士將作何感想。
不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確實還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我們的經濟還不算發達，我們的民主與法製，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正因為如此，我們中國人才任重而道遠，我們才更應該同心同德，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而不是去埋怨，更不應該站在外人的立場上去說三道四。咱們有些人不是很欣賞西方的所謂“民主”嗎？他們認為，在西方國家，民眾擁有言論自由，可以對政府，對國家領導人指指點點，甚至可以反對政府的政策。在這裏，我不禁要講幾句：且不說他們的所謂“言論自由”有多少局限性，就算這種“自由”是實實在在的，可是（我們姑且以美國為例），有多少美國人支持外國顛覆自己的國家政權？我小的時候，家鄉那座城市曾經是殷汝耕的所謂“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當時年齡雖小，卻也還記得日本人趾高氣揚的樣子，也算嚐過當亡國奴的滋味吧！難道我們能讓這樣的悲劇重演嗎？當今世界的某些地方也發生了或正在發生著這樣的悲劇。外來勢力顛覆了這些國家原有的政權，扶植起依附於顛覆者的傀儡政權。那裏的狀況如何，我們即使沒有親見，也總有耳聞吧？在我泱泱中華絕對不允許出現這種狀況！希望某些懷有陰暗心理的國人三思。至於那些在國內犯了法，跑到外國去，在外國主子的唆使和蔭庇下，聲嘶力竭地辱罵自己國家的“人”，給他戴上一頂“賣國賊”的帽子太輕了，而叫他一聲“狗”才顯得更確切。
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可以對當權者有意見，甚至反對當權者的政策，但是，你不能不愛國，更不能賣國。中國即使有千瘡百孔，它也是我們的祖國。我們必須努力嗬護它，建設它；不能鄙視它，更不能拋棄它。如果一旦有外敵入侵，或者有人圖謀分裂祖國，到那時，隻要我們的當權者不是賣國賊，每個中國人就應該支持國家的領導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共同抵禦外侮，反對分裂。如果你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你就應該體現在這樣的具體行動上，而不是相反。這就是我對愛國的理解，這就是我之所謂“忠”。
當然，作為當權者，也應該做好如下兩件事：一是努力讓我們的祖國更可愛，二是要大張旗鼓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我認為，當今中國大陸的領導層正在努力做著這兩件事，而且已經初見成效，這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三十多年來，領導層沒有再折騰，沒有搞政治運動，沒有大喊“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一門心思地搞建設，讓我們的國家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度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快的一段時期。解放初期，我見過國民的笑臉，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這種笑臉消失了。當笑容重新出現在國民臉上時，我的喜悅之情難以言表。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愛國者。偶爾我也光顧一下商城、超市之類的場所，盡管很少購物（對購物，我既無興趣，又無能力），但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品，看到徜徉在櫃台之間的購物者的笑臉，看到銷售者那既彬彬有禮又溫情可愛的態度，再回憶起計劃經濟時期那種百業凋零、慘不忍睹的景象，對比之餘，難免百感交集。最近，領導層提出的諸如“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等口號，更加讓人精神振奮。但是，引用一句某些官員常講的套話：“既要看到進步，又要看到不足。”這種“不足”，既有發展的不足，又有教育的不足。部分國民的愛國心不足，甚至崇洋媚外，其根源恐怕就在於此。我確信，隻要沿著正確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我們所期待的景象是會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國家的可愛與國民的愛國，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這樣，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人，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愛國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我們在提倡愛國的同時，必須警惕極端民族主義的抬頭，我們絕對不能走極右的、民粹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同全盤西化的道路一樣，也是一條絕路，一條死路。地球說大就大，說小就小。在整個宇宙中，它隻是滄海一粟，或者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幾十年前，毛澤東就把地球稱之為“小小寰球”。在信息和交通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應該說它變得更小了，正像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樣，我們的地球已經成了“地球村”。既然是一個“村”，我們就要甘當這個“村”裏的“村民”，而且要當一個好“村民”。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博大的胸懷，當今，我們更要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張開我們的手臂，去包容全世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地區，一座城市，隻有包容，才能發展，才能壯大。舉例說明，美國是最善於包容的國家，所以它能發展成世界的頭號強國，成為唯一的能夠稱霸世界的國家。某些宗教極端勢力，企圖固守那些早已過時的所謂“傳統”，拒絕接受任何新鮮事物，拒絕融入這個國際大家庭，所以他們就走進了死胡同，最後隻能從恐怖主義那裏去尋求出路。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城市，如北京和深圳，包容力度大，所以發展就快；有些城市，甚至是曾經以“國際化大都市”著稱的城市，其包容力度遠遠小於北京和深圳，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好像這個地球上隻有他們這一個城市，這樣，其發展狀況就與其曆史地位和現實地位極不相稱。經驗也好，教訓也好，都值得我們去記取。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氣度，一定要在包容天下的同時發展自己。隻有這樣，我們才會一往無前，所向披靡。
既然是在講“愛國”這個話題，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海峽對岸的同胞及其當政者。現在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但“分久必合”，國家總是要統一的，這樣的先例在華夏曆史上並不罕見。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對“中華民國”尚有記憶，或者說還寄托一絲情結。對岸既然還名其國號曰“中華民國”，則其當政者理應繼承其創始人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共同投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洪流中來，而不是滿足於偏安一隅，在別人的卵翼下甘當三四流角色，讓百姓們也過著二等國民的日子。黨派、製度、價值觀等不應該成為國家統一、民族複興的障礙。至於搞“台獨”，製造民族分裂，那就是民族的罪人，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望對岸的政治人物們三思。
關於“愛國”，也就是“忠”，應該說我講了不少。因為“忠”在八個字中是“綱”，其餘七個字則為“目”。“綱舉目張”，把“忠”講透了，別的字就好講了，也就用不著這麽多的筆墨了。
“孝”。以孝治國，在中國已經延續了幾千年。中華民族這一傳統觀念，應該說是一種很先進的思想。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孝”則是維護家庭穩定的關鍵。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雖曆經動蕩，屢有朝代更迭，但國家一直沒有分裂，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而“以孝治國”則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歐洲也曾統一過，最終還是分裂為大大小小的數十個國家，其中大的不過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小的甚至不如中國的一個小縣。我不是曆史學家，不敢妄自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過我想，他們在“孝”這個問題上與我們所存在的觀念差異，很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歐洲的上流社會中，孩子一到成年，父母便把他們推薦給社會，從此，兩代人之間的感情就開始淡漠，於是就出現了一些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現象。比如，沒有預約，父母到子女家去，子女可以不接待；父子同桌吃飯，最後分別付款，等等。不管人們對這個問題有多少這樣那樣的議論，我總是堅持認為，“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我這樣講，是因為我內心有憂慮感，甚至有危機感。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講究“親不親，階級分”，於是出現了兒子把老子推上批判台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但是物欲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開始膨脹，為私利而拋棄親情的現象也屢有耳聞。各種媒體經常曝光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兄弟姐妹住豪宅，老人住豬圈；餐桌上擺滿了珍饈美味，狗可以坐在餐桌旁大吃大嚼，老人卻隻能躲在角落裏吞咽殘羹冷炙……人心不古啊！這種現象如果繼續下去，甚至進一步普遍化，其後果難以想象。我不讚成諸如“老萊娛親”或“郭巨埋兒”這樣的愚孝，但是讓“孝”字深入人心，則是政府、社會乃至學校、媒體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的政府正在關注養老問題，這是好事。老年人也未必在經濟上都依靠子女的贍養。我在這裏要強調的是“孝”這種觀念，這種思想，這種教育，不能缺失。晚輩對長輩的孝養、孝敬、孝誌必須深刻銘記在心，不可須臾置於腦後。我相信，宣傳教育到位，再輔以其他手段，不孝的現象會大大減少。當權者們，多做一些這方麵的工作吧！建設“和諧社會”也好，實現“中國夢”及“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好，都離不開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以孝為本、和諧家庭則是社會安定與社會和諧的保證。多做一些這方麵的工作，比多喊一些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口號要實際得多，其收效自然也會大得多。
“節”。傳統意義上的“節”，主要指妻子對丈夫要忠貞守節，當然也包括對所有女人的各方麵的貞節要求。總而言之，這個“節”字，在傳統意義上是針對婦女的，這當然具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在當今社會，我們不妨化腐朽為神奇，給這個“節”字賦予全新的意義。對一對夫妻而言，“節”，不應該隻是對女方的要求，而應該是對夫妻雙方的要求。也就是說，夫妻雙方都要互相對對方負責任，忠於對方，共同維護家庭的穩定。我當然不主張勉強維持行將破裂的婚姻，“愛情是婚姻的基礎”這個觀點我也不反對，但絕對不能以此為借口把婚姻當做兒戲。當前，還是那句話，我們對“節”的教育，與對“忠”的教育和“孝”的教育一樣，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以說是缺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本來不正常的現象，人們反倒習以為常了。離婚、包二奶、第三者插足，比比皆是。“相濡以沫”、“舉案齊眉”、“相敬如賓”這些成語人們反倒覺得陌生了。不“貞”，也是一個危險信號。社會的細胞如果一個個破裂了，整個社會也就破裂了，又何談和諧？
“悌”，即兄弟姐妹和睦相處，互愛互助。這同樣是家庭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良傳統。在我們民族的曆史上關於“悌”的佳話比比皆是，孔融讓梨的故事家喻戶曉。就連文藝作品也有很多是以兄弟情深為主題的，像老舍先生的《黑白李》，講的不就是一對雙胞胎，弟弟為哥哥赴死的故事嗎！兄弟鬩牆、同室操戈的事例也有，但這些曆來都是被當做反麵典型而遭人唾罵和鞭撻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重視親情的民族，這一點從我們的語言上也能看出來。在我們漢語中，表示親情關係的名詞比歐洲語言中要多得多。近年來，改革開放了，我們從外國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也有些人良莠不分，把外來的糟粕當做精華嘖嘖稱道。現在社會上有些現象與這些混亂的思想不無關係。兄弟坐在一起吃頓飯也要講究AA製，為了父母留下來的一套房產，兄弟姐妹打得頭破血流，對簿公堂。我認為，這不僅是喪失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念的問題，還說明有這種行為的人缺少自立精神，不願努力奮鬥，期盼坐享其成。我經常囑咐自己的女婿，無論其他兄弟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做，自己都要掌握一條原則：絕不與他們爭什麽。為人要厚道，致富靠自己。我還有一種感覺，某些不應該發生的事在某些人
身上發生了，除了他們從外麵學了一些不該學的東西以外，我們的媒體，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翻開報刊雜誌，瀏覽網上信息，觀看電視節目，負麵的東西太多了。我不主張報喜不報憂，但為提振民族精神，充分發揮正能量，我建議那些在這方麵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記者們、作家們、教師們多做一些正麵的工作吧！
上麵我簡略地論述了一下八個字中的前四個字。這四個字，除“忠”字外，另外三個字講的都是家庭層麵上的道德觀。正如我前麵強調過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穩定了，社會也就和諧了。看來，我們的先人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把家庭道德看得如此重要，與愛國緊密相連。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讓我們好好繼承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這份寶貴財產吧！已經丟掉的把它撿起來；還拿在手中的，就好好嗬護它。讓不和諧的聲音，不和諧的舉止遠離我們！
這後麵四個字，主要講的是個人與社會的相處之道。中國自古好稱“禮儀之邦”，所以才出現了“禮尚往來”、“禮賢下士”、“克己複禮”等成語。甚至一些俗語，像“禮輕仁義重”“、禮多人不怪”等也都離不開一個“禮”字。我上小學的時候，放學，見到父母要敬禮，見到鄰居要敬禮；上學，見到老師要敬禮，對懸掛在牆上的領袖像也要敬禮。記得當時有這麽一句順口溜：“歪戴帽，不說理，見到老師不敬禮。”意思是說，“見到老師不敬禮”就是一種不說理的行為，即使在街上，見到老師也是要敬禮的。一直到上大學，放假回家，在街上見到我的中小學老師，我還要深深地給他們鞠上一躬。寫到這裏，我不禁要問，現在的中小學生見到老師還敬禮嗎？鞠躬、行禮，本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習慣，現在我們把它丟了，倒是日本人、韓國人把它繼承下來了，我不知道這叫可笑還是可悲。至於我們是怎麽把它丟的，我說不清楚，讓能說清楚的人去說吧！當然“，禮”，並不簡單的是“敬禮”“、行禮”這種形式問題，我們在很多生活小節上都可以體現這個“禮”字。有些人不是很崇尚西方的東西嗎？其實，西方人也是講究“禮”的，他們的“禮”，就是“禮節”、“禮貌”、“禮讓”。一些禮節性的語言，像“你好”、“請”、“謝謝”、“對不起”、“打擾了”等等是經常掛在他們的口頭上的。至於“女士優先”、“禮讓出行”等所謂“紳士風度”，與其說是禮貌的表現，不如說它體現了一個人的高素質。我不想描述國人在某些方麵的表現，總之，我感覺，有些東西是不盡如人意的。“禮儀之邦”的子民，在這個“禮”字上應該比“洋鬼子”做得更好才對。我滿懷期望地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如果說“禮”字讓人想到的是“溫良恭儉讓”，那麽“義”字讓人想到的就是“仁義禮智信”了，或者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民間所講的“義氣”。當然，“義氣”不能包含“義”字的全部內容，但它比諸如“舍生取義”之類的說法更讓人容易理解。毛澤東說過，一個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這個“精神”，當然，包含的不僅僅是一個“義”字，不過我認為，這個“義”在他老人家所謂的“精神”中應該占很大的比重。從字麵上講，這個“義”字，涵蓋著“正義”、“道義”、“情義”等內容，所以才出現了“義不容辭”、“義憤填膺”、“義無反顧”、“義正詞嚴”、“見義勇為”等成語。我認為，一個講究“義”字的人，應該對國家，對社會盡義務；對親人、友人乃至素不相識的人都要負責任、講信用；對惡人、惡行要嫉惡如仇，對國家與民族的敵人要敢於迎頭痛擊。這樣的人，才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這個世上；這樣的人，才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樣的人，才不會背叛信仰當叛徒，背叛國家當漢奸；這樣的人，在戰場上才會勇往直前，視死如歸，而不是貪生怕死，或退卻，或投降。這樣的人，才會成為毛澤東所講的那樣，“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二戰名將麥克阿瑟也說過：“隻有不怕死的人，才有資格活著。”他講的是戰場上的軍人。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也是這個道理。我是個老年人，就說幾句關於老年人的話。孔子講，老年“戒之在得”。這個“得”，對年輕一點的人來講可能主要是指貪名、貪利、貪功、貪色之類的想法和做法；而對於老年人來講，主要是指“貪生怕死”。為什麽現在社會上出現了那麽多“養生”騙子？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抓住了一部分老年人“貪生怕死”這種心理狀態，又是講座，又是出書，又是賣藥，從中沽名牟利。其實他們那一套所謂“養生秘訣”是相當小兒科的。關於這個問題，在前麵的文章中我曾經議論過，現在，我用幾句順口溜把他們那一套簡略地概括一下：“早睡早起，堅持鍛煉；戒煙忌酒，飲食清淡；定期查體，防止病變；有病早治，勤跑醫院。”明眼人很容易看得出來，這無非就是一些套話，我們姑且稱之為“養生套話”，它與“政治套話”同屬一類，隻不過是出於不同人之口而已。這些“養生套話”明明是在騙人，可我們有些老年人，也包括我身邊的一些有知識的老年人，偏偏就願意信這些騙人的話，言聽計從，身體力行，甚至一次小小的感冒也要跑到大醫院去，問病求醫，打針輸液。有時候我想，難道死就真的那麽可怕嗎？我七十多歲，在老年人裏算是年輕的，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怕死。生又何歡，死又何懼？一個人，幹幹淨淨地來了，又幹幹淨淨地走，這不就是自然規律嗎？所以退休以後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踏過醫院的門檻，沒有查過一次身體，活得坦然自在。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知老之將至”，至理名言！更何況，每個人的生理機能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完全按照同一種模式去養生，這既不符合中醫的養生理論，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一切順其自然，相信冥冥中自有定數。這樣，你的心態平靜下來了，身體的抵抗力也就增強了，反倒可以更長壽一些也未可知。我說這些話好像走了題，其實沒有。不貪生怕死的人才有“義”，有“義”的人必不貪生怕死。一個人從懂事那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結束，無論哪個年齡段，都不能貪生怕死，這才叫“義”，老年人也不例外。“越老越怕死”，有人說這是一種正常心理，我認為，這是一條悖論。“死而無憾，死得其所”，這就是我對死的態度，願以此與諸同齡者共勉。持這種態度的老人，必能善終。不被嚇死，不被治死，心安理得地壽終正寢，這才是一條正路。
“廉”。這個字好理解，“廉潔”嘛！但是，好懂未必好做。這個“廉”字，首先是用來束縛當權者的，因為當權者最容易不“廉”。中國曆朝曆代，封建帝王也好，達官貴人也好，都沒有被這個“廉”字束縛住。“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這是一個最形象地寫照吧！共和以後又怎麽樣呢？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也沒有從這個規律中逃脫出來。當然，自古至今都有清官廉吏；同樣，自古至今也有不少貪官汙吏。為什麽？因為權力是攫取財富的最好工具。有人說，官員以權謀私是華人社會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這種現象不可能徹底根除。說“不可能徹底根除”，這個觀點我同意，因為貪腐現象，不僅存在於華人社會，在其他族群的社會裏也有。但不能以“不能徹底根除”為借口把以權謀私合理化。我覺得，當今中國大陸有相當一部分官員的頭腦裏有這種意識，這應該是這種現象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不能徹底根除，但總應該讓它最小化吧，更不能讓它普遍化。我不敢說這種現象在當今中國大陸的官員中已經普遍化了，因為我手頭沒有足夠的證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與這種現象的最小化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民間有這麽一則笑話，說把科級以上的幹部全部槍斃，可能會冤枉一部分人；但如果槍斃一半，就會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漏網。話可能尖刻一點，不過這種笑話能在民間流傳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尋味。我相信，國家的最高領導層是不願意看到這種現象的，他們本身也許能夠在廉潔奉公這一點上以身作則，因為他們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會不知道，如果任貪腐現象泛濫，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是，恕我直言，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自上而下，在懲治貪腐這個問題上，力度不大，作為不夠。失去監督和管控的權力比洪水猛獸更危險。作為一介草民，每當我想起這種現象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都不免膽戰心驚，當政者們應該比我更加誠惶誠恐。治這種病的藥方就用不著我來開了，當政者們心知肚明。同樣的華人社會，香港、台灣、新加坡，在這個“廉”字上為什麽比我們中國大陸做得好得多呢？我們且不管他們采用了什麽手段，還是先想一想我們自己應該怎麽做吧。我覺得，除了製度保障以外，宣傳教育工作同樣重要。與前麵提到的幾個字一樣，也應該讓每一個中國人從兒童時代開始就接受這個“廉”字的教育。言傳身教，耳濡目染，說古道今，身體力行，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氣氛，一個廉潔的社會就肯定會出現在我們麵前。雖不敢說立竿見影，說指日可待並不為過。人們遵守交通規則意識的轉變，我認為可以為此提供一個例證。
“恥”。這個字雖然放在八個字的最後，但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麵的七個字，而且它所包含的內容也是多層麵的。
首先，這是一個道德觀念。什麽是對，什麽是錯，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把這些弄清楚了，就叫“知恥”。道德觀念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它不受地域、國家、民族、價值觀、宗教信仰等因素的製約。比如殺人放火、**偷盜屬於“無恥”行為（我這裏用的是廣義的“無恥”, “違法”、“犯罪”、“缺德”等內容均涵蓋其中），用一句廣告詞來說，“地球人都知道”。不間斷地進行“知恥”教育，並對“無恥”行為進行嚴厲懲處，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無恥”（廣義的）現象就會大大減少。
其次，“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大善積於小善，大惡生於小惡。如果能夠通過教育及其他手段，讓我們的社會形成這樣一種氛圍：善事無論大小，人人趨之若鶩，且褒揚之聲不絕於耳；惡事無論大小，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且為千夫所指。這樣，就是人人知恥；這樣，就是社會和諧。
另外，知錯就改，也是“知恥”的重要內容。中國有句古話：“知恥近乎勇”，可見我們的先人把“知恥”看得多麽重要，而在這句話裏，“知恥”主要是指知錯就改。人人都會犯錯誤，有些錯誤是故意犯的，大部分錯誤都是無意間犯的，也就是說，很多人在犯錯誤時或犯錯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自己對是否已犯錯誤處於渾然不知的狀態。後來，或者由於自己覺悟，或者由於外人指出，才知道自己犯錯誤了。這時，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表現。一種是正確的：虛心承認，堅決改正；另一種是錯上加錯：死不認賬，死要麵子活受罪。這樣的例子很多，小到老師在課堂上讀錯了字，當學生指出時，有的老師不僅虛心承認，堅決改正，而且還對學生表示謝意；有的則千方百計為自己的錯誤進行狡辯，並對學生表示不滿。大到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罪行所表現出的不同態度。
還是像我前麵所表達的那樣，如果我們的思想品德教育把重點放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上，其所發揮的作用會比單純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要好得多。當然，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不僅僅是我這裏提到的八個字，我不過是以這八個字為例子在這裏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我不是編教材的，但我希望那些編纂思想品德課教材的先生們在今後的工作中多考慮一下這方麵的問題。當然，具體內容，我想，他們會比我考慮得更全麵，更實際。我熱切期待著這樣的好教材。海峽對岸的同仁們做得好像比我們要好一些。即使在那些主張“台獨”的人們搞所謂“去中國化”的時候，在他們的教材中所包含的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內容比我們的也要多一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