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堅持理論創新推進改革開放_三、黨的領導集體在理論創新上的貢獻

三、黨的領導集體在理論創新上的貢獻

任何社會變革的產生，都和一定曆史時期的特定要求相聯係。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事業同樣如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深化改革，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能不斷書寫新篇章、開拓新境界，依賴於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離不開億萬民眾的智慧和創造，同時也得益於黨的領導人根據現實國情對社會主義發展“永不停頓”的深邃思考。

回顧和梳理黨的領導人關於改革的重要論述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曆史進程的延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在實踐中體現為中國道路的成功，在理論上則體現為我國關於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日臻完善。在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每一個關鍵性的曆史節點，黨的領導人都能根據現實發展需要，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做出科學的決策。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曆史時期提出的一係列新思想、新觀點，盡管都各具其時代特點，但都既麵向現實又圍繞實踐，均構成了中國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基礎。這些具有時代背景的豐富論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永不停頓”的進取精神，激發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發展進程中內蘊的巨大活力。

（一）改革破冰期鄧小平同誌關於改革的論述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的破冰和啟航，是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麵對的國際背景和國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從國際方麵來說，20世紀6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威脅在弱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低潮。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其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生產力水平快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社會主義運動的吸引力麵臨巨大的挑戰，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走上改革道路。從國內來看，由於政治運動的幹擾和我國經濟體製僵化趨勢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我國經濟活動效率低下，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難以充分發揮，導致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進一步拉大。

在這一個曆史性的關頭，鄧小平以解放思想為突破口，及時地提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係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思想以“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為起點，並最終在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得到明確，即改革在性質上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們改革經濟體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係列相互聯係的環節和方麵”。這個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觀點，並將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確立為改革目標，從而為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改革的破冰一方麵有來自體製的羈絆，另一方麵有來自人們觀念上的阻力。針對前者，鄧小平同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而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出路在於改革，通過調整不適合現實國情的經濟體製，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他後來對此總結說：“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之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針對後者，鄧小平同誌提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針對社會上將社會主義改革與革命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提出，改革與革命都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徑。社會主義製度要發展完善，必須始終遵循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隻有不斷改革生產關係，改革與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才能真正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1978年，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後他明確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樣，就深刻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從而將改革置於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高度。

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方法論問題，鄧小平同誌也作了科學的闡述。針對改革之初無現成的經驗可循的局麵，他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的觀點：“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進。”這種探索前進的辦法，一方麵可以在實踐中逐步積累經驗，另一方麵可以通過試點、試驗的方法逐步推進，進而克服改革中的畏難情緒並有效化解改革麵對的係統風險。在經濟改革領域，鄧小平同誌提出了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並對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防止改革陷入失敗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

此外，鄧小平同誌還提出了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相互促進的觀點。他明確指出：“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化成功。”針對我國政府管理體製和職能改革滯後、影響改革深入進行的實情，他及時指出：“不搞政治體製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他多次強調要本著三個目標進行：第一是要增強黨和國家機構的活力；第二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要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說：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政治體製改革的“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下放權力問題”。他還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和監督職能，圍繞各級領導班子進行“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並力主廢除了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這些關於改革豐富內涵的論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核心內容，對我國堅持社會主義改革具有

長遠的指導意義。

（二）市場經濟體製框架確立和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改革思想

1．市場經濟體製框架確立時期的改革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進程中，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一個具有特定曆史意義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既有關於改革方向、方式的爭論，又有新舊體製各種力量的交鋒。來自國內外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使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麵臨著艱難的抉擇。正如曆史所表明的，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影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穀，國內外針對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和未來命運的爭論開始回潮。單純就國內情況而言，這種爭論應當說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一方麵，由於我國對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不兼容問題的理論突破以及改革的梯次推進，市場機製開始發揮調節作用，導致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和貧富差距開始出現，不同社會群體的心理取向和行為選擇開始分化；另一方麵，由於原有體製決定的利益格局及改革中不規範因素的影響，改革的推進遇到來自多方麵的阻力。在這一曆史時期，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圍繞繼續推進改革作出了一係列重要論述。

其一，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在改革探索中，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應確立什麽樣的目標模式，有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黨的十二大對經濟體製改革目標的設想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黨的十三大的報告中，我國提出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的目標。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製和運行機製”。1992年6月江澤民同誌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新概念，使我國對經濟體製改革目標的認識取得重大突破。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目標定位，解決了關係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理論問題，也為多年爭論不清的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畫上了句號。

其二，闡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和本質要求。江澤民同誌在總結改革開放20年來的主要經驗時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內涵，江澤民同誌指出，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不可偏廢，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本質要求。他指出：“要使我國經濟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不過，“市場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的一麵，國家必須對市場活動加以正確指導和調控。”這些論述，對於我國保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調控優勢，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其三，在勾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基礎上，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的具體內涵。針對改革推進過程中公有製經濟存在形式多樣化的實際，江澤民指出：“公有製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他科學地指出，經濟改革中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一方麵要體現在量上，即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另一方麵更要體現在質上，即保證國有經濟能夠控製國民經濟命脈，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與此相應，他將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製作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中心環節。這一論述，既明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製度，重視了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製，也促進了各種所有製經濟通過市場競爭發揮各自優勢和共同發展。

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經營方式和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從而澄清了把股份製籠統地說成是公有製或私有製的兩種極端思想。隻要國家和集體控股，就具有明顯的公有性。同時，要鼓勵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該報告還首次在黨的文獻中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這既反對了那種以為初級階段不必發展非公有製的潛意識，又反對了那種否定公有製為主體和把現階段發展本國私人經濟永恒化的偏激思潮，堅持把社會主義和初級階段這八個字統一起來認識和把握。由於這個認識上的突破，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快速進入攻堅階段。一是產權交易和資產重組廣泛化，國有企業力圖通過“抓大放小”而擺脫困境，並實施再就業工程；二是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和非公有製發展迅猛；三是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危機；四是部分糾正政治權力經商的體製，禁止軍隊、武警、公檢法等部門經商，打擊走私動真格；五是深化科技和教育體製，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六是深化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係、農產品市場體係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係為支撐的體製。

針對市場經濟體製建立後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新問題，江澤民同誌在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並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指導原則。此外，他還及時提出了“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係”的改革論斷。這些論述，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調節收入差距過大和規範分配秩序提供了依據，使社會分配公平與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實現了內在的統一。

其四，關於改革方法和推進步驟的論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設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改革需要穩妥，但又不能錯失機遇。對此，江澤民同誌指出，改革“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緊迫感：既要堅定方向，又要從實際出發，區別不同情況，積極推進”。並且“必須抓緊製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他高度重視改革措施和方案的難易選擇和實施步驟問題，指出：“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易後難，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避免發生大的社會震蕩。”在推進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江澤民同誌也高度重視推進政治體製、科技體製和教育體製的配套改革，使各領域和各層麵的改革相互促進。簡言之，在改革方法上，重視改革的力度、速度與社會可承受度相適應。

2．進入新世紀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改革思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和鞏固，我國經濟社

會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進入新的世紀後，胡錦濤同誌對我國的改革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一係列新的思想觀點。

其一，提出了全麵的改革觀。胡錦濤同誌提出：“中國的改革是全麵改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這一論斷適應了我國經濟多年快速發展後社會轉型的客觀要求。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整體實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經濟活動效率低、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不同步等現象也開始凸現，成為製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頑疾。提出全麵改革的任務，就是要克服我國過去改革中存在的問題。這一改革思想的指向，就是從根本上樹立科學發展觀，使發展這個第一要義始終圍繞“以人為本”的核心，使改革服務於全麵、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要求，使統籌兼顧成為推進改革的內在原則，從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基礎。在對待改革的工作方法和態度上，他提出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胡錦濤同誌還提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經濟效率提高、促進社會和諧。這些論述，為改革任務繁重的曆史新時期如何推進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

其二，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經驗進行了全麵總結和提煉。胡錦濤同誌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根本的原因在於堅持了“十個結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這樣，就係統地從理論上總結了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從而揭示了我國改革開放曆史成就的關鍵立足點、根本路徑、成功真諦和外在條件。

其三，提出了“兩個注重”和“提高兩個比重”的改革要求。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誌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並指出了實現公平的途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一論述，突破了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狹隘思維，澄清了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導向。

其四，在政治體製改革領域，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的新見解。胡錦濤指出：“政治體製改革作為我國全麵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將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參照標準之一，適應了新時期特別是互聯網時代開展政治工作的客觀需要。他還提出，深化政治體製改革要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取向。這一定位，從三個不同維度明確了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對我國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有重要的價值。

（三）改革進入深水區後我國關於深化改革的思想

不容否認，經過30多年先易後難的漸進改革，當前我國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在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我國既麵臨其他崛起的大國曾經麵臨的難題，如大國崛起受到的外界掣肘、內部結構調整的遲滯、社會轉型的困惑、生態環境的惡化等一係列挑戰，更麵臨著如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艱巨使命。可以說，當前我國推進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因此，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針對新一輪的全麵深化改革，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同樣作出了新的論述。

1．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論述進一步明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立場和基本原則。隻有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生態體製改革，推進黨的領導體製與工作機製的改革，我國現代化建設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麵協調統一，才能使我國的生產關係不斷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使上層建築服務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2．深化改革中必須堅持的方法論，習近平同誌指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改革開放是一個係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麵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同時要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習近平還強調指出，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中的矛盾隻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

3．全麵深化改革需要權衡的主要因素。習近平同誌強調，必須從紛繁複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麵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麵深化改革的重大關係，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這五個關係的判斷，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普遍聯係的基本原理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觀點，為正確改革進入深水區後推進各項製度改革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4．出台深化改革措施所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習近平同誌將調查研究看作是推進新一輪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研究、思考、確定全麵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麵深入的調查研究。”從市場體係、經濟製度、宏觀調控、社會活力、公平正義和黨的建設等六個方麵，他更進一步具體地界定了調查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一論述不僅為如何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礎，也為新時期我國尋找新的改革突破口指明了方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