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斯大林對民主集中製的貢獻與局限
第三節 斯大林對民主集中製的貢獻與局限
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擔負起了領導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曆史任務。在貫徹民主集中製問題上，斯大林有很大的貢獻，同時也有一些失誤和教訓。但是，總的來說，斯大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把蘇聯共產黨建設成為了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蘇聯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並戰勝了德國法西斯”，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積極推進蘇共的民主集中製建設
堅持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對國家的領導，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根本保障。
（一）加強政治局和總書記的權力
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以後，為了加強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布爾什維克黨設立了總書記一職。黨的第一任總書記是斯大林。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把總書記的職權擴大了，總書記成為全黨的首腦，形成了獨特的總書記製。蘇共中央政治局是蘇聯共產黨的權力核心，從成立起就具有極其重要的核心領導地位，並且是重要的決策機構，發揮了重要的決策職能。在斯大林執政的後期，政治局機構有些變動，增加了一些設置，使政治局本身的職能受到削弱，其工作由政治局所設立的各種委員會——所謂的“五人委員會”“七人委員會”“八人委員會”“九人委員會”來擔當。1952年，蘇共十九大把中央政治局改組為中央主席團。中央主席團在前後兩次全體會議之間領導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中央主席團委員擴大為25人，候補委員為11人，並在中央主席團中設立由9人組成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斯大林又從9人常務委員會中挑選出5人組成一個核心班子。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決定一切問題，而這些決策往往又都是由這個核心班子做出的，這個做法加強了斯大林對決策的影響力。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都是由政治局製定並由其提交給中央全會或黨代表大會討論通過，這種領導體製既堅持了民主集中製，也保證了“決策—執行”的效率。
（二）加強黨的民主集中製建設
斯大林指出：“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體係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1934年，蘇共十七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章程》進一步對民主集中製作了如下表述：“黨的組織機構的指導原則是民主集中製，這就是說：（一）黨 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上到下都由選舉產生；（二）黨的機關定期向自己的黨組織報告工作；（三）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四）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絕對服從上級機關的決議。”“所有黨的組織直接或經過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形成是經過黨的會議和黨的代表大會，事實上漸漸起作用的是黨委會、區委會、州委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是由加盟共和國共產黨和全體蘇聯共產黨（布）選舉出來的。”斯大林認為，作為無產階級政黨，蘇聯共產黨必須加強民主集中製，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三）重視黨內民主和團結
1923年12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關於黨的任務》中指出，對黨內生活的缺點、造成缺點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作了詳細分析。斯大林認為，黨內生活主要的缺陷不是由於黨的基本路線不正確，曆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製定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路線是正確的，但地方上在實踐中用官僚主義的態度歪曲了這一路線，因此要采取措施消滅黨內生活的缺點：第一，必須不倦地反對黨內的戰爭時期留下的殘餘和習慣，提高對黨的正確認識，充分認識黨是一個積極思考、獨立活動、充滿活力、破壞舊事物和創造新事物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第二，必須提高黨員群眾的積極性，黨員群眾所關心的一切問題，隻要可以公開討論，都讓他們進行討論，對於各級黨機關所提出的一切建議，保證能夠自由地進行批評。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黨的紀律成為真正自覺的真正鐵的紀律。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黨員群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麵的經驗豐富起來。第三，如果沒有像黨齡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礙存在，那麽一切黨組織和負責人必須真正由選舉產生。第四，在中央委員會、省委員會和州委員會下麵必須有常設的各部門負責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黨的工作人員、工會工作人員、軍事工作人員）會議；必須定期召開會議。第五，必須把我們生產部門的黨支部吸引到與企業和托拉斯的工作進程有關的問題方麵來。第六，必須提高我們黨支部的質量。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上“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中，斯大林就黨內民主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廣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顯然是不會有的。”“民主不是某種在一切時間和一切條件下都一成不變的東西，因為有時候實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沒有意義的。為了使這種黨內民主成為可能，就需要有兩個條件或者兩類條件，即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內部條件，第一，必須使工業發展起來，使工人階級的物資生活和文化生活有極大的保障和提高。第二，必須使黨這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自己在質量上和數量上增長起來；外部條件指能夠保證和平發展的國際條件。1926年，斯大林在給列寧格勒黨組織積極分子作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全會工作的報告：《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中，專門談了“要實行黨內民主”。斯大林指出，提高工人階級積極性，吸引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來參加蘇聯的經濟建設事業、參加工業建設事業，為此，“首先必須使黨本身積極起來，必須使黨本身毅然決然走上黨內民主的道路，必須使我們的各級組織吸引那些決定我們黨的命運的廣大黨員群眾來參加我國建設問題的討論。否則就談不到工人階級的積極化”。同時，要維護黨的統一。斯大林指出，有些同誌認為黨內民主就是各派別集團的自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是這樣理解黨內民主的。黨內民主和派別集團的自由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共同之處。“黨內民主是什麽呢？黨內民主就是提高黨員群眾的積極性並加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自覺的無產階級紀律。”“派別集團的自由就是瓦解黨的隊伍，把黨分裂成各個中心，削弱黨，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當然，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以及一些主觀因素，斯大林後來對黨內民主建設是比較忽視的，造成了一些不良後果。
二、加強國家機構的民主集中製建設
蘇聯國家政權機構蘇維埃實行民主集中製。“民主集中製保證國家的統一領導同地方主動性和創造性相結合。同時每個機關和每個工作人員都有明確的權限，都可以獨立行使權限，並對委托的工作負責。”蘇聯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組
成以蘇聯最高蘇維埃為首的聯盟聯邦製國家的國家權力代表機關的統一完整係統。
蘇維埃是人民群眾建立起來的革命鬥爭的組織形式。十月革命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締造了世界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國家政權——蘇維埃社會主義製度。“蘇維埃最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特點在於，它是一個由中央和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組成的統一係統，實行民主集中製原則，把代議製民主和直接民主結合起來，把立法和管理結合起來；它是起統一、協調和監督作用的國家活動中心，是整個國家機構的基礎。”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它宣布“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聯合的工人、士兵和農民組成人民代表蘇維埃行使國家權力，鞏固了以蘇維埃為形式的城鄉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規定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為全俄工農紅軍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其閉會期間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成為俄羅斯聯邦最高立法和監督機關，它總的執導工農政府及一切蘇維埃政權機關的活動，統一協調立法和管理工作，並負責監督蘇維埃憲法、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及蘇維埃政權中央機關各項決定的實施情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立主席團，主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1922年蘇聯建立，根據1924年蘇聯憲法，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為蘇維埃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所組成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聯盟的最高權力機關。蘇維埃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開3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主席團。1977年《蘇聯憲法》第3條規定：“蘇維埃國家的組織和活動實行民主集中製原則。”民主集中製保證國家的統一領導同地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相結合。在蘇維埃組織和活動中，民主集中製原則表現在主要幾個方麵：（1）一切國家權力機關從下到上都實行選舉製。（2）蘇維埃向人民負責。（3）上級機關領導下級機關，上級機關的決定對下級機關具有約束力。（4）每個蘇維埃獨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權限。（5）下級蘇維埃參加上級蘇維埃的活動。1936年憲法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最高蘇維埃。最高蘇維埃由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兩院構成，任期四年。最高蘇維埃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選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其中包括：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人、副主席16人、主席團秘書1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15人。1936年蘇聯國家中央政權體係取消了代表大會製度，實行最高蘇維埃製度。最高中央政權決策體係為兩級製，即最高蘇維埃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策機製。因此，“在民主集中製原則的基礎上，所以蘇維埃聯合為一個係統，這個係統的一個環節都按照一定方向協調一致地行動。而且，這不單純是上下級機關相互關係的一個原則，而是人民直接建立的國家權力代表機關的互相關係的一個原則”。這一集中高效的體製，保證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快速發展。
在蘇聯國家建設發展中，共產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了黨員的義務：（1）為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而奮鬥，模範地以共產主義的態度對待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做一切新的進步的事物的倡導者，支持並推廣先進經驗，掌握技術，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愛護和擴大蘇維埃祖國強大和繁榮的基礎——公有的、社會主義的財產；（2）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決議，向群眾解釋黨的政策，促進黨同人民聯係的鞏固和擴大，關心人、照顧人，及時解決勞動者的要求和需要；（3）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國家事務的管理、經濟和文化建設，模範地履行社會義務，幫助發展和鞏固共產主義的社會關係；（4）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促進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形成和培育。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任何表現、對私有心理的殘餘、宗教偏見和舊時代的其他殘餘進行堅決的鬥爭，遵守共產主義道德原則，把公共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5）向勞動群眾積極地傳播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思想，同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殘餘進行鬥爭，以言論和行動來促進蘇聯各族人民友誼的加強，促進蘇聯人民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同全世界無產者和勞動者的兄弟般的聯係的加強；（6）盡力加強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保護黨，不讓不配共產黨員這一崇高稱號的人鑽入黨的隊伍，對黨和人民忠誠老實，保持警惕性，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7）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大膽揭露缺點並努力加以克服，反對講求表麵成績、驕傲自大、安於現狀、本位主義，堅決反擊任何壓製批評的做法，反對任何損害黨和國家的行動，並向黨的機關直至蘇共中央報告這種行為；（8）堅決執行黨根據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挑選幹部的路線。決不容忍違反列寧關於挑選和培養幹部的原則的一切現象；（9）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一切黨員都沒有例外。黨隻有一種紀律，一種法規，一切共產黨員，不管他們的功勞和職位如何，都必須遵守；（10）盡力促進蘇聯國防力量的加強，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友誼進行不倦的鬥爭。“蘇聯黨員們的工作，並不是統治人民，幹涉人民，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落後的民眾，如何自己組織起來，共同解決自己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中，蘇聯共產黨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
三、運用民主集中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17年11月7日，在俄國發生了人類曆史上一次最偉大的社會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現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轉變，開創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毛澤東同誌指出：“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將世界曆史劃分為兩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權麵臨著複雜而嚴峻的國內和國際形勢。蘇維埃政府決定把國內一切工作都納入戰時軌道，製定並實施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第一，國內貿易國有化。規定一切食品，個人消費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國家和合作社組織供應；第二，餘糧收集製。在全國各地實行了穀物和飼料的餘糧收集製；第三，產品配給製。一切非農業人口都必須加入消費合作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種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第四，勞動義務製。要求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參加勞動；第五，全部工業國有化。大工業國有化是內戰前就開始的，1918年6月正式頒布法令，加快了國有化速度。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雖然有許多不足，但是它保證了軍民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對於擊敗
外國武裝幹涉和國內叛亂分子起了巨大作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是深刻的，特別是它的集中性和有效性，給當時的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蘇維埃政權較為穩定以後，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就顯得格外重要。在俄國，從1914年到1921年，由於內外戰爭總共造成了1350萬人死亡。移居國外的人數達200萬人。彼得格勒城市人口從1916年的241萬人下降到1920年的74萬人；同一時期，莫斯科則從175萬人下降到120萬人。1920年1000名男子中能讀書寫字的有420人，1000名女子中能讀書寫字的有244人，平均332人，也就是說將近70%的居民是文盲。1921年2月，波羅的海海軍要塞喀琅施塔得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組織者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白衛分子，並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提出建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企圖恢複地主資產階級政權。俄共（布）中央和蘇維埃政府采取緊急措施，平定了叛亂。喀琅施塔得普通水兵被騙參加叛亂這一事實，反映了農民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不滿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動搖，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必須迅速製定新的經濟政策。
列寧逝世以後，他所倡導的新經濟政策不久就被終止了。斯大林和俄共（布）其他領導人一樣，當初是讚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在列寧逝世後還為堅持新經濟政策進行過鬥爭。1921年，列寧雖然說服全黨實現了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可蘇共領導層中對這一政策的實質和前途的理解並不相同的。斯大林對新經濟政策態度的轉向，始於1927年冬1928年春蘇聯發生的糧食收購危機。在這次糧食收購危機中，斯大林同布哈林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對立。布哈林認為，這次糧食收購危機發生，其原因在於國家計劃領導的失誤，主張不能采用近似餘糧征集製的辦法收購糧食，也不能否定發展個體經濟的重要性。而斯大林則認為，這次糧食收購危機是由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太慢，社會主義積累太少，富農的投機倒把是“標誌著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第一次嚴重的進攻”。他提出，為盡快發展重工業，必須抓緊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改變農村生產資料所有製形式，以保證國家所需要的足夠的商品糧。
蘇共一直認為，國營工業本身的積累是擺脫整個經濟困境的根本出路。鑒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斯大林認為，蘇聯必須走新的工業化道路。“一條別的國家完全沒有經曆過的道路，不靠外來的貸款而發展大工業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國的資本來使工業化的道路，——這就是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在執行工業化政策的初期，蘇維埃政權采取了嚴格而堅決的管理舉措，使勞動生產率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些措施也強化和加快了計劃製度的實施。為了加速工業化步伐，1927年12月聯共（布）召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製訂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年）的指示。1929年4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和同年5月召開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批準了“一五”計劃方案。在聯共（布）中央號召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全麵展開。1931年，斯大林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號召幹部、群眾努力學習，精通技術。經過蘇聯人民艱苦奮戰，1933年1月，蘇聯政府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9個月完成。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共建成了1500多個大企業，工業產值相當於1913年工業產值的234.5%。其中，機器製造業產值比1913年增加3倍，農業機器增加了4.5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使蘇聯開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蘇聯建起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為實現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奠定了基礎。
民主集中製調動了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蘇聯，勞動者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發揮更大的創造力。”“人民對政府有這樣大的興趣與情感，就因為他們已全國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大集體，已理會到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在國家中的地位。”這樣，到1930年代中期，蘇聯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科技的社會管理體製。這就是後來所稱的“斯大林模式”。但是，蘇聯的社會經濟還是有了很大的發展。如果以1913年的工業總產值作1，那麽到十月革命60周年，即1977年，俄羅斯聯邦的工業總產值增長143倍，烏克蘭94倍，白俄羅斯191倍，烏茲別克66倍，哈薩克222倍，格魯吉亞133倍，阿塞拜疆56倍，立陶宛131倍，吉爾吉斯311倍，亞美尼亞311倍……斯大林模式給蘇聯帶來了極大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權力集中、體製僵化、效率不高、活力不夠等弊端。但是，“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建設，是最複雜的社會過程，是人民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和培養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的有科學根據、有目的、有組織的活動。共產主義建設是通過以共產黨為核心和主導力量的整個社會政治體係而組織起來的千百萬人的事業。”因此，斯大林模式給蘇聯以及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帶來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當然，在執行民主集中製問題上，斯大林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斯大林任總書記的初期，黨的民主集中製以及有關監督製度，繼續得到較好的貫徹，不僅能正常召開黨的中央會議，黨內不同意見也可以展開爭論，甚至可以在報紙上公開批評斯大林。可是不久，斯大林就在事實上改變了自己的正確想法，逐步建立、發展起了一整套權力高度集中的黨內監督運作機製。
1924年1月列寧溘然長逝後，蘇共的十五大延長一年，到1927年才召開，蘇共十六大推遲到1930年才召開，十七大更拖長一年，到1934年才召開。十七大的新黨章又把黨代會改為“至少每三年召開一次”。而十八大又拖延5年，到1939年才召開，十九大更相隔13年之久，到1952年才召開。斯大林不僅破壞黨代會年會製，而且也改變黨代表會議年會製和中央全會定期開會製，把黨的權力中心轉移到政治局，政治局也經常不開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與列寧不同，斯大林在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後，特別強調黨的集中、統一、紀律和服從。為了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強調“黨內自覺的無產階級紀律”，這無疑是對的。但是，斯大林將此絕對化了，這導致黨內與斯大林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受到了批判和處罰，失去了發言權，廣大黨員幹部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知情權和監督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偏離了正確軌道，造成了很多的嚴重後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