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化媒體公民政治參與的治理困境_一、公民有序參與的技術保障困境

第六章

社會化媒體公民政治參與的治理困境

社會化媒體的公民參與的主體困境，不僅會影響到參與的效能，而且會導致參與的無序與混亂，甚至會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中發酵而產生網絡非理性的宣泄與網絡暴力行為。這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治理也帶來了困境。當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困境主要反映在參與技術、參與文化、參與環境等方麵，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分層分類明確各社會化媒體定位，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體係，提高信息提供的時效性和互動性；注重引導網絡輿論方向，加強網民素質培養，健全並充分發揮技術和製度的監督管理作用，不斷更新網民網絡參政的理念，促進網民網絡政治參與理性化和科學化。

一、公民有序參與的技術保障困境

社會化媒體的網絡民意是指依托於互聯網技術基礎，以網絡為平台，通過互聯網上論壇、博客、微博、社交網絡等手段自由發表評論和意見，聚合某種願望和訴求，從而形成的一種新興民意。網絡民意是基於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一種新的民意表達方式。哈貝馬斯曾指出，有效溝通的理性規則應包括如下三點：“一是每個有能力說話和行動的人都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二是每個人都可以質疑任何主張，提出新的主張，表達其態度、欲望、需求及偏好；三是不可借由內部或外部的強製力阻止參與者說話的權利。”

而在社會化媒體環境下，這三項規則亦可加以實踐。第一，社會化媒體平台的低門檻和低成本使得參與者都可以通過表達意見和行動來參與政治事務；第二，社會化媒體的把關機製缺失和相關約束機製的欠缺為參與者表達意見甚至提出質疑和追問提供了後發空間；第三，社會化媒體的公開、開放、透明的運營理念限製了企圖製止此行為的力量，從而保障了參與者基本的表達權利。

（一）民意表達：社會化媒體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訴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主政治就是說話政治，鼓勵公民說話，不管好話壞話，假話真話，都可以自由表達，相信公民有自己的判斷力在意見市場中的選擇。”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的應用與普及，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壟斷性，使普通人無須再借助高投入的傳播設施就可以低成本地向外界自由地傳播信息、表達意見、主張利益。

自由表達民意，自古以來就是民主社會的追求。傳統媒體環境下的意見表達隻是代表了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和訴求。而社會化媒體本能的就是公民實踐話語民主的絕佳平台。社會化媒體空間具有信息交流成本的低廉性、交流速度的快捷性和傳播範圍的廣泛性，以及信息

傳播能力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強大性特征，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民進行公開表達意願的被動局麵，保障公民的權益和訴求。社會化媒體傳播的便捷性特征，網民無須借助他人力量或高成本的渠道資源，隻要擁有電腦或是其他硬件設備，連接上網絡，就可以突破傳統媒體的層層“把關”和限製，實現在線直接發言，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誌。網絡民意上可達最高層領導，下指人數眾多的社會大眾。無論好事壞事，一旦經過網絡進入公眾視野並形成焦點，就會置於公眾的輿論監督之下並產生各種社會力量的重新配置，並在民意的控製態勢下產生結果——這是網絡民意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動力機製，也是它的威力所在。

（二）安全維護：社會化媒體公民政治參與的技術基礎

網絡安全是指“為防止意外事故和惡意攻擊對互聯網、應用服務和信息內容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實性和可控性進行的安全保護”。

社會化媒體的海量影響主流價值判斷。社會化媒體的“傳—受”一體化特點，以及開放性，使得海量信息瞬間集聚，極易造成非理性政治參與。當參與者討論和高度關注的信息符合傳統政治體係所倡導的主流意見時，就會對民主政治發展起促進作用；而當參與者的言論偏離主流意見時，則很可能造成公眾思想的混亂，特別是在虛擬社區和信任關係基礎之上的弱關係的參與者容易受到其他參與者的影響，可能造成大範圍的恐慌和混亂。

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的流言蔓延影響政治參與的客觀性。奧爾波特認為流言的流通量=（問題的重要性×證據的曖昧性）/批判能力。社會化媒體上的很多信息其實並無價值，參與者也無法對其做出真實性判斷。但是在參與者潛意識裏的“自衛”和“寧可信其有”的意念影響下，個人的批判能力下降，多數人還是會去關注、轉發甚至評論。社會化媒體的直達傳播會使流言信息快速繁殖，而且會出現奇異回流現象，但這裏的信息已是被無數參與者進行反複加工的信息，最終導致一種流言的惡性循環。隻有當極具批判能力的參與者持有證據時，流言才能得到平息。但這時候的參與者已經耗費了社會資本。

社會化媒體平台是網絡集合行為滋生的溫床。集合行為指在某種刺激條件下發生的非常態社會集合現象。社會化媒體平台的自由開放特性，再加上社會環境動蕩的結構性壓力下，某一觸發事件極易引起集合行為。社會化媒體上的參與者懷有建立在弱關係之上的“我們”意識，這種弱組織性容易形成群體暗示和群體感染，進而演變成群體模仿，在虛擬環境下，法不責眾的意念驅使下，極易造成衝動且非理性的網絡暴力行為。

社會化媒體發展使公民政治參與呈現泛化特征。社會化媒體的發展，已經把世界連成“地球村”，依托於真實人際關係的社會化媒體平台，已經有“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社會化媒體崇尚自由、多元、民主的文化觀念，這可能會導致民族、國家意識淡化。政府的治理模式也電子化、社會化，參與者通過社會化媒體平台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影響和控製政治事件的發展和走向。有的利益集團為了自身利益，會通過社會化媒體平台的輿論導向功能控製政治生活，導致政治參與泛化。隻有某個熱點事件的發生才會激起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而當熱點事件平息，則不願意參與到政治中來，這種政治參與的非持續化不利於公民政治參與情感的保持和公民政治素質的提高。

（三）自由與維護：民意表達與安全維護的二律背反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影響輿論形成的權力組織因素僅僅是來源於傳統媒體機構的意識形態和資本控製當中。然而在自媒體時代，有一種權力的蔓延更能讓公眾麻痹於其中——這種權力就來自於社會化媒體平台。

社會化媒體能夠超越時空限製，用戶可以任意發布、獲取信息，自由交流意見。社會化媒體的“自媒體”性，使本身存在著各種漏洞，難以實現係統的根本安全。由於缺乏行之有效的控製和規範，公民網上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權，從而有可能導致自由過度，從而影響原有傳播秩序和個人接受秩序，甚至嚴重威脅國家政治安全。社會化媒體的離散性、非中心性和開放性和相關管製機製的缺失，使得信息的自由傳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擺脫政府的控製和管理。“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央權力機構能一手接管互聯網。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一個宏偉的結構卻內在的具有抵禦集權和專製的控製。”

然而社會化媒體平台也絕不是謠言和憤青的大本營，它隻是給了我們話語權，但是並沒有允許極端自由。

陳力丹教授認為：“現在技術上對網絡的硬性控製暫時未跟上，給人一種假象，似乎因特網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樂園。這意味著權力組織尚缺乏管理經驗，但並不意味他們沒有管理能力。網絡給權力組織出了個難題，可能暫時削弱了控製力量，但從長遠看，硬性控製會以同樣強大的科技手段實現，技術上獲得自由和技術上予以控製，從來是身影關係。”

而作為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任何政府都有權力和責任進行網絡管理，以維護網絡安全。

對社會化媒體平台進行監管控製時，要堅持適度原則，維護參與主體必要的權利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要防止由於高度控製和嚴苛監管導致的網絡失活和其他網絡極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