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會化媒體的公民政治參與行為_三、數據分析

三、數據分析

由表4-1可以看到，人口統計變量中性別、職業聲望這兩個變量不顯著（.sig＜0.05），說明我們並沒有證明性別、職業聲望這兩個因素對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程度有顯著性影響，否認了假設H

1a

和H

1e

；同時，網齡這個變量對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程度也沒有顯著性影響，否認了假設H

2a

；發布假信息、人肉搜索這兩個變量對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也不顯著，否認假設H

3e

、H

3g

；監督政府、維權這兩個變量對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不顯著，否認了假設H

3i

和H

3j

；對政治參與效果的態度與參與程度也沒有顯著影響，否認了假設H

3k

。其餘的變量對於網絡政治參與程度都有顯著性影響，下麵將進一步分析這些變量與政治參與程度之間形成的關係。

（一）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公民年齡特征

年齡是反映一個人生活周期的時間變量，同時，也反映了時代變遷對人與社會的影響。因此，了解不同年齡人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也可以從一個側麵印證中國近幾十年來的政治體製變革的曆程。由表4-1可見，年齡多項式的各項顯著性水平均小於0.05，可見年齡變量對於公民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顯著。同時，由圖4-1可見，總體上，年齡越輕，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的程度越高，且大致呈現三個階段：

一是16歲至24歲階段，利用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程度較高。這一年齡段的人屬於“90後”，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他們普遍為獨生子女，目前正處於成長階段，思想尚不成熟，穩定的價值觀尚未形成；他們個性張揚、自我、現實，叛逆而富有創造性；他們在網絡環境中成長，對網絡依賴性很強；當前社會轉型期所產生的固有矛盾，使他們常常感到困惑和迷惘，學業與就業壓力使他們的生存空間倍受擠壓，這使得他們對政治腐敗、貧富分化、社會民生等問題更加敏感，也更易衝動。

二是25歲至40歲階段，網絡政治參與行為較為平穩。這一年齡段的人屬於“80後”和“70後”。他們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既注重理想，也更加務實；他們現多已為人父母、事業有成，具有較強的責任感，是工作中的骨幹和社會的中堅；他們在思想上獨立和成熟，價值判斷標準清晰；互聯網已經在他們中得到普及，絕大多數都能熟練使用網絡。

圖4-1 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的年齡特征

三是41歲及以上，網絡政治參與程度小。這一年齡段的人屬於“60後”或“50後”。他們經曆過文革、物資匱乏的年代，也麵臨著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衝擊，身上有明顯的滄桑感；他們思想穩健甚至保守，他們多數擁有較強的政治情懷，是當前社會的“掌舵者”和“實權派”；但近十年來信息網絡的迅猛發展使他們的知識結構麵臨巨大挑戰，他們大多數在網絡的應用上落後於年輕人。

可見，16至24歲的年輕人是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行為最活躍的群體，他們的出生與成長伴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發展的全部的曆程，他們所接受的信息是其他年齡階段的人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對於現實社會中的問題，他們急於發表看法，由於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具有活力，對社會熱點事件、突發事件、國家發展與改革等等政治生活以及政治決策事件更加關注，因此，其政治參與程度遠高於比他們年長的人。

16至24歲的網民，也正是處於成長階段的年輕人，獨立的思想體係與價值觀尚未建立，有效參與政治活動的公民素養還未形成，他們憤世嫉俗，但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地位；他們熱情但衝動、盲從且偏激，如圖4-2A、4-2B、4-2C所示，他們是發布不真實信息、在網上說髒話、參與人肉搜索的主要群體。他們在網絡上的活躍性、煽動性，使得我國當前政治參與總體上表現出非理性特征。因此，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及其所產生的網絡輿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民意還有待於考查。

圖4-2A 不同年齡段的人在網上發布不真實信息的情況

圖4-2B 不同年齡段的人在網上說髒話的情況

圖4-2C 不同年齡段的人參與人肉搜索的情況

從以上分析看，受製於公民年齡差異及網絡使用差異，我國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的現狀及網絡輿論走向並不能完全代表全體公民的政治意願，存在以偏概全的情況。因此，必須要加強對網絡輿論的分析，挖掘出真正的民意。同時，要全麵提升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的素養，對於16至24歲的年輕人，進一步加強公民教育，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責任感，提升他們分析問題的能力；對於25歲至40歲這一年齡段的人，應進一步激發他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

參與的意識，為他們創造政治參與的平台和氛圍，真正把他們培養成為政治參與中的主體力量；對於41歲及以上這一年齡段的人，應鼓勵他們“識網”、“用網”，建立在網絡中的話語權。

（二）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公民學曆、收入結構與基本素養

由表4-1看到，文化程度、收入、在網上說髒話這三個變量的多項式顯著性水平小於0.05，說明這三個變量對於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顯著。如圖4-3A和圖4-3B所示，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則政治參與程度越高。如圖4-3C所示，政治參與主體在網上說髒話的頻次較低。由這“兩高一低”可以大致反映出在社會化媒體上討論政治話題的人總體素質是比較高的。

圖4-3A 文化程度因素對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影響

圖4-3B 收入因素對公民利用社會化媒體進行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

圖4-3C 利用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公民說髒話的頻次

圖4-3A和圖4-3B還顯示，文化程度在初中、月收入在500至1999元期間的人網絡政治參與程度要略高。進一步分析，這類群體網絡政治參與的原因是利用網絡輿論的壓力來解決個人問題（如申訴、維權等）或發泄情緒、表達不滿，如圖4-4所示。盡管這類群體人數不多，但卻是我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中的一類典型群體，他們的網絡政治行為多數是由於個人或家庭的權益在現實中無法得到保障，通過網絡輿論壓力尋求支援，他們往往會成為很多網絡輿論危機的導火線和引爆口，在我國網絡政治生態中占有特殊地位。我國轉型期所產生的社會矛盾，滋生諸多社會問題，也使得民生問題大量出現，網絡既成為了一個宣泄口，也成為了這類群體的維權工具。

圖4-4 初中及月收入500至1999元的人利用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原因

（三）社會化媒體的公民政治參與途徑比較

如圖4-5所示，可以看到，利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的程度最高，其次是BBS論壇/社區，再次是社交網絡，利用博客進行政治參與的程度要明顯低於其他社會化媒體平台。

圖4-5 四種社會化媒體在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的作用程度比較

此外，利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的人群年齡階段從18歲至44歲分布人數，見圖4-5。而其中，18歲至20歲年齡階段的公民，利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的人數明顯高於其他年齡階段的人。

圖4-6 使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的公民年齡分布

年齡對微博使用有顯著影響。微博使用者比較多的集中在18—44的年齡範圍內。可以看出，微博使用與年齡沒有明顯的正相關或負相關的關係，中青年是微博使用的主力，占據了使用者的大部分。

圖中有兩個轉折點值得注意。第一，18歲之前，微博使用者隨年齡的增加而增加，直至20歲是微博使用率最高的群體。18歲之前，群體的職業構成大多數為學生，學生主要時間在學習，用於微博交流的時間很少。至18歲上大學之後，隨著自己可支配時間的增多，微博的使用率快速達到一個高峰期。第二，18歲以後，微博使用者隨年齡的增加而減小，到達36歲為最低點。這與“越年輕越容易接觸和使用微博”的假設相一致。因為年輕人在時間和精力上遠遠大於中年人，其學習和適應新事物的能力也較高，加之年輕群體之間相互交流學習。造成年輕群體微博使用率偏高，且隨著年齡增大而降低。第三，42歲之後，微博的使用率隨年齡的增大而迅速減少，這說明微博在中老年人當中的普及率仍然較低。

使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公民的收入集中於兩端，如圖4-7所示：

圖4-7 使用微博進行政治參與的公民收入分布

收入對於微博使用的影響曲線總體呈現U形。以月收入2000元為拐點，收入2000元以下的群體收入越高，微博的使用越低，收入2000元以上的群體隨著收入的增長，微博的使用也急速增長。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人群是微博的主要用戶群體。這與之前的年齡有一定的關係，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人群在工作上會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們沒有時間使用即時通訊網絡與朋友進行互動，但是需要微博去獲取信息與新聞。

另外，無收入至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是微博的主要用戶群體。因為無收入與低收入人群多為年輕人，他們多為大學生和剛剛工作的白領，他們對網絡的使用受周圍人際關係影響較深，周圍的朋友、同學、同事如果都在使用微博的話，加入微博可以讓他們直接導入朋友圈子，而省去了在其他網絡重新建立人氣與關係圈的麻煩。

總之，可以看到，中青年、中等收入者為使用微博政治參與的主要人群。

（四）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的公民職業特征與行為特點

由於職業聲望多項式各項的顯著性水平均高於0.05（見表4-1），我們不能預測公民職業聲望對其網絡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但我們將職

業聲望分解為具體的職業類型，探討公民在現實社會中的職業地位、社會聲望與其網絡地位、網絡話語權之間的關係。

我們假設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程度越高，其在網絡中的地位和網絡話語權越高；而現實社會中，職業聲望越高，其地位和話語權也越高。如圖4-8所示，網絡把關者（如論壇版主、管理等）、網絡意見領袖主要集中在企業/公司管理者、學生、企業/公司職員、專業技術人員等群體，他們是網絡話語權的主導者。此外，我們還看到一個新的群體，即自由職業者，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但在很多時候卻扮演著網絡話語權的把關人和意見領袖的角色。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從事自由、開放、彈性的工作，他們思想獨立、年輕、富有激情、素質較高。他們有意識地在網絡上打造自己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擁有一批網絡“粉絲”，在網絡上擁有較高的話語權。然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領導幹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一般職員等在現實社會中職業聲望較高的群體，在網絡環境中的話語權並不高。可見，現實社會中的話語權正在被網絡所解構。

現實社會中的話語權體係無法平移到網絡社會中，網絡政治體係有著自身的形成機製。現實社會的話語權主要依靠權力、資曆等因素形成，而網絡話語權的形成並不來源於現實權力、資曆，而是主要來自於網民的個人魅力。盡管現實社會的地位和聲望會在網絡話語權上有一定的作用，但這兩者並非完全匹配。網絡話語權的形成主要來自於“草根們”自發、自主的關注和支持程度，誰受到的關注越多、支持越多，誰的話語權也就越強。網絡話語權的形成需要長期的培育與建設，然而瓦解卻可能在一夜之間，其所影響邊界也不清晰、不穩定，並很難預知和測度，因為在信息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的今天，網民的興趣隨時都可能會改變。

圖4-8 社會化媒體用戶職業與其政治參與的關係

我國網絡話語權的形成有著較好的土壤，因為從前麵的數據可以看到，網絡參與群體的素質比較高，而且從網絡把關者、意見領袖的職業分布來看，其素質也比較高。此外，他們的網絡介入程度也比較理性。從表4-1可以看到，每日上網時間對網絡政治參與程度有顯著性影響（每日上網時間變量的顯著性小於0.05）。兩者的關係呈倒U型狀態（如圖4-9），網絡政治參與程度較高的人群每日上網時間大體在3至4小時，這個時間既能夠保證有效參與政治話題的關注、討論，也不會表現出過於沉溺網絡，進而對工作、生活產生影響。

總之，高素質的網絡政治參與群體作為當前我國政治生態中的新勢力，會對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產生重要作用。為了更好地激發網絡政治參與的能量，必須發現網絡政治體係的規則與秩序，打造有效的網絡政治參與平台，提升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素養，並將網絡政治參與作為公民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融入政治文明建設之中。

圖4-9 社會化媒體的每日使用時間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五）社會化媒體公民政治參與的目的

在網絡政治參與的目的上，“希望得到關注和重視”這一變量顯著（顯著性均小於0.05），由此可見，很多人進行網絡政治參與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更多地被關注。如圖4-10所示。社會化媒體賦予每個人平等的發言權，而政治話題的普適性、能夠引起多數人的興趣，因此，利用社會化媒體參政、議政成為了人們自我實現的機會。

圖4-10 希望得到關注與重視與網絡政治參與程度的關係

此外，微博與網絡維權這兩個變量的交互項對網絡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顯著（顯著性均小於0.05）。由圖4-11可以看到，微博與網絡維權的交互項與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程度的關係呈U型。我們可以推斷使用微博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有著極強的維權目的；另一類相反，以維權為目的參與網絡政治活動的可能性較小。前者多數是有著不公正待遇的弱勢群體；後者多數是職業聲望較高的群體。圖4-12顯示了微博使用者的職業分布，可以看到，大概有三類人群微博使用率較高：一是黨政機會事業單位領導幹部、企業/公司管理者，其職業聲望較高，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較少，維權目的也相對較弱；二是學生，他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強，對網絡新媒體的應用普遍較高，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維權的可能性也較小；三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產業服務業工人、農民，他們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弱勢群體，大多數尖銳的民生問題產生於這一群體，其維權目的也相對較強。除去學生群體之外，可以看到，使用微博參與政治活動的這兩類人群的存在。

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增加，民生問題日益複雜和尖銳，而申訴上訪渠道並不暢通，使得網絡越來越成為弱勢群體申訴與求援的重要渠道，微博所具有的信息發布便捷、傳播速度快、影響範圍廣等特點，使其成為維權的新利器。

圖4-11 微博對網絡維權的影響

圖4-12 使用微博人群的職業分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