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_二、毛澤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經驗

二、毛澤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20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曆的第二次曆史性巨大變化。”這次巨大變化是毛澤東彪炳史冊的偉大曆史功績。這些偉大功績，連西方的學者都承認，“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和新的全國性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成就。”胡錦濤同誌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作為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領導黨和人民成立新中國後就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種探索一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為止，貫其後世，始終不渝。由於種種原因，在這些最初的探索中既有重大的成就、良好的經驗，也有明顯的失誤和值得汲取的教訓。毛澤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堅持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

胡錦濤同誌指出：“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麵貌的一代偉人。”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代偉人，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奠基者，毛澤東始終在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建設中國自己的符合中國情況和實際的社會主義。

第一，在照搬蘇聯模式中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澤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奠基者，始終在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建設適應中國自己情況的社會主義。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我們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中國沒有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因此，隻好照搬蘇聯模式。但是，這種照抄照搬，很快就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問題。因此，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毛澤東逐步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著手總結自己的經驗，尋求適合我國情況和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為了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實踐特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開始艱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認為，對於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要把它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結合起來，才有借鑒的價值和意義。毛澤東還認為，學習蘇聯終究不能取代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因此，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為借鑒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中國自己的符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在這個艱辛探索的曆程中，毛澤東逐漸認識到，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抄照搬蘇聯的那一套，要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運用於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以此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1956年《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1956年毛澤東在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隻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提出的這些觀點和論斷，是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這些初步成果的基本思想概括起來就是要以蘇為鑒，獨立思考，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出發，走中國自己的、符合中國情況和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展示了毛澤東一方麵要以蘇聯的錯誤和教訓為鑒戒，另一方麵又要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觀點。

第二，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應重點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

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發揮指導作用的根本原因，不僅僅因為它是科學，更重要的在於它同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發生了聯係，實現了結合。毛澤東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麵是如此，在藝術方麵也是如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國革命勝利以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於1956年又開了始全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毛澤東指出：“我們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毛澤東十分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符合中國情況和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曾指出：“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對於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又明確地講道：“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的思想已經大致形成，這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符合中國情況和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結果，更是毛澤東帶領黨和人民在實踐中艱辛探索的結果。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重點考慮中國實際情況的做法，不但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符合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

第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踐結合起來。

曆史經驗證明，無論是幹革命還是搞建設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從中探索出革命和建設的規律，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樣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一個長期的曆史的發展的過程。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重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針對如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學習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同樣，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依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並結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在讀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到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具體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和方法”時，對這一提法大加讚賞。他說：“‘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後，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這是毛澤東主動衝破對蘇聯模式的盲目崇拜，立足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開始自主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因此，毛澤東總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初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當時條件下的中國化，奠定了以後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和創新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因此，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定要從對其進行中國化的高度，結合中國建設、發展和改革的實際情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既體現其理論的共性，又突出其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而表現出的不同特點，最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現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中國而言，就是要堅持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與探索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規律相結合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毛澤東同誌在領導和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既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力，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經濟，遵守價值規律，在二者的結合中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作過多方麵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極富創見性的觀點，其中一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而且還將長期的指導我們。

第一，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直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堅持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同時毛澤東還強調，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中國共產黨要實行土地改革，發展現代工業，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在195

6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又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由此可見，毛澤東已經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衡量黨的政策作用大小的標準。毛澤東領導的三大改造運動順利完成，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隨後，在黨的八大決議中又提出，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快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1957年2月，毛澤東還提出：“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還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針。毛澤東指出：“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是要把國內和國外的、黨內和黨外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提高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奉獻的熱情，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去。因此，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我們仍然要做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毛澤東這一思想的緣起點在於中國當時經濟上十分落後，而生產力也很不發達。為了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為了不斷提高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毛澤東倡導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以上這些基本思想，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而且在實踐上也進行了一係列的實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毛澤東強調要運用靈活的發展生產力手段來尊重商品經濟規律。

關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方式和手段，毛澤東也進行了大量的思考。1956年12月7日，在約見民建、工商聯負責人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話時， 毛澤東針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指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在這篇著名的談話裏，毛澤東還指出：“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很明確，毛澤東在這裏強調，雖然自由市場的性質是資本主義，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就應該允許其存在和發展。不但如此，而且“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同時，“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為了鼓勵華僑、華人積極回國投資，針對華僑、華人投資的企業，毛澤東甚至提出：“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毛澤東把這種允許搞私營、鼓勵華僑投資辦企業的政策，稱之為“新經濟政策”。毛澤東同時指出，由於這樣一項政策既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多方麵的需要，又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重要補充，所以，實行這項政策，允許這些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而是一項長期的政策。然而，隨著實踐的發展和國際、國內環境與條件的變化，這項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毛澤東還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規律進行了思考和探索。他強調讓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作用，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學習價值規律。毛澤東指出：“算帳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由此可見，毛澤東不但揭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而且提出了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不可違背的規律的觀點。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還十分注重搞好綜合平衡。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時指出：“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後又要發生變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鬥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社會總是前進的，前進是個總的趨勢，發展是個總的趨勢。”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進行的深入總結。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綜合平衡，毛澤東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製，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因此，關於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毛澤東既強調要發展商品生產、發展商品經濟，又要求在尊重價值法則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搞好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

第三，毛澤東注重促進生產力發展與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相結合。

毛澤東始終在堅持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規律，不斷推進二者有機結合，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向更高、更好的水平發展。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毛澤東在注重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注重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注重利用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來促進和幫助公有製經濟發展。由於中國是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國家，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所以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有計劃地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為此，毛澤東首先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概念，同時提出了一個中國“很需要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的科學論斷。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針對當時有人認為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指出：“如果公社隻搞自給性生產，不搞商品生產，不進行商品交換，農民不把糧食等農產品和工人生產的工業品交換，那麽工人怎麽能有飯吃，農民怎麽能夠有衣穿……京、津、滬郊區農村之所以比較富裕，是因為這些地方商品生產比較發展，商品交換比較發達。”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針對陳伯達等人主張廢除商品、貨幣的錯誤，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貨幣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同時，在1959年2、3月間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又針對實行人民公社化進程中出現的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中存在的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的思想進一步論述了價值規律的作用。毛澤東指出：“避開使用有積極意義的資木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因此，可以說，毛澤東認為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係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係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剛剛建立，尚需要時間進步和發展，所以，毛澤東主張商品經濟可以搞的長久一點。

其次，毛澤東還重點論述了價值規律中的等價交換和價值法則兩個方麵。毛澤東認為，等價交換在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違反了它，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價值法則就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隻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毛澤東在1956年1月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另外，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決議著重指出：“在今後的一個必要的曆史時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因為它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無政府狀態地進行的。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從這些思想和觀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毛澤東總是試圖把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結合起來，尊重價值規律，並試圖以此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更快、更好地發展。毛澤東的這些探索，在很多程度上衝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產品經濟的模式和思路，盡管這些認識和思想沒有得到很好的堅持，但始終給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借鑒。

（三）堅持把認清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與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相結合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階段劃分的理論觀點，是我們黨在這一問題上探索所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它科學的指出了當時社會主義所處的曆史階段。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這一正確認識，與他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緊密相關。毛澤東正是在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處階段的基礎上，開始思考和探討、處理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尤其時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

第一，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逐漸重視認清當時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主要體現在毛澤東關於“不發達”和“比較發達”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劃分的思想方麵。1958年，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後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又指出：“社會主義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認為當時我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1954年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象個樣子了，就同現在不一樣了。”這些認識，正是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毛澤東還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很大的發展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之後，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階段問題所作的這些科學探索，得出的這些有益的結論，的確有一些理論的閃光點。盡管這些閃光點在當時還難以匯成衡定的體係，還有待於充分發展，但卻為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階段劃分問題認識的深化和突破，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這個論斷雖然還不能與黨的“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相提並論，但不能不承認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是相當傑出的。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是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思想源頭。

第二，毛澤東在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過程中提出要正確處理各種矛盾。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進程中，堅持在認清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同時正確處理各種矛盾。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比較係統地闡述了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的理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毛澤東同誌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現實世界總是充滿著各種各樣的矛盾，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之中，矛盾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在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的曆史過程中，盡管我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在我國依然存在著各種矛盾。例如社會基本矛盾、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等等。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尤其是把處理好這些矛盾與我國當時所處的社會主義階段相結合，對於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十分有益。毛澤東同誌正是從這一高度出發，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認清社會主義所處階段的同時不斷處理各種矛盾，尤其是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對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力量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毛澤東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與舊社會的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對抗性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如果處理得當，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不當，有的也可以轉化為敵我矛盾。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狀況，把複雜的社會矛盾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指出我國大量存在的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完善得到解決。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所處不發達階段的曆史實際，加上當時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突出出來，1957年初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關於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進行了全麵而準確的分析。毛澤東從當時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等方麵深刻揭示並闡發了如何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關於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黨的八大政治報告進行深入分析後指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方法和一係列方針政策，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後來，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時期談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時所指出的：“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雖然毛澤東同誌沒有全部解決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但是他關於處理社會主義矛盾和問題的理論和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上閃耀著永遠的理論光芒。可見，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總是注意在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認清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與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相結合是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寶貴經驗。

（四）堅持把學習借鑒蘇聯經驗與堅守獨立自主基本原則相結合

毛澤東同誌堅持把學習和借鑒蘇聯經驗與堅守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相結合，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政治基礎，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

第一，毛澤東主張向蘇聯學習和借鑒社會主義建設經驗。

盡管毛澤東十分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獨立自主地進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但是毛澤東並不排斥外國的建設經驗，相反，他非常強調學習外國的經驗和技術，主張把外國好的東西學習過來，服務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為了搞好國內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鄭重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和必須遵循的方針，強調“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在怎樣學習外國的問題上，毛澤東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習，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國迷信還是外國迷信。”這樣的態度起到了解放思想、推動建設的重要作用。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因此，毛澤東認為，對待外國的經驗必須采取辯證的態度，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同時，這種學習還要靈活變通的學。1956年8月，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麵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攻、守、進、退、勝、敗，但是在打法上，怎麽攻，怎麽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正式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全麵開始。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後，黨和國家麵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之初，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較多地照搬了蘇聯的做法，毛澤東對這種傾向十分警覺。毛澤東倡導，“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麵，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毛澤東還指出：照抄別國的經驗是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而生搬硬套，最後必然是走向失敗。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思想明確，觀點鮮明，這就是要采取選擇性的方式向外國學習和借鑒，尤其是在向蘇聯學習和借鑒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方麵。這種學習和借鑒的具體內涵包括這樣兩個方麵：第一，對於外國的東西要分析批判學習，要揚長避短；第二，任何向外國學習和借鑒都堅持中國人民自己的創造，走自己的道路。因此，他鼓勵廣大幹部要敢於創造自己的獨特經驗，走一條屬於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路。毛澤東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中提到的“一切國家”，既包含社會主義國家又包含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這種學習和借鑒國外經驗衝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製度束縛的精神，采取的全方位的態度和積極主動的方針，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毛澤東堅持向外國學習過程中一定要堅守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

向外國學習並不代表迷失自己。相反，毛澤東在積極倡導向外國學習、借鑒別國建設和發展經驗的同時，還十分強調堅持獨立自主基本原則。關於最初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蘇聯模式，毛澤東後來指出：“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都照抄蘇聯的，自己的創造性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在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會議上指出：“1956年9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一套內容。”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建設原則。他認為，無論是搞革命還是搞建設，都必須堅持這一原則，這強調的是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準點用在依靠自身力量方麵，發揮主觀能動性，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們迅速恢複了國民經濟，勝利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隨後全麵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了重大成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至今仍然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立足點。正如鄧小平後來總結指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毛澤東所進行探索的最大功績在於，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決心獨立自主地探索，決心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這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