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遠行之----明史雜談(三)

第三句話，就是帝無子嗣，兄終弟及。皇帝要沒有兒子怎麽辦？隻好由他弟弟來繼承。後來崇禎皇帝就是這樣。

第九講明宮三案｜萬曆帝皇後沒有生子，宮人王氏生皇長子常洛，按理應當成為皇太子。但是萬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艱難而漫長(19年)。萬曆自己是6歲被立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19歲才被立為太子，住迎禧(xǐ)宮。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還是長期籠罩在“更立”的陰影裏，隨時憂慮皇父會以三弟常洵取代他。從立皇太子到繼位又是19年。在這19年裏，朱常洛終日戰戰兢兢，膽小怯懦，唯恐被廢。有人著《續憂危竑議》一書，署名“鄭(隱喻鄭貴妃)福(隱喻福王)成(隱喻更立太子成事)”，其書大意說：“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直到朱常洛32歲時，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離開北京到洛陽封地，他才稍稍鬆口氣，覺得太子的位子應該是穩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經曆，使朱常洛形成膽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居然不給他生火取暖。他凍得渾身發抖，也不敢吭氣，氣得講官郭正域訓斥太監，太監們才給他生火。再舉一個例子。在萬曆帝病重時，朱常洛帶著兒子朱由校(後來的天啟帝)等去探望，守門太監攔著不讓進去，朱常洛不敢抗爭，從早到晚一直等在門外，後來是兵科給事中楊漣、禦史左光鬥和東宮太監王安等周旋，他才見到父親萬曆帝最後一麵。

太子朱常洛既沒有統兵征戰沙場的考煉，也沒有協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閱曆，更沒有苦讀經書的學養，甚至幾乎未出過皇城，又長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壓抑，寂寞寡歡，無所事事。於是借酒色填補精神空虛，長期“惑於女寵”。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啟帝朱由校的母親)、賢妃劉氏(崇禎帝朱由檢的母親)等。還有兩位姓李的選侍，一稱東李選侍(簡稱東李)，另一稱西李選侍(簡稱西李)。選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號的宮女。他最寵愛的西李後來還引發了一起“移宮案”。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說“梃擊案”。

梃擊事件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發生了梃擊東宮太子朱常洛事件，這就是“梃擊案”。這一年太子朱常洛33歲。

這天傍晚，薊州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打傷守門太監，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直到前殿屋簷下才被捉拿。當時，慈慶宮第一道門隻有兩名太監守門，第二道門無人看守。事發後朱常洛驚恐萬狀，而且“舉朝驚駭”。萬曆帝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為“浙黨”官吏，說張差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願深究。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c-i)，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官員共審，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東林黨人懷疑是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堅決要求徹底追究。事情牽連鄭貴妃，朝議洶洶。

《明史·鄭貴妃傳》記載：鄭貴妃聞知後，對萬曆帝哭泣。萬曆帝說：“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於是，鄭貴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書記載，鄭貴妃向太子號訴，就是鄭貴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訴說事情的原委，請求太子寬恕。二人對話的過程是：貴妃拜，太子也拜，貴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麵哭一麵拜。萬曆皇帝一看這事情鬧大了，牽連到鄭貴妃不好，又牽扯到太子――兩頭為難，怎麽辦呢？他決定親自來處理這個事。萬曆帝在慈寧宮皇太後靈位幾案前召見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諭處理此案，禁止株連，就是不要牽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願意得罪他父皇，也不願意得罪鄭貴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萬曆帝因為都是他們家裏頭的事情，而且牽扯到鄭貴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後決定把張差處死，兩個太監龐保和劉成在內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結這樁大案。負責此案審理的王之宷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萬曆帝將他削職為民。這就是“梃擊案”。

大家注意，梃擊案鬥爭的焦點，從表麵上看是鄭貴妃意欲謀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實質上是國事，反映出朝廷中東林黨與其他派係的政治鬥爭。盡管萬曆帝親自處理結案，但這件事情始終疑雲重重。此後大臣們常以此為題目，“奏章累數千百，由是門戶之禍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擊案”之後，又發生“紅丸案”。

二、紅丸案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所以習慣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極大典上，“玉履安和”，“衝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態正常，沒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

本來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極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國榷》記載：鄭貴妃“進侍姬八人，上疾始憊”。《罪惟錄》也記載：“及登極，貴妃進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內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開的藥後，就開始腹瀉，用今天話來說可能是得了急性腸胃炎吧。一晝夜瀉好多次，有的說一晝夜瀉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見內閣大臣，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首輔方從哲等回話：“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妙藥，臣等未敢輕信。”這裏稍作解釋。鴻臚寺是掌管朝會、賓客、禮儀等事的一個機構，鴻臚寺的正卿叫鴻臚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鴻臚寺少卿，五品。鴻臚寺丞又低一級，六品，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處級幹部。泰昌帝命身邊太監速召李可灼進宮。李可灼診視完畢，泰昌帝命快快進藥。諸臣再三囑咐李可灼慎重用藥，泰昌帝則不斷催促趕快和藥。到日午，李可灼進一粒紅丸。泰昌帝先飲湯，氣直喘。待藥入，即不喘。於是稱讚李可灼為“忠臣”。大臣們都心懷不安，等候在宮門外。一位太監高興地出來傳話：皇上服了紅丸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明史·韓爌傳》)日晡(bū)(申時，下午3～5時)，李可灼又進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駕崩。這時，他繼承皇位整一個月。因“紅丸”引發的宮廷案件，史稱“紅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繼位，九月初一就駕崩了，這當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議論紛紛。有人說是服紅丸而死，也有人說與紅丸無關；有人說舊病未愈，有人說是勞累所致；有人說是惑於女寵，是鄭貴妃有意加害；有人說是用藥差誤。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將其遣戍；直到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爭吵了八年，成為天啟朝黨爭的題目之一。

泰昌帝死後，天啟帝繼位。天啟帝即位後麵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年號問題。萬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啟即位，又改明年為天啟元年。這樣，泰昌和天啟兩個年號就重疊了。後來想出一個辦法，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為泰昌元年，第二年為天啟元年。

泰昌帝死後，屍骨未寒，又發生“移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