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遠行之----明朝十六帝(三十七)

例如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誇誇其談、擅殺毛文龍、黨爭的後遺症、皇太極的反間計，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煥於死地的重要原因。但是，殺袁崇煥的決定，畢竟是由思宗親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塗國鼎前去執行，更可怕的是實行非常殘忍的淩遲之刑。對比3年前的平台召見、君臣麵晤、賜尚方寶劍，已是天壤之別。其間變化，固不能沒有思宗的心理因素。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若不是思宗素來多疑，皇太極的反間計也未必能成功。關於皇太極的反間計，閻崇年先生在其《正說清朝十二帝》中曾經細述過，無非是效仿《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的模式，讓俘來的宦官楊某偷聽得"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縱楊某逃跑。楊某一回京城向思宗匯報，自然袁崇煥便麻煩了。況且，此事又發生在後金軍隊逼近京城之時。

袁崇煥在崇禎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對時，誇下"五年平遼"的海口。這不但讓皇帝欣喜，更讓在旁的大臣們驚訝。因為，在當時明朝與後金的對抗中，明軍能在遼東抑住後金軍隊的進攻，已屬不易。"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複"的豪言壯語，無異夢囈。袁崇煥這麽說，據他自己講，不過是為了"聊慰上意"，暫時寬慰寬慰思宗而已。然而，思宗是一個急於求功、遇事刻苛的主子，到時可是要循名責實的。平心而論，袁崇煥在遼東寧遠、錦州一線的防衛布置得很好。所以，最終後金軍隊選擇進攻的路線是繞過寧遠、錦州一線，從薊門南下，進逼京師。

崇禎二年（1629）十月下旬，後金軍隊10萬到達遵化城下，距京師不過二三百裏。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袁崇煥的反應是立即命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增援，然後自己也於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關。按照當時總督京城防衛的大學士孫承宗的意見，明軍應當拒敵於順義、薊州、三河一線，而不應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煥先是沒有設法阻截後金軍隊，接著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煥的大軍到達京師廣渠門外。這樣，袁崇煥此舉無異於縱敵深入，而京城內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騷擾。一時間，謠言四起，說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在先，是故意引後金軍隊入關的。這也是後來袁崇煥被處死時遺體被民眾"搶食"的原因。皇太極及其謀臣範文程策動了除去袁崇煥的反間計，也許正是受當時謠言的啟發。思宗對於袁崇煥的容忍與信任，伴隨著宦官楊某的入告，肯定也蕩然無存了。十一月二十日，滿桂在德勝門，袁崇煥在廣渠門，同時與後金軍隊開戰。滿桂退守德勝門之甕城，而袁崇煥身先士卒，將皇太極逼退。二十三日，袁崇煥入城晉見皇帝，請求像滿桂一樣，遼寧興城祖氏牌坊（思宗為表彰祖大壽、祖大樂的軍功而建）可以讓士兵入城休整，卻遭到思宗的斷然拒絕。思宗真不愧是一個猜忌之主，一方麵對袁崇煥有戒備之心，一方麵卻在召見時脫下貂皮大衣為袁崇煥披上。用溫情脈脈的麵紗來掩遮自己的猜忌之心，思宗的做法令人想到不久前他除去魏忠賢的心機，真是讓人歎為觀止。可憐的是，袁崇煥卻絲毫沒有覺察。二十七日，袁崇煥擊退了皇太極的軍隊，京師外圍局勢趨於平靜。

袁崇煥墓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在平台召見了袁崇煥、祖大壽、滿桂三人，著錦衣衛拿下袁崇煥。祖大壽是袁崇煥部將，遂節製遼兵，率部東返，離開戰場。後來還是靠著獄中袁崇煥的親筆書信，才將祖大壽及守遼軍隊召還，並收複永平、遵化一帶。但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煥來整倒內閣輔臣錢龍錫，說錢龍錫與袁崇煥兩人早就密議與後金議和。議和，這對於剛愎自用的思宗來說，在當時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此論一出，袁崇煥算是死定了。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將袁崇煥淩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煥傳》說："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無人可以收拾。因此，當崇禎三年農民起義聲勢明顯壯大後，明王朝從此便陷入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之中。但是，思宗似乎從來就不會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在此之後，他還曾密令孫傳庭在崇禎十五年（1642）殺了李自成的同鄉賀人龍，等於殺了一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頗為悍勇的將領。賀人龍被殺後，農民起義軍酌酒相慶："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因此，思宗的多疑、擅殺，無異於自毀長城。

一個人的悲劇，常是他的性格的悲劇。孟子說過，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就是說，一個亡國的君主總是將他的臣民視為奴役。思宗恰恰正是這麽一個人。雖說在明代君主高度專權的政治環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師、友"的態度來對待臣民的，但是，思宗對於大臣的態度，其嚴峻和刻薄已經超出想像。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皇帝，他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以來政府的陋習。陝嗣宗批評思宗的"五不自知"的奏疏中說："今皇上於二三大臣間，呼之而前，唯恐不速，長跪逾時，備加譴訶，甚者剛遭指摘，便責以受賄。敬大臣之心何在？臣恐日習於尊倨而不自知！"又說思宗"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

應當說，陝嗣宗的批評是非常深刻的。一個過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所以，無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統治的時代，倒是名臣輩出。後代曆史學家常感歎崇禎朝"有君而無臣"，其實，因為思宗過分地苛責大臣，大臣們動則得咎，哪裏敢有什麽動作呢？所以，崇禎一朝中，真正能夠辦事、願意辦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禎一朝中，被殺的大臣也頗多。頻繁地更換大臣和濫殺大臣，是崇禎朝的特點之一。

崇禎一朝17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50人，變換之快，真是讓人嘖舌。其中任期較長的兩人，分別是溫體仁和周延儒。兩人在《明史》中都列名於奸臣傳中。

溫體仁，字長卿，祖籍烏程，後落籍歸安，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是一個城府極深之人。崇禎元年（1628），他通過攻擊錢謙益在主持會試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思宗的賞識。次年，有禦史任讚化攻擊溫體仁娶娼受賄，反而被思宗以為黨羽錢謙益而罷免。思宗有鑒於萬曆、天啟朝的黨爭，對於大臣結黨最為反感。他對於溫體仁的欣賞，是因為溫體仁"孤立"、"無黨"。

崇禎三年（1630）六月，溫體仁入閣為大學士。此後，溫體仁為大學士8年。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早溫體仁一年入閣。但是，溫體仁與周延儒在內閣中並不相讓，相互傾軋。崇禎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溫體仁逐出京城，溫體仁把持了內閣，於是民間遂有民謠說"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這是指當時內閣中的三位大臣：溫體仁、王應熊和吳宗達。溫，烏程籍，歸安人；王，巴縣人；吳，因無所作為，人稱"篾片"。一時間，這首民謠在京城街頭成為笑談。堂堂內閣大學士被人如此譏笑，可見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這樣的溫體仁，卻一直執政8年，直到崇禎十年才被罷免。之後，周延儒複入閣。

但是，崇禎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盡。在周延儒之前，內閣大學士薛國觀也被思宗處死。總共17年間，被殺的大學士有兩人，被譴戍的大學士也有兩人，即錢龍錫、劉鴻訓。作為皇帝最親信的大臣，內閣大學士輕易落到這樣的下場，實在令大臣們寒心。孟森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複有敬大臣之意？"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終。兵部尚書中，王洽因崇禎二年清兵入關而下獄瘐死，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而被處死。在地方督撫中，總督中被誅殺者，總共為7人，他們分別是：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誌完、趙光忭(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