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工人
理查德·耶茨著
陳新宇譯
作家寫作家，很容易製造出最垃圾的文字；這每個人都知道。一篇小說如果以“克拉格掐滅香煙，撲向打字機”這樣開頭，估計在美國沒有哪個編輯會想讀第二句。
所以別擔心，這是一篇關於出租車司機、電影明星和著名兒童心理專家的小說，不矯情、沒廢話，這是我的承諾。但你得有點耐心，因為這裏麵也有一個作家。我不會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證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們要跟他長期相處，你最好還是指望他笨拙、魯莽一點，因為不論是在小說中還是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作家都這樣。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歲，受雇於合眾國際社，在財經新聞科從事撰寫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這算不上什麽好差事，但有兩個好處：一是隻要有人問我是幹什麽的，我便說“在合眾國際社工作，”這話聽上去頗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價防雨風衣，一臉倦容出現在新聞大樓前，風衣由於縮水小了一號，我穿著好像有點小。頭上一頂戴舊了的褐色費多拉帽（要在以前我會用“一頂破帽子”這個詞來形容它，我很欣慰現在多少知道誠實地譴詞造句了。這頂帽子戴得過多，經過了無數次神經兮兮的捏攏、整理成形、再成形；其實帽子根本沒有破），我喜歡每天的那幾分鍾，走過地鐵出口和新聞大樓之間最後幾百碼的斜坡，感覺自己就是歐內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薩斯市星報》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歲生日前就已從戰場複員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沒有受過傷、得過獎章，但本質一樣。海明威有沒有為上大學浪費時間、會耽誤職業生涯之類的煩心過？見鬼，沒有；我也沒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關心新聞事業？當然不是；這裏有些微差別，你看，他在星報成功突破，而我則在財經新聞科按步就班地工作，鬱悶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會是第一個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須從某個地方起步。
“今天，國內公司債異常高漲，交易略顯活躍……”這就是我每天為合眾國際社電報寫的文章，還有“節節攀升中的石油股價逐步進入活躍的場外交易市場，”以及“立鼎滾軸公司董事會宣布”——（蒼天在上，什麽叫做認購期權、什麽叫認沽期權，什麽是償債基金債券？如果我知道就讓我見鬼去），電報打字機嘎吱嘎吱，卡嗒作響，華爾街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滴答滴答，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討論棒球，我則幾百字幾百字地寫，雖然從來沒搞明白過這是什麽意思。謝天謝地，總算到下班時間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紀輕輕就已經結婚，我總是很開心；在這點上我跟他一樣。我妻子叫瓊。我們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頭，是三樓上一間大大的，有三個窗的房間，如果它不在左岸，當然不是我們的錯。每晚，吃過晚飯後，在瓊洗碗時，房間裏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誠的靜謐。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疊屏風後麵的休息時間，那裏擺了一張桌子、上麵放著學生台燈，手提式打字機。當然，就是在那兒，在台燈白色光芒的凝視下，我與海明威之間那點微弱的可比性經受了最大的考驗。因為沒有任何《密歇根湖上》這樣的小說出自我的機器；我的打字機也沒打出《三天大風》或《殺手們》這樣的小說；實際上，這部機器經常是什麽小說也打不出，即使有什麽被瓊稱為“非凡的”東西，我內心深處也知道那總是、總歸還是很糟糕的東西。
許多個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風後發呆——讀紙板火柴裏印的每一個字，又或者，讀《星期六文學評論》封底的廣告——這年秋天，也是這樣一個夜晚，我無意中讀到下麵幾行：
為天才作家提供與眾不同的自由撰稿機會。要求有豐富想象力。
伯納德-西維爾。
——下麵還有電話號碼，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區號。
那天晚上，我從屏風後走出來，瓊從洗碗池邊轉過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攤開的雜誌上。我不想用我和瓊之間簡單、詼諧的海明威式的對話來打擾你們。我也會跳過我與伯納德-西維爾之間禮貌的而無實質內容的電話交談。我要跳過幾天到後來的一個晚上，我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最終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嗎？”他問道。“你叫什麽？鮑勃？好的，鮑勃，我是伯尼。進來吧，隨便點。”
我覺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細描述。他大約四十五到五十之間的年紀，比我矮得多，也壯實得多，穿著件看上去很貴的灰藍色運動衫，下擺沒有塞到褲子裏去。他的頭大我一半，稀疏的黑頭發齊刷刷地梳到後腦勺上，好像他剛剛站著仰麵洗了個淋浴；他的臉是我見過最坦率最自信的臉。
公寓整潔、寬敞，奶白色調，整個地麵全鋪著地毯，到處是拱門。在靠近衣櫃附近的狹窄壁龕處（“脫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掛在這個鉤子上，我們就安頓好了；好。”），我看見一堆相框，全是一戰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牆上卻沒有一張這樣的照片，隻有幾隻精美的鐵製燈架，還有幾麵鏡子。走進房間，你不會再去注意有沒有相片，因為你所有注意力會被吸引到唯一一件令人驚異的家俱上。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麽稱呼它——壁櫥？——不管它是什麽，它似乎連綿不絕沒有盡頭，有些地方齊胸高，有些地方又隻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種不同深淺的褐色裝飾麵板。有個地方用來放電視機，有一部分是無線電留聲機；有個地方薄薄的，做得像個架子，放著盆栽或小雕像；有個地方全是鍍鉻把手和花裏胡哨的滑動板，像個酒吧。
“喝薑汁汽水嗎？”他問。“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給你一杯薑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麵試他的寫作應聘者時，他妻子一定經常出去看電影；我後來倒是見過她，以後會說到的。不管怎樣，那第一個晚上，隻有我們倆人，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著薑汁汽水，談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說，“告訴我，鮑勃。你知道《載客中》嗎？”我還沒來得及問他說的是什麽，他已從壁櫥的某個凹陷處抽出這本書，遞過來——這是本紙麵本的書，你可在藥房這種地方買到，是紐約出租車司機的回憶錄。接著他開始跟我說這本書的內容，而我則看著這本書，點著頭，隻希望自己沒離開過家。
伯納德-西維爾也是個出租車司機。他幹這行已經二十二年了，跟我的生命跨度一樣長，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想為什麽他不能把自己的經曆寫成小說，這小說難道不是一筆財富嗎。“我想你看看這個，”他說，這次，壁櫥裏生出了一個幹淨的小盒子，三寸寬五寸長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訴我這是幾百條經曆；全都不同；還讓我理解也許這不一定全是真實的，但他向我保證，至少每個故事的主要內容都是真的。我能想象一個真正優秀的捉刀人會如何對待這樣豐富的素材嗎？或者說我能想象這樣的作家將能從雜誌銷量、作品版稅和隨之而來的電影版權中賺取多麽豐厚的回報嗎？
“嗯，我不知道，西維爾先生。這事我得考慮考慮。我想我得先讀讀這本書，再看看有什麽——”
“不，等等。你搶在我前麵了，鮑勃。首先，我並沒有要你讀那本書，因為你從中學不到什麽。那人寫的全是黑幫、女人、性、酒這類東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裏，大口喝著薑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實隻希望他快點講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離開。伯尼-西維爾是個熱情的人，他跟我說；一個普通、平凡的家夥，有顆博愛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觀；我明白他的意思嗎？
我有個小花招，可以將自己與他人隔絕開來（很容易；你隻要做到：雙眼直盯著說話者的嘴巴，觀察他說話的節奏，嘴唇、舌頭無窮變幻的形狀，你就什麽也聽不見了），我正要這樣做時，他又說道：
“別誤會我，鮑勃。我還從沒要哪個作家為我寫過一個字而不付錢的。你為我寫作，你會得到你應得的報酬。當然，這場遊戲目前這個階段，還不會有大筆的錢，但你還是會得到報酬。夠公平吧？來，我給你再添滿。”
這是他的建議：他從這些卡片裏給我一個思路；我把它變成伯尼-西維爾以第一人稱寫的短篇小說，長度大概一、兩千字，他保證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歡我寫的東西，將會給我更多東西寫——如果我能應付得過來，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錢之外，當然，這些故事還會帶來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指望獲得相當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著我，提到他推廣這些短篇小說的計劃，雖然他極力暗示《讀者文摘》可能對此感興趣，但他還是坦白承認目前還沒有與哪家出版商聯係過最終將這些短篇小說匯集成書的事宜，但他說他可以向我提供幾個名字，保管我聽了後眼珠子都會掉出來。比如說，我有沒有聽說過曼尼-威德曼？
“哦，也許，”他說，大笑起來，“也許說威德-曼萊你會更知道些。”這是個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蘭開斯特這樣出名。威德-曼萊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區的小學同學。他們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現在關係一直還很密切，有件事也讓他們友誼常青，那便是曼萊再三說過想要將紐約出租車司機，這個粗魯可愛的伯尼-西維爾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熒幕或拍成電視連續劇，由他來演伯尼-西維爾。“現在，我還要告訴你另一個名字，”他說。這次他說那個名字時特意斜眼瞧著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這個名字來衡量我的綜合教育水平。“亞力山大-科羅夫博士。”
幸運的是，我還不是一臉茫然。準確地說，這名字雖不是如雷貫耳，但還不至於藉藉無名。這是《紐約時報》上常見的名字，成千上萬的人對他們依稀有點印象，因為多年來我們經常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這種名字被體麵地提及。噢，這名字可能缺“萊昂內爾-特裏林”或“萊因霍爾德-尼布爾”那樣的影響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線上；你可能將它與“杭丁頓-哈特福”或“萊斯裏-R-格羅夫斯”歸為一類，比“紐博爾德-莫裏斯”的知名度稍高一兩個檔次。
“你說的那人，”我說。“是那研究什麽兒童壓力的人嗎？”
伯尼朝我神聖地點點頭，原諒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確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我是說亞力山大-科羅夫博士，傑出的兒童心理學家。”
你看，早在科羅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區一所小學的老師，正是兩個最頑皮、可愛的淘氣包伯尼-西維爾和那個電影明星曼萊-什麽的老師。他一直溫和地關注著這兩個年輕人，如果能在出版界施加影響促成他們的計劃，還有什麽比這更讓他開心呢。看起來，他們三人已是萬事俱備，現在缺的是最終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劑，執行這項工作的最佳作家。
“鮑勃，”伯尼說，“跟你說實話吧。我找了一個又一個的作家來寫，他們都不合適。有時候，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斷了；我把他們寫的東西拿給科羅夫博士看，他搖頭，說，‘伯尼，再試試。’”
“你看，鮑勃，”他坐在椅子上，熱切地傾身向前。“這不是什麽一時興起的想法；我不會欺騙誰。這種事是一種建築活動。曼萊、科羅夫博士和我自己——我們在建造這東西。噢，別擔心，鮑勃，我知道——什麽，我看上去有那麽傻嗎？——我知道他們建築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樣。不過，憑什麽他們就該和我的一樣呢？一個電影明星？一個知名學者和作家？你以為他們沒有自己可建之物嗎？你以為他們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做嗎？當然有。但是鮑勃，說實話，他們有興趣。我可以給你看他們的信，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好多次帶著妻子坐在這間屋子裏，我可以告訴你曼萊有多少次一個人在這裏。我們連續幾小時談論不休。他們都很感興趣，這你不用擔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說的了嗎，鮑勃？說實話，這事是一種建築活動。”他開始比劃著建築的手勢，兩手從地毯開始，把一塊塊看不見的木板壘在那裏，直到把它們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樓，我們的金錢和自由之樓，高到齊眉。
我說聽上去當然不錯，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個故事馬上能付多少錢。
“現在我要告訴你這個答案，”他說。他又去壁櫥那裏——像書桌的某部分——從一堆紙裏清揀出一張個人支票。“我不僅要告訴你，”他說。“還要給你看。夠公平吧？這是我給上個作家的。拿著，看看吧。”
這是張作廢的支票，上麵寫著伯納德-西維爾見票即付給某人金額二十五美元整。“讀一下！”他堅持道，仿佛那張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響的散文作品。他看著我把支票翻過來，看著反麵那個人的背書，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簽名下的某個簽名，這是關於提前支付全部金額的，還有銀行的橡皮圖章。“你看還行嗎？”他問道。“就這麽說定了。現在清楚了嗎？”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還給他，問他是不是現在可以給我看看那些卡片了，無論怎樣，我們最好馬上開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別忙。”他的臉笑開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嗎？鮑勃？我是說我喜歡你這樣的，但你不覺得我該對走到我這裏來向我要支票，自稱作家的人有點了解嗎？不錯，我知道你是個新聞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嗎？為什麽不給我看看你膝蓋上的東西呢？”
這是個淡黃色牛皮紙信封，裏麵裝著複印的兩個短篇小說，這是我這一生中寫過的唯一拿得出手的兩個短篇。
“啊，”我說。“沒問題。給。當然這與你說的那種——風格完全不同。”
“不要緊，不要緊。它們當然會不同，”他說，打開信封。“你放鬆一下，我來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們是那種非常——嗯，文藝的，我想該這麽說。我覺得它們不能讓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說了，別緊張。”
他從運動衫的口袋裏取出無邊眼鏡，身子往後靠著費力地戴上眼鏡，皺著眉頭，開始看起來，用了好長時間才看完第一篇小說的第一頁。我看著他，心想這可能是我文學生涯的最低穀了。一個出租車司機，天啊！終於第一頁翻了過去，跟著第二頁卻很快翻了過去，明顯看得出跳過去了。接著，第三頁、第四頁——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頁的小說——我緊緊握著溫暖的空薑汁汽水杯，仿佛做好準備隨時縮回手，將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腦袋。
開始看時，他微微點頭，不太堅定，越往後看，點頭越來越肯定，這樣直看到最後。看完後，他滿臉迷惑，又回過頭再看最後一頁；然後他放下這一篇，拿起第二篇——沒有讀下去，隻是檢查一下長度。顯然他一個晚上看這麽多足夠了。最後他取下眼鏡，滿臉堆笑。
“嗯，很好，”他說。“我不再花時間看那一篇了，第一篇就很好。當然，自然，正像你說的，你帶來的東西風格完全，對我而言有點難——你知道——”他揮揮手，揮去了這個困難句子的其餘部分。“我跟你說，鮑勃。不光是讀這些小說，我要問你幾個關於寫作的問題。例如。”他閉上眼睛，指尖優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許為了加重他下一句話的語氣，假裝在思考。“例如，讓我問問你：假設有人給你寫封信，說，‘鮑勃，我今天沒時間給你寫短信，所以我還是給你寫封長信算了。’你知道他們這是什麽意思嗎？”
別擔心，這個晚上我發揮得好極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讓這二十五美元從我手中溜走；無論我的答案是多麽嚴肅的胡說八道，毫無疑問在他腦海裏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這個作家應聘者知道文章濃縮的困難與價值。不管怎樣，他看上去很滿意。
“好。現在我們換個角度。我剛才提到了‘建築’；嗯，你看，你知道寫小說也是建造什麽嗎？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滿意自己創造的這個意象，甚至等不及接受我獎勵給他的認真的點頭讚許。“我是說一所房子得有屋頂，但如果你先建屋頂就麻煩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頂前，你得砌好牆。在你砌牆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從頭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還得用推土機平整土地，在正確的地點挖合適的坑。對不對？”
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可他還是忽視了我全神貫注的、諂媚的凝視。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後又洋洋得意地轉向我。
“那好，假設你為自己建造一座那樣的房子。那會怎樣？當房子建好後，你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會是什麽？”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聲音說沒說出這個問題。他知道問題是什麽，他迫不及待要告訴我。
“窗戶在哪裏？”他攤開雙手，迫切地問。“就是這個問題。光線從哪裏進來？因為你明白我說的光線從哪裏進來是什麽意思，對嗎，鮑勃？我是說小說的觀點；文中蘊含的真理；還有——”
“啟示之類的，”我說，他用力地、快樂地彈了個響指，停止了對第三個名詞的繼續搜尋。
“是它。就是它，鮑勃。你說對了。”
就這麽定了。我們又喝了一杯薑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著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張做我的測試作業。他選的一次“經曆”是伯尼-西維爾就在出租車裏挽救了一對神經質夫婦的婚姻，他隻在那對夫婦爭吵時，通過後視鏡打量他們，說了幾句仔細斟酌的話。至少，大意如此。實際上卡片上是這樣寫的：
上層男人和妻子（帕克大道）在車裏開始爭吵，情緒十分沮喪，夫人開始叫著要離婚。我從後視鏡裏看著他們，我說了幾句，不久我們都笑了。關於婚姻的小說等。
伯尼顯得對我很有信心，認為我有能力把它寫出來。
在過道上，他小心翼翼地從衣櫃裏拿出我的防雨風衣，幫我穿上時，我有時間從容地看了看那些一戰時的照片——長長一列，都是用鏡框框住的泛黃快照，裏麵全是笑著的男人，胳膊搭著胳膊，中間的一張是閱兵場上的一個孤獨號手，遠處是灰蒙蒙的兵營，一麵旗幟高高飄揚，這可能是一本舊《美國點潮。提上褲軍團雜誌》的封麵照，標題寫的像是“職責”——優秀的軍人，挺撥筆直，立正站著的身影，連同他嘴上簡單、嘹亮的長號一起，加深了男子氣十足的氣慨，金星母親們如果看到一定會熱淚盈眶。
“我看你挺喜歡我那個小夥子，”伯尼憐愛地說。“我打賭你猜不出現在那個小夥子是誰了。”
威德-曼萊？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萊昂內爾-特裏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到他臉紅得意之前就知道了，那個小夥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許聽上去有點傻，我得說當時我對他有點小小的，但真誠的敬意。“哦，我簡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來神氣極了。”
“總之，那時候瘦多了，”他說著，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門口。我記得我低下頭盯著他那張愚蠢而鬆馳的大臉，試著在那裏尋找照片上的號手。
回家的路上，地鐵搖搖晃晃，我直打嗝，薑汁汽水的味道泛上來，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作家寫幾千字掙二十五美元也不錯了，有些作家混得比這還差呢。二十五美元幾乎是我在國內公司債、償債基金債券上耗去的四十個悲慘小時所掙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歡這第一篇的話，如果我可以每周給他寫一篇的話，就意味著收入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麽一筆收入，再加上瓊當秘書每周掙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去巴黎（也許我們在那裏碰不上格特魯德-斯泰因以斯拉-盧米斯，也許我寫不出《太陽照常升起》，但對我的海明威計劃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訴別人這個可能十分有趣：我將成為出租車司機的雇傭文人，建築工的建築工。
不管如何，那個晚上我沿著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沒有大聲笑著、叫著打斷瓊說話，圍著她扮小醜，那不過是我強迫自己靠著樓下的郵箱站了好一會，好讓自己呼吸平穩，讓自己變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這樣的表情告訴她這件事情。
“好了，但你覺得是誰來付這筆錢呢？”她問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會是誰？一個出租車司機可付不起二十五塊一周，不管持續多長時間，是不是？”
這事我可沒想過——隻有她這樣的人才會提出這樣致命的邏輯問題——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頭占了上風，讓她別管這問題。“誰知道？見鬼，誰又會關心？也許是威德-曼萊出錢。也許是什麽博士出錢。問題是，反正有人掏錢。”
“好了，”她說，“那麽，好吧。你覺得寫這樣一個故事得花多少時間？”
“噢，見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隻要花兩三個小時就可以把它打發掉。”
可是我沒有做到。我花了整個周六下午和晚上來寫一個又一個虛假的開頭；我沉溺於那對吵嘴夫婦的對話上，從理論上說，我無法確定伯尼從後視鏡中能看到多少，也懷疑在那種場合下，不管出租車司機能說出什麽來，那個男人竟沒有叫他住嘴，叫他隻管看路開車。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來走去，折斷鉛筆，把它們扔進廢紙簍，嘴裏吼著見鬼去吧；讓一切都見鬼去吧；顯然我甚至沒法做一個該死的白癡笨蛋般的出租車司機的該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過了頭，”瓊說。“噢，我知道會這樣的。你太文縐縐，別人受不了，鮑勃。這太可笑了。你隻要想想那些讀過或聽過的讓人傷感掉淚的東西。想想歐文-伯林。”
我對她說，別管我，如果她還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馬上把她的歐文-伯林塞進她嘴裏。
但那個晚上，正如歐文-伯林自己曾說的，某種奇妙之事發生了。我編完了那個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著，我搬來木材，砰，砰、砰——牆砌起來了，屋頂也搭好了，可愛的小煙囪也豎在頂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戶——大大的、四方的窗戶——光線可以照進來，沒有一絲陰影，陽光下的伯尼-西維爾是最聰明、最溫柔、最勇敢和最可愛的人，他曾說“朋友們。”
“寫得太好了，”瓊在吃早餐時跟我說，她讀完了那篇東西。“噢，寫得棒極了，鮑勃。我敢肯定這正是他想要的那種東西。”
確實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裏，一手端著薑汁汽水，一手拿著我那篇手稿讀著，手還有點顫抖，在我為他建造的小房間裏探索著所有感人而恰到好處的奇跡。我現在還敢打賭，他從沒有讀過那樣的文章。我看著他一扇窗戶一扇窗戶地探索，看著他的臉因為它們的光芒顯得十分神聖。讀完後，他站了起來——我們都站了起來——他握著我的手。
“美極了，”他說。“鮑勃，我開始就有種預感，你能寫好，但說實話，我沒想到你寫得這麽好。現在你心裏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訴你。我不開什麽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現金。”
從他那出租車司機靠得住的黑色錢夾裏，他摸索出一張五美元的鈔票，放到我手上。顯然他想隆重地把鈔票一張一張放到我手裏，弄得像個儀式，因此我站在那裏低頭笑著，等著下一張鈔票；我站在那裏，攤開著手，抬起頭，看見他把錢夾收起來了。
才五塊錢！直到現在我還希望我能衝著他咆哮，至少我要語帶怒氣，把那揪心的憤怒表達出來——這可以省卻以後多少麻煩——可是當時我隻是低聲而謙卑地問：“五塊錢？”
“對！”他腳跟著地快活地向後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說當初我們是怎麽定的？我意思是，你給我看的那張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臉上露出驚異和受傷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臉上啐了口唾沫。“噢，鮑勃，”他說。“鮑勃，這是什麽？看看，我們別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給你看過那張支票；我還可以再給你看一次。”他氣得運動衫的折痕處都一起一伏，一付義憤填膺的樣子，走到壁櫥那兒翻騰一通，把支票找出來。
還是那張支票，沒錯。金額還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麵在那人簽名之上，伯尼皺巴巴的簽名連同銀行橡皮圖章一起，現在都他媽的清晰可辨了。當然，上麵寫著：“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額。”
所以我並沒有被打劫——也許，隻是被騙而已——現在讓人惡心的薑汁汽水給我一種感覺，自己像個傻瓜，我敢肯定這種感覺歐內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從沒體會過。
“我錯了嗎，鮑勃？”他問道。“我錯了嗎？”他讓我再坐下，盡量微笑著跟我解釋。我怎麽可能以為他說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難道我不知道出租車司機拿回家的是什麽樣的錢？噢，某些自己有車的出租車司機可能是另一番景；但你們這些普通的出租車司機？你們這出租汽車公司的出租車司機？一周隻掙個四十、四十五，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掙個五十塊。即使像他自己，沒有孩子，老婆在電話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盡管去問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日子真不容易。“我是說，難道你覺得還有誰會為這樣的文章買單呢？你會嗎？你會嗎？”他不可思議地看著我，幾乎要笑起來，好似在說，如果有這樣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來到這個世上的。
“鮑勃，我對這個誤會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門口時說，“但是我高興的是我們現在把它說清楚了。因為我是說真的，你寫得真好，我有種感覺我們會成功的。實話跟你說，鮑勃，這周晚些時候我會再聯係你的，好嗎？”
我記得我是多麽鄙視自己，因為我竟沒有勇氣說聲別麻煩了，我隻是在向門口走去時，甩掉他慈愛地摟著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過道裏，又一次麵對那個年輕號手，我突然有種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預見到接下來我們要說些什麽。我會說，“伯尼，你以前在軍隊裏真是號手嗎？還是隻為了拍那張照？”
而他則不會有絲毫羞愧，單純的笑容裏也不會有一絲變化，他會說，“隻是為了照張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頭戴寬簷帽的號手會轉過身，照片裏精神抖擻的形象會慢慢鬆垮下來，從小號口上扭過臉去，那無聲的，沒有天才的兩片嘴唇從來吹不出個屁，我知道它會裝作沒看見我。所以我沒有冒這個險。我隻說，“再見，伯尼，”然後我就離開那該死的地方，回家了。
瓊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說她在這事上對我“很體貼”，如果是那樣的話，在那晚那種心情下幾乎能殺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對伯尼寬容得多。
貧窮、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著黃梁美夢——那種事。我能想象得出這些年他花了多少錢嗎？有多少辛苦賺來錢可憐就這樣掉進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無底洞裏去了？他又多麽幸運，用張自己偽造的作廢支票，終於釣到了一個一流作家。多麽感人，多麽“甜蜜”啊，他說“我要直接付你現金”時，已經知道我與那些作家的差別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對她說，謝天謝地，總算有一次我比她想問題要實際。“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他為什麽給我現金嗎？你知道嗎？因為他打算下個禮拜就把這個故事賣給該死的《讀者文摘》，賣十五萬美元，因為如果我有支票的複印件，就可以證明是我寫的，他就有麻煩了，這就是為什麽他直接付我現金。”
“你願意打賭嗎？”她看著我問道，既同情我又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愛而難忘。“你願意打賭如果他把這篇小說賣給《讀者文摘》或什麽別的地方，他還會堅持付你一半嗎？”
“是鮑勃-普林提斯嗎？”三天後，電話裏傳來愉快的聲音。“我是伯尼-西維爾。鮑勃，我剛從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家回來。我不想告訴你他跟都我說了什麽，但我要告訴你，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認為你棒極了。”
無論我對此如何回答——“他真的這樣說嗎？”或者“你是說他真的喜歡那故事？”——都有點不好意思，也足夠有效把瓊立即吸引到我身邊來，我現在還記得她一臉笑容，扯著我的襯衣袖子，好像在說，看吧——我跟你說什麽來著？我隻好把她推到一邊，搖著手讓她安靜點，我好繼續跟伯尼說話。
“他想把這篇小說給他在出版界的幾個朋友看看，”伯尼說，“他還想讓我再印一份寄給西海岸的曼萊。所以聽著，鮑勃，我們一邊等著看這篇小說能怎麽樣，同時我還想再給你幾篇作業。或者等等——聽著。”新想法讓他的嗓音渾厚低沉。“聽著，也許你自己寫會更舒服。你願不願意那樣做？你願不願意跳過這些文件卡片，發揮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頓上西區，兩個混混鑽進了伯尼的出租車。粗眼瞧上去，他們可能跟普通乘客沒什麽兩樣，但伯尼一下就看出來，因為“拿我來說，一個在曼哈頓的街道上開了二十二年出租車的人，多少有一手。”
當然，兩人中一個是典型的慣犯，另一個是個有點受驚的男孩，可以說“隻是個小阿飛。”
“我不喜歡他們說話的方式，”伯尼通過我告訴他的讀者，“我不喜歡他們給我的地址——曼哈頓最低級的夜粉放在紅色小總粉放在紅色小會——最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歡他們坐我的出租車。”
那麽你知道他怎麽做的嗎？噢，別著急，他沒有停車，沒有繞過去，沒有把他們從車後座拖出來，沒有挨個朝他們**踢去——根本沒有《載客中》裏的胡說八道。首先，從他們的對話中看出他們並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們去那個下等小酒館踩點（就是他們上車那裏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點才動手。不管怎樣，當他們到那個夜粉放在紅色小總粉放在紅色小會時，慣犯給小阿飛一些錢，“給，夥計；你就坐這輛車回家，好好睡一覺。明天見。”就在那當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動了。
“那個小阿飛住在皇後區附近，這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談話，所以我問他喜歡國家棒球聯盟冠軍隊中的哪個球員。”從那時開始，伯尼運用代代相傳的道理和完美溝通技巧，一直和那個男孩談著健康、幹淨的生活、充滿陽光、牛奶的話題，還沒到皇後區大橋時，他已開始把那男孩從犯罪深淵裏拖出來。他們在皇後大道上疾馳，好似一對熱衷於警昨晚剛洗的衣察體育聯盟的人在喋喋不休，到達目的地時，伯尼的乘客已淚流滿麵了。
“我看到他付錢的時候，咽了幾口唾沫”這是我為伯尼加上的說話方式，“我能感覺到這孩子身上有什麽變了。我對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樣，也許隻是個心願罷了。我知道我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裏，伯尼打電話給警昨晚剛洗的衣察局，建議他們第二天晚上在那個酒店附近安排幾個人。
千真萬確，確實有人試圖搶劫那家小酒店，隻不過被兩個可愛的好警昨晚剛洗的衣察給挫敗了。也是千真萬確，隻有一個混混被抓進監獄——就是那個慣犯。“我不知道那晚那個男孩去哪裏了，”伯尼最後說，“但我情願相信他在家裏，躺在床上，喝著牛奶，讀體育專欄。”
這裏有屋頂，上麵有煙囪；有窗戶，光線照得進來；這又是一篇讓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讀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機會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簽訂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萊主演的三百萬美元製作成本的電影。還有寄給我的又一個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與第三大道交匯處，一位虛弱的小個子老紳士坐在出租車裏哭了起來，伯尼說，“先生，我能為您做什麽嗎？”接著我花了兩頁半紙寫了我所能想象出來的最讓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個鰥夫；唯一的女兒很久前就嫁人並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過了二十二年的孤獨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過來了，因為他有一份他熱愛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業花房裏照料天竺葵。可是這個上午，管理人員通知他，他必須走人：他太老了，不適合這種工作了。
“隻在那時，”根據伯尼-西維爾所說，“我才將他所說的這一切與他給我的地址聯係起來——布魯克林大橋靠近曼哈頓這邊的一個僻靜處。”
當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計劃蹣跚著走到大橋中央，輕鬆地抬起那把老骨頭，越過大橋欄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碰運氣。“我想這時我該說點什麽”（對此伯尼的感覺是對的：若此處老人索然無味的哭訴再花去大半頁紙，這個故事從地基處就會脫節斷裂）。接下來是輕鬆活潑的一頁，有一半的對話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問老人，為什麽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兒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給她寫封信，這樣她會邀請他過去住的；但是，噢，不，他隻是一門心思不想成為女兒一家的負擔。
“負擔？”我說，說話的神態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麽意思似的。“負擔？像您這樣和藹的紳士怎麽可能成為任何人的負擔？”
“可是我還能做什麽呢？我能給他們什麽呢？”
“當他這樣問我時，幸好我們停在那裏等紅燈，所以我轉過身來，直盯著他的眼睛。‘先生，’我說，‘難道您不覺得家裏有人多少懂點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錯嗎？’”
好了，到他們到達大橋時，老人已決定在自動售貨機處下車，因為他說想喝杯茶，該死的砌牆就到此為止了。屋頂是這樣的：六個月後，伯尼收到一個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麵蓋著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郵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車車隊。你知道那包裹裏是什麽嗎？你當然知道。天竺葵盆栽。這裏還有煙囪：裏麵還有張便條，老人雋永的筆跡在上麵簡單寫著，“謝謝你。”我在故事裏也是這麽描述的。
從我個人來說，我挺討厭這一篇，瓊對它也沒把握；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寄出去了，伯尼很愛這個故事。而且，他在電話裏說，他妻子羅絲也喜歡這故事。
“鮑勃，我想起來，我打電話還有一件事；羅絲要我問問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來小聚一下。沒什麽特別的，隻有我們四個，喝點東西，聊聊天而已。你們願意來嗎？”
“哦，你們真是太好了，伯尼，我們當然願意。隻不過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話筒，與瓊緊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給我提供一個說得過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就那個晚上去，所以我們四人就湊在一起了。
“哦，好啊，”當我掛上電話，她說道。“我很高興我們要去。他們聽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著她的臉。“如果你打算坐在那裏，讓他們都覺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們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麽晚上的時間充當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間，就這麽說好了。如果你想把這事變成什麽本丁頓姑娘們為仆人們準備的花園派對，你還是立即忘了這事吧。你聽到了嗎？”
接著，她問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發現我想不想，她就告訴我了。她對我說，我是她這一生中遇到過的最大的勢利鬼、最大的惡棍、最徹頭徹尾、大嗓門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們坐地鐵去與西爾維夫婦小聚時，我們倆幾乎沒有任何交談。我無法告訴你後來我發現西爾維夫婦自己喝薑汁汽水，卻為他們的客人準備了一瓶黑麥威士忌時，我有多麽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個風風火火的女人，穿著細高跟鞋，束著腰帶，頭上別著發卡，她那電話公司接線員的標準聲音優雅得體，但卻冷冰冰的（“你好，真高興認識你們；請進；請坐；伯尼，幫幫她，她的外套脫不下來”）；天知道是誰開的頭，也不知道為什麽，但那晚上從讓人不快的政治討論開始。瓊和我對杜魯門、華萊士的意見不一，所以那年我們壓根就沒投票；西爾維夫婦都是杜威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於從感情上說我倆是溫和的自由派，羅絲為了尋找共同點，特意說了一個又一個的悲慘故事，每個故事都是關於布朗克斯區有色人種、波多黎各人殘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繪的令人不寒而栗之處。
但沒過多久情況就好轉了。首先他們都很喜歡瓊——我得承認我還沒遇到過誰不喜歡她的——其次，談話一會兒就轉到他們認識威德-曼萊這不可思議的事上來了。這又引起了一係列驕傲的回憶。“伯尼從沒從他那裏拿過什麽，可是別擔心，”羅絲向我們保證。“伯尼，告訴他們那次他在這裏，你要他坐下，閉嘴，你是怎麽做的。他真的那樣做了！真的！他就那樣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這個電影明星！他說，‘啊，給我坐下，閉嘴，曼萊。我們知道你是誰！’告訴他們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來，站起來重演那場景。“噢，你知道，我們就坐在那裏說笑著，”他說，“但不管怎樣，我真那樣做了。我就像那樣推了他一把，我說，‘啊，給我坐下，閉嘴，曼萊。我們知道你是誰！’”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邊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萊！”
沒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邊，喝著兌水的飲料，開始了男人間的聊天。羅絲和瓊則舒服地窩在雙人沙發上，羅絲狡獪地看著我。“我不想讓你你丈夫自我膨脹，瓊妮，但你知道科羅夫博士跟伯尼說什麽嗎？伯尼，我能告訴她嗎？”
“當然，告訴她！告訴她！”伯尼一手揮著薑汁酒瓶，另一隻手抓著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於眾。
“好吧，”她說。“科羅夫博士說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後來，我和伯尼挪到雙人沙發上，女士們到壁櫥那邊去了，我開始意識到羅絲也是個建築工。也許她沒有親手建這個壁櫥，可買這個幾百美元的壁櫥得分期付款，在內心說服自己自己所付出的努力顯然她自己做一個還多。那樣的一件家具可是對未來的一項投資；現在，她一邊跟瓊說話，一邊小心撫弄它，這裏擦擦那裏抹抹。我敢發誓，我知道她腦子裏正在琢磨以後的一場聚會。不用說瓊和我也會置身其中，（“這是羅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餘客人的名單也可以提前確定：威德-曼萊和他妻子，當然，還有他們精心挑選的好萊塢朋友；沃特-溫徹爾也會在那裏，還有厄爾-威爾遜和圖茨-紹爾及他們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還有那些雅士們，如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夫婦，以及他們這圈子裏某些人可能會出席。像萊昂內爾-特裏林們、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們、杭丁頓-哈特福們和萊斯裏-R-格羅夫斯們那樣的人——如果紐博爾德-莫裏斯先生夫人那樣的人想來，你可以肯定他們為了獲得邀請得玩多少花招。
瓊後來也承認那天晚上西爾維家裏有點悶熱；我現在說這個是為我自己後來做的事找個像樣的借口——1948年時我很容易喝醉，現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一個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間內唯一說話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那時我正在給他們解釋說我們四個都是百萬富翁。
難道我們沒有跳舞嗎？噢，我們一直把萊昂內爾-特裏林打得團團轉，把他推到房間裏的每一把椅子裏——“還有你，萊因霍爾德-尼布爾，你這狂妄，偽善的老傻瓜！你的錢到哪去了？為什麽不拿點錢出來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點瞌睡了，瓊因為我感到十分難為情，羅絲在一旁冷冷笑著，絕對理解丈夫們有時會有多煩人。我們站在過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張號手照片，心裏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燙手的問題提出來。可是這次我不敢肯定哪個答案讓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說，“就是照張相而已，”他也可能會說，“那當然是我！”然後走到衣櫥或壁櫥那裏，翻騰一陣，找出那把生鏽的軍號，我們四個隻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並攏雙腳腳跟，繃直身體，為我們吹出純潔憂傷的音樂。
那時是十月。我記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寫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維爾”的故事。我記得寫了個充滿喜劇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風光，從出租車的天窗裏探出身子，結果腰給卡住了。還有個很嚴肅的故事，伯尼就種族寬容長篇闊論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區棕色人種數量增加這個問題上他與羅絲總是夫唱婦隨，多少有點酸溜溜的）；我記得那段日子，隻要提到他，我和瓊就會吵嘴。
比如，瓊說我們真的應該回請一下他們，我對她說別犯傻了。我說我敢打賭他們不會指望我們回請的，她問“為什麽？”我幹脆不耐煩地簡單說，我們之間層次上的差別無法逾越，假裝西維爾夫婦能真正成為我們的朋友，或假裝他們真的想與我們交朋友都是徒勞。
還有一次，一個無聊之極的傍晚，我們去婚前最喜愛的餐館吃飯，幾乎有一個小時我們竟找不到可說的話題，瓊努力想讓對話繼續下去，於是舉起葡萄酒杯，十分地隔著餐桌靠向我。“為伯尼這次把你的小說賣給《讀者文摘》幹杯。”
“是啊，”我說。“沒錯，這可是件大買賣。”
“噢，別那麽粗魯。你明知道總有一天會成真的。我們就會掙上一大筆錢，去歐洲，想幹什麽什麽。”
“你開什麽玩笑？”她的話突然讓我很惱火，任何一個二十世紀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當受騙，這樣一個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這種頭腦簡單、無知的人生活了這麽多年，還將繼續生活下去，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點難以接受。“你怎麽就不能長大一點呢？你不會真的以為他有機會賣掉那堆垃圾吧，你會嗎？”我看她的眼神一定與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點像，那晚上他問我不會真的以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說“你會嗎？”
“是的，我會，”她說，把手裏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為你也相信。不然，繼續為他幹活不是有點可笑、有點虛偽嗎，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沒有再同我說話。
我想，真正的麻煩在於我們那時被兩件更為嚴肅的事情糾纏住了。一是我們剛剛發現瓊懷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眾國際的工作像償債基金債券一樣岌岌可危。
我在財經新聞科上班成了緩慢的折磨，等著上司慢慢發現原來我對自己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知；無論現在我如何可憐地想要學習本應掌握的知識，現在再虛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著腰趴在哢嗒作響的打字機上，腰彎得越來越低，擔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財經主編的手和藹而傷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簡單談幾句嗎，鮑勃？”）——每天這事兒沒發生對我來說就是種可卑的勝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從地鐵出來往家走，像個七十歲的老頭拖著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發現一輛出租車像蝸牛般在我身邊慢慢爬行，跟著我走了一個街區。這是輛綠白相間的車，檔風玻璃後我看到一張巨大的笑臉。
“鮑勃！怎麽回事，鮑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這兒嗎？”
他把車停在路邊，走出來，我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製色小塑料桶浸服的樣子：一頂棒球長舌帽，開胸套頭衫，腰上掛著個圓筒零錢包；我們握手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一天到晚收錢找錢變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樣疲憊不堪。
“請進，伯尼。”看到破破爛爛門口、肮髒的樓道，刷著白灰、貼著海報的牆壁，簡陋的大單間，租金可能還不及他和羅絲在非中心區房屋租金的一半，這讓他有點吃驚。我記得讓他發現我家如此簡陋反令我有一種波希米亞式的驕傲；我猜我有種自命不凡的想法，這不會傷害到伯尼，卻能讓他明白人們會貧窮與聰明兼而有之。
我們可沒能力為他端上薑汁汽水，他說一杯白水就好，因此這算不上什麽正式的社交場合。後來讓我不安的是，我記得他和瓊之間是多麽拘謹——我覺得整個拜訪期間他都沒正眼看過一下瓊——我在想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回請他們。有些事情大家總覺得不該是丈夫的錯，但如果真是丈夫錯了，妻子十有八綠細直紋短袖九要背黑鍋，這是為什麽呢？也許伯尼隻是覺得穿著出租車司機的製色小塑料桶浸服出現在她麵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麵前還好一點。也許他從來沒想到這樣一個美麗、有教養的姑娘會住在如此淒慘的環境裏，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訴你我今天來你這幹什麽，鮑勃。我想嚐試一個新角度。”他說話時，我從他眼睛而不是話語裏，看到我們這個長期建築計劃可能出了什麽大問題。也許科羅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終說了實話，我們那些可憐故事出版希望渺茫；也許科羅夫博士自己變得脾氣暴躁；也許從威德-曼萊那裏傳來的消息令人沮喪，或者更令人受打擊的是從威德-曼萊的經紀人那裏傳來的消息。或者僅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勞累後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勞，不管怎樣，他想換個新角度。
我可曾聽說過文森特-J-波勒第？不過他說這個名字時好像很有把握我不會大吃一驚，他立即就告訴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來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區的州民細直紋短袖我主黨議員。
“這個人，”他說，“是個不辭辛苦幫助別人的人。相信我，鮑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級競選人。他真正是個人民公綠細直紋短袖仆。而且，他新加入民細直紋短袖我主黨，打算競選下一屆國會議員。我的想法是這樣的，鮑勃。我們來拍張我的照片——我有個朋友會無償做這個的——我們從出租車後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盤扭過頭來，臉帶微笑的樣子，像這樣，明白嗎？”他滿臉笑容，轉過身子，展示給我看照片應該像什麽樣子。“然後我們把這張相片印在小冊子的封麵上。標題就叫”——這時他手在空中比劃著黑體字母——“小冊子的標題就叫‘來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冊子裏麵我們有個故事——跟你寫的那些故事沒什麽兩樣，隻是有點小區別。這次我要講一個故事，說明為什麽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們需要的國會議員。我不是說一堆政治言陽台對角繃著論，鮑勃。我的意思是真實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這有什麽用。你不能編一個故事，來說明為什麽有人是我們需要的國會議員。”
“誰說不能？”
“不管怎樣，我以為你和羅絲都是共和黨人。”
“從整個國家來說，我們是共和黨人，但具體到地方，我們不是。”
“好吧，見鬼，伯尼，我們剛搞完選舉。兩年內不會再有別的選舉了。”
但是他隻是拍拍他的頭，做了個遙遠的手勢，意思是在政治上，一個人得有點遠見。
瓊在房間那頭的廚房區域，洗早餐的碗碟，準備做晚飯，我望著她向她求救，但她轉過身去。
“聽上去不合適，伯尼。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那又怎麽樣？懂？這種東西，誰又懂？你懂開出租車嗎？”
不懂；我也一點不懂什麽華爾街——華爾街，什麽鬼街！——但那是另外一個讓人沮喪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現在一切都不確定。目前我還是什麽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說我最近可能會——”但是我無法親口說出我在合眾國際社的工作有麻煩，我隻好說，“首先瓊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嗎！”他騰地站起來，握著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賀你，鮑勃，我想這是——我想這真是太美好了。祝賀你，瓊妮！”我那時覺得這種反應有點過頭了，不過也許這種消息很容易打動人到中年膝下無子的男人。
“噢，聽著，鮑勃，”當我們重新坐下時，他說。“這個波勒第的事情對你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我告訴你吧。既然這事隻有一次，也不會有什麽版權，我們就不是五塊而是十塊錢。這買賣怎麽樣？”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這家夥為人們做了些什麽好事？”
我馬上就看出來，原來伯尼對波勒第的了解也不會比我多多少。他是個真正的人民公綠細直紋短袖仆，僅此而已；他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噢，鮑勃，聽著。這有什麽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從不需要什麽幫助。聽著。你隻是告訴我，馬上給我一個主題。我一直在開車；在婦產科醫院門前，兩個家夥朝我揮手，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小雞仔剛剛出生，才三天大，他們快活得像雲雀。唯一的麻煩在於，這個小夥子沒有工作，什麽都沒有。他們剛搬到這裏，什麽人也不認識，也許他們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麽人。他們的房子隻租了一個禮拜，就這樣。他們身無分文。所以我帶他們回家，他們就住在我家附近，我們一路聊天，我說，‘聽著，夥計們。我想帶你們去見我的一個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議員。”
“當然。隻是我沒告訴他們他的名字。我隻是說‘我的一個朋友。’當我們到他那裏，我走進去，告訴波勒第這事情，他走出來，跟他們聊了幾句，給了他們一些錢什麽的。明白嗎？我剛才差不多說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來，誇張地在房間裏踱著步，這是好萊塢電影裏人們開會時才有的樣子。“等一會。在他給他們錢後，他鑽進你的出租車，你把他載到大廣場車站，那兩個波多黎各人站在街邊，對望著，那個姑娘說，‘剛才那個男人是誰？’小夥子看上去很嚴肅，他說，‘親愛的，難道你不知道？難道你沒發現他帶著麵具嗎？’她說，‘哦，不，不可能是那個——’而他說，‘是的，是的，就是他。親愛的，就是那個獨立國會議員。’聽著！你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麽嗎？聽著！他們聽到街區那邊傳來這個聲音，你知道那聲音在喊什麽嗎？”我單膝哆嗦著跪地，抖出了這個故事的包袱，“那聲音在喊著‘嘿，你，伯尼-西維爾——滾開！’”
寫出來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時幾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鍾，直笑得我劇烈咳嗽，瓊隻好過來幫我拍背；慢慢地，我緩過來後，我才發現伯尼根本沒笑。在我這通發作中，他一臉茫然，禮貌性地打了幾個哈哈。這時他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本來鎮靜的臉羞得一塊紅一塊白。我傷害了他的感情。我記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傷害，我恨瓊又走回廚房，不幫我擺脫這尷尬局麵，我也記得我開始覺得很內疚很抱歉了，好長一段時間房間裏死一般寂靜，最後我決定接受這份活，這是唯一體麵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訴他我決定試試時，他馬上高興起來。
“我是說你不一定得用這個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讓我放心。“那隻是一個想法而已。或者你可以那種方式開頭，再寫點別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寫出來就好了。”
站在門口，又是握手（我們好像一下午都在握手），我說，“就是說，這個故事十元，對嗎，伯尼？”
“對，鮑勃。”
“你真的覺得你該告訴他你會這麽做嗎？”他剛走瓊就問我。
“為什麽不？”
“好吧，因為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了，不是嗎？”
“瞧，能不能行行好，別再囉裏囉嗦？”
她兩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鮑勃。你為什麽說你會寫這個故事。”
“你為什麽這麽想？因為我們需要那十塊錢，這就是為什麽。”
最後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謂的建造。我花了一頁、兩頁、三頁寫這架老機器，我寫這個狗娘養的。我確實是從那幾個波多黎各人開始的，但不知為什麽我用不了幾頁就搞定了他們；然後我隻好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來證明他無與倫比的善良。
當一個公務員真的想盡各種法子幫助人們時，他會怎麽做呢？給他們錢，他就是那樣做的；不久我筆下的波勒第給出去很多錢，多得他都數不清了。現在情況成了這樣：在布朗克斯區，不管是誰，隻要有點拮據，他隻要鑽進伯尼-西維爾的出租車，說一句，“去波勒第家，”他們的麻煩就解決了。最糟糕的是我無情地確信，我盡我所能地寫了。
瓊沒有看這篇文章，我寫完時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進信封，寄了出去。大約有一周時間——伯尼那邊沒有傳來片言隻語——或者說在我們兩人之間沒有任何消息。接著，和他上次來訪的時間一樣，在一個煩躁勞累的傍晚，我家的門鈴響了。我打開門，看見他笑著站在門口，套頭衫上灑著幾點雨水，就知道麻煩來了。我知道我可沒打算聽任何廢話。
“鮑勃，”他說著坐下來，“我討厭這麽說，但這次我對你很失望。”他從衣服裏抽出卷起來的那份手稿。“這東西——鮑勃，這什麽都不是。”
“它有六頁半。那可不是什麽都沒有，伯尼。”
“鮑勃，請不要給我六頁半紙。我知道這裏有六頁半，但它什麽都不是。你把這人寫成了傻瓜，鮑勃。你讓他一直不停地給錢給錢。”
“你告訴我他給錢的，伯尼。”
“關於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說的，沒錯，也許他可以給一點錢，好吧。可是你一路下來，你讓他到處給錢，像個——像個醉熏熏的水手什麽的。”
我以為我會哭出來，但我說話的聲音來得很低沉，控製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問過你他還能做些什麽的。我可是告訴過你我不知道他媽的他還會做些什麽。如果你還想他做點什麽別的，你早該說清楚。”
“可是，鮑勃，”他說，為了強調，他站了起來，他接下來說的話，我後來回憶，好似腓力斯人最後絕望而永恒的哭泣。“鮑勃，你才是那個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來，這樣我可以居高臨下地看著他。我知道我才是那個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歲，可疲勞得像個老頭，我知道工作就快丟了，孩子就快出生了，與妻子的關係有點緊張；現在紐約市裏的每個出租車司機、每個不值一提的政客們的掮客、假冒號手都可以走進我家，企圖偷走我的錢。
“十塊錢，伯尼。”
他笑著做了個無助的手勢。接著他望向廚房，瓊在那裏，雖然我是想盯著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著他看過去了，因為我記得她在做什麽。她在擰一條洗碗巾，眼睛直盯著它。
“聽著，鮑勃，”他說。“我不該說它什麽也不是。你是對的！誰能說這樣一篇六頁半長的東西什麽也不是呢？也許這裏麵有許多好東西，鮑勃。你想要你的十塊錢；好的，沒問題，你會得到你的十塊錢的。我的要求是，先把這篇東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這樣。然後我們可以——”
“十塊錢，伯尼。現在就給。”
他的笑容一下子沒了生氣，在他從錢夾裏抽鈔票，遞給我時，笑容還僵在臉上，而我還來了場痛苦的表演，我仔細檢查這張十美元的鈔票，看看他媽的是不是真的是十美元。
“好吧，鮑勃，”他說。“那我們扯平了，對不？”
“沒錯。”
於是他走了，瓊飛快地走到門邊，開開門，大聲叫道，“晚安，伯尼。”
我覺得我聽到他的腳步聲在樓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沒聽到他的諸如“晚安”之類的任何回應，所以我猜他可能轉過身，朝她揮揮手，或者給她一個飛吻。接著從窗口我看到他從人行道上移過，鑽進出租車，開走了。這過程中，我一直擺弄著那張鈔票，折疊、攤開，再折疊、再攤開，我覺得手裏握著的是我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東西。
房間裏很靜，隻有我們兩人走動的聲音，廚房那塊區域蒸汽彌漫、飄散著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們兩人都沒胃口。“好了，”我說。“就那樣。”
“真的有必要嗎？”她詢問道，“對他那樣不友好？”
這時候，她的這句話，仿佛是她說過的話中最不忠誠的一句，最不體諒的一句。“對他不友好！對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請告訴我，我他媽該怎麽做？我是不是該“友好地”坐在這裏，而讓某個低級撒謊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車司機走進來，把我的血吸幹？這就是你想要的？啊？這就是你想要的？”
此時她做了這種時刻常做的動作，有時候我想我情願犧牲生命中的任何東西，也不要再看見這個動作：她轉過身，背對著我，閉上眼睛，雙手捂住耳朵。
這之後不到一周，助理財經編輯的手終於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寫到國內公司債券交投略微活躍這一段的中間。
離聖誕節還有一段時間時，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雜貨店裏當機械玩具的演示員，好歹可以讓我們熬過一段日子。我覺得就是在雜貨店的日子裏——可能是在給用錫和棉花做的小貓上好發條，小貓就會“喵！”的一聲滾過去，“喵！”的一聲又滾過來，“喵！”的一聲滾過去——不管怎樣，就是在那裏的某個時候，我放棄了腦子裏殘留的一點要按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種建築計劃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後，我找了幾份白癡活幹；接著，四月時，像春天總是突如其來，並給人帶來驚喜一樣，我被一家企業的公關部門聘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裏我在做些什麽根本不重要，因為那兒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麽。
這份活相當輕鬆，每天我可以節省大量精力作自己的事，我的寫作突然變得順利起來。海明威確實已被我拋棄，我轉到F-司考特-菲茨傑拉德模式上來；那麽，最起碼，我已開始尋找代表自己風格的東西。冬天過去了，我和瓊之間的關係緩和了些，初夏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了。
她打亂了我一、兩個月的寫作計劃，但不久我又回到寫作上，確信我越寫越好：我開始推平土地，挖地基，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劇長篇做好鋪墊。我一直沒有寫完這本書——我現在想起來，它是我一係列未完成的小說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歲月裏，它是令我著魔的作品，進展緩慢似乎隻是為了它寫完後更加優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風後麵寫作的時間越來越多，隻有在房間裏踱步時才會露露麵，踱步時滿腦子都是寧靜神聖的白日夢。那年年底，又是一個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瓊出去看電影，我在家裏照顧孩子。電話響了，我從屏風後走出來，拿起電話，聽道：“鮑勃-普林提斯嗎？我是伯尼-西維爾。”
我不想假裝我已忘了他是誰，可也並沒能馬上就想起我曾經為他工作過——我曾經卷入過一個出租車司機的可憐妄想裏。我停了一下，就是說這讓我略有遲疑，接著靦腆地張嘴朝著電話聽筒笑了，我飛快地低下頭，用沒握聽筒的那隻手理了理頭發，這是位高責重的羞澀表示——同時我心裏默默地發誓，這次無論伯尼-西維爾想要我做什麽，我一定不怕麻煩，盡量不傷害他的感情。我記得那時我多麽希望瓊也在家，這樣她看得見我對他有多和善。
但電話裏首先詢問的是寶寶。是男孩還是女孩？太好了！她長得像誰？哦，當然，自然啦，他們在這個階段還看不太出像誰。當爸爸的感覺如何？啊哈？感覺很好？好極了！接著，他開始用一種異常正式，低沉的語調說，“您太太還好嗎？”那感覺仿佛是一個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詢問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裏，她曾經是“瓊”、“瓊妮”和“甜心”，我怎麽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瓊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沒聽到她追出來向樓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許，他隻記得她手裏拿著洗碗巾站在那裏的樣子，可能埋怨她，認為是瓊慫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現在隻能告訴他，她很好。“你們怎麽樣，伯尼？”
“嗯，”他說，“我還好，”說到這裏，他的聲音一下子變得異常嚴肅，像在病房裏召開會議。“可就在幾個月前，我差點失去了羅絲。”
噢，不過現在好了。他安慰我說，她現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現在感覺還好；但當他開始談起“化檢”和“化療”時，冥冥之中無法說出口的癌症浮現出來，我有種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說，“她生病真是太讓人難過了，請一定要向她轉達我們的——”
轉達什麽呢？問候？祝願？無論是哪一種，我突然覺得，都帶有一種無法原諒的紆尊降貴的姿態。“轉達我們的愛，”我說。可話剛出口，我便恐懼得咬到自己的舌頭，我恐怕這聽上去是最最居高臨下的措辭了。
“我會的！我會的！我當然會轉達的，鮑勃，”他說，所以我很高興我那樣說了。“噢，別擔心，我不會談政治。是這麽回事。我現在找了一個真有才華的小夥子為我工作了，鮑勃。這個小夥子是個藝術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麽討厭、多麽複雜！你們知道當我聽他這麽說時心裏做何想嗎？我感到一陣嫉妒刺痛。“藝術家？”他是嗎？我要給他們看看在這個小小的寫作事業上誰才是該死的藝術家。
可是伯尼馬上又談起了“草圖”和“布局”，這樣我才收回我那一爭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風，心裏踏實好多，實在讓人啼笑皆非。這真是一種解脫！
“哦，藝術家，你是說，他是個連環漫畫藝術家。”
“是的。鮑勃，你該看看那小夥子畫的畫。你知道他怎麽做的嗎？他讓我看起來跟我自己一模一樣，可又有點像威德-曼萊。你看過這些連環畫嗎？”
“聽上去很不錯，伯尼。”現在這置身事外之感又來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備著點。也許他不再需要什麽故事——現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櫥的草稿供藝術家創作——但他仍然需要一個作家“寫對話和情節”，不管怎麽說好，他需要一個作家把藝術家畫的汽球對話框裏話填滿，我隻得盡量柔和、盡可能得體地告訴他，我不可能再幹了。
“鮑勃，”他說，“這可是真正的建築。科羅夫博士看了一次這些連環畫，他對我說，‘伯尼，把雜誌那事忘了吧，把書也忘了吧。你已經找到解決方法了。’”
“嗯。聽上去很不錯，伯尼。”
“鮑勃，這便是我打電話給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眾國際的工作很忙，但我還想也許你可以花點時間做一些——”
“我沒有在合眾國際工作了，伯尼。”我告訴他現在這份宣傳工作。
“好啊，”他說。“聽起來你真的飛黃騰達了，鮑勃。恭喜你。”
“謝謝。不管怎麽說，伯尼，問題是我現在真沒時間為你寫東西了。我是說當然我很願意，不是說我不；隻是因為寶寶占去了大部分時間，我還有自己的活要幹——我現在在寫一部小說，你知道——我真的覺得最好還是不再接別的活了。”
“噢。好吧，那麽，鮑勃；別擔心。我隻是說，你知道，在這件事上如果我們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寫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們將會取得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運。”
我發誓，你們可能到現在也猜不出他打電話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別一個小時後才突然想到：這次伯尼根本就沒想讓我幫他寫東西。隻是他以為我還在合眾國際工作，因此以為我跟這個辛迪加連環畫企業的核心部門關係密切。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我想到這個時我在做什麽。我在給寶寶換尿布，我低頭看著她圓圓美麗的眼睛，好像我盼望著她祝賀我，或感謝我，因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沒有讓安全別針碰到她柔嫩的皮膚，——我想起他說話時的方式時，正在給寶寶換尿布。他說“我們用得著你的——”時停頓了一下。
無論這個精心設計的建築計劃是否取決於“你在合眾國際的關係”，在這個停頓時，他一定放棄了這個建築計劃（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為我可能在報紙行業上還有穩固的聯係，就像以為科羅夫博士在心理學領域或威德-曼萊在電影事業上有所成就一樣），他隻好說“用得著你的寫作才能”。我在電話裏小心翼翼盡量不傷害伯尼的感情，其實，最後，是伯尼努力避免傷害到我。
老實說，這麽多年來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訴你們我每次坐進出租車裏都要湊近去看看司機後腦勺和側麵，這倒是神來之筆，可這不是真的。但有件事是真的，隻不過我才意識到，為寫封微妙的私人信件，我絞盡腦汁想一個恰當措詞時，我想起來：“今天我沒時間給你寫封短信，所以我還是給你寫封長的吧。”
無論我在說祝他連環畫好運時是否真心，我覺得在那一小時後我就是真心真意的了。現在我衷心祝他好運，好笑的是，不管有無聯係，他可能還是能把這些建成個什麽東西。在美國比這傻得多的都建成了龐然大物。無論如何，我希望他沒有對此喪失興趣，采取什麽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這次我不是發誓——我希望，不論老天爺什麽樣，千萬別讓他失去羅絲。
全部讀完這篇文章後，我明白它建得還不好。它的橫梁與托架，它的牆體有點不均衡，需要修繕，感覺地基有點脆弱，可能一開始我就沒能挖出一個正確的坑。但現在擔心這些也沒用了，因為是時候給它封頂了——向你們交待其他建築工人的情況。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萊後來怎麽樣。幾年後他意外死在床上，死於一個並非他妻子的年輕女人的床上，這事足夠刺激，夠小報們忙上好幾周的。你也能在電視上看到他演的老電影，每次看到這樣的電影，我都會吃驚，他是個好演員——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無法扮演一個不諳世事，心胸跟開闊出租車司機這樣的角色。
至於科羅夫博士，有個時候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幹什麽。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電視台都建立並開展了大規模的廣告戰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條聲明，標明為、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亞力山大-科羅夫博士所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家裏沒有電視機的青少年可能在成長時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兒心理學家、所有能言善變的自由主義者、幾乎所有的美國父母都對他口誅筆伐，當他們提到他時，不再有什麽可怕的著名之類的說法了。從那時起，我可以說，隨便哪一周《紐約時報》為了一個紐博爾德-莫裏斯能給你六個亞力山大-科羅夫。
接著該講講我和瓊的故事，這是我給你們的煙囪了。我隻得告訴你們她和我所建的東西倒塌了，早在幾年前就塌了。噢，我們現在還很友好——不會再有撫養費、監護權的法律之戰，或那之類的事情——就到這裏。
那窗戶在哪裏？光線從哪裏進來？
伯尼，老朋友，原諒我吧，我還沒找到這個答案。我不敢肯定這間房子裏有沒有窗戶。也許光線打算從建築工人馬虎粗糙的手藝留下的那些縫隙、裂縫中鑽進來，如果是這樣，你們可以確信沒人比我感覺更糟。老天爺知道，伯尼；老天爺知道，這兒總有個什麽地方會有窗戶的，一扇我們大家的窗戶。
（原載《譯文》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