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我的官樣年華，遭遇黑色幽默

1.五年前，我剛要步入官場，我的一位朋友卻進了監獄。我去探監時，難過地對他說，你不該用這種黑色幽默的方式，為我送行。

“中國最有責任感的貪官”，那位曾被主審法官如此戲謔的朋友老費，出事前是個局長，大權在握，風光無限。當局長的前幾年，他一直都很廉潔，作風也很正派。偶爾一次接受包工頭的宴請，喝高了，暈暈乎乎地被那包工頭“挾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頭點了一位絕色美女為他洗腳，因酒亂性，禁不住美色的誘惑，老費和那位美女發生了關係。

之後，酒醒過半，老費驚訝地發現那個女孩居然是個處女。他很過意不去，當即對那女孩子表態：“我會對你一生負責！”後來，他果真為她辦了招工手續。他害怕事情敗露，接著又為她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並在省會為她租了個門麵，將她安頓下來。不久，女孩產下一子。添丁帶口的，單靠工資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再維持下去，形勢逼得他開始受賄。

兒子七歲時，那女孩強烈要求轉正。老費被逼無奈，隻好回家騙妻子說，紀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辦個假離婚，把財產全部劃到她的名下，等風頭過後再複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馬便答應了他。辦好手續之後，老費從此便不再回家。費夫人發現了問題，跑到老費的單位一問，單位裏的人告訴她，老費再婚了，兒子都已七歲。費夫人怒火中燒，一氣之下跑到紀委舉報了老費，老費就此東窗事發……

和老費的經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卻是青色的。年少輕狂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當總理；參加工作以後，單位領導口頭給我封了個“總經理助理”，卻被總經理直接發配進廚房幹起了“幫廚”；被逼跳槽進報社，總編封我做廣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慣社領導的某些惡行與之發生爭執，“任命”被當即收回……我以為我這一輩子，注定是命裏“無官”，誰知卻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長的崗位！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一個漢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頭朝下的胎兒形，表示懷胎之意。後人之所以把“胎兒”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來，母親就給了他一個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員，是演黑色幽默還是演青色幽默，全憑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躊躇滿誌想大幹一場的時候，我居然以一種悲情的姿態，離開了副市長的崗位。像所有離任官員一樣，下“台”之前，我也選擇了“出遊”。2010年4月5日，闊別了29年之後，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崗市南化鎮。

特意選在這個時候回鄉，多少有些悲情：過了清明，我將離任。

家鄉早已不再是過去的樣子，雖然建了不少新樓，但用工業化粉飾過的新農村，與廣袤的田園極不相稱。那曾經清得見底的溝渠，現在淤塞得厲害，到處漂浮著白色的泡沫，和五顏六色的塑料袋，散發著陣陣惡臭。天空中彌漫著油膏的味道，讓人眩暈。我憎惡“中國防水之鄉”這個名號，它讓我找不到半點家鄉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還在，油菜花一地金黃。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擁吻，記憶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檔案。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孤兒，因父輩成分不好，新中國成立後不久被從藕池鎮下放到南化蓄洪院開荒。母親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在當時那個封閉的社會，這是一件很沒麵子的事兒，經常被當地那些會生兒子的農婦，罵得抬不起頭，飽受淩辱。

為此，父母發誓要生幾個兒子，於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黃昏，我來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時候，除了刮著八級大風，再無其他奇特天象。以至於許多年以後，妻子經常嘲弄我：“難怪你喜歡出風頭，原來是叫風刮的。”

妻子所說的“出風頭”，指的是我喜歡上網發帖表達意見。她不理解我，是因為不了解我。沒哪一個聰明人，願把自己放到枝頭，成為獵人的目標，之所以要做“意見領袖”，一切皆因骨子裏的民生情結使然。而這些情結，皆源自於我的父母，是他們讓我切身體會到了民間的疾苦。

為了養活我們姐弟七個，他們起早貪黑種植蔬菜，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用板車拉著一車以分錢論斤兩的蔬菜，步行20公裏，到縣城去賣，一直要賣到天色斷黑，才能返程，我們姐弟幾個，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遠望，等候父母的歸來。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我們在艱難中成長。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讀書格外用功。我成績雖好，但性格卻不好，特別叛逆。隻要老師在黑板上寫了錯別字，我就會毫不留情地當著全班同學的麵，給他指出來，讓老師下不來台。一位民辦監考老師，在監考時用鞭炮驅趕在門外圍觀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組，結果他丟了飯碗……1978年，南化大隊小學撤掉五年級，我不願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便獨自一人拿著優異的成績單，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場小學，找到校長要求轉學。校長佩服我的勇氣，竟破格收下了我，這件事曾轟動鄉裏。

不過，讓校長沒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於收下了一個麻煩。有一次公社教育組在我們小學上公開課，語文老師教我們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老師點我的名問我：“你的理想是什麽？”我張口就答：“我要當總理！”而在此之前，我連班幹部都沒當過。

2.我的回答，令現場所有人大跌眼鏡，一致認為我是“碰了腦殼沒縫針”。其實，我當時的想法非常簡單，我當上了總理，父母就不會再受欺負、受窮。後來到了初中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再次萌生了“要當總理”的念頭，而這一次動念，全是因為教育亂收費“惹的禍”。

1981年，父母落實政策返城，舉家遷回祖籍地相思縣郊鎮，在鎮上開了一家診所。四姐、大哥和我，轉入文勝中學就讀，除學費外每人還要交77元集資費，方能入學。這筆資金，對一個僅靠一家小診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絕對是一筆巨款。父母到處求人，希望給予減免，但沒有結果。開學一周之後，父母沒有湊到錢，學校教導主任毫不留情地將我們姐弟三人，趕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著書包，很沒麵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戶邊上，偷聽老師講課，越聽越傷心，撿起一塊石頭，在地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我家無錢又無權，豈能讀書焉？現在不如過去好，一人讀書七十七元錢！”結果，這首詩被教導主任發現了，他立馬通知我的父母，將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質敗壞，思想反動”。

父母無語，隻好把我領回家去。失學的那些日子，我隻能望著藍藍的天空發呆。我經常暗自流淚，痛下決心“要當總理”，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撤了那個教導主任的職務，讓天下讀不起書的人，都能走進課堂”。

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辛酸，一個連課堂都進不去的人，如何能當總理？以至於許多年以後，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亂收費。有一位被我撤了職的中學校長，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評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為，極有可能毀了一位未來的總理？”

第三次想當總理的時候，我已進而立之年。1998年某雜誌以《想當總理的年輕人》為題，報道了這一看似荒唐的事兒。當時萌生這樣的想法，源於一個新聞事件。1997年，我離開報社調回園林係統，為園林局長章文雄當秘書。章局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整天為市委市政府領導不重視城市園林綠化而苦惱。我給他出了個點子，建議他站在局長的角度，在當地黨報上發表一篇署名檢討，采取輿論倒逼的手段，引起領導的重視。

章局長采納了我的意見，親自撰寫了一篇長達2700字的文章《看大連，想雲夢：關於園林綠化的檢討》。文章在《雲夢日報》頭版刊發以後，立即轟動全國，新華社等17家中央、省部級媒體跟蹤報道，雲夢市委書記親自撰文給予肯定。

然而，媒介認同並不等於政界認同，市裏一位主要領導認為，章局長的檢討中傷了他（有許多群眾致信給他，說該檢討的不是局長，而是市長），懷疑有人乘換屆之機使陰謀，便將他找去嚴厲地訓斥了一頓。我的策劃，以失敗而告終。

從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這個怪物的個性，開始冷靜下來研究我所麵對的這個社會。沒人能夠理解我這與精神病人無異的怪異行徑。一個而立之年了連個股級幹部都還不是的平民子弟，憑什麽當總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來，當總理難，當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總理更難，在一個國民具有嚴重依賴心理的國家當總理難上加難。我們絕大多數國民總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寄托在“領導”和“組織”身上，確切地說，是寄托在總理一人身上，從來沒有想過假如我是“領導”、我是“總理”該怎麽辦？總理也是血肉之軀，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極限。共和國的總理固然隻有一個，但是，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總理，站在總理的高度，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出謀劃策，那麽，總理的壓力就會減輕不少，社會自然更加進步，國家自然更為繁榮富強。

於是，我開始埋頭創作《我要當總理》一書，以獨特的思維和視角，係統地從工業、農業、教育、科技、軍事、環保等方麵闡述自己的見解。很顯然，如此敏感的題材，不僅出版機構望而卻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也成了公眾的笑柄。在大眾看來，我是一個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瘋子。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瘋子，也肯定當不了現實中的總理，我這樣做的目的，隻不過是想盡一份普通公民對國家的責任。雖然我的這些方略，沒能夠上升到國家層麵，但我癡心不改，依然心憂天下，這些年來之所以不顧忌官場潛規則頻頻發帖議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鄉祭清明之前，我對張藝謀狠狠地轟了一炮。社會反響強烈，但江南政界卻出奇的平靜。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3.這種感覺如同回鄉一樣，被烏煙瘴氣的空氣，攪得心神不寧。我幾次要去找南化的書記鎮長論個長短，都被父親勸阻。父親勸道：“你以為你是石崗的副市長嗎？天下之大，你憂得過來？”

我一時無語。

難道憂患也有邊界？

原本打算在故鄉待個四五天，驟然間沒了心情。滿眼皆是清明幡子，四處飄散著對亡親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雖然貧窮，但沒被汙染的故鄉。

沒能進大學深造，或許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我在一篇帖子裏曾經抱怨。如果我早一點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為我與生俱來對漢字研究方麵的天賦，而把我錄進燕京大學。然而，抱怨又有什麽用呢？現實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殘酷，讓人難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這就是命運。

由於英語太爛，我注定成不了“漢語大師”。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學門外。父母苦苦勸我複讀，我死要麵子，反問：“古今中外有幾個大作家是讀了大學的？比如高爾基……我就不信我不讀大學就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那時，我的文學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熱情。

父母很無奈，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我成為社會青年。接下來，我沒日沒夜拚命地寫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著離諾貝爾文學獎的距離越來越遠，工作又沒著落，內心不知不覺出現了巨大的落差，由極度自信淪為了極度自卑。絕望中讀到了一則《招生簡章》：民盟雲夢市委開辦了一所向陽旅遊外貿職業學校，讀兩年發中專文憑包就業。文憑還在其次，能夠就業倒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猶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學校沒有固定的辦學場所，經常從這所學校搬到那所倉庫。老師都是從各高校臨時聘請來的，同學年齡參差不齊，最年幼的甚至連初中都沒畢業。在這樣的學校就讀，始終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以至於許多年以後別人問我畢業於哪所院校，我總是羞於啟齒，隻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學考試本科專業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學商學院。

很顯然，在這樣的學校裏，是不可能學到什麽專業知識的。日子倒是好打發。兩年時間一眨眼就混過去了，學校卻並未兌現承諾。父母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幫我搞了一個招工指標，好歹將我安排進了湘山公園。公園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島上最好的賓館——楓林山莊擔任總經理助理。剛上班就當了“官”，這讓我對美好的官場歲月，充滿了無限的憧憬。父母對這個安排當然是滿意的，他們希望我在這條“官道”上越走越遠。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會很關心地問我“混得怎麽樣”。我不願讓他們操心，總是回答說“很好”。直到那一年春節回家過年，終於露出了破綻。臘月二十九，父親早早地起床殺雞。他雖是一個骨科醫師，但對殺雞卻不得要領。殺第一隻雞時，脖子都快割斷了，雞卻還能到處奔跑，雞血滿地，雞毛橫飛，甚是恐怖。我看不過去，淡淡地對父親說：“讓我來吧。”

母親很是疑惑：平常掃把倒了都懶得扶的人，還會殺雞？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隻雞哼也沒哼就斷了氣。母親意識到了什麽，問：“你跟誰學的？”我回答說：“在山莊裏學的。”

母親聽罷，眼淚嘩地就流了下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不得已，我隻好講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莊總經理怕我對他的位置構成威脅，雖然骨子裏排斥我，但表麵上卻裝出一副栽培我的樣子。我報到的那天，他拍著我的肩膀對我說：“你們這些大學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細）是上麵派來的，遲早是要接班的。要當好總經理，一定要熟悉每一個部門的作業流程，並懂得成本核算。這樣，你先從廚房開始，也不要你動手，隻需細心觀察，搞清流程，懂得控製成本就行了。兩個月後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時間以後再去動力部……”

4.總經理的這番話，讓我感動得一塌糊塗，我覺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兩年之後我就能從他手上接過重擔。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我幹得特別賣力。我不能給人留下一個懶惰和高高在上的壞印象。盡管總經理說不需要我動手，但我還是從殺雞、剖魚開始，積極地幫廚，沒想到這一幫就是半年。半年以後，換部門的事遲遲沒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側擊地去打聽，總經理鄙夷地回答：“還真把自己當總經理在那裏搞，不曉得天高地厚！”不僅如此，他還跑到公園主任那裏反映我“大事做不來，小事不願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權謀無處不在。看來，這個總經理的位置是遙遙無期了……在一個大霧彌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號啕大哭一場，熬到天明之後，我走進公園主任的辦公室，以最快的速度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一個月後，我進《雲夢法製報》當了一名記者。

因為文學的緣故，我很熱愛記者這門職業，“無冕之王”讓我找回了久違的自信。因為自信，所以陽光，可以說，當記者的四年，是我最開心也最驚心動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慣那些陰暗的東西。我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俠，哪裏有不平我就會出現在哪裏。在雲夢新聞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記者。我曾因披露國有特困企業製售假冒湘山金針茶遭到近200名職工圍困，嚇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門。我還曾因報道“警騙勾結連環騙車案”被人追殺，差點死於非命。

最轟動的還是與官場黑勢力的較量。那幾年，雲夢的社會治安非常混亂，公安隊伍建設問題多多，接連發生了兩起公安幹警殺人事件，激起了極大的民憤。滿腦子想要匡扶正義的我，不知道什麽是害怕，懵裏懵懂采寫了一篇報道，把矛頭直接對準了雲夢公安局長，寫了一篇5000字的報道：《向公安局長討說法》。

文章一見報，就有自稱黑社會的人物向我傳話：“得罪了我老大，讓你不得好死！”後來，該局長親自出麵，讓我給他寫一篇正麵報道挽回影響。我堅決不答應。他威脅我說：“凡事莫做絕了，不然的話，到時候連自己是怎麽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讓，回答他：“邪不壓正，莫到時候你沒把我整死，卻先被法律給整死了！”我嘴上是這麽說，實際卻很心虛。我知道他的勢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會死無全屍。好在他很快就東窗事發了，攜全家逃到了國外。

然而，這樣的幸福生活沒能持續多久。當總編調離以後，報社的經營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每個記者都背負了沉重的發行和創收任務。我不願放棄我的新聞理想，強烈反對有償新聞和有償發行。報社領導勸我，“拍點小馬屁，吹點小牛皮；寫點小消息，賺點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狽”不堪呢？

為了拉攏我，社裏有位領導許諾讓我擔任廣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帶我到中堂縣林河派出所采訪。剛一落座，他掏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煙盒，當著派出所長的麵，掏出煙盒內僅剩的一支香煙，對所長說：“不好意思，隻剩一支煙了，就不給您裝了。”

所長很識趣，趕緊讓副所長買來兩條煙，每人給我們一條。此後他如法炮製，每人騙得了四條香煙。社領導的行為，讓我感到惡心，一回到報社，我就將這件事向社長做了匯報，希望大家引以為戒，注意維護報社形象。沒想到，報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對我的任命。第一次“為官”，就以這樣的結局草草收場。

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為了捍衛尊嚴，我不得不選擇離開。離開不等於頹廢，反倒讓我越挫越勇。一個星期之後，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雲夢日報》上開了一個專欄，連載官場漫畫小說《事關升遷的103個關鍵詞》，對官場的行徑給予了狠狠的抨擊。

即使後來我離開了新聞部門，借調到國家某部城建司風景名勝處掛職，也沒能改掉喜歡“抨擊”的“毛病”，相繼撰寫了“中國當代城市園林批判”係列文章，向國內一些名校權威開炮。《有園林無文化現象》、《理論恐慌》、《專家鈣慌》等一顆顆重磅炸彈，通過報紙投向城市園林界，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論戰。直至後來當上了“副市長”，我還是放不下這個情結，經常上網發帖，表達自己的意見。江南有一位已經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對我頗為關心，特意找到我說：“致遠啊，官場有官場的遊戲規則，莫到網上發帖了吧，對你從政有害無益。”

我毫不“領情”，固執地說：“哪有那麽嚴重呢，發帖總比打牌賭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對他說，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老領導歎了口氣，搖著頭離去。他的態度讓我頗感鬱悶：不知道是我頑固不化，還是他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