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下不了的黃鶴樓走不出的紅圍牆 (6)
身材魁梧、喬裝打扮後的，在我們這些衛士、醫生、秘書、公安部長……一大群人的簇擁下，走到田間，來到社員跟前想聊聊天，這實在是有點天方夜譚。社員們本來專心致誌地正在農作，見了這麽一位前後簇擁一大群人的不速之客，一個個眼睛瞪得老大，好奇、好笑，使得他們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活，眼睜睜地打量著眼前的這群神秘人物，特別是把臉和頭蒙得嚴嚴實實的。
“老鄉們好啊。”說話了，並且向社員伸出了手，可是社員們膽怯地一個個往後縮，而且把手藏到了身後。
火了，憤怒地用雙手將口罩、墨鏡、帽子稀裏嘩啦地摘下扔到了一邊。“我說不要麽，不要麽！”
“啊！是！”
“！萬歲——！”
這一下可不得了了，社員們像條件反射一樣地蹦了起來。那寬廣的田野裏到處是正在農作的農民兄弟，一聽主席就在他們的田頭，紛紛丟下手中的鋤頭和耕牛，立刻蜂擁而來，不一會兒就聚集了幾百人。
為了安全，我們衛士和警衛人員便不容分說，架起，迅速走出了“包圍圈”。
“你們讓我留下，讓我留下麽！”氣呼呼地嚷著，可沒有人聽他的，我們的任務是讓他越快離開現場越好。
又一次什麽目的都沒有達到，反倒招來了一肚子的氣。就這樣，一次一次地想突破“封鎖線”，可最後總是一次又一次以失敗而告終，日久天長，變得無可奈何。
“銀橋，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讓我接觸群眾，是不行的麽！”有時，他隻能在我麵前發幾句牢騷，希望得到我這個衛士長的一點同情。每逢這時，我便站在一旁一聲不吭地聽他訴說，也不去打斷他的話。我隻有一個想法：讓他出出心頭氣，這樣也許會好受些。雖然我內心極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動上必須站在中央的紀律一邊，因為我是衛士長，我的第一位最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好。
“主席，請坐下，我給您梳梳頭。”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梳頭能平靜一個人的情緒。
多麽可憐的啊，我梳著梳著，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淚。
“銀橋，你怎麽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擔點事該有多好啊！”一次，我說著竟“哇”地哭出了聲。
一把將我摟到他的懷抱，不停地拍著我的後背，兩眼溢滿淚花，什麽話都沒說……
說實話，革命一生，有過許多並肩戰鬥的老戰友，也有這樣的妻子，但真正了解內心世界的人極少。平常，與那些並肩戰鬥的領導同誌是從不談他個人的內心痛苦與憂鬱的。本來是可以作為妻子去分擔一份丈夫有時不便對外人掏出來的憂鬱和痛苦的，可從來沒有，反倒經常給找來麻煩，所以，也基本不在麵前亮出他的內心世界。我是他的衛士長，又朝夕相處在一起，加上他老人家總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時有什麽心裏話愛跟我嘮叨。雖然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無法替一個偉人去解脫什麽，但卻願靜靜地聆聽他老人家發泄心中的各種情緒。
在我跟隨他的十幾年間，這種情況很多。跟我談他心情的時候，很隨便，什麽時候都有，或在我為他按摩時，或在他散步時，也有他老人家專門把我叫來“聊一聊”的時候。久而久之，我們一老一少達成了很深的默契。
“銀橋，我和我家裏的事瞞天瞞地瞞不了你……我活著的時候你不要寫我，我死了以後可以寫，要如實寫。”我在《走向神壇的》和《走下神壇的》兩本書中，曾經記述過這樣的話。這是的原話，一點不假。我的理解是，在自己看來，有許多別人或外界並不了解的事情，我李銀橋了解，因此，他希望我向他的人民，向這個世界真實地全麵地介紹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而不是像許多人那樣，或把他當做神一樣去宣傳，或把他當做“魔鬼”一般去咒罵。
在活著的時候，有些事他自己也是難以辯解的，包括他在農業合作社、“反右”、“大躍進”、**中所犯的錯誤。他是黨和國家主席，對一些重大決策問題無疑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但許多事除了領導責任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恰恰是造成我們黨、國家、人民遭災的根由，而對這些，胸懷博大的又能說什麽呢？不了解事實真相和內情的人又總是把這種錯誤或悲劇都歸咎於我們的最高領袖。我非常讚同鄧小平同誌在評論犯的錯誤時曾說過的話：的一些錯誤，也有包括我們在內的其他領導人的責任，因為有些政策、決議，政治局是集體舉手通過的，出了問題，能說隻是一個人的責任嗎？事實就是這樣，作為曆史的見證人之一，我可以列出幾件這樣的事件，此處暫且不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於是中央對他老人家規定的行動紀律也便越來越秘密和嚴格。這是一生許多痛苦事中令人煩惱的一件。
為了盡可能地幫助他減少一點痛苦，作為衛士長的我，總是希望在不違反中央紀律的前提下，能創造一點“自由”給。
隻要心思到，機會總會有。
1956年，蘇加諾總統來華訪問，結束回國時，親自到機場送行。但飛機起飛後，忽然對我說：“銀橋，咱們找個飯館吃飯吧！”俗話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然我不能這樣做，在請示有關部門並征得同意後，我便向提議：“咱們吃羊肉泡饃吧，我在那個飯館吃過，很有味道。”
聽後即說：“行，聽你的！”
因為是早晨，飯館還沒有到營業時間，所以從安全角度考慮也比較保險，我便這樣“膽大妄為”了。即便這樣，我還是吩咐把坐的車和其他車輛停得相對遠些，怕引人注目。飯館門口設了兩個便衣哨兵，進飯館的就和我們身邊的四五個同誌。
“怎麽這麽早呀，同誌？”老板客氣地與我打招呼。
我說，好久沒來了，饞得慌，所以同幾位“朋友”一早就來了。老板一聽，很高興地給我們張羅起來。
座位上的不易被人注意，再說店主又忙著手中的活，飯館內又沒有其他顧客，所以我心中踏實了許多。我轉身瞥了一眼，見他臉上很快活地左右環顧著小飯館的一切。
熱氣騰騰的羊肉泡饃端上來了，並不怎麽愛吃羊肉，沒幾口便放下了筷子，剩下的時間便又開始打量這家平民開的小飯館。我知道他吃飯是假，出來看一看是真，所以心裏也會很高興的。
前前後後也就個把小時，可這一天一整天都很愉快。“銀橋，以前我最不愛吃羊肉之類的東西，嫌它有味。不過，今天的羊肉泡饃，還是很有味道。你說他們怎麽做的？”
我笑笑，沒有正麵回答，卻說：“下次有機會，我們再去。”
高高興興地點點頭，說：“對，下次再去。不過，得換個地方，看看什麽的也行，不一定要吃飯。”
當時我想，也就說說而已，他那麽忙，是很少有時間的。
可我想錯了。
一天，吃過晚飯，突然對我說：“銀橋，你忘了我們說好的事？”
我一愣，沒能想起什麽事來，便問：“主席，我們說好的什麽事啊？”
衝我詭秘地笑笑：“出去吃羊肉泡饃呀！”
壞了，他又想要溜出紅牆了！當時我心頭“咯噔”一下，希望能阻攔他，於是便打起了退堂鼓：“主席，現在都關門了，恐怕吃不上了。”
“哎，不一定非得吃羊肉泡饃麽，隻要出去走走，找個老鄉聊聊也就可以麽。”看來他是一定要出去了。無奈，我隻好向有關部門請示了。
也不知咋的，“上頭”竟破天荒地同意作一次“微服私訪”。
過程非常簡單：我陪他到北京市區的一個叫丁家花園的地方，到一個普通平民家看他們養的菊花。主人姓丁，是個上了年紀的老同誌。因為是喬裝打扮的，再加上主人可能眼花，另一方麵他也絕對不會想到中南海裏的偉大領袖竟然會跑到他的花房來跟他聊起養花之道，所以他始終沒認出。
雖然這次“微服私訪”的時間是短暫的，卻感到莫大的享受，回中南海的途中，我一直聽他老人家哼著京戲。
沒有比到人民群眾中與普通人進行無拘無束的聊天、談話更能使開心和快樂的了。久居紅牆內的他，多麽渴望熱熱鬧鬧甚至是罵罵咧咧的平民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至高無上的神，恰恰他是一個充滿生活味和感情味的人。他不情願過那種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深宮”式的孤獨生活，他向往熾熱的生活，向往充滿生機的環境。他的這種心情強烈無比，以致一次又一次地惹到了“麻煩”。“麻煩”多了，中央有關部門對他的紀律就越嚴格，最後終於使得他自己也慢慢失去了“走走”的信心了。
那是又一次“下不了黃鶴樓”的事件。事情發生在1958年8月13日這一天，當時，上午參觀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後，正逢午飯時，他堅持要到飯館吃頓飯，而不是到由天津市委安排好的地方去吃飯。
誰都強不過他，於是隻好就近選了一家飯館。那便是長春道的正陽春飯館。本來，天津市公安局對飯館作了布置，到處都是便衣哨兵，一般是不會有外人進得來的。偏偏吃飯時，大概感到憋得慌，便湊近窗口朝街頭瞅了一眼。事情就這麽巧，偏偏這幾秒鍾的時間，恰巧被飯館對麵樓上的一位正在曬衣服的婦女發現了。
“？！啊，是！萬歲！”那婦女先是驚喜，繼而便放開嗓子高呼起來。這一呼不要緊，正陽春飯館四周的人全都驚動了，聽說就在飯館裏，那興奮勁就甭提了。
不一會兒，大街上，小巷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邊喊口號邊朝飯館擁來。雖然他們沒有親眼看到，但那種對領袖的狂熱崇拜和熱愛之心，使得他們像潮水一般地從四麵八方湧過來。刹那間，正陽春飯館四周被擠得水泄不通，沸騰的人群高呼著口號，恨不得把飯館都給掀翻了。
我和衛士們以及隨從的有關同誌知道今天又要遇到麻煩了，因為這是繁華的城市街頭，撤都難撤。交通早已癱瘓，警察們也跟著群眾一起往飯館擁來，他們也想爭著看一眼。
“快點想辦法，這樣會出事的！”我著急地朝天津市有關領導說道。
卻在一旁樂嗬嗬地說：“不用擔心，讓我跟群眾說一聲就什麽問題都沒有了。”
“不行不行，您一露麵，一說話，會把整個天津市的幾百萬人全引到這裏來的！”我們幾個斷然不答應。想了想，也就沒有再說要出去了。
有人提議，請市委的領導出去跟群眾作解釋，勸導大家離開現場，好讓安全離開。可根本不頂用。群眾是非要見一見不可，無論我們怎樣地解釋、勸導，甚至乞求，群眾就是不走。
無奈，從中午一點左右一直到下午六點多，我們整整被圍困了五個多小時。後來，天津警備區想了一個辦法：派一個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輛“華沙”小轎車擠進人群，擠到正陽春飯館門口。一群剽悍精壯的戰士連同我們幾個衛士好不容易將連拉帶扶地保護上了汽車。身材魁梧，平時坐“華沙”是坐不進去的，那天竟然被戰士們硬塞了進去。
上了車，卻依然寸步難行。戰士們就分成前麵開道，後麵推車的兩股力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衝出了重重的“包圍圈”。
事後，一位天津公安局的同誌告訴我，他們在收拾現場時，光撿到的鞋帽、鋼筆和手表就達七筐半！
那年在北戴河，因為群眾喊萬歲，聊不成天而發脾氣。今天麵對天津市民的熱烈歡呼，看到如癡如狂的緊緊追隨他幾裏遠的群眾，他老人家的臉上露出了陶醉的笑容。
“又是一次黃鶴樓。”事後，他又隻說了一句話。
從這時起，隻要再露出“隨便走走”的意思時，有關部門就會立即搬出黃鶴樓和正陽春的例子，使不得不打消原本的主意。他偉大的一生，卻在“黃鶴樓”和“正陽春”麵前不得不止步。久而久之，他老人家也慢慢習慣了深居簡出的生活，也不像過去那樣，因為長時間見不到群眾而發脾氣了。
然而，他的心卻依然時刻想著他的人民，想著他的黨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