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華萊士，異軍突起的不幸的進化論先驅

在東南亞之南群島密布的遼闊洋麵上，一艘船身輕巧的木製普拉胡帆船艱難地顛簸穿行於兩萬四千多座海島之間的洶湧波濤上，一名身形瘦弱的年輕學者正乘坐著這艘簡陋的帆船，在馬來群島和印尼群島一帶來回風雨漂泊，目的是調查各島上繁榮而奇異的動植物，他將在這異國他鄉一直度過八年的野外考察生活。

這個人就是華萊士，一位身世不可與達爾文同日而語的貧窮而勤奮的年輕博物學家。1823年出生的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比一個叫做達爾文的英國同鄉遲出生了十四年。從此，他作為一個不幸的進化論先驅者的命運也就基本注定了。

華萊士沒有受到過係統的高等教育，但這並不能阻止他通過自學而在二十一歲就成為一位大學教師。華萊士並沒有被大學裏安逸而清閑的生活消磨了鬥誌，二十五歲的時候，那年春天，他說服了一名和他同樣年輕的昆蟲學家貝茨(HenryBates)一道去南美亞馬遜流域茂密的叢林裏進行自費野外考察。

沒錯，這個貝茨正是那個以發現並研究動物擬態現象而出名的貝茨。

與達爾文環海考察不同，華萊士在出發前就已對物種起源問題非常感興趣，所以此行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要尋找一種潛在的證據來證明他的某種想法。他相信，大自然的問題，答案隻能向大自然去尋求。

經過了四年艱辛收集和考察，期間甚至和當地的土著人進行了合作，華萊士得到了大批標本和一手資料，隻標本就有一萬五千多件，由於受到瘧疾的襲擊，他不得不決定回國。在回國之前，卻聽到同在南美考察的弟弟在幾個月前因黃熱病去逝的消息。華萊士忍住悲傷，把大批標本整理後隨船經大西洋運回英國。不久，他的另一個不幸也隨之而來：四年艱辛得來的標本和資料，在船上被一場大火付之一炬，華萊士甚至也差一點命喪火海。就這樣，他兩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國。

這對於一個有進取心的年輕人來說，當然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但與他後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相比，這隻不過是他所有不幸中的一個罷了。

勤奮的華萊士並沒有被命運之神打倒，雖然標本和資料沒了，但他還是憑著頑強的毅力和良好的記憶力，把考察的經曆寫成了一本書，對亞馬遜流域典型地區的生物物種和形態及生活史進行了詳盡介紹。這本書雖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但華萊士已深信物種是可以變化的，隻不過他還沒有找到變化的動力。為此，他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這次，他把目標瞄準了東南亞的馬來群島。

馬來群島位於東南亞洋麵，中國人習慣稱之為南洋的地方，是世界上麵積最大的島群，中國人熟悉的菲律賓呂宋島亦在其中。馬來群島正介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由蘇門答臘島、加裏曼丹島、爪哇島、菲律賓群島等無數島嶼組成，沿赤道東西走向綿延伸展約六千多公裏，分屬於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文萊等國。

因為地理環境特殊，群島氣溫常年保持在21℃左右，降水充足，繁衍旺盛，島上叢林密布，野獸橫行，飛鳥爬蟲，各逞其能，是博物學家的天然實驗室。

從1854年到1862年之間的八年，華萊士就一直待在這裏考察。在這裏，華萊士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西部群島上的生物與亞州大陸相近，比如胎盤動物眾多；而東部各島的生物卻與澳洲相似，也有很多有袋類動物。東西兩部之間的分界線，就是地理學上有名的華萊士線(Wallace’sLine)。

來到馬來群島的第二年，華萊士就打算著手寫一本關於物種變化的書，同時在《自然史年鑒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論文題目是《論新物種發生的規律》，明確提出了現有物種是由相近祖先演化而來的觀點。達爾文和賴爾都看到了這篇文章，達爾文並主動寫信給華萊士，表示“同意他寫的幾乎每一句話”。並告訴華萊士自己也有一些相關的思想，但現在還不能確定正確與否。

從那時起華萊士就開始和達爾文有了書信交流。令人遺憾的是，在通信中達爾文沒有向華萊士敞開心扉，他沒有明確提到自己的理論，隻是告訴華萊士自己在這方麵的研究可能會走得更遠。而且指明，如果要讓華萊士理解自己的工作，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所以華萊士不知道達爾文到底是怎麽想的，以至於一直認為他自己仍是獨自持有這種觀點。

作為後學，華萊士珍惜達爾文對他的鼓勵，並曾很興奮地寫信給好友貝茨談起了這件事。他告訴貝茨：他知道達爾文正在寫關於物種和變異的作品，而且還知道達爾文為此已準備了二十年。

華萊士繼續獨自在群島上大量采集動植物標本，研究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探究火山、淺海和島嶼的成因，八年間總計行程兩萬多公裏，收集了十萬多件動植物標本。

到達群島三年以後，也就是1858年，華萊士在濟羅羅島上再次遭到瘧疾的侵襲，不得不臥床休息。百無聊賴地躺在病床上時，和達爾文一樣，華萊士也想起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結合自己的考察成果，他最終想到了物種演化的動力，那就是自然選擇！狂喜之下，華萊士隻用了三天時間就寫了一篇論文來論證這個思想，並迫切需要找一位同行進行討論，不巧的是，他又想到了達爾文，因為他知道達爾文對這一問題也很有興趣，於是他就把那篇名為《論變種無限離開原始型的傾向》的論文寄給了達爾文，並要求達爾文看後把論文交給賴爾。在文中，華萊士明確提出了自然選擇的觀點，指出健全的物種可以生存，而薄弱的物種肯定會歸於死亡。

華萊士以自己單純而特殊的方式給達爾文帶來了巨大的煩惱。

達爾文收到信後的苦惱心情在文章開頭就已經描述過了，沒有必要讓達爾文為此而再痛苦一次。

可是達爾文仍然很痛苦。

他承認，華萊士獨自形成的理論簡直就是他將要完成的著作的摘要，而華萊士在論文中使用的詞句幾乎正是他這一著作中各章節的標題！苦惱無處排解時，達爾文寫信給好朋友賴爾說明了自己的難處。他告訴賴爾，雖然華萊士沒有說明要發表這篇論文，但他會寫信建議華萊士發表，然後又萬分痛苦地說出了自己心底的深淵，他為之苦思冥想了二十多年的理論將要麵臨著滅頂之災。爾後又心有不甘地指出，華萊士的論文對他來說，並無新鮮之處，他才是真正率先提出這一理論的學者，隻不過論文沒有拿出來發表而已，有多位科學界的朋友都可以為他作證，包括好朋友胡克。可是反過來，達爾文又非常擔心，如果自己和華萊士爭奪優先權，有一天可能會被後人所鄙視，甚至把他當成一個卑劣和低賤的人。對於一個看重名聲的紳士和知識分子而言，這實在是一道難以跨越的檻。所以他甚至想到了要焚毀自己的所有手稿，以此來保全自己的一世清名。

達爾文懷著矛盾的心情不斷地給賴爾寫信，不停地訴說著自己的苦惱，他直言自己簡直要癱倒了，請賴爾無論如何要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

也就在同時，達爾文的好朋友胡克當然也知道了這件麻煩事。胡克和賴爾利用自己在英國科學界的特殊影響力，為達爾文安排了一個折中的解決辦法。他們要求達爾文立即整理出一個簡潔的文章綱要出來，然後和華萊士的論文一道於1858年7月1日提交給林奈學會，經他人宣讀後在學會的刊物上同期發表。

華萊士對此解決辦法一無所知，仍然在馬來群島繼續他的考察工作，收到達爾文的信時事情已經結束了。1859年1月，華萊士給達爾文回了一封信，非常大度地表示同意胡克和賴爾的安排。華萊士並告訴達爾文，對他來說，能和達爾文同時想到自然選擇理論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需要說明的是，華萊士竟不知道自己的論文已被發表了。

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同時發表的文章並沒有引起什麽反響，大概是學術性的雜誌讀者偏少的原因。但學術界對此也缺少準備，林奈學會在當年的年度總結中曾提到，這一年沒有什麽值得慶祝的革命性發現。

但這件事自有其他意義，達爾文經此事刺激後，不再有任何拖延，在近一年半的時間裏迅速完成了二十年來沒有寫成的專稿，作品全名為《物種起源：生命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或優勢種生存的必然結果》。書一出版立即引起轟動，第一版一千多本當天就銷售一空，十二年間再版六次，此後傳遍世界，成為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一本重要作品。達爾文也因此而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並稱為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三大思想家。

在《物種起源》的最先幾次出版中，達爾文還經常提起華萊士的工作，並稱進化論是他和華萊士共同的孩子。但越到後來，他提起華萊士的次數就越少了，華萊士的名字終於和古生物學研究中的一些化石一樣，變成了人們談論達爾文主義時偶爾提及的名詞而已。

關於這一公案，至今仍有人指責達爾文對華萊士不公，並涉嫌抄襲，不過華萊士本人對此卻一向大度。他先承認，自己的那篇論文如果沒有達爾文的影響，將很難發表，即便發表，事實證明，也不會有什麽影響。對進化論的完善和傳播，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所以，華萊士堅決把優先權讓給了達爾文，他寫信給達爾文說：“我將永遠堅持進化論是您個人的成就。”此後華萊士出版自己的論文集時，書名就是《達爾文主義》，這一名詞一直沿用到了現在，成為自然選擇進化理論的代名詞。

那麽，華萊士到底虧不虧呢？

有專門的科學史研究者指出，華萊士當年提交給達爾文的論文中提出的理論要點與達爾文是有所區別的。華萊士眼裏的環境，是一個一手拿標杆、一手拿砍刀的冷血暴徒，凡不符合標杆要求的生物變種全部被砍掉，也就是被自然淘汰了。而符合了標杆要求的一律不需要緊張，也就不存在競爭。根據這種機製，隻要標杆不變，那麽物種就不需要變，當然也不能變，因為變的都被砍掉了。所以，隻有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物種才會隨之發生變化並遺傳下去。在他這裏，環境變化是物種變化的前提。尼科爾森認為，這一觀點算不上是嚴格和正確的自然選擇。

而達爾文的理論不是這麽表達的，達爾文眼裏的環境是不拿標杆的，不設標準，也不動手砍人，而隻是無動於衷地站在那裏，砍人的工作由生物自己完成。但他有一個容量，他隻容許一定數量的生物存活，至於誰活下來，由生物本身互砍的結果決定。

一個不一定確切但更方便的比喻是，華萊士開了一個學校，這個學校有一個入學分數線，凡是達到分數線的一律可以入學，且人數不限，上線就錄取。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凡是有把握拿高分的聰明孩子，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參與競爭了。

達爾文也開了一個學校，與華萊士不同的是，這個學校不設分數線，而且招生人數變動較大，在競爭排行榜中名次靠後的，隻能自認倒黴。為了盡量排名靠前，考生隻有不斷地相互競爭，每一個考生和其他考生都是競爭對手，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個學校要招多少人。所以，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持續戰爭。這種生物個體之間的戰爭才是自然選擇的要旨所在。

簡而言之，華萊士在論文中認為，自然選擇隻發生在變種之間，原本已經適應了環境的沒有發生變化的物種是不需要競爭的。而達爾文則強調所有個體一直處於不斷的競爭中。

基於此種分析，尼科爾森認為華萊士1858年提交給達爾文的論文在理論水平上要比正版的達爾文理論低一個檔次，還算不上是純正的自然選擇理論。

此外還有一點，華萊士的研究不涉及“人”的問題。

《物種起源》出版並引起轟動的時候，華萊士仍在馬來群島，一直到1862年才回到英國，後於1869年整理出版了考察傳記《馬來群島》，出版商為了暢銷，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副標題：“紅毛猩猩與天堂鳥的故鄉”，銷路果然很好。這不是一本關於自然選擇的書，倒更像是一本地理學著作。華萊士在書中記述了他在森林茂密的群島間流浪和考察的所見所聞，描述當地奇異的自然景觀、動植物異事和土著趣聞，由於圖文並茂、內容豐富，後來也一直暢銷不衰，至今仍具非凡的參考學術價值。

據說《馬來群島》初版時，華萊士為了避免被人誤認為是在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爭鋒頭，特意將此書獻給達爾文，以表達對達爾文的敬意。他與達爾文在自然選擇理論問題上的這一段故事，也成為了科學史上有關學者大度和謙讓的著名的軼事。

雖然後來華萊士在性選擇問題上和達爾文發生了分歧，但基本仍屬於學術範圍內的爭論。他認為自己比達爾文還要堅持達爾文主義，不過後來他關於人和人腦及思維的研究卻成了一個確鑿的錯誤，最終沒能擺脫上帝的影子，成了一個不可理喻的唯靈論者，不折不扣地站到了達爾文的對立麵。

這已經是後麵要講的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