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憤怒的一腳

春節過後不久,趙紅兵就安排轉業了,趙爺爺全家和二狗家都為這件事兒高興,惟獨二狗和趙紅兵的哥哥的兒子趙曉波高興不起來,因為成天帶著二狗他倆到處拿個彈弓打麻雀和堆雪人的叔叔要去上班了,隻能周末陪二狗和曉波玩了。趙紅兵的彈弓準極了,用土製的彈弓打麻雀,三發必有一麻雀落地。小時候玩過彈弓的應該知道,這個成功率相當高了,因為有很多麻雀被彈弓打了以後不一定落地,被打到以後飛走也十分有可能,隻有打麻雀的頭才可以一擊落地。不怕大家笑話,二狗玩了9年彈弓,玻璃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但是楞是一隻麻雀都沒打下來過。

趙紅兵被分配到了我市的銀行工作,人民銀行的辦公室。所謂辦公室就是負責招待客人,幫領導安排安排活動啊什麽的地方,是個肥差。由於趙爺爺已經當上組織部部長的原因,加之小夥子長的精神,穿的利索,雖然當了幾年的大頭兵,但是人看起來還是溫文爾雅,身上沒有經曆過戰火的匪氣。人民銀行的行長一眼就看中了他,心想把這小夥子放在辦公室,肯定提高銀行的形象啊!

可接下來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人都沒想到的。

1984-1986年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動蕩可能根本不弱於90年代的國企改革時中國社會的變革,經曆了幾十年公有化改革的社會又在向私有化方向改革,中國這艘巨輪在海上航行了三十幾年以後又掉轉方向向另一個方向駛去,整個中國變得生機勃勃的同時許多現象也滋生了開來。

發生的這件事,放在現在肯定不算,如果有人現在去紀檢委或反貪局去告狀說誰誰誰因為這事兒,那肯定被人家紀檢委或者反貪局的人說這告狀的人有病。

1986年我市就有這麽個有病的人,這個有病的人就是趙紅兵。

趙紅兵所在的辦公室經常需要招待一下其它銀行來的客人,省行來的客人之類的。幾天下來,趙紅兵已經十分看不過眼了。這些人來了下麵號稱視察工作,其實來這裏就是吃吃喝喝,燒雞什麽的人家根本不願意動,隻愛吃當時流行的什麽”焦溜裏脊””糖醋魚”什麽的,喝酒隻喝茅台和五糧液。上午來視察工作,中午就喝的爛醉,下午連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銀行的招待所裏。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龍活虎的大吃大喝,一桌子10幾個菜基本沒人動,90%都是廢品。

然後這個叫趙紅兵的病人有點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國家的糧食和肉。

這個病人開始琢磨:我才當兵出去幾年?走的時候很多人可是連飯都不上。才這幾年咱們國家啥時候富到這地步了?整盤子整盤子的肉都倒掉?一個領導下來就要十幾個人陪?這個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裏的病人可能沒想到:他去當兵這幾年,國家是比以前富裕了點,但是也沒富裕太多少。他所見到的現象不是因為富裕了,而是因為了。

趙紅兵上班第十二天的中午,又是省裏的領導下來開會。開會半小時然後山吃海喝3小時。一直折騰到下午3點他才回到辦公室。主要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姓李,叫李樹森。也是他的直屬上司,回到辦公室時醉意更濃,而趙紅兵由於也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所以也去陪著喝了點,沒喝多。當然,這隻是據趙紅兵說他沒喝多,根據二狗對他的了解,二狗認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為他這人不喝酒正好,一喝就多。二十幾年來無一例外,沒人知道他的酒量是多少,有人說是八兩,有人說是一斤,還有人說是兩斤。因為他極少喝酒,但隻要喝酒則隻喝白的,至少一斤,多則四斤,唯一不變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二狗最清楚,他的酒量是五錢,也就是半兩,還得說是38度的低度酒。

趙紅兵這個自稱沒喝多的病人踉蹌的走進了辦公室,一進辦公室他就看見辦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著”繞把子”電話在打電話:當時咱們國家還沒有程控電話,起碼我市是沒有。所有電話都是”繞把子電話”,先接郵電局話房,然後告訴她轉哪裏,人家再給轉。趙紅兵一聽,李主任正在跟話務員說轉市賓館,趙紅兵心想:這才吃完回來就又要訂桌了?晚上又要了?又要浪費了國家的錢和糧食了?

他借著點酒勁抓住李主任的手,掛掉了電話。

李主任笑嘻嘻的噴著酒氣說:“小趙,別鬧,李叔辦事呢,給領導晚上訂桌呢”。

趙紅兵說:“沒跟你鬧,怎麽,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說:“是啊,怎麽?不吃怎麽辦?”

趙紅兵說:“你們就這麽糟踐國家的錢?”

李主任終於從語氣中聽出來這不是在跟他開玩笑了,說:“小趙,你難道今天中午就沒去喝酒嗎?難道你就沒糟踐國家的錢嗎?”

趙紅兵一時有點語塞,說:“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會去”。

“你愛去不去,別擋著我打電話”李主任撥開趙紅兵的手,終於不耐煩了。

被撥開手的趙紅兵火氣上來了,操著他們趙家獨有的趙氏大嗓門吼了一嗓子:你們這幫蛀蟲,你們這幫蛆”(請注意,他喊的是你們這幫蛆,而不是”你這個蛆,他這是連行長一起罵了)

“去你的X的,你算個什麽玩意,你說誰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們在老山前線流血,就是為了保護你們這幫蛆嗎”

“你個臭當兵的別以為當了幾天兵就可以來教訓我了,誰用你保護”

“你別侮辱軍人!”

“你個殘廢不就是靠你爹才……”

這句話李主任沒能沒有說完,這也是李主任在之後的半個月裏最後的半句話。之後整層樓都聽到了山崩地裂似的一聲巨響,然後又聽見”嘩啦”一聲。

在醫院裏,醫生問銀行的同事”:他這是被什麽重物砸的胸部,肋骨骨折了這麽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了這樣”

“一個人打的”

“用什麽打的?”

“用腳踹的”

“踹了多少腳?”

“一腳”

“被什麽人踢的?”

“……”

據說醫生聽完以後楞了,這可能是他所接診過的病人中被踢的最慘的一腳,以至於他到最後在警察來問話的時候,他堅信這不是一個人打的,也不相信是隻踹了一腳。醫生可能不知道,在這一腳裏:有著趙紅兵對社會現狀的驚詫與憤怒,有著趙紅兵對斷指造成的自卑的發泄,有著趙紅兵對那些無恥嘴臉的憤懣,更有著他對現實巨大落差的恐慌。

十二年後,趙紅兵口中的這隻蛆終於被證實了的確是個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學時看見公審大會,旁邊有著一張榜。第五行寫著:原工商銀行副行長李樹森在擔任市工商銀行副行長期間,挪用公款XXXX萬圓用於賭博,現一審判決有期徒刑十一年。

二狗回家後興高采烈的去告訴了趙紅兵。沒想到,當時已經是黑道大哥的趙紅兵聽後沒什麽反應,隻是淡淡的說:“二狗,他隻是一隻蛆。你記住,那天我說的是”你們這幫蛆”。

是啊,一隻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國那麽多隻蛆能正法的完嗎?又有誰能正法的完?二狗直到那天才知道,趙紅兵那天那一腳踹的不是一個人。

在這之後的十四年裏,不知道為什麽。趙紅兵一直再也沒在任何場合中提到自己曾經是個當兵的,起碼二狗再也沒聽說過。即使戰友聚會在一起回憶當年一起當兵的事,趙紅兵也避而不言從不參與討論。

直到1999年夏天已經在外麵讀大學的二狗回家後聽到考到本市某高校的一個高中同學講了一個他認為的笑話,雖然已經過去了8年多,但是對話二狗一句都沒敢忘,以下基本是原文實錄:

“二狗啊,炸大使館的時候你們去遊行了嗎?”

“遊了,我嗓子喊啞了”

“我們也遊了,不過特搞笑”

“被炸大使館又不是什麽好事,有什麽搞笑的?”

“遊行那天基本全是本市幾個高校和中專的學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在遊行在最前麵口號喊的最響,別人都隻遊行了半天,誰整整遊行了一天?”

“誰?”

“紅兵,哈哈,知道不?紅兵大哥!他在最前麵,身後帶著費四等幾個大流氓,還扯著一麵條幅,遊的真歡,從城南走到城北,從城北走到河西,然後又走到棉紡廠。一路上那些小流氓地癩子一看紅兵在遊行,全加入了,從早上走到晚上,身前身後聚集了200多號流氓,染著黃毛的,紋著身的,光膀子穿拖鞋的什麽都有。走到中午,我們這些學生就都不行了,走到學校附近,人全散了衝食堂去了,紅兵領著那群流氓戰鬥力倒是真強,走了大半天水都沒喝一口。紅兵還跟學生說,他當過兵,費四也當過兵,小紀也當過兵。都打過仗,現在國家有難,隻要要他們,他們還去當兵,他們不怕死太搞笑了,他們這群奔40的老流氓,居然還想當兵?誰要啊?去了各個都是大兵痞。靠他們打仗國家早完了。同學都說:現在才知道黑社會也愛國啊。二狗你說他們這是出哪門子洋相,平時少犯點事少砍倆人什麽都有了””你說話真操蛋,不知道怎麽回事你別瞎說”

“二狗,你怎麽了,你這是怎麽說話呢?”

“滾!”

一向與人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見的對高中同學說出了“滾”字,是因為二狗沒有在他的言語中聽出一點點對美國炸我們南聯盟大使館的憤慨,沒有從他的眼神中沒有讀到一絲絲對客死他鄉的三名中國人的同情,更沒有從他的手舞足蹈的談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對此事的悲哀。

就這樣的一個人,他憑什麽舉著國旗去遊行?或許,他隻是想去湊熱鬧吧。

遺憾的是,6年以後的2005年,上海,人民廣場臨近延安東路的天橋上,加了一通宵班準備回家的二狗又親眼看見了一群嬉皮笑臉的舉著“抵製日貨”的大橫幅遊街的學生。看到他們那洋溢著興奮與激動的臉龐上那空洞的眼神,聽著他們喊著仿佛中國已經征服了全世界一樣歡快的“抵製日貨”口號聲,二狗實在不能跟著興奮起來,反而心中感到一陣又一陣的淒涼。

當時二狗還拉住了一個笑的最歡、喊的最響的男孩子問:“同學,這次是因為什麽遊行啊?是因為又去參拜靖國神社了還是………?”該同學支吾半天,竟無法回答二狗的問題。二狗的心沉到穀底。二狗相信遊行的人群中真的有很多愛國且有思想的同學,並且也欽佩他們。但從心底,二狗鄙視在遊行隊伍中那些打著愛國的旗號以參加這盛大的集會為目的的人。

趙紅兵去遊行還要被嘲笑,那是因為他是流氓,他是黑社會頭子,他是幾進幾出監獄的人。二狗相信,經曆過戰火並為其付出了三個手指頭的趙紅兵愛國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遊行的其它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義成流氓,連愛國都變成了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