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世紀的中華帝國 (1)

1.盛衰兩極

19世紀初葉的中國，是一個偉大而繁榮的帝國。到了世紀末，中國進入了衰敗的最後階段。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末葉從事撰述的中國大曆史學家司馬遷，從本國的曆史中總結出盛極必衰、否極泰來的規律。早在司馬遷的時代，這就是一個反複了多次的過程。另一位中國名人歐陽修在公元11世紀從事著述，感歎人類大業的榮衰，往往被稱為天意，實際上卻是人為。19世紀的中國正是進入了這樣一個衰落的周期。這是一個悲劇的時代，一個王朝解體時總是如此。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垂死掙紮。它能苟延殘喘地活過那個世紀，真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主要是由少數偉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創造的，他們當中就有本書的主人公左宗棠將軍。

大清王朝憑借陰謀和武力於1644年誕生在分裂式微的中國，這是明朝的軟弱和失策導致的結果。新的王朝得益於幾代精力旺盛、卓有才幹的統治者的治理，中國再次成為偉大強盛的帝國，在滿人乾隆大帝的統治下達到輝煌的巔峰。乾隆於1736年登基，於1796年遜位，不願比他那位傑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他的兒子嘉慶從他手裏接過皇權，但乾隆實際上仍然控製著帝國，直到他於1799年去世。乾隆的謝世結束了中國曆史上一個真正輝煌的時代。乾隆開創性的治國之才奠定了強大的大清帝國，但他的繼承者們跟這位偉大的統治者屬於不同的類型。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喪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局，而這個過程如今已經完結。後來的滿人繼承了皇位，但未能繼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遺產，以及他非同尋常的堅忍。

乾隆去世時，中華帝國擁有最廣闊的版圖。它包括我們如今在地圖上看到的中國所有的區域，其中有滿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有一片地區屬於中國，它的麵積相當於或大於滿洲。新疆向西延伸到巴爾喀什湖，而浩罕國或費爾幹納承認中國的分封。尼泊爾、緬甸、安南、暹羅和高麗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雖然北京對於西南亞和高麗的事務在當時更多的是名義上的影響。這個強大的帝國大致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形狀，它的底邊是一條海岸線，從南邊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邊的鄂霍茨克海，它的頂角在中亞的浩罕。中國是世界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財富最豐的帝國。

嘉慶皇帝繼承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國家。在國內一些遙遠的區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在政府從來未能有效控製的土著部落中，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貴州、雲南和廣西等省。但是就一個幅員如此廣大、人口如此眾多的帝國而言，總體來說還是一個全麵安定的局麵。盡管乾隆發動過征戰，國庫仍然充盈，沒有欠下公債。中國人享有很高的物質繁榮，生活水平高於那個時期的所有其他國度。政府機器結構嚴密，同19世紀初葉世界上的任何國家一樣有效地運轉。

中華帝國在海外享有很高的聲望。歐洲人那時對中國的看法，跟半個世紀之後完全不同。歐洲通過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國文化。這些傳教士對中國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的著作在18世紀已經流傳頗廣，因此直到下一個世紀的早期，中國的事物在歐洲得到了高度的評價。早期的這些著作者訓練有素，能夠記載並講解中華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質。就物質文明而言，歐洲人較之中國人沒有明顯的優越性。機器時代的迅猛發展在這個時期還沒有在歐洲與中國的工業效率和軍事力量之間拉開很長的距離。隨著歐洲與中國在19世紀日益頻繁的接觸，兩種文明之間的差距才逐漸明顯起來。而且，審視中國的這些後來的觀察家，與那些學者型的耶穌會會員屬於不同的類型。他們是頭腦精明的生意人，把這個國家描繪成一幅不同的圖畫。不過，公允地說，在1800年，兩者軍事力量之間的差距並非很大，當時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可能成功地發動對華戰爭。

然而，西方國家正在創造性活動中享受極大的刺激，在機械生產線上尤其興奮，而中國人卻滿足於他們的現狀。結果西方國家在這些對於戰爭至關重要的領域裏很快就把中國人甩在了身後。隨著與西方交往的日益頻繁，產生了絕對不利於中國的後果。中華帝國的力量開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為受到西方的影響，同時還有一些綜合因素。中國人的夜郎自大使他們不願承認帝國力量的衰減，是一個不小的原因。

嘉慶皇帝不具備他那位著名的父親因以備享尊榮的才幹。他是一個軟弱的男人，耽溺於宮廷的享樂，心胸狹窄，容不下批評言論，花費很多心思去處罰令他不愉快的官員，忽略了治理帝國的大業。不久，這個國家之內相距遙遠的一些局部地區開始爆發動亂。漢人當中存在大量與清朝統治無法和諧的因素。

人口的顯著增長使事態進一步複雜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國的人口統計為1億2千5百萬，1812年的人口統計為3億6千2百萬。我們對這兩個統計數字的精確度無妨置疑，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口增長異常迅猛。上個世紀歐洲國家的工業革命伴隨有顯著的人口增長，這種趨勢得到了供應增長的補償，但是中國沒有。在這個國家裏，看不到任何新的生產領域，足以維持增長出來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對於有效生存資料的壓力，一直是與國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關的頭等重要的問題。饑荒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動亂和盜搶隨之而起。

人口壓力一輪更比一輪猛烈地挑戰有效耕地的生產能力，每年糧食收成的變化，在中國的某些地區導致極度的匱乏，甚至饑荒。這種情況在許多地區引發了大規模的盜搶和違法亂紀。這必然不利於那些大型水利設施的運行，而這些設施的功能實際上覆蓋了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整個中國。其中一些設施處於帝國政府的直接控製之下，例如黃河的管理機構。其他設施由省級政府控製，還有無數小設施由當地人合作管理。這些設施的設計目標是防洪排澇和大麵積灌溉。幾千年來，中國製訂了十分周密的整體水利計劃，目的是讓農民盡可能不為降雨量的改變所牽製。為了水利設施的正常運轉，農民需要和平的環境，而人口所需的糧食供應量，則取決於水利設施能否正常運轉。國內和平的維護必需一個強大的政府，如果一係列自然災害給人民帶來饑餓與不幸，中國人一定會歸咎於他們的統治者。

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秘密結社。會黨孳衍在這裏超過其他任何國家，而且往往跟朝廷作對。乾隆這樣的鐵腕統治者能夠把會黨壓得不敢冒頭，但在嘉慶時期，會黨在全國紛紛崛起。他們兩次試圖刺殺皇帝。一次是在守衛森嚴的紫禁城內，由於嘉慶的皇子及時趕到並用鳥槍射殺刺客頭子而被挫敗。這些企圖從上消滅君主的行動，據說是某個秘密會黨所為，他們的能量足以收買一些滿人——皇帝的貼身侍衛。嘉慶在1820年去世，他留在身後的帝國領土完整，但全國都有國力皇威嚴重削弱的大量征兆。

嘉慶的繼承者以“道光”名號治理國家。此人有幾分才幹，但不足以再現乾隆傳下來的統治力量。在上一代皇帝治下積聚了能量的造反勢力，開始在全國各地爆發出來。隻要列舉一些比較重要的造反運動，就能看出當時的動蕩不安和對當局的漠視。就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廣西發生了暴動，這個省份直到現代都是造反的焦點。山西在1822年和1835年發生了暴動，同樣的事情於1836年發生於貴州，1826年和1830年發生在雲南和台灣，1831年發生於江西，1832年發生於江蘇與湖北，1834年在四川，1836年在廣東東部和湖南，1832年至1836年在兩廣和湖南交界處爆發了非常嚴重的事件，造反領袖黃袍加身，自稱“黃龍王”。［1］

不過，帝國顏麵蒙受的最大打擊，是1839年至1842年與英國的鴉片戰爭。英國派出一支並不強大的軍隊，居然多次擊敗中國人所能召集的武裝力量，迫使他們贖回帝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封鎖了海岸線，切斷了大運河，中斷了首都北京的糧食水運，強迫中國人簽署了曆朝大清皇帝從未批準過的條約。如此的屈辱激起了反應，給當時已經大範圍開展的農民運動充注了動力。當道光於1850年駕崩時，造反的風暴席卷帝國，這是中國在大約4000年的漫長曆史中從未有過的情況。

農民運動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叫做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總的來說，它在中國的學生中享有最大的聲望，因為一些歐美國家與之發生過緊密的聯係，並且對這個運動的鎮壓起了不小的作用。雲南的杜文秀造反從1855年延續到1873年，使雲南的人口大為減少。撚軍從1853年到1868年肆掠山東、安徽、河南與直隸等省，有時堪稱羽翼豐滿。西北的回民運動從1861年延續到1877年，深刻影響了陝西、甘肅和新疆，以及蒙古相當大的一部分。這一係列運動中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在全世界曆史的任何一個25年間無疑都是無可比擬的。有人估計，太平天國運動使中國的人口減少了1億。［2］這個數字或許過於誇大了，不過，就1850年到1875年之間的整個戰爭時期而言，這個估計似乎並不非常離譜。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像清朝這樣在經曆了1/4個世紀的一係列動亂之後還能存活下來。除了國內的動亂，中國還進行了第二次遭到破壞的對外戰爭，從1856年打到1860年，這就是中國反抗英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清王朝正在各個方麵走向崩潰，隻有一樣東西十分堅挺，那就是它的虛驕——“臨終前的驕傲”。這在不小的程度上歸因於兩次對外戰爭導致的麻木不仁的優越感。中國人認為國家之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全世界不可能存在與北京皇位上的“天子”具有同等尊嚴的君主。滿人不是這種觀念的發明者。這個觀念和中國一樣古老，滿人隻是將它與帝國一起從明朝奪取過來。滿人應負的責任是，他們未能在戰場上成功地捍衛這種觀念，未能在這場爭論中勝出。在與西方人鬥爭的整個過程中，滿人在這個問題上並不比漢人官員表現得更為堅定。

事實上，已有證據表明，幾名受到西方國家影響的滿人高官，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比他們的漢人同僚要清醒得多，特別是在這場鬥爭的較早階段。坐在“龍椅”上麵的任何王朝所站的立場，都會與跟西方國家打交道時的滿人一樣。最終結果的差異，都隻能由用於支持這種觀點的武力所決定。這個古老的中國理念從根本上說並沒有錯誤，那麽錯在哪裏？錯在不能夠對他們所能召集的武力做出正確的評估。畢竟，沒有任何理由說4億人民不能就他們的對外關係製訂若幹規則。然而，隻有占有優勢的人才能成為規則製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