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性與財富 (2)

賽思·戈丁以《噴嚏營銷》①一書而聞名，後來他寫了一本《公司進化》②。這本書像90%以上的管理書一樣，是一本“主觀”的書，即作者提出了很多的主張，如“製勝戰略：不能僵化還要有性選擇”、“奴隸、農夫、獵人和術士”等等，但就其本質來說和進化論沒有多少關係。

《大狗：富人的物種起源》是一本將學術、插科打諢、文學想象熔於一爐的暢銷書。作者理查德·康尼夫是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的撰稿人，他寫了很多生物學著作，顯然對生物有深入的了解。然而這本書帶給人們隻是較為不錯的閱讀體驗，卻沒有真正地揭示出富人的物種起源。

《市場演進的故事》③的作者約翰·麥克米蘭曾經是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教授。像很多美國派的財經暢銷書一樣，該書主要是鼓吹市場經濟的，並沒有深入而實質性地涉及演化的問題。

艾·裏斯與傑克·特勞特合著的《定位》一書是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圖書之一。在該書出版了23年之後，其中的一位作者裏斯和他的女兒勞拉·裏斯合著了一本《品牌之源》。書中應用了進化原理，認為世界的產品不是通過融合而是通過分化發展起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思想，但這本書卻很難像《定位》一樣暢銷。其原因在於現實商業中的人，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或者無知，都在高舉融合大旗。好的東西未必適合大家的胃口，這是一個人們了解卻很難說清楚的規律在起作用。

“經濟學是建在沙地上的嗎？多數經濟學家都會堅定地回答：‘不是。’但大多數人也必定知道，經濟並不以完美的預見和均衡見長，而是要不斷地摸索與演變。這就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對經濟學本身幾乎沒有影響。”這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為埃裏克·拜因霍克的《財富起源：經濟學的進化、複雜性和激進改造》④（下簡稱《財富起源》）一書寫的書評中的一段話。拜因霍克的這本《財富起源》還是相當富有洞見的。

演化經濟並不是經濟學的一個主要分支，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但任何有關演化經濟學的著作都會提到哈耶克的名字，他的《致命的自負》就是從演化的角度考慮經濟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哈耶克寫道：

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這樣一件事情，它的準確表述，就是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種秩序的更為常見但會讓人產生一定誤解的稱呼是資本主義。為了理解我們的文明，我們必須明白，這種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它是從無意之間遵守某些傳統的、主要是道德方麵的做法中產生的，其中許多這種做法人們並不喜歡，他們通常不理解它的含義，也不能證明它的正確，但是透過恰好遵循了這些做法的群體中的一個進化選擇過程—人口和財富的相對增加—它們相當迅速地傳播開來……這種發展在經濟學中就像在生物學中一樣明顯。甚至在生物學領域，從嚴格意義上說，“進化的改變普遍趨向於最經濟地利用資源”，因此“進化也是‘盲目地’遵循著資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徑”。此外，一位現代生物學家也正確地指出，“倫理學就是對資源分配的研究”。所有這些言論都指出了進化論、生物學和倫理學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

把進化論和人性以及經濟結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書就是要嚐試深入淺出地解釋進化論之於人性和財富的深入而廣泛的意義。

進化是如何解釋曆史的

性選擇和自然選擇這兩種選擇力量，在進化論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重視、挖掘性選擇潛在的內涵是重要的。

把性和個人行為聯係起來是較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從生物的意義上看，生物體的任何行為、形態要麽就是對它本身的生存有利，要麽就是對繁殖競爭有利，要麽就是對兩者皆有利，除此之外，別無它圖。

生存的全部基礎在於獲得食物，或者避免成為其他物種的食物，例如免疫係統要與寄生物進行持久而複雜的鬥爭。根據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推斷世間的生物為何以這種形態存在，為何以這種方式行事。

假如在上述推演中，仍有一些無法解釋的形態或者行為方式，我們就要看看它對於繁殖的意義。比如西瓜為什麽長的那麽又大又甜？當然，這是人工培育的結果，它之所以具有這種對人有利的特征就非常自然。但是人工培育並不等於富於想象力的科學家憑空設計出西瓜，然後通過基因工程製造出來。一方麵，到現在為止，人類設計一個全新的物種還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另外一方麵，早在基因工程之前，人們就吃上了人工培育的西瓜了。於是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畢竟有某種原始西瓜經過人們一代又一代精心選種才成為現在的樣子，即使現在無法再從野地裏找到這個品種，也不會影響這個結論。

原始的西瓜雖然不如現在的西瓜這麽大、這麽甜，但它畢竟也是西瓜。而西瓜瓤的產生，從它本身的生存來看有點多餘，它隻要結籽、生長就可以了，生長出有利於其他生物食用的部分純屬費力不討好的事。

進化論學者就會告訴你，西瓜之所以長出甜的多餘的部分，其實是希望利於繁殖的一種“陰謀”。當“其他動物”囫圇吞棗地把西瓜吃下去的時候，西瓜籽進入了動物的消化係統，然後排泄出去，就會把西瓜的後代傳播到更遠的地方，西瓜後代的分布就會更為分散。而更遠的、更為分散的地方總是利於它的後代的繁衍的。看來西瓜也懂得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的道理。假如它不長西瓜瓤，不拿出一些好處和別人交換，就無法實現這個目的。

現在西瓜麵臨的現實則是香甜的部分都讓人吃了，西瓜子卻被丟在的水泥路麵上，或者垃圾桶裏，更可恨的是，人們還可能把它的籽炒著吃了。人們的這種惡性是西瓜始料未及的。人們還培養出來一些無籽西瓜，甘願將香甜的部分給人類，毫無自利的動機。這也並不影響進化論，進化論隻是一種邏輯，而沒有真實的目的，現在西瓜是否繁殖是由人來說了算的，人們要做出讓西瓜絕種的打算，西瓜也沒有什麽意見，隻是人們樂於幫助它繁殖，所以它以這種方式生活也挺好。對於西瓜而言，反正就是活著而已，它本身不會對瓜籽或者瓜瓤偏心。在野外生長的西瓜瓜瓤隻是瓜子的手段，瓜子才是目的。對於人工培植的西瓜而言，瓜子和瓜瓤都是目的。

我們用西瓜這個植物作為例子，是想說明，意識形態對於進化論而言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它不是一個自變量，而是一種被動適應的因變量而已。中央電視台的《人與自然》節目總結道：“對植物越是了解，就發現它越像動物。”這是非常精妙的。實際上，對人了解越多，也會發現其越像動物。

解釋動物的器官和形態時，和解釋植物是同樣的。但是，當我們解釋動物的行為時，尤其是解釋人類自身時，遇到了意識形態的障礙。進化論學者在解釋動物行為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尤其是理查德·道金斯那本發行量超過100萬冊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廣泛的觀察和研究表明，對於動物而言，如果它的行為不是為了生存，就是為了獲得繁殖上的競爭優勢。也可以說，這種生物行為方式之所以存在，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就是性選擇的結果。幾乎任何動物的行為都可以在這種分析框架下獲得較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於是，人們很自然地想到，這種分析框架能否適用於解釋人的行為呢？與動物相比，人的行為具有更多的文化因素，更多地受到意識形態而不是本能的支配。本書下文中會用較多篇幅來證明這種分析框架的可行性。

進化論學者首先發現，解釋人的行為的途徑在於性。與生存相比，性所能主導的行為方式更加複雜和花樣繁多。弗洛伊德是影響力最為廣泛的一位試圖用性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大師，不過他用的不是進化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來源於他的推斷，如他廣為人知的戀父情結和戀母情結（俄狄浦斯情結），但在進化論看來卻是不正確的。

從基因的意義上來說，有利於生物體健康的基因常常是顯性的，而不利於生物的疾病基因常常是隱性的。原因在於疾病基因若是顯性的則不利於生物體本身，於是就會殃及到基因的存活，所以隱性的“壞”基因存活的麵才大。這就像人們常常把自己好的一麵昭示眾人，竭力隱藏自己的陰暗麵一樣。從遺傳上來說，導致主導疾病的隱性基因在一個位置上出現，從而對後代不利。科學家對一些靈長類的觀察和對人所進行的一些統計調查也證實了這種推測。所以弗洛伊德的觀點盡管有影響力，卻未必正確。

眾多進化論學者都在性方麵下了很多的工夫，他們都試圖從這個入口發現人類行為方式的奧秘。他們的目標顯然是把那些無法解釋為“為了生存的行為”統統歸因於性。令人遺憾的是，與這種宏大的目的相比，收效寥寥。

最為顯著的努力是首先把炫耀式行為歸因於性，炫耀這個詞具有廣告的含義，財富如果超越生存需要就可以被看做是炫耀，開著一輛寶馬車或者組織一場豪華派對也可以看做是炫耀。

貪財和權欲

財富必定和貪財有關，人類的組織必定和權欲有關，人為何會對超過生存和繁殖意義的財富如此貪戀呢？人們又為何如此熱衷於權勢？很多人都把原因歸於性。馬特·裏德利在《紅色皇後—性與人性的演化》中寫道：

努力追求權勢，然後利用權勢贏得女人，生育子女；努力追求財富，然後利用財富勾引旁人的妻子，生育私生子。這個規則最早源於以一塊魚肉或者蜂蜜換取鄰居漂亮太太春風一度，一直到流行歌手殷勤地請模特跨進他的賓利汽車。雖然魚肉被換成賓利汽車，傳統可是一脈相承，沒有間斷過。財富和權勢永遠是獲得女人的手段，而女人是使基因永存的手段。

裏德利顯然想把諸如人類追逐權利、財富等歸根於性。希臘船王奧納西斯說：“如果沒有女人，世上的金銀財寶全都毫無意義。”亨利·基辛格則斷言：“權勢是最強力的**。”權勢、財富等雖然和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卻不能輕易據此推斷，是性選擇使人們具備追逐權利、喜歡炫耀、貪圖財富，進而推斷人的進化主要是性選擇的結果。

從古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到底是性選擇起主導作用還是自然選擇更為關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假如性選擇是關鍵，人類絕大多數行為就很容易與性聯係在一起。如果人是生存選擇的產物，要把人類的很多習性和性聯係在一起就有可能是比較勉強的。